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一天下午，他朝卡西诺戏院走去，在戏院前来回走了好几次，努力寻找后台的入口。然后，在过去一条马路的布赖恩特公园里坐着等待。
接着有一天早晨，他看到以“嘉莉·马登达小姐领衔”的卡西诺剧团回来的通告，觉得很满意。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常常想到她。她演得多么成功——一定有了不少钱。可是，就在现在，要直至到处碰壁以后，他才决定去向她求助。他真是饿得厉害，才说：“我要去找她。她不会不给我几块钱的。”
“她不会不帮我一些忙的，”他在心里老是这么想。
可是，这拦路求乞对他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他曾经看见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捕，他这就担心起来，万一他也被捕怎么办。然而他还是这么干下去，模糊地期待着那总能使境况好转的不可捉摸的好运来临。
从六点半开始，他就像影子一般徘徊在三十九街的入口处附近，老是假装是个匆匆赶路的路人，可是又恐怕万一会漏过他等待的目标。这时，到了紧要关头，他也有些紧张；但是，因为体弱而且肚子饿，他就不觉得那么剧烈的痛苦了。终于，他看见演员们开始到来，他的精神更其紧张起来，直到看来几乎要忍受不住了。
第二天，他又出去求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也有一两次慷慨的赐予。最后，他心里忽然想到研究人的面孔是大有学问的。倘使他研究一下，就可以凭脸相挑中慷慨解囊的人来。
有一次，他自以为是嘉莉来了，就迎上前去，结果是看错了人。
这次成功使他觉得满意，可是又因为他的处境而觉得羞耻，他决定再讨两毛五分钱，因为这就够用了。他到处闲荡，打量着路上的行人，但是等了好久才遇到适当的人和机会。然而当他开口求乞时却遭到了拒绝。这使他大为难堪，过了一个钟点才恢复过来，再去求乞。这一次他得了一枚五分镍币。他费尽心机，才又讨到了两毛钱，但这情景是十分叫人痛心的。
“现在，她就要来了，”他心里想着，既害怕和她相见，又想到她可能已从另一个门口进去了而觉得懊丧。他的肚子饿得发痛起来。
“多谢多谢，”赫斯渥柔声说，但是那人不再理睬他了。
人们一个又一个在他身前走过，差不多都是衣冠楚楚的——差不多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看见马车驶过，绅士们伴着太太们走过——这戏院和旅馆地区的晚上的玩乐，已经开始了。
“给，”他说。
突然来了一辆马车，车夫跳下来开车门。赫斯渥还来不及上去，两位女士已经很快跨过宽阔的人行道，进了后台的入口。他自以为看见的是嘉莉，但这是突如其来的，风度翩翩而高不可攀，他实在说不准。他又等了一会儿，饿得直发慌，看见通后台的门不再打开了，而且寻欢作乐的观众在陆续到来，他认定刚才进去的一定是嘉莉，就走开了。
这个人望也不望他一眼，但是伸手在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角子。
“天呀，”他说，急忙离开这条街，这时如流的幸运儿正在涌到这条街上来，“我非得吃些东西不可了。”
“请给我一毛钱好吗？”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已弄得非请求救济不可了。”
在一天的这个时候，百老汇路正惯于显示出它最有趣的面目的当儿，有一个怪人，在那些日子里，老是站在二十六街和百老汇路的转角处——那地方也和五马路相交。这正是戏院开始接纳观众的时候。处处照耀着电光招牌，宣布晚上的种种娱乐活动。出租马车和自备马车哒哒地驶过，车灯的闪光像一双双黄色的眼睛。成双捉对的、三人一帮和四人一伙的人群，嬉笑打闹着，无拘束地混在像一股大水般涌过的人潮里。五马路上有些游手好闲的人——几个有钱的散步者；一个穿夜礼服的绅士手挽着一位女士；几个俱乐部会员，从这家吸烟室走到那家吸烟室去。马路对面，那些大旅社（霍夫曼酒家和五马路旅社）闪耀着成百扇亮光光的玻璃窗，它们的咖啡室和弹子房里挤满了心情舒畅、衣冠楚楚的寻欢作乐的人群。四周是一片夜色，有规律地跳动着愉快和欢乐的想望，是一个大城市在千方百计追求享乐的奇异的热潮。
他第一次求乞是在阳光明媚的二马路上。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从施托伊弗桑特公园[1]走出来，正在懒洋洋地朝他踱过来。赫斯渥就打起精神，侧身迎了上去。
