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当个军人，小崽子。用你剩下的手指也好，用你那根老屌也罢，给我开枪。”
换种情形我的不敬都将招致重罚。但那时圣地亚哥只是剜了我一眼，接着递给我一杆枪。
另一把枪给了可怜的农夫。他呆若木鸡，双手动弹不得，支撑不住重量。
“你疯了，上尉。”我说。
“还有你，黑鬼。你不杀他们，我们就杀了你。”
“我们来埋伏他们！”圣地亚哥下令。
我们悄然无声地溜进林中的空地。卡菲尔人说得对：大约五十来个男人围在那里，中间是被他们称为“南加”的巫师和一名军事首领。炊烟从大锅下袅袅升起，锅里炖着公牛肉。我们躲在林子后头，窥视这不同寻常的仪式。那些军人单膝跪地，一面唱歌，一面用剑与矛敲击地面，打出雄伟的节拍。直到那一刻，军官站起身来，拿出一根人指。一阵寒战让我动弹不得。那根小东西可能正是我缺少的手指。同行的卡菲尔人注意到我惊恐的反应，解释说那是一个古老的纪念品，取自一名乔皮族的军事领袖。这是他们神奇的仪式。
“不，他们年纪更大。我看像是那些‘狡猾的马佩佩人’。”
展示完毕后，首领用大刀摩挲干瘪的断指，让粉末掉在肉上。这味佐料名为战争灵药，一种可以化解良心悔恨的药剂。士兵吃下用它烹调的肉，就会失去隔膜。因为良心住在胸腔里。农夫悄悄对我们说。
“他们是哪个营，哪支部队的？别跟我说他们是兹诺尼的乔皮人，人们口中的‘白色飞鸟’？”
圣地亚哥可没心思听这些。他在研究地形，设计伏击的方案。他单靠手势，下令让我们散开，制造出人多的假象。我们围成圆圈，藏在植被里。圣地亚哥一声令下，我们发起进攻。瓦图阿人大吃一惊，四散而逃，丢下长矛和少量枪支。其中三人倒在大锅旁，对着本可以让他们刀枪不入的魔药垂死挣扎。
“五十来人。”
从表面上看，瓦图阿人已经在丛林里消失。但就在这时，我方突然遭到子弹的扫射。我们的一个黑人士兵倒在岩石旁。我眼见他把手指狠狠地扎进土里，仿佛在阻止某种暗黑的力量将其拖走。弥留之际，他看向我，眼里盛着深井般的幽黑。我认识他。一路上他都保持沉默，因为他唯一会说的欧洲语言是英语。这对圣地亚哥而言是不可容忍的过错。
“他们人多吗？”
一旁的圣地亚哥痛心疾首：埋伏改变了原有的含义，猎人反而成为猎物。上尉陷入癫狂，把士兵聚集起来，用嘶吼和踢踹鞭策他们冲向敌人。他不停斥骂他们是懦夫，直到看见他们终于闷头向前，冲向不知身处何方的瓦图阿人。我和上尉留在后方。突然，我看见他蜷起身子，好似腹部中弹。我正准备呼救，却意识到他裤子上的水渍不是血，是尿。
“跟我来，”男人说，“他们就在附近。我们小心点，就不会被人发现。”
两边骤然停火，绝对的寂静掌控了战场。圣地亚哥·达·马塔命令我们回到农舍。之前我们把行李留在那里。等我们到了农舍，上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罐子里的水统统倒在自己身上。士兵们对这种浪费的行为表示不解。
不消几分钟，士兵们就把牛骨剔刮干净，把肉扛在背上。卡菲尔人指出了他们消失的山丘。
我们害怕卡菲尔人会设下复仇的圈套，于是拿上一切有用的东西，把牛绑在林子里，又砍下一些树枝，把货车藏起来。我们必须轻车简行，尽快回到希科莫。农夫发觉我们的意图，急得快哭了：
“瞧，这里还有血。”老农指了指地上深色的血渍，上面爬满了苍蝇。
“我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跟你们走。”
那天早上，其中一队士兵找上门来。一个老兵到牛圈挑走了一头牛。他用木棒敲击牛鼻，激怒牲畜。几个年轻点的士兵跳上牛背，把它压倒在地。他们按住牛角，首领用斧子砍断了牛的脖子。
圣地亚哥让他拴好牛，收拾好东西。这和投桃报李没关系。他作为向导的价值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翌日，我们艰难地翻过荆棘丛生的小坡后，遇到了一个卡菲尔人。我们问他索取了食物，给我们的牛要了点水。他默默领着我们走回茅屋，在那给了我们一些烤玉米。我们狼吞虎咽地消灭了食物。这时，他警告我们说，几十个瓦图阿人的士兵在离那不远的地方集结。他们结队而来，聚集在湖边。他们在那里筹备传统仪式，为战士们祈福。
“我的东西？”他问，带着悲伤的笑意。
入夜后，他下令停止行军，在远离道路的地方扎营。他一边铺开漆布当床，一边破天荒地对我温声细语，说我走了大运了，因为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正经停希科莫。
我们出发了，让这位不幸的光脚农夫，领着我们在难以辨识的环境里行路。我们听从圣地亚哥的指示，途经一个废弃的据点。我们和为伊玛尼和卡蒂尼在伊尼扬巴内河上指路的安哥拉士兵约定，在那里碰头。但据点空空如也，看不出任何有人到访过的痕迹。圣地亚哥对此并不惊讶：
终于，他闭上嘴，开始沉默地赶路。疲倦压垮了他的肩膀，但他褐色的脸上依然目光如炬，时刻勘察着周围的环境。那个带领我们在腹地行走的男人一定异常孤独。
“狗娘养的黑人！你就信他们的鬼话吧……”
