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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来了两个“还愿”的

福贵说:“还真是。”焦裕禄说:“还有,你家房子破,可这院子不小。种点豆子、南瓜、丝瓜,吃的菜有了。靠这墙头弄上一架葡萄,有葡萄吃还有好景致。”福贵说:“还真是。”焦裕禄说:“这人呀,只要一想办法,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小鸡只有两只爪子,还能在土里刨食呢,对不对?但首先是你得勤快,你手脚一勤,啥都有了。可你要是懒了,光躺在炕上做梦,那梦一辈子也成不了真的。”

焦裕禄问:“福贵,想吃白面馍不想?”福贵说:“不想。”“真不想?”福贵说:“想也白想。做做梦还差不多。”焦裕禄说:“你这回不是做梦了。”福贵问:“咋?”焦裕禄说:“你想啊,我们帮你开荒的这块地是一亩四分,对不对?”福贵说:“队长告诉我的。我没量,管它多少呢。”焦裕禄说:“按兰考小麦平均产量,这块地种上麦子能收一百五十斤左右,对不对?这块地不错,都是草,长草的是好地。秋后再收四百多斤玉米也没问题,这一年就是五百多斤收成,你的吃饭问题解决了。这还不包括生产队分的粮食。”

福贵叹口气:“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一穷,越穷越猥。咱开了地,上哪儿弄麦种去?”焦裕禄说:“麦种你别愁,我替你解决。”

红薯片放在锅里,焦裕禄烧火。福贵说:“咱这里一年到头离不开这红薯:红薯丝儿红薯片儿,红薯轱辘红薯面儿。手沾黏,团团蛋儿,嘴里酸水不断线儿,去医院光要酵母片儿。”

福贵说:“我没钱买。”焦裕禄说:“我给你出钱。”福贵“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焦裕禄忙把他拉起来:“起来起来!”

回到家里,福贵问李林:“咱吃啥?”李林说:“吃你梦见的东西。”福贵说:“那就上炕,一人枕一块砖头,咱上梦里吃去。”李林说:“逗你呢,不早就说好了嘛,你吃啥,俺们吃啥。”福贵说:“家里只有红薯片了。”焦裕禄说:“就吃红薯片。”

福贵说:“大哥,你要早来一年,我媳妇也跑不了啊。大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自个儿抽了我身上这根懒筋。”

李林说:“别说‘四大’。”福贵说:“这个‘四大’不荤,叫‘四大不能得罪’:得罪了队长派重活儿,得罪了会计笔尖戳。得罪了保管抹秤砣,得罪了支书别想活。你记下来了?还有呢,‘要找干部不用问,见了瓦屋往里进。要问贫农不用找,三间茅屋半边倒’,‘大队干部盖房,小队干部养羊。社员没有饭吃,扒大轮子逃荒’。天晌午啦,收工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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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说:“这倒挺有意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福贵得意了:“爱听这个?早说呀。咱肚里可不老少。再说一个‘四大’……”

福贵与焦裕禄、李林一起翻地,他十分卖力,大汗直流。焦裕禄问:“福贵,这回流点汗,心里舒坦不舒坦?”福贵说:“舒坦,太舒坦了。一想到能吃白面馍,这劲就不打一处来。”焦裕禄说:“我昨天量了一下,你这块地不是一亩四,是一亩六分还多。”

李林问:“那你是几等人?”福贵说:“最多算个十等吧,‘十等人,耪大地,高粱地里放闲屁,队长听见不乐意,一天工分不给记’。”

福贵高兴地说:“是吗?那太好了。”焦裕禄笑了:“咱们翻了三天,就把这片荒地改造了,这就证明劳动能创造世界。不过呀,过好日子,靠一个人的能力还是不行,还得靠集体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对不对?”福贵说:“对。大哥你说啥我都觉得特在理。”焦裕禄说:“咱们呢,要总想着能给别人帮点什么忙,这样别人也会来帮你。你有一件好事,分给十个人,就变成了十个。你有一件愁事,分给十个人,你自己就只剩下了一点点。对不对?”