这个人不过是个退伍军人变成的传道士，他身受了我们这特殊的社会制度给他的种种鞭挞和剥削，因而认定他对上帝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和他同样的人。他所选择的施行帮助的方式，完全是他的独创。这就是要为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提出请求的所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找一个过宿的地方，尽管他自己也几乎没有什么钱去弄到一个舒适的住所。
“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不能挨饿啊。”
来到这灯火辉煌的环境里，他会岸然站着，魁梧的身子上披着一件大斗篷，头戴一顶阔垂边帽，等待着通过各种途径已经知道他这救济事业的性质的申请者。他在那里会独自站一会儿，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呆望着这始终叫人着迷的场面。就在那个晚上，一个警察走过，很客气地称他为“上尉”，向他行军礼。一个以前常在那里看到他的顽童，站住了观望。其他的人认为他除了服饰以外，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把他当作一个吹着口哨、在那里自得其乐的陌生人。
他又回到波威里街的寄宿处，思量着该到哪里去找工作。从这光景再堕落一步，就是乞讨度日了。
过了半个小时，出现了某些人物。在过路的人群里不时可以看到个把闲荡的人，有意挤近去。一个懒洋洋的家伙，走过对面的转角，鬼鬼祟祟地朝他这面望着。另一个沿着五马路走到二十六街的转角，把整个场面打量了一下，又蹒跚地走开了。两三个看得出来是波威里街贫民区的角色，沿着麦迪逊广场的五马路一边偷偷地走过，但是不敢过来。披斗篷的军人在转角处十英尺的短距离内来回踱着，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
这个过去体格健壮、精神焕发的经理，这时踱到春天的太阳光里，却成了一个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家伙。浑身是皮包骨头。他的脸瘦削而苍白，双手没有血色，身上肌肉松弛。加上衣服等等，体重也只有一百三十五磅。有人给了他一些旧衣裳——一件粗劣的棕色上衣和一条不称身的裤子。还有些零钱和劝告的话。要他到慈善机关去申请救济。
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傍晚的喧闹声有些已经消散。百老汇路上来往的人群已不那么拥挤，也不那么兴高采烈了。驶过的出租马车也少了起来。旅社里的气氛也不那么富有青春气息了。天气也冷了些。四周都有些希奇古怪的人物在走动，他们在观望、窥探，站在一个想象中的圈子外面，不敢踏进圈子去——总共有十二个人。不久，晚风越吹越冷，有个人影走上前去。他从二十六街的屋影下出来，跨过百老汇路，迟迟疑疑地、迂回曲折地朝那等待着的军人身边走去。他的行动有些羞答答的，或者说是踌躇不决的样子，好像直到最后一刻还不愿暴露想在他面前停下步来的想法。然后他突然走到军人身边，停下步来。
过了三个星期，危险期过去了，但是差不多到了五月一日才恢复了体力，可以出院。于是他被解雇了。
上尉一看就认识他，但是并不特地打招呼。走来的人微微点一点头，像一个等待布施的人那样低声说了些话。对方仅仅指点他站到人行道边去。
于是就用车子把他送了去。
“站到那边去，”他说。
“还是送贝列佛医院去吧，”他提出意见，“他患了肺炎。”
这一来打破了僵持的局面。就在这军人又开始他那一本正经的短距离踱步时，别人都拖着脚步走上前去。他们并不同他们的首领打招呼，而是走到第一个人的身边，抽着鼻子，蹒蹒跚跚的，磨蹭着双脚。
旅社的医生去看了他。
“天气很冷，是不？”
“我不知道。他在发高烧。”
“我很高兴冬天已经过去了。”
“他怎么啦？”
“看来要下雨了。”
“惠勒那家伙病了，”有一个茶房向夜班办事员报告。
这群乌合之众已经增加到十个人。其中有一两个人彼此认识，就谈起话来。还有一些人站在几英尺之外，羞与为伍，可是又希望算在其中。他们乖戾，执拗，默不作声，漫无目标地望着，移动着他们的双脚。