“就凭你那双手还怎么打飞机啊。我想这几个月在林子里，你应该只能靠扒树皮取乐了吧。因为你已经告别了五个小指头的游戏。现在你那杆枪只能去糊弄那些狡猾的卡菲尔人。希望你已经跟教堂里陪你的黑妞儿来过一发了。还是你想我来量量她的尺寸，你这团臭狗屎？”
这时，农夫说起那天早上，他从碰到的路人那里听来的故事。来人说，岸边漂来一具被鳄鱼咬去半截身体的黑人尸体。那个黑人穿着葡萄牙的军装。圣地亚哥·达·马塔立刻做出激烈的回应：
起初士兵们还在憋笑。过了一会儿他们也懒得听了。上尉自顾自地念叨着连珠炮似的谩骂：
“我们往回走。去找他。”
一路上，我不断遭受圣地亚哥的辱骂。我没有感到不快。他的羞辱让我无心思考更大的伤痛。之后，就像母亲所说的那样：会叫的狗不咬人。以他谩骂的激烈程度来看，圣地亚哥应该是个天大的好人。“都怪你，”他冲我说，“都怪你这个娘炮，害得我没法去科奥莱拉打仗。就为了来接你，就因为我们这位王子殿下没法一个人穿越丛林。跟我说说，我的中士：就凭你这小细胳膊，你要怎么擦干净自己的屁股？让那个漂亮的黑娘儿们给你洗屁股吗？要不要在这也找个黑兵兵啊？你放心，他们都是行家。一定尽心尽力，让你这辈子再也不用拉屎。”
“往回走，上尉？”其中一个白人士兵问，“我们不是刚从那里逃出来吗？”
我在小车上颠簸着，发觉又一次排演了自己的送葬队。第一次是在船腹里，如今是在一辆尘土飞扬的货车上。等真的到了葬礼上，我应该还会穿着这身令人厌恶至极的军装。现在它不光包裹着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灵魂。请记下我的请求，阁下：把这身臭烘烘的制服当作我的皮肤，和我一起入殓。我正是穿着这件未来的裹尸布，踏上这趟旅程。说得再严重点，这就是我：无论是死是活，这块布都紧紧包裹住我。它是制服，也是裹尸布。我是一名军人，不属于自己。在我的葬礼上，那些没有发现自己也失去了灵魂的军人鸣枪致敬。他们并不知道，子弹会杀死天空。
“小托尼奥说得没错，上尉。”另一个白人也抗议道，“我们干吗要去招惹一群狼？”
您无法想象，又或许，您比任何人都更能想象我是在怎样的境地中写下的这些话：坐在货车上，周围的世界天旋地转。我想借这封信，向您描述那天早晨我被送上牛车后所经历的冒险。我和圣地亚哥·达·马塔和他的七个士兵同行。他们慢悠悠地护送着牛车。货板上除了我，还有武器、几箱饼干和两罐水。我坐在魔鬼的位置上，背对着一望无尽的前路。我们正赶往希科莫的军营，我将在那里接受治疗。
“这里没有狼。没有狼，也没有老虎。我们回去，给我们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
您用这种伤人的方式提醒我，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军人，一个葡萄牙人。别了，瑞士医院；别了，伊玛尼；别了，我在莫桑比克的梦想生活。我写下这些话，绝望得就像一个被活埋了的人捶着棺材板。我心力交瘁。我再也不会有爱情，再也不会有朋友，再也不会有邻人。
面对上尉的坚决，我也提出反对。改变路线无异于自寻死路。在河上还好，但去那的路上随时可能命丧黄泉。
阁下，我心如死灰。他们抢走了我的过去，夺走了我的梦想。破晓时分，圣地亚哥·达·马塔强行将我拖出萨那贝尼尼的房间。他就说了一个字：“走！”正当我匆忙穿戴的时候，上尉问我：“你以为我干吗来这种鬼地方？”他抬起手臂，好像全世界都得洗耳恭听：“我奉命来带你走。”不消说，是您下令将我强行送往希科莫军营。
“我不会抛下我的士兵。”上尉固执地说，“无论是死是活，无论黑人白人，我都不会抛下他们。”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他原地绕了几圈，问我要了支笔，匆匆写下几句潦草的话。之后他把纸对折，交给其中一个黑人士兵：
位于萨那贝尼尼和希科莫之间的某地，1895年10月28日
“把纸条带回军营，说我们晚点到。”
（比布莉安娜）
我让圣地亚哥的信使也捎上了我草草写就的书信。谁知道这会不会是我的绝笔。救我的是圣地亚哥。令我走向毁灭的也是圣地亚哥。
我们不仅要光脚走路，还要踩踏大地。直到磨去表皮，直到大地的血流进我们的血管。
另外，我还在路上找了个人带信给伊玛尼。同样是在那里，我仓促地写下我对她的思念和迫切希望与之重逢的心情。我想过把我的爱写得更加富有诗意。但是面对白纸，我只能想出一些愚蠢至极的句子。之后，正当我万分小心地把信交给信使的时候，圣地亚哥来了，命我把纸交给他。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上尉召集士兵，高声朗读了我的信，嘲弄我的感情。最可悲的是，连我自己也出于难以置信的怯懦，和他们一起嘲笑自己。信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两手空空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