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塞在包里的小说是范昊甫写的。我本想今天看完，想知道情节会如何发展，故事会如何结局。或许我可以从小说中了解他的想法，读懂他写这种小说的意图。这本小说与他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虽然同样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而且农民作为他故事中的主角也不是第一次。但在他之前的故事中，主人公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是自己造成的，就是日本人造成的。而在这本小说中，令主角身陷囹圄的罪魁祸首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有着热忱理想的男青年，他似乎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范昊甫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从创作小说或诗歌的立场出发，他总是能创造出任何他所希望的人物。
崖木植深田
我们穿过山门，进入寺院的地界。湛蓝的天空上，零星闪烁着几颗孤星。要是能在星空下入睡何其美妙！若不是为了抵御夜凉和老虎袭击，我们其实无须到寺院投宿。
山花望高天
轿夫们将轿子停在一个挂着青铜大钟的小亭子边。他们歇息下来，取出鸦片开始吸食。我拿出自家的毯子，菊钗打开午饭剩下的米饭和酱菜。孩子们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他们睡觉前一向如此——围着大钟追逐奔跑。阿州用指节敲着钟的边缘。
高处的激流顺着山坡往下奔腾，只听见喧闹的水声。沿着小径下山后，一条溪流出现在前方，黑暗而隐秘的水面上闪着落日余晖的银光。架在小溪上的桥是用对半劈开的树干做成的，轿夫过桥时放慢了脚步。他们抬着我们到了对岸，转弯后继续向前走。我们右手边赫然现出一段花岗岩山崖，上面用红漆大字篆刻了一首诗。诗句末尾高出路面足有一丈有余，上写：
“嘘。”我指了指停在寺院墙角，已经放倒的轿子。“可能有人在里面睡觉呢。过来吧。你们的饭弄好了。”
周遭各种阴影越来越浓，我们向一座寺庙走去，准备到那里过夜。遗憾的是，等我们到达寺庙并且安置妥当后，光线会太暗，无法阅读了。我轻叹一声，像鸽子在一片蝉鸣中的惆怅叹息。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整天都在期待着读完昨晚才开始看的那本小说。
我们安静地吃着饭，听着一位僧人为亡者超度诵经的单调声音。饭后我们收拾干净，起身往庙里走。寺庙笼罩在一团紫红色光晕中，显得矮小而朴素。诵经声停了下来，我们眼前出现一个身影，他胡子花白，身穿酱紫色僧袍，僧帽开口处的顶饰如同鸟冠。他躬身施礼，等候我伸手从口袋中拿钱供养。然后，他把硬币掖在袖中，再次躬身施礼，飘然走向一间低矮的屋子。
我们从大路转入一条小径，香蕉叶和蕨类树叶擦过我们的手臂和肩膀。中午时分，我躺在轿中躺椅上，不得不合眼以躲避亮光。我眼见天色渐暗，想透过绿色枝叶的间隙，眺望一下染上紫晕的天际。在蝉鸣合唱声中我提高嗓门，提醒孩子们穿上毛衣。除此之外，这里唯一的声响，就是轿夫们脚踏小径时发出的啪嗒啪嗒声。
寺庙台阶上，一只果蝠擦着我们的头顶飞过。阿州抓住我的手，我们走上台阶。离庙门越近，气味就浓烈，阿州的手也抓得更紧。
我本可以告诉聿明怀孕的事，可还没等我确定，他就走了。
“没事的。”我喃喃道，“我们会习惯的。”阿州跟我一样，对气味很敏感，这股混合了香火、霉菌、尿骚和腐臭的浓烈气味实在太刺鼻，尤其是我们在山间呼吸了一整天新鲜空气后，愈发觉得难以忍受。我们进去后站定脚步。有几个人抬起头，其余的人没有任何反应——是些摆放在寺庙地上纹丝不动的人形。死者与睡觉的人很容易分辨出来，他们被整齐地并排摆放，身体僵直，彼此间隔距离相等。他们的膝盖无一弯曲，胳膊无一上扬，身体无一紧靠着互相取暖。我在活人当中找寻足够容纳我们四个人的位置，然而寺庙太小，我们到得又太晚了。
我盯着轿夫乌黑的头发，用手护住自己的肚子。我的想法变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像是在航行。即便轿夫走得有节奏，依然让人很不舒坦。聿明去福州前，我应该告诉他我怀孕了。这么颠簸对胎儿不好，其实我们应该走海路的。这个时节，温柔的海浪会轻轻摇着我们，大海会为我们让出一条通道，而不是眼前这不肯退让的土地。大地像是在与我们抗争着，以牙还牙地回击轿夫的脚步，传到他们的腿、到脊梁、到肩头、到胳臂，再传到轿子，最后击中我们。
“那里，太太。”菊钗指着一处离尸体稍远的位置。我们在石板地上铺开毯子，让孩子们躺在我的两侧，菊钗躺在阿梅旁边。我平躺下来，把一个小枕头卷塞在脖颈下面。孩子们把头枕在我胳臂上，一左一右地拥着我。头顶的灯光闪动着，有人在咳嗽，有人在打呼。有气息和没气息的人们发出各种声响，空气随之悸动。
当轿夫脚步轻快时，那感觉几乎像在海上行船。我重新乘上轿子时就有这种感觉。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去福州，当年阿梅只是个小婴儿，我还没怀上阿州。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天生就适应海上旅行，但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海上长途旅行。