他就这么办了，但是病势很快就变得厉害起来。他仿佛只有力气慢腾腾地爬进他的房间，他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他们本来就要开口说话了，但是军人不让他们开口。一算人数已够，可以开始了，他就走上前来。
“哦，那你还是去坐一会吧。”
“你们都要铺位吗？”
“我想是病了，”赫斯渥回答。
掀起了一阵脚步移动声以及表示同意的喃喃声。
“不是生病了吗？”他问。
“好吧，在这里排队。我看看能做些什么。我自己也一文钱都没有。”
茶房领班望着他，看见他面色一片死白。
他们就排成了断断续续、参差不齐的一行。这时，可以在相比之下看出他们中的一些主要特色。队伍里有一个装木腿的家伙。大家都戴着低垂的帽子，这是对海斯特街地下室旧货铺说来都不合适的东西。裤子都是歪歪斜斜的不成样子，裤脚都已磨损，上衣也都破旧，褪了色。在大商店的灯光之下，看得出有人的脸庞干枯、苍白。另外那些人则生着红疱疮，面颊和眼睛下都浮肿了起来。有一两个人骨瘦如柴，使人想起铁路工人来。有几个看热闹的人被这好像是在聚会的团体所吸引，走到近旁，接着越来越多，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你推我挤、张目凝望的人群。那队伍里有人要讲话了。
“不行，”他有气无力地说。
“安静！”上尉嚷着，“好了，诸位先生，这些人无处过夜。今天晚上，他们得有个地方睡觉才行。他们不能在街头露宿。我要有一毛二分钱才能让一个人去住宿。哪一位能给我这笔钱？”
他正拼命要把它搬起来，但是这时放了手。
没有人回答。
“你怎么啦？”茶房领班说，“你搬不动吗？”
“那末，朋友们，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等哪一位肯出钱。每人一毛二分钱，并不算多啊。”
那天下午，要去搬掉一些箱子，出空地方，安置新的厨房用具。他被派去推一辆手推车。碰到一只大箱子，他搬不起来了。
“给你一毛五分！”一个青年嚷着，眼巴巴地望着前面。“我只拿得出这几个钱。”
可是，他由于绝望而麻木不仁，忍受着这一切，睡在旅馆屋顶的小阁楼上，随便吃些厨子给他的东西，每周拿几块钱工资，他打算把它节约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二月里有一天，他被派到一家大煤炭公司的办事处去。下过了雪，这时正在融化，街上泥泞不堪。他的鞋子在路上湿透了，回来就觉得头晕而且疲倦。第二天一整天，他觉得精神异乎寻常地颓丧，只想坐着不动，使喜欢别人精力充沛的人很不高兴。
“好得很，现在我有了一毛五分钱。从队伍里站出来，”上尉说着一把抓住一个人的肩膀，同他一起朝旁边走了几步路，让他独个儿站在那里。
赫斯渥就这样在百老汇中央旅社里安顿了下来。但是日子并不久长。他在身心两方面都不适合做一般旅馆里起码的勤杂工。由于没有更称心的工作给他，他被派给火伕做下手，打扫厕所，凡是指派给他的无论什么工作，他都得做。那些茶房、厨子、办事员，都是他的上司。而且，他的外貌也不讨这些人的喜欢——他的脾气太孤僻，他们就不给他好脸色看。
他回到老地方，又开口说话了。
“好，就坐在那里吧。”
“还有三分钱多。这些人总得想法找一个铺位。一共有，”他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人。再加九分钱就可以给第二个人找个铺位——让他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夜。我要亲自跟他们去，照料这件事。哪一位肯给我九分钱？”
厨子把赫斯渥打量了一番，发现他眼睛里透露出一些敏锐、聪明的神色，就说：
这一回是一个看热闹的中年人，交给他一个五分的镍币。
“要你拿些东西给这个人吃，”他对厨子说。
“现在我有八分钱了。再加四分钱就可以给这个人一只铺位。来吧，先生们。今天晚上我们进行得非常缓慢。你们都有好地方睡觉的。可是这些人怎么样呢？”
赫斯渥不作声。他私下里对这个搬衣箱的大个子是鄙视的。
“给你，”一个旁观者说，把一些硬币交到他手里。
“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事情可做，”他表示意见。
“这一来，”上尉望着钱说，“够给两个人找两只铺位，还多五分钱可以给下一个人。哪一位再给七分钱？”
赫斯渥跟了他出去。一等经理看不见他们，茶房领班就变了态度。
“我给，”一个声音说。
“是，经理，”奥尔森说。
