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数看，”他耳边有一种声音说。
他又看了看另一只抽屉，又停下手来。
他伸手到第一只抽屉里，拿起那叠钞票，让它们一扎扎地散下来。这些是一千元一扎的五十元和一百元的钞票。他一数有这么十扎。
“我知道汉南或者霍格从来没有这样放过钱，”他心里在想，“他们一定忘记了这些钱。”
“我为什么不把保险箱关上呢？”他心里自思自忖，踌躇不决。“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不走呢？”
他抽出抽屉，就看见一层扎好的钞票，一千元一扎，像银行发出来的原封。他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就站住了细看一下。然后他拉出另一只现金抽屉。里面藏着当天的进款。
回答他的是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你手头曾经有过一万块钱的现钞吗？”
“我来看看里面，”经理想，拉出一只藏钱的抽屉。他不知道为什么想往里看看。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行动，要是在别的时候一定不会发生的。
啊，这位经理记得他从来没有过这么许多。他所有的财产都是慢慢地积聚起来的，现在都在他太太名下。他的财产总共值四万多块钱——都要归她所有了。
梅休在半小时前离店时一定以为自己已经旋过箱门锁钮，关上了锁。他以前从没有忘记过。但是今天晚上梅休却心不在焉。他在盘算自己的一笔生意。
他想到这些事情时感到迷惑——然后推进抽屉，掩上箱门，手搁在锁钮上，顿住了，这锁钮只消一转就可以锁上，断绝一切诱惑。他还在迟疑。最后他走到窗边，拉下窗帘。然后他拉拉房门，实在他早已锁上了。什么事情要他多心呢？他为什么要这么悄悄地行动呢？他回到账台的一端，像是要靠着手臂思索一下。然后他走去打开他那小办公室的门，开了灯。他还打开了他的写字台，在台前坐了下来，脑子里尽是些奇怪的念头。
“明天要和梅休提一下这事，”他心里想。
“保险箱开着，”有一种声音说，“恰好还有一点儿隙缝。还没有锁上。”
他从来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出过毛病，但是今夜，锁上自己的写字台以后，他走出来拉拉保险箱的门。他用的办法是把门用力拉一拉。这一回箱门竟应手而开了。他对此略有些惊奇，于是往里一看，发现那些放现金的抽屉像白天里一样，显然是没有关上。他第一个念头当然是要查看一下抽屉，然后关上箱门。
这位经理心乱如麻，尽在胡思乱想。这时，他回想起白天里的全部纠葛。也想到了眼前就有个解决办法。这笔钱就能解决问题。倘使他有这些钱又有嘉莉，那该多好啊。他站起来，呆呆地站着，俯视他的鞋子。
等所有的人都走了，看看每样东西是否都已锁好，以便可以放心过夜，这是经理的责任，也是他的习惯。按照习惯，只有过了银行营业时间所收入的现金才存放在店里；这笔钱由出纳锁在保险箱里，只有出纳和那两位店东知道号码锁的密码；但是赫斯渥却每夜都很谨慎，总要拉拉放现金的抽屉和保险箱的门，看看是否关严了。他然后锁上自己的小办公室，开亮保险箱旁边的灯，然后才离去。
“这么办好吗？”他心里在问，慢慢地举起手来，抓抓耳朵，想找寻答案。
结果十二点钟到了，酒店要打烊了，人们就此告别。赫斯渥极其热忱地和他们握手道别。他在肉体上感到很愉快。他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头脑清醒，可是心里却充满了幻想。他觉得他碰到的麻烦似乎并不太严重。走进办公室，他开始翻阅一些账册，等堂倌们和出纳离店。他们很快就走了。
经理不是傻子，不会盲目地由于这一念之差而误入歧途，但是他处境特殊。他血管里充满了酒。酒已涌上了他的脑袋，使他对眼前的机会产生好感。酒还对他美化了一万块钱的作用。他可以从这一万块钱里看出大好机会。他能得到嘉莉——啊，是的，他能得到。他可以摆脱自己的太太。还有明天早晨要谈判的那封信。这样就不用答复它了。他走回到保险箱前，伸手放在锁钮上。然后，他拉开箱门，把放钱的抽屉完全抽出来。
“你可听见过这个故事，”和“这倒使我想起了，”是重复得最多的老话。斯坎伦的幽默占着上风。赫斯渥也不甘落后。他不是幽默家，但是他经常听到不少故事，记得很牢，又能相当正确地分辨故事的优劣。所以一轮到他，他就也来上一个。
抽屉一在他面前拉开，想要不动它仿佛是愚蠢的事情了。这当然是太蠢了。他不是可以和嘉莉安静地生活许多年吗？