李林忙拦住:“别往下说,再往下没好话,太难听了。”福贵说:“还有‘四大舒坦’‘四大能’‘四大硬’‘四大软’‘四大红’‘四大绿’‘四大黑’‘四大白’‘四大慢’‘四大急’‘四大紧’‘四大松’,你们想听啥?”李林乐了:“咋回事,你肚子里净这些七荤八素的玩意儿?”福贵抓抓头皮:“那就说个新的。说啥?说个‘十等人儿’:一等人儿,当支书,明橱亮柜摆满屋,想吃哪户吃哪户,老婆孩子气儿也粗。二等人,当队长,瓜园一坐阴凉一躺,工分不少挣,粮食不少扛。”

福贵说:“太对了!”焦裕禄说:“沈大娘家的地晾了三天,该种麦子了,咱下午一块儿帮她种麦子去。”福贵说:“中,中,咱听大哥的。”

李林说:“俺也累了,等你讲笑话呢。”福贵说:“那我就说个‘四大累’吧,‘四大累’是拔麦子,脱大坯,开荒翻地……”

下午,福贵就和焦裕禄二人去帮沈大娘种麦子去了。

李林问:“梦见啥了?”福贵说:“梦见下馆子了,烧鸡、扒肘子、炖五花肉,还有烧饼、香油馃子,可劲造。正美着呢,不知咋就醒了。”

李林扶耧,焦裕禄和福贵拉耧,金色的麦种播进土地里。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一行人来了。支部书记说:“哎呀,焦书记,您来了六七天,俺是一点不知道哇!俺姓吴,是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这是大队长,也姓吴,这是大队会计……”

福贵伸个懒腰:“睡醒啦,睡醒啦!你们不知道我这人有个毛病,一到地头就犯困。”李林说:“做啥好梦了,又是吧唧嘴又是流口水儿,嘴都笑得咧到腮帮子了。梦见娶媳妇了?”福贵说:“没,没,咱从来不做那样的梦。从俺那媳妇跑了,就不敢再想这事了。”李林问:“你媳妇咋就跑了?”福贵说:“饿的。饿跑了。俺两口子只有一条裤,谁出去要饭谁穿,有一天俺媳妇穿上裤子去要饭,走了就没回来。”李林问:“咋不找她去?”福贵说:“俺没裤子,出不去门啊。后来发救济,救济了一条裤。也不想找她了,找回来吃啥?你们说俺刚才梦见啥了?”

焦裕禄说:“老吴啊,本来想帮大娘种完麦子就去找你们。”支书老吴说:“焦书记,咱村上都传遍了,说沈大娘家来了两个还愿的人,穿着补丁衣裳,带着被窝卷儿,帮人家翻地种麦子,干了两三天活儿,一分钱工钱也不要,还给担水扫院子,吃饭给饭钱。完了又去福贵家干活儿了。我心说还有这事?今天县农委的梁主任来,才知是您下乡到咱村了。”

福贵醒了,揉揉眼:“哎呀,翻出这么大一片来了?看不出来你们还真能干呀!”焦裕禄说:“你睡醒啦?”

老婆婆问:“你们……不是从县城北边来的?”支书老吴说:“大娘啊,这是咱们县委的焦书记啊!”老婆婆眼泪下来了:“县委……焦书记……儿啦,你真是咱共产党的好官儿呀!”

焦裕禄和李林刚翻了两垄地,福贵躺在地头枕着自己的鞋打起了鼾。咬牙放屁说梦话,快晌午了,还不见醒来。李林说:“他倒真拿咱俩当帮工了。”他拿小坷垃投了他一下。

福贵说:“大哥,你是县……县委书记?哎呀,我这上半辈子也没积德呀,咋就碰上你了呢!”焦裕禄说:“老吴,我这次下来主要是看看小片开荒的情况,看来群众热情很高啊。”

焦裕禄和李林在村口等福贵,去帮他开荒翻地。福贵来了,却只带了两把锨。李林问:“福贵,你咋只拿了两把锨呢?”福贵一指:“恁俩,一人一把。”李林问:“你呢?”福贵说:“我?我是监工。你们是我的雇工。”李林说:“还真拿我们当雇工了?告诉你,我们不是雇工,是帮工,帮你干活儿。所以吧,首先你自己也得干活儿。”福贵说:“我?我干不动。我给你们说笑话解闷,让你们干活儿不累。”焦裕禄说:“中。快走吧。”

老吴说:“高。大伙儿一算账,这活儿干好了用不着去扒大轮子了。除了福贵,都争着申请了边角荒地。这不你把福贵也动员起来了。”大队长说:“大伙儿别的担心没有,就怕哪天上级政策再变。听说这回就有人说咱是搞资本主义什么自由来着。”福贵说:“不是说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上边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老吴喝住:“我说福贵,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都这味儿?你要不是个农民,早就‘右倾’了。”焦裕禄说:“老吴啊,今后咱们的救灾,一定要走以治为主、以救为辅的路子,自力更生。不然,光等国家来救济,咱就成五保户、五保村、五保社、五保县了。”老吴点点头,“焦书记您说得对!”