这一天晚上，赫斯渥沿着六马路朝南走，正巧朝东穿过二十六街，向三马路走去。他精神萎靡不振，肚子饿得几乎要死去了，疲倦不堪，一败涂地。现在怎么能去找嘉莉呢？戏院要十一点钟才散场。倘使她是乘马车来的，一定也会坐马车走的。他必须在极难堪的情况下才能把她拦住。最糟糕的是他既饥饿，又疲倦，至少还要挨过一天，因为今天夜里他已没有勇气再尝试了。他既没有东西吃，又没有地方过夜。
“好。带他到厨房里去，告诉威尔逊，拿些东西给他吃。”
当他走近百老汇路时，发现这位上尉和那些流浪汉在一起，但他以为这是一个街上的传道者，或者是什么卖假药的骗子所吸引来的，就准备走过去了。可是，在跨过马路向麦迪逊广场公园走的时候，他注意到已经可以弄到铺位的那一队人，从人群中伸展出来。在附近的电灯光里，他认出是和他一般的人——他自己的同类，他在街头和寄宿处看到过的人物，身心两方面都像他一般飘荡不定的人。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转回身来。
“我不知道，经理，”奥尔森说，“我们需要的人手大致够了。话虽如此，倘使你愿意的话，经理，我可以找到事情的。”
上尉还在那里简要地呼吁。赫斯渥听到他老是重复着“这些人必须有个铺位过夜”这句话，觉得惊异，而且也有点宽心之感。在他面前还有一行还没有弄到铺位的不幸者，他看见有一个新来的人静悄悄地挨近去，站在队伍的末尾，他决定也照办。三心二意有什么用？今夜他已疲惫不堪。这至少可以容易地解决一个困难。明天，也许——他可以干得高明一些。
“奥尔森，”旅馆经理说，“你能在楼下找些事情给这个人做吗？我想给他一些事情做。”
在他的身后是一些铺位已有着落的家伙，他们的神气显然像是松了一口气。由于不用担心无处过夜，他听到他们比较自由地谈着话，带着几分交流友谊的倾向。他们谈着政治、宗教、政府的情况、报上的某些耸人听闻的新闻以及世界各地的丑事，有人口传，也有人倾听。嗓子发哑的语声，费力地在讲述希奇古怪的事情。回答的是一些空洞芜杂的意见。那些过分迟钝或疲倦的人，并不搭话，他们有的斜眼瞟着，有的像公牛那样张大了眼睛呆望着。
门厅里的一个茶房走了出去，茶房领班奥尔森听得铃声，就走了进来。
站着很累。赫斯渥越等越疲倦。他自以为就要倒下来了，不安地把身子的重量反复地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终于轮到了他。前面一个已经拿到了钱，站到幸运的成功者的队伍里去了。现在，他是第一个了，上尉已经在为他说项。
“叫奥尔森来，”他对办事员说。
“一毛二分钱，诸位先生——一毛二分钱可以让这个人有床好睡觉。倘使他有地方可去，就不会站在这里受冷了。”
这个旅馆经理听他这么说，产生了些兴趣。他几乎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个家伙才好，可是赫斯渥的真诚使他愿意想些办法。
赫斯渥喉头涌起一个疙瘩，但是他把它硬咽了下去。饥饿和衰弱把他变成了一个胆小鬼。
“嗯，因为我自己干了傻事。现在就不谈这个吧。倘使你要查究，是查得出的。现在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不知你是否相信，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哪。”
“给你，”一个陌生人说，把钱交给了上尉。
赫斯渥的形态和这事实一对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于是后者伸出和善的手按住这位前任经理的肩头。
“真的吗？”这个旅馆经理说，“你怎么会离职的？”
“排到那里去，”他说。
“不是旅馆，”赫斯渥说，“我曾经在芝加哥的汉南-霍格酒店担任过十五年经理。”
一站到那里，赫斯渥透气也轻松了些。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好人存在，这世界还并不太糟糕。别的人对这一点，仿佛也和他有同感。
“你经管过哪一家旅馆？”他问道。
“上尉真是个好人，不是吗？”前面一个人说，一个愁容满面、神情落寞的矮小的家伙，看来好像生来就是受命运捉弄、摆布的。
这个人认为在这求职者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狂热的光芒。
“是的，”赫斯渥漠不关心地说。
“我到这里来，”赫斯渥怯生生地说明，“因为我得意的时候也曾做过经理。我遭了某种厄运，但我不是来对你讲那些事的。我要些事情做，即使一个星期也行。”