过了不久，这样饮酒就开始发生效果了。大家开始讲故事了——那些说不完的、滑稽可笑的故事，这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话题。
天呀！这是怎么啦。他第一次觉得精神紧张，好像有一只坚定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他恐惧地向四周一望。一个人影都没有。一些声音都没有。有人在人行道上踢踢达达地走过。他把钱箱和钱又放进保险箱里。然后又把保险箱门掩上一些。
“让我给你介绍汤普森先生，”他把这三位名角和经理拉在一起以后，对赫斯渥说。于是就开始了美国交际场所常有的那种漫无边际的社交性谈话，通过这种闲谈，那些追逐名利的人企图从那些享有盛名的人那里沾点光。倘使赫斯渥有什么癖好的话，那就是对名流倾心。他认为，如果说他属于什么圈子的话，那就该在名流之中。要是在场的人中有人不赏识他，他自视甚高，不甘心去拍马屁，但又十分热心，不能不严守自己的岗位。但是在像眼前的这种情况中——他能以绅士的身份大出风头，同时不折不扣地被人们当作这些名流的朋友和同僚，他就极其高兴。倘使有机会，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喝上几杯”。在社交气息相当浓厚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放手和他的同伴们一杯对一杯地喝酒，轮到他付钱的时候，他丝毫不马虎，似乎他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外来的顾客。倘使他曾经接近喝醉，或者换句话说，在达到醉醺醺的状态前感到脸红、灼热而很舒泰的话，那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人物之间——当他处在闲谈的名流中时。今夜他虽然心事重重，有了同伴还是感到很轻松，而且，既然有一些名流聚在一起，他就暂时将自己的心事搁在一边，尽情地参加他们的闲谈。
一般良心上从来不动摇的人，对一个头脑比较脆弱、在责任与欲望之间拿不定主意的家伙的为难，是不容易理解的，除非这种情绪能得到鲜明的描绘。一般从来没有听见过内心中幽灵似的时钟的庄严的声音，非常清晰地滴答、滴答地传出“你应该”、“你不应该”、“你应该”、“你不应该”的人，是无法对此作出判断的。不单是反应敏捷、思路有条有理的人可能有这种心理矛盾。即使是糊涂透顶的傻子，受到欲念引诱而想干坏事的时候，是非感也会唤他回头的，就权威和力量而言，这种是非感是和他的犯罪倾向成正比的。我们应该记住，这可能不是对是非的认识，因为动物畏惧罪恶的本能，并不基于对是非有所认识。人类在受知识指导以前，还是受本能控制的。正是本能唤醒了罪犯——正是本能（在不存在有条有理的推理时）使罪犯觉得危险，害怕犯错误。
这是他这次旅行演出时第一次见到这位经理。赫斯渥很客气地向他致意。他这时还不认识汤普森，只是闻名而已。和斯坎伦也不大熟。这时碰巧当地著名的酒鬼马克·肯尼迪也走了进来。他是因为有钱和趣味还过得去而结识了到本城来访问的许多名人。这三位演员他都认识。
因此，每逢初次冒险干某种从未干过的罪恶勾当时，人的头脑就会犹豫起来。思想的时钟报出了它的欲望和它的否定。凡是从来没有在精神上经历过这种进退两难的人，下面的故事可能纯然是想象不到的。
“喂，乔治，”后者对赫斯渥招呼。
当赫斯渥把钱放回去后，他心里又觉得轻松而大胆起来。没有人看见他。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想干些什么。他可以自己把这事好好盘算一下。
他们谈了一会赛马，最后一起踱出房间走向酒吧。当他们还在那里谈话的时候，赫斯渥的其他几个朋友走了进来，等到十一点过后不久，戏院散场了，有些演员陆续走了进来——其中有些名角儿。有斯坎伦、上演《老家宅》的那个剧团的登曼·汤普森和当时刚在杂耍剧中成名的演员法兰克·布什。
晚上的酒意还没有消尽。尽管他额头冒汗，在经历了一番无名的恐惧后，他的手还在发抖，浑身还都在冒酒气。他几乎不觉得时间在消逝。他又把自己的处境思忖了一番，他的眼睛老是看见成堆的钱，他的头脑老是想着这些钱的作用。他踱进自己的小房间里，又走到门口，又回到保险箱前。他把手放在锁钮上，把它打开。钱就在那里。看看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赫斯渥笑了一笑。