当下约好,吃过早饭他去找支书要荒地,第二天上午在村口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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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说:“不还有救济款吗?”福贵说:“那更少。国家为啥不多给几个钱儿?有印票子机器,一个劲地印嘛。”焦裕禄说:“你跟队里说说,要块地,俺们帮你翻。”福贵摇摇头。焦裕禄说:“不要你工钱,吃你家饭给你饭钱。”福贵不相信地摇摇头:“还有这事?”

月台上,一辆慢车缓缓进站。

焦裕禄问:“为啥?”福贵说:“我压根就不开什么荒地。”焦裕禄问:“人家都要你咋不要?”福贵说:“小片开荒是资本主义,开出来上级也会收回去,今天不收明天准收。我还以为你们是给我送救济来的呢。”焦裕禄说:“你一个正当年的壮汉,光等着吃救济呀?”福贵说:“不吃救济吃啥?你说这国家也抠门儿,不救济麦子,光救济红薯干,那麦子都让狗吃了?”

车门一开,从各个车门拥出来很多回乡的灾民,有扛包袱的,有挎篮子的。外出逃荒的乡亲们回来了。焦裕禄见到他们,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这是在一片“逃荒曲”中唱起的喜歌,犹如在一派败退阵中吹响冲锋的号角,焦裕禄全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福贵正躺在炕上睡大觉。焦裕禄在门口喊一声:“有人吗?”喊了三遍,福贵出来了,太阳亮得他睁不开眼。他挖着鼻孔,问:“谁呀?”焦裕禄说:“问问你家要帮工的不?”福贵问:“你们帮啥工?”焦裕禄说:“帮人翻地,不是让搞小片开荒了吗?”福贵笑了:“你们忒会找人了。全村就我一家不要帮工。”

他站在车厢门口,往下搀扶一帮灾民下车。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妇女扛着包袱刚下车,行李就让焦裕禄扛上了:“你是哪村的?”妇女说:“俺是前李场的。”焦裕禄问:“到哪儿去了?”妇女回答:“到宝鸡一带去啦。”焦裕禄问:“好要不好要?”“好要,一说是兰考的,都好要,知道兰考没饭吃呀。”焦裕禄问:“你出门,家里谁照顾哩?”说着话,他替妇女扛上布袋。妇女说:“家里放仨孩子,我男人常年有病,我不出去要,没法过呀。家里让人捎信说,村上搞小片开荒了,回来就可以分到开荒地,这不全回来了。”

按照老婆婆的指点,焦裕禄和李林很顺利地找到了福贵家。果然见两间草房东倒西歪,屋门口吊着草苫子,连门也没有。

一个年轻干部站在月台上,手持铁筒喇叭大声喊:“乡亲们,我是咱县民政局的,欢迎大家从外地归来。为了方便乡亲们回家,县政府特地准备了三辆汽车。凡是朝双河、南杖方向去的,到广场西边集合;凡是到三义寨、坝头方向去的,到广场东边集合;到仪封、圈头和铁道南去的,在广场对面集合。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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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帮妇女扛着包袱,和更多下车的乡亲们聊着。堌阳公社书记老吴朝月台走过来,他喊着:“我是堌阳公社的老吴,来接大家!堌阳公社的社员同志们,跟我走了!”他看见焦裕禄扛着包袱,忙过来接:“焦书记,我来我来。”焦裕禄说:“老吴,这是你们公社的乡亲,你看咱们群众受了多大委屈啊。当然这不能光怨你这当公社书记的,县委应该负主要责任,你安排一下,帮她把东西弄到车上。”

焦裕禄说:“大娘,我去福贵家看看,他家在哪儿?”老婆婆说:“村西头挨着一个大粪堆,房快倒了的那家。你去他家干啥?他又不用帮工。”

老吴接过了包袱,焦裕禄又帮别的灾民扛东西去了。

第二天早晨,李林扫院子,焦裕禄担水,他把水倒进缸里,老婆婆拉住他:“儿呀,你快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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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问:“大娘,您觉得这个办法中不中?”老婆婆说:“要照我说中。光吃救济顶不了事,自家开点荒地,种点粮食,国家负担也轻些对不对?大伙儿没不说这个办法好的。”焦裕禄问:“大娘,有不愿搞小片开荒的吗?”老婆婆说:“有一个人,福贵。是个光棍汉,这人太懒,上级发了救济得给他送家去,他在后边跟着人家走。你不送他宁可不要。人都开地,他不干,说早晚有一天上级会变卦,上级一变卦开的地全充公,白干。受那个累还不如等救济呢。”