“嘿，后面还有许多呢！”更前一些的一个人说，伸出头来向后望着上尉在为之呼吁的那些申请人。
这个优游自在的经理望着他，好像在说：“是啊，我看正是这样。”
“是啊。今夜一定有一百多个，”另一个说。
“你能给我几天工作做做吗？”他说，“我已弄得非立即弄些事情做不可了。”
“看那马车里的家伙，”第三个说。
这个前任经理就走进去，径直走到办公室里那办事员的写字台前。正巧这旅馆有一位经理在那里。赫斯渥直望着他的眼睛。
这辆出租马车停了下来。有位穿晚礼服的绅士伸手递了一张钞票给上尉，他收下钱，简短地道了谢，就朝他的队伍转过身来。在马车驶走时，大家都引颈望着白衬衫前闪光的宝石。就是旁观的群众也看得目瞪口呆。
那家伙生气地摇摇头。
“这一来可以安排九个人过夜，”上尉说，在他身边的队伍里依次点了九个人。“站到那边去。现在只剩七个人了。我需要一毛二分钱。”
“我还以为你可以告诉我的。”
钱来得很慢。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逐渐散去，只剩下了不多几个。五马路上除偶尔有辆出租马车或者步行的过路人以外，已经空空如也。百老汇路上还有些稀稀落落的行人。只是偶尔有个人走过，看到了这一小群人，拿出一个硬币，就扬长而去。
说来奇怪，这一来竟使赫斯渥要进一步努力了。
上尉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那里。他还在讲话，极简单的几句话，说得很慢，却是相当自信，好像是不会失败的。
“这跟我不相干。你要到里面去问。”
“好了。我不能整夜站在这里。这些人越来越疲惫而寒冷了。哪位给我四分钱。”
这门房还是望着他，想装做漠不动情的模样。然后，看赫斯渥还要说下去，他就说：
有时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接到了钱，一满一毛二分就点出一个人，让他排到另一行里去。然后，他又照旧来回踱步，望着地上。
“我失了业，又没有钱，非找些事情不可了——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不想谈我的过去，但是，倘使你能告诉我怎样可以找到事情，我就感激不尽了。即使是眼前几天的短工也好。我非找些事情不可了。”
戏院散场了。电灯广告不见了。时钟打了十一下。又过了半个钟点，只剩了最后的两个人。
那个茶房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就乘机继续讲下去。
“来吧！”他对几个好奇的观众叫道，“一毛八分钱就可以使我们都有地方过夜了。一毛八分钱。我有了六分。请哪一位给钱吧。请记着，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布鲁克林去。在回去之前，我还得把这些人带去，让他们安睡。一毛八分！”
“朋友，”他说，即使在自己的困境中也看得出这个人的地位很低微，“你们旅馆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干吗？”
谁都不回答。他来回踱着步，向地上望了几分钟，偶尔柔声说：“一毛八分钱。”比起其他的钱来，这笔小数目仿佛会把大家盼望的目标推迟得更久才能实现。赫斯渥因为自己是这长长一行人中的一分子，稍微振作了一些，才尽力不呻吟出来，他也实在太虚弱了。
他打起精神，来到百老汇路，向百老汇中央旅社走去。在离开一条横马路的地方，他停下来，迟疑起来。在一扇边门口站着一个面色忧郁的大个子门房，向外眺望着。赫斯渥打定主意向他求情。他一直走上去，不等对方转身走开就和这家伙劈面相逢。
终于有位身披歌剧斗篷、穿着沙沙作响的长裙的太太，由男伴陪着沿五马路走过来。赫斯渥百无聊赖地凝望着，不禁想起在新天地中的嘉莉，并且想起他从前这样陪伴他太太的光景。
坐在寄宿处的房间里，他最后只剩了五毛钱。他一向节省而且盘算，终于弄得健康受了影响。他已不像往日般健壮了。同时，他的衣衫也一点不合身了。他这时决定非干些事情不可，就出去奔走，但眼看一天又过去了，只剩下最后的两毛钱——已不够明天的饭钱了。
当他痴望着的时候，那位太太回过头来，望见这希奇的一群，就打发她的男伴走过来。他走过来，手里拿了一张钞票，态度极其潇洒而又大方。