他又拉出抽屉，拿起钞票——钞票是这么光洁，这么整齐，这么便于携带。总之是很小的一包。他决定把它带走。是的，他要拿，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看看钱，发现口袋里放不下。他的手提包！当然啦，他有只手提包。手提包里放得下——全都放得下。谁也不会怀疑那只手提包的。他走进小办公室，从屋角的搁板上拿下手提包。这时他想起上次用这包时是出去郊游。他就把手提包放在办公桌上，向保险箱走去。为了某种缘故，他不想在外面大房间里装钱。
“喝点威士忌吧，乔治，”泰恩特说，“你该知道的。”
他先拿了钞票，然后拿当天零碎的进款。他要全部都拿走。他推进空抽屉，把铁门几乎关上了——这时又站在旁边沉思起来。
“今天晚上我有些不舒服——前几天有些小伤风。”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的动荡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是绝对真实的。赫斯渥没有勇气就这么果断地干。他要考虑考虑——把事情反复思考一下，决定这是否是上策。他对嘉莉有这么强烈的欲望，他紊乱的私事又是这么逼着他，因而他老是认为这是上策，但还是迟疑不决。他不知道这对他可能造成什么恶果——是否很快地就会遇到麻烦。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的是非善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决不会想到。
“怎么回事，乔治？”泰恩特问，“你看上去不大高兴。是不是在赛马上输了钱？”
当他把所有的钱都放进手提包之后，心里陡的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想法。他不能这么办——不行。想想看，这该多丢人哪。那些警察，他们会追捕他的。他非插翅飞逃不可，可是飞到哪里去呢？唉，做一个逃亡的罪犯是何等的可怕啊。他抽出两只抽屉，把所有的钱都放回去。他心急慌忙，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把钱放进了另外的抽屉。然后当他关上保险箱门的时候，他想起放错了地方，才又把箱门打开。两只抽屉搞错了。
“你好，弗兰克，”赫斯渥说，看见了他好像轻松了些。“请坐，”向他指指小房间里的一把椅子。
他拿出钞票，放回原处，这时恐惧之感消逝了。有什么可怕的？他不能逃走吗？留在本地有什么用？他决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的。他把这些钱都放进手提包。这一叠叠柔软的钞票，这些零碎的金银币，真有些迷人。他此刻觉得自己肯定放不下它们了。不，不。他要把这些钱带走。他要把保险箱锁上，免得再改变主意。
“喂，乔治！”他大叫道。
他走过去，把空抽屉放回原处。然后他推上箱门，这差不多已经是第六次这样做了。他踌躇不决，思忖着，一手按在额角上。
大约十点钟光景，他的朋友弗兰克·勒·泰恩特先生，当地一个喜欢运动和赛马的人，闯了进来，看见赫斯渥独个儿在办公室里，就走到门口。
他手里拿着钱，这时候，锁卡答一响。锁上了。是他锁上的吗？他捏住门钮，拼命地拉。关上了。天呀！他现在无法改悔了，一点也不错。
这一短短的历程使他大为扫兴。他很快又想起了原来的烦恼，急于回到酒店去找解脱。一大群绅士在那里谈天说地，使这个地方显得很热闹。库克县[2]的一批政客正在店堂的后部围着樱桃木圆桌商谈什么事。几个寻欢作乐的青年正在酒吧边聊天，不愿就上戏院去。在酒吧的一头，有一个寒酸而又斯文的人，长着个红鼻子，戴一顶旧礼帽，正在静静地喝一杯淡啤酒。赫斯渥对政客们点点头，就走进办公室。
他一发觉保险箱的确已经锁上，额上就直冒冷汗，浑身剧烈地打战。他向四周一望，立即下了决断。现在不能耽搁了。
“我到那里去找她，”当经理一路去上车时，心里这样想，因为得干这桩棘手的事而感到相当失望；但是事实上他却没有去。在他到达市中心区之前，他把事情重新想了一遍，认为这是无补于事的。虽然他非常想见嘉莉，可是他知道，她会和别人在一起，所以他不愿意闯到那里去求情。他可以过一些时候去——明天早晨去。只是明天早晨他得应付律师的问题。
“假使我把钱放在保险箱顶上，”他说，“然后走开。他们会知道是谁拿的。我是最后关门的人。而且还会发生别的事情。”
嘉莉实在不在胡利戏院，她是和海尔太太一起去哥伦比亚戏院的，那里正在上演威廉·吉勒特[1]的一出早期的喜剧。
他立即变成了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谢谢你，”经理回答，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帽边便走了。