县礼堂前的广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老婆婆说:“都搞了。大伙儿觉得这事太好了,就连那些不长草的盐碱地也有人要,说翻上淤土压下碱,就能长好庄稼。”焦裕禄问:“大伙儿心气高不高呀?”老婆婆说:“心气高。就连到外边扒大轮子要饭的也全回来啦。”焦裕禄问:“那逃荒的人为啥回来呀?”老婆婆说:“不回来他分不到地。地是按人头分的。家里就捎信,让他们回来开荒地。”

主席台上悬挂着“兰考县根除三害群英大会”的横标。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坐满了广场。主席台前摆着作为奖品的架子车和各种农具,各方面的模范人物披红戴花,坐在前排。这些模范中,有老韩陵的肖长茂老汉,杜瓢村的王老四,寨子村的刘北、刘秀芝,还有满常和他媳妇,包队干部老任、李明,秦寨回乡干部刘占廷,技术人员朱晓、吴子明、张小芳等。

晚上,焦裕禄同老人聊天:“大娘,咱村各队都搞小片开荒了吗?”

主席台两侧挂起了红旗,上边写着:

老婆婆擦起泪来。焦裕禄问男孩:“叫啥名儿?”男孩说:“嘎豆儿。”焦裕禄问:“好名字,几岁了?”嘎豆儿回答:“十一了。”焦裕禄又问:“上几年级了?”老婆婆说:“他没上学。”焦裕禄说:“要上学啊。回头我给你们学校说。”

韩村的精神

饭熟了。焦裕禄让老婆婆坐在炕上,他给老人家盛上碗。老婆婆说:“这糠菜窝窝、红薯黏粥哪是待客的饭呀?”焦裕禄说:“俺们可不是客,咱是一家人。”老婆婆说:“俺个孤老婆子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呀,从天上掉下你们两个好人……”焦裕禄说:“您老人家可别这么说。您老人家没儿子,就把我当您儿子好啦。”

秦寨的决心

“还愿?”焦裕禄说:“俺呀,经常被人家帮,就许了愿,一定要帮那些需要帮忙的人。”

赵垛楼的干劲

老婆婆问:“北边?哪个村呀?”焦裕禄说:“俺们在县城北边一溜村帮工来着,俺是山东人。”老婆婆说:“噢,那你们出来帮工咋不要钱哩?”焦裕禄说:“大娘啊,俺是出来‘还愿’的。”

双杨树的道路

焦裕禄说:“不累。大娘,您老人家看俺俩干的活儿还中吧?”老婆婆说:“中!中!一看就是个老庄稼把式。你们从哪儿来呀?”李林刚说了个“县”字,焦裕禄忙打断他:“县城北边。”

主席台上没有麦克风,场内也没有扩音设备,焦裕禄亮开嗓门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兰考县‘除三害’的战役已经全面打响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兰考历年来最致命的,就是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每年有四十万亩庄稼受灾,十万到二十万亩庄稼颗粒无收。有二十万群众缺粮,每年国家供应粮食不下两千万斤,眼下还有一万多人在外谋生。三害不除,兰考就永不可能摆脱贫困。”

老婆婆说:“孩子,翻了一上午地,把你们累坏了,快歇歇吧。”

这时后边有人喊:“后边听不清!”焦裕禄说:“刚才有人在喊:后边听不清。来几个同志帮忙,咱们把这桌子抬到会场中间去,离大家近些。”

干了一上午,回到老婆婆家里,焦裕禄帮老人做饭,老婆婆往锅里蒸粗面窝头,焦裕禄拉着风箱烧火。

会议桌抬到会场中间来了。焦裕禄继续讲下去:“我们这个群英会,也是个誓师会。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硬骨头,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这四个大队就是杰出代表。全县都要学习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像韩村人那样大灾压不垮,像秦寨人那样土地爷的肠子也敢掏出来晾晾,像赵垛楼人那样憋足了劲和三害斗争,像双杨树人那样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同志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老婆婆为难了:“这……”焦裕禄说:“就这么定了吧。”两个人接过铁锨翻起地来。老婆婆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两个人很在行地干活儿。

满场掌声。焦裕禄把满常拉到桌前,又请上了满常的媳妇:“下面我们请出一位模范来说几句。这位模范是寨子村的窑师傅满常,这位妇女是他媳妇,是一位副模范。”

焦裕禄说:“大娘,俺们做帮工,不要工钱。”老婆婆问:“不要工钱?”焦裕禄说:“对。只管饭就行。”老婆婆说:“咳,不瞒两位大哥说,俺家连顿像样的饭也端不出来呀。”焦裕禄说:“没关系,您老人家吃啥,俺吃啥。”