有一天，他在看《世界晚报》的广告栏时，发现卡西诺戏院在上演新戏了。他心里马上一愣。嘉莉已经走了。他记得就在昨天还看见过她的一张海报，但无疑这是新的海报没有覆盖掉的。说来奇怪，这事情使他惊慌失措。他几乎不得不承认，他好像是要靠她留在本城才能生活的。现在她已经走了。他弄不懂怎么会放过这样重要的事情的。现在，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才回来。受了精神上的恐惧的催迫，他站起身来，走到幽暗的盥洗室里，暗中数了数他余下的钱。总共只剩下十块钱了。
“给，”他说。
这是他在对一群演员讲一则英国笑话。他清醒过来之后，还在微笑。坐在近旁的一个固执的怪老头，仿佛有些不安。他至少是极露骨地瞪大了眼睛。赫斯渥挺直了身子。记忆中的那则趣闻立即打消了，他觉得有些惭愧。他就站起身来，踱出门去，到街上去消遣一下。
“谢谢，”上尉说，转身对着剩下的两个要铺位的人。“这一来，我们还有些余钱可在明天晚上用，”他补充说。
“你为什么不跳，你这个大傻瓜，”他在说——“跳吧。”
说罢，他要最后两个也排在队里，自己走到队首，一路走，一路数着人数。
嘴唇的活动使他惊醒过来。他不知是否真的说了出来。第二次他发现这种情况时，他的确是说出口来的。
“一百三十七个，”他宣布说，“现在，朋友们，排好队。向右看齐。这一下就快了。喂，别心急。”
“我不行，”他回答，正和几年前一样。“我现下分不出手来。”
他自己站在队首，发命令道：“开步走。”赫斯渥随着队伍一起走着。这蜿蜒的长蛇阵跨过五马路，穿过麦迪逊广场，沿着弯曲的小路向东走上二十三街，再沿着三马路走下去。当队伍走过时，夜半的行人和闲荡者都站住了凝望。在各个拐角处聊天的警察，漠不关心地望着，或者向领队点点头，他们以前见到过这人。他们在三马路上一直走到八街，像是令人疲惫的跋涉，那里有一家寄宿处，明明是夜里已打了烊。可是，他们是预期要赶到的。
“你高兴和我一同投资吗？”他听得莫里森说。
他们站在门外的黑影之中，上尉则在门内谈判。于是大门打开了，他们随着一声“喂，别急”，被请了进去。
他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习惯已经把他控制到了什么程度，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嘴里在重复从前对他一个朋友说过的老话。他们当时正在汉南-霍格酒店里。他好像正站在他那雅致的小办公室门口，穿得衣冠楚楚，和萨加·莫里森谈论芝加哥南部某一处地产的价值，后者想在那里投资。
有人在前面指点房间，以便大家及时拿到钥匙。赫斯渥用尽气力爬上格格作响的楼梯，回头一望，看见上尉在那里注视着，他那博爱的襟怀要看到最后一个都被安置好了为止。然后，他裹紧斗篷，踱到门外的夜色中去。
在这里，他喜欢闭上了眼睛，缅怀过去的日子，这种习惯越来越牢固了。起初这并不是沉睡，而是精神上回想他在芝加哥时的生活光景和事件。因为眼前越来越黑暗，过去就越发显得光明，而与过去有关的一切就鲜明地出现在他眼前。
“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赫斯渥说，他在指派给他的黑暗无光的小卧室中那个破旧的铺位上坐下来，腿儿痛得厉害。“我非吃些东西不可，否则我会饿死的。”
不知怎的，只消他知道她还在卡西诺戏院演出，虽然从来不想去找她，好像下意识里就有一种安慰。他不是孤立无援的。这出戏仿佛是这么好的固定节目，接连演了一两个月后，他开始认为它理所当然地还在演下去。到了九月里，剧团出发到外地去巡回演出，他却没有发现。当他用到只剩二十块钱的时候，他搬到波威里街一毛五分钱一天的寄宿处去住，那里只有一间简陋的休息室，放着几张桌子和长凳，还有几把椅子。
[1] 纽约市一古老的公园，位于15街和2马路的转角。
赫斯渥身边揣着七十块钱，此外就别无长物，躲在一家蹩脚的旅舍里，愁眉不展地坐在那里看报，眼看炎热的夏天消逝，凉爽的秋天又来到。他对他的钱在逐渐花掉并不无动于衷。每天花五毛钱的房金，一天天过去，他觉得焦急起来，终于换了个更便宜的房间——三毛五一天房金——想使他的钱可以多维持些时候。他时常看到有关嘉莉的消息。她的剧照在《世界报》上刊登过一两次，他并且在一把椅子上看到一张过期的《先驱报》，得悉她新近为某项事业，和别的角色一起参加义演。他以悲喜交集的心情阅读这些消息。每一则消息好像都把她愈送愈远，离他而去，进入越来越高不可攀的境界。他还在广告牌上看到一张美丽的海报，画着她扮演教友会小教徒的角色，端庄而又俊俏。他曾经几次停下步来，看了又看，愁眉不展地呆望着这标致的面孔。他的衣衫很破旧，和她现在的情况一比，已判若云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