“我必须离开这里，”他想。
女仆实际上并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是她讨厌赫斯渥，想给他找些麻烦，就回答说：“知道的，胡利戏院。”
他急忙走进自己的小办公室，拿下他的薄大衣和帽子，锁上写字台，拿起手提包。然后他熄了所有的灯，只留下一盏，开出门来。他想装出他平日自信的神气，但是几乎装不出来。他很快就懊悔了。
“是吗？”赫斯渥说，不禁大吃一惊。然后，做出好像有要事一般，他说：“你不知道她上哪家戏院去了吗？”
“天呀，”他说，“要是不拿就好了。天呀，这是犯了错误呀。”
“不在，她上戏院去了。”
他径直沿街走去，与一个相识的查夜人打了个招呼，这人正在检查门户。他必须出城，而且赶快出去。
“杜洛埃太太在家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火车，”他想。
“他出门去了，”女仆回答，她听得嘉莉是这样对海尔太太说的。
他立即拿出表来一看，已经快一点半了。
“杜洛埃先生在家吗？”他和悦地问。
他走到第一家药房门口，看见里面有长途电话间，就停了下来。这是一家有名的药房，是最早装有单人电话间的店家。
他搭上一辆麦迪逊街的街车直到奥格登公寓，这一回他大胆地直走到门口。女仆来开了门。
“我想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他对夜班职员说。
“不，我等一下去看他，”赫斯渥回答，就走了出去。
那职员点了点头。
“没有，”后者回答，“他在房间里。你要送一张名片上去吗？”
“请接1643，”他查到了密执安中央火车站的号码以后，对电话总局说。票房间很快就接通了。
“杜洛埃先生出去了没有？”他问茶房。
“到底特律去的火车什么时候开？”他问。
六点钟他从房间里下来，仔细望望四周，看杜洛埃是否在场，然后出去吃饭。可是他几乎吃不下东西——因为急于去执行他的使命。在动身之前，他想最好去了解一下杜洛埃在什么地方，就回到旅馆里。
那个人报了几个开车的时间。
他想到这里，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他决定吃过夜饭就去。
“今天晚上没有车了吗？”
“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想，“我要上门去问杜洛埃先生是否在家。这就可以弄明白他到底在不在，嘉莉现在正在哪里。”
“没有挂卧车的了。不过，还有，”他补充说，“三点钟有班邮车开出。”
他兴高采烈地匆匆赶到自己房间里，换了衬衣。在换衣服时，他打定了主意，倘使嘉莉一人独居，或者搬了地方，他应该去弄弄明白。他决定立即去访问。
“很好，”赫斯渥说，“那班火车什么时候到底特律？”
“这是怎么搞的？”他想，“他们吵架了。”
他在想，只要他赶到那里，过河进入加拿大，他就可以不慌不忙地到蒙特利尔去。他听到火车中午可到，心里觉得一轻松。
赫斯渥转过身去，闭上眼睛，好尽量表示并尽力掩饰自己的感情。
“梅休不到九点钟不会开保险箱的，”他想，“他们在午前查不到我的行踪的。”
“是的，”茶房说。
这时他想到了嘉莉。倘使他要得到嘉莉的话，要非常迅速才行。她必须和他一起走。他就跳上等在近旁的一辆马车。
“一个人吗？”他补充说。
“到奥格登公寓，”他干脆地说，“倘使你跑得快，我可以多给你一块钱。”
“真的吗？”赫斯渥叫道，尽量掩饰着惊异的表情。
车夫鞭着他的马，使它像是飞跑起来，实际上速度却是一般。赫斯渥在路上想出了一个办法。到了门口，他急忙跨上阶沿，甚至不怕打铃唤醒仆人。
“我想是的吧，”后者说，一边查阅他的私人登记表——“是的。”
“杜洛埃太太在家吗？”他问。
他买了衬衣和半打领带，就到帕尔默旅馆去。他走进去时，好像看见杜洛埃拿了钥匙上楼梯去。哪里会是杜洛埃啊。想到这是不可能以后，头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也许正和嘉莉住在这里吧。也许他们暂时搬了家。他一直走到写字台边去看旅客登记表。这一天表上没有他熟悉的名字。他翻到上一天的那一页。还是没有。“杜洛埃先生住在这里吗？”他问那茶房。
“在家，”吃惊的女仆说。
当他在这样得意洋洋地思想的时候，他记起了明天早晨要换干净衬衣。他曾决定那天晚上带一些到旅馆里去。他其他的衣服全都在家里，他还没有决定这事该怎么办。他决定立即出去买一些，他还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哪里过呢。他在思念嘉莉，可能去看看她。他心里想，总有办法看到她的吧。