底下人议论:“咋还有副模范?”“职务有正有副,这模范咋论正副呢?”“太奇怪了。”……满常发言了:“大伙儿选我当模范,我觉得是我媳妇的功劳。过去我爱喝酒,救济粮全让我偷着换酒喝了,为这两口子没少打吵吵。从俺们村建了社会主义大窑,我在窑上当了师傅,一连两个月在窑场不回家,媳妇就把饭送到窑场里去。开头窑场断柴,我媳妇领着孩子把家里南房扒了。家里的事,孩子老人都她一人管。焦书记让我带着媳妇来开群英会,大家说,她算个副模范吧?”会场上一片笑声。

老婆婆说:“那得给你们多少工钱呀,俺家叫不起帮工,没钱。”

散会时,李成在会场外拉住了老洪:“老洪,你也是模范,咋不去披红戴花?”老洪说:“我这人不愿凑热闹。”李成说:“那好,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老洪说:“不坐了,这不会散了,我得回公社。”李成拉住老洪:“就一会儿。好长时间没跟你唠唠了。”

焦裕禄问:“大娘,我们俩给您做帮工,行不行?”老婆婆怔了好半天:“你们?给俺做帮工?你们是干啥的?”焦裕禄说:“俺们呀,就是专门来帮人开荒翻地的。”

进了办公室,李成给老洪倒了杯水:“你们公社小片开荒怎么样?”

焦裕禄和李林走过去,问:“大娘,翻地哪?”老婆婆说:“这不上级号召小片开荒了,人家有劳力的都开了。村上也给了俺这块地,把它翻出来,好种麦子。”焦裕禄问:“您老人家多大岁数了?”老婆婆说:“六十三了。”焦裕禄问:“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剜地呀?”老婆婆说:“没办法呀。老伴死得早,前些年儿子得了场病,也没了。儿媳走了,剩下这个孙子跟着我,哪还有帮手呀?”

老洪说:“不错。当时量地时,张希孟副县长去了,说:你们丈量时,要找个子大的、腿长的人去量,步子放大一些,谁不知道群众生活苦呀。大伙儿热情挺高,很多外出逃荒的听说按在村的人口分荒地,都回来了。”

他们看见路边地里一个老婆婆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吃力地翻地。焦裕禄下了车,把自行车放在路边,招呼李林:“走,过去看看。”

李成说:“这个张希孟,跟上老焦,胆子更没边了,把他当年打成‘右倾’的事忘脑勺子后边去了。老洪,你这人有正义感,敢说话,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掏心窝子说,你拥护这小片开荒吗?”

走到一个村口,李林说:“焦书记,前边就是柳林铺大队了。”焦裕禄说:“好,这村还没来过。”

老洪说:“我拥护。我在杜瓢、王集两个村包队,群众都很拥护。”李成问:“杜瓢不是老焦抓的点吗?”老洪说:“是。在我们公社那个村扒大轮子的最多,这回返乡的灾民也最多。”李成说:“老洪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都犯了糊涂。”老洪问:“犯啥糊涂?”李成反问:“县委就这事发的文件你看了没有?”老洪说:“看了。”

这回他们计划选个从来没到过的村,考察小片开荒。商量好事先不通知公社,也不告诉大队,直接住社员家里,摸点真实情况,种完麦子再回县委。

李成拿出文件:“一份文件,啊,有多少个‘包’字?你看看——临时包工、小片包工、大片季节性包、常年包,专业包……这要出问题的呀!”老洪说:“实事求是嘛,这个办法我觉得行,逃荒的人都回来了。过去咱们用了多少办法劝,越劝走的人越多。”

焦裕禄和李林又用自行车驮着铺盖卷下乡了。

李成对老洪真有点失望了。按他的想法,只要点一个炮仗捻儿,老洪准得炸。可听老洪说的话,又绝对不是故作姿态,他对焦裕禄从心里还挺服气,只好开导他说:“老洪,咱们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啊。我觉得咱们县委现在走的路子越来越不对了。我给省委写了个情况报告,你看看,要认为对,就签个名,算咱们共同给省委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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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洪匆匆看了一下:“这不是告状吗?我不签。”李成说:“我们是行使党员的民主权利嘛。”老洪还是说:“我不签。”李成说:“我也不愿意用这种形式向上级党委反映问题,可老焦这人固执,你是知道的。处分你那次,我就不同意,在常委会上跟他顶起来。他谁的意见也不听。”老洪说:“一码对一码。我不想见老焦是我个人的事,对县委作出的正确决策,我是拥护的。”老洪说完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