“告诉她穿好衣裳立刻下来。她丈夫受了伤在医院里，要见她。”
值得指出的是，此人并不对他自己证明他的行为是正当的。他并不为此而操心。他想的压根儿只是有可能说服嘉莉。这是没有什么不是的。他热爱着她。他们的共同幸福就靠这一点。但愿杜洛埃那个家伙走了才好。
女仆看到这人的紧张而郑重的神气就相信了，急忙上楼去。
他自己想清了这事情，他的心神就飞到了嘉莉的身边。他在想象中发现她很惊异，装出震惊的样子，带着畏惧的神情避开他，但是暗地里却倾心于他。是的，真是这般——她会暗地里倾心于他——他知道。他这么爱着她，她不会不如此的。然后，他会虚心倾听她的一切数说，而不置一辞。她怎么谴责他都可以，直到满意为止，他决不打断她。只有在听她说完了话以后，他才开口，到那时——啊，他要把他的一切可悲的境遇都告诉她。她会了解要他不爱她是何等困难。这是杜洛埃的不是。他本来并不想到那里去。他总是想再也不上那里去了。但是一旦他见了她，他怎么能不牵肠挂肚呢？是他的罪过吗？啊，当然不是，因为她是这么令人神魂颠倒。他曾经试过——但是你看。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他要等见到她才说。终会让她理解的。
“什么事呀？”嘉莉说，开亮煤气灯，伸手去拿衣裳。
说也奇怪，由于暂时不去考虑另一个问题，他的思念就更其热烈了。那件事已弄得他这么厌倦，真不想再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嘉莉有信写给他，他现在就有了些希望。假使她真的知道了——那又有什么道理呢？难道她不是爱他的吗？难道他不是愿意放弃一切吗？他忘记了多亏了他的家庭纠纷，才使他放弃家庭比较来得容易，不过他已为此弄得头昏脑涨。他只能想着嘉莉，想到他可能将不得不完全和她待在一起来得到慰藉这一点。倘使他的家庭将就这么破裂，他还能去找谁呢？这样他们可以一起过美好而平静的生活了。
“杜洛埃先生受伤进了医院。他要见你。马车在楼下等着。”
可是，不久他又想起了过去担心的事儿，随之而来的是多大的厌倦之感啊！他想到明天和那诉讼。他什么都没有干，可是眼看一个下午又要过去了。这时是四点差一刻。到五点钟，律师们都要回家了。他还有明天一个上午。当他正这么思忖的时候，最后的十五分钟过去了，五点钟到了。于是他就不去想在这一天去拜访他们了，思路又转到了嘉莉身上。
嘉莉很快穿好衣服，立刻下了楼，除了必要的东西以外什么都没有拿。
他匆匆忙忙把这事想了一遍，面上又有了血色。他一时忘记了麦格雷戈、詹姆斯和海埃的来信。啊，只要他能得到嘉莉，也许他就可以摆脱这全部纠葛——也许那就无所谓了。只要他能保住嘉莉，就不在乎他的太太会采取什么行动了。他站起来，在室内踱来踱去，做着今后和他钟情的这个妙人儿共同生活的美梦。只要他有了她，他目前的困难好像就没有什么大不了啦。啊！啊！只要他能得到她就好了。
“杜洛埃受了伤，”赫斯渥急忙说，“他要见你。赶快走吧。”
他一遍信还没有看完，就决定要想法去找嘉莉。他要写信给她，或者守候她，或者上门访问。她不应该避开他太久。啊，不，不能这样。倘使能和她谈谈，她就不会这样。
嘉莉惊惶之极，信以为真了。
这篇词意显明的谴责竟使他这样心里感到轻松，倘使说不上可悲，也真是人情味过重了。他一向自得其乐，现在竟要向外界去寻求安慰——而且是从这一方面。感情的绳索真是神秘！——它们把我们都束缚住了。
“上车吧，”赫斯渥说，扶她上了车，随后也跳了上去。
这是他抵制控制着他的莫名其妙的沮丧的一种力量。他从信的措辞里看不出什么，但是信的精神，他自以为是了解的。
车夫转过马来。
他看了信的内容，起初几分钟里略微有些沮丧，但是很快就振奋起来。“倘使她不是对我有心，就根本不会写信的。”
“密执安中央车站，”他站起来说，声音说得很低，不让嘉莉听见。“越快越好。”
“好了，”他想，“她是爱我的，否则决不会写信给我。”
[1] 威廉·吉勒特（1855—1937）为美国杰出的演员和剧作家，以演自己改编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中的主角获盛名。
赫斯渥收到麦格雷戈、詹姆斯和海埃的那份明确的通知以后，在街上心烦意乱地散了一会儿步，回家后发现了那天早晨嘉莉写给他的信。他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心里大为激动，急忙把它拆开。
[2] 在伊利诺斯州东北部，芝加哥在该县的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