阿梅紧贴着我的身体，手臂牢牢抱住我的腰。我腾出另一只胳臂，轻柔地搂住她，用手在她的皮肤上按摩抚摸，让她放松下来。
没等她往下说，我就摇了摇头。等我们到达陡坡的顶部，才可以再坐轿子。或者翻过下一座山，直到我们走累为止。
我能感到另一侧阿州小小的身子在颤抖。他努力想表现得勇敢，想要按照父亲教导，成为一个小男子汉。聿明告诉他，外面很危险，男孩子要尽快长大成男子汉。聿明从抗日战场回来后，就开始用我们给阿梅和阿州取的大名称呼他们。他很反感叫他们乳名。没过多久他开始训练阿州进行格斗和射击。阿州学得很快，但聿明并不知道，让一个小孩子表现得像男子汉，实在太难为他了。像现在，阿州想哭却不能哭，只有在外婆面前他才敢哭。
“妈妈。”阿梅愁眉苦脸地看我一眼。
“过来点。”我说着，又用手臂搂住他，让他挨得更紧些。
我的腿开始疼痛，但我不想停下脚步，不能在爬山中途放弃。这样左转、右转、再左转，稳步地向上攀爬，很令人怡然自得。还不能放弃。“山重水复疑无路”后面一句怎么说来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妈妈。”他低声道，身体仍在颤抖。
我每次看这条路都发现有些不同。早晨的深黄色泥土不见了，现在我们脚下的蓝灰色花岗石碎片嵌在一片细腻的赭色泥土中。甚至连沟渠也有了变化。眼前这道纵贯山坡的沟渠被冲刷过，只在几个低洼处淤积了些泥沙。隔离道路与沟渠的花岗岩石板不知被放置了多少岁月，它们前倾后倒，长满各种苔藓。轿夫们对这条道路想必早已烂熟于胸。他们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连小腿都记得住每个坡道的斜度，脑子更是本能地测量得出每个弯道间的距离。
“没事的。”
我和阿州每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岩石与暴露的树根间择路前行，我们跃过路中被去年季雨冲出的沟渠，身手灵敏得像两只山羊。细细想来，实际上，历史上的自戕事件少而又少。我们在诗歌戏曲中所歌颂的那些，之所以受人瞩目，恰恰是因为其不同寻常。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宁愿苟且地活着。活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我仍记得阿桂说过的一句话，在得知我可能参与了抗日活动时她说，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是活下去。
“可是……”他的眼睛大张着。
我不指望那种悲哀会彻底消退。不过，今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你看，看那粉晕的日光，看我手臂上摇曳的叶影。听听大山的叹息声。一个人即便再如何沉浸于悲痛，她也能抬起头，欣赏啁啾的鸟鸣，岩石上温热的阳光味道，还有无边无际盛放的雪白茉莉。
“可是什么？”
显然，阿州那天在厨房里的举动很令人称许——像古代传说中的孝子那样情愿舍身为母。我当然不可能让他死，甚至也不会让自己死，不过我确实痛苦到了几欲轻生的地步。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如同排山倒海般袭来，让人无法继续埋藏在心底，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经历一番。纵然无法真正付诸实施，也要疯狂发泄一下。那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年了。悲哀的是，那一幕并不是了局。请记住，我所说的并非真正的自杀。否则我现在岂不早该人死灯灭了吗？不是的，正如之前说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的感觉具体化。那么空虚……仿佛无止境蔓延的空虚。我感到冰冷彻骨，如同行尸走肉，悲哀如巨石般梗在心中。但无论如何，我并未轻生。
“有……”他的整个身子战栗着。
这条南北向的山路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几处是凿山筑隧，还有几处则是直接将山坡夷为平地，不过这段路依然十分陡峭。“算了。”我转念说道，“我们走一走吧。菊钗，你要拉住阿梅的手，千万不要让她摔下山坡。”我拉住阿州的手。“看着脚下的路。”我说。
“什么？告诉我，有什么？”
我俯身拨弄着路边的石块。菊钗是阿玲家厨子的表亲。她30多岁，我其实更想要个年轻点的保姆，不过她身体硬朗，脾气温和。可我还是想念素莉。当时为我自己着想，我曾动过挽留她的念头。不过，即便她那位羊倌如母亲预料，投奔了共产党，至少她可以过上自己的小日子。我把手中的一颗石头丢了出去，恰好命中一棵树。阿州回过头来，惊讶地扬起眉毛。“现在我要击中后面的那棵树。”我说道，“看到没？那棵。”石头正中目标。我站到后面，阿州也击中了目标。“行了。”我说，“玩够了。回轿子里去吧。”
“有……一个白色的先生。”
“不用了，谢谢。”菊钗喜欢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我倒是很欣慰。火焰百合不大引人注目，但嫣红花瓣中的一抹黄色煞是好看。
是个鬼魂。他不是第一次看见了。在这方面，他也不幸地随我，能看到和体会到别人无法感知的事物。“外婆教过你什么的？”我提醒阿州。
“好呀，给你和妈妈各做一个。”
“外婆说……”
“我们可以做个花冠。”阿梅提议。
“你记得，对吗？”
“我知道，太太。我最喜欢火焰百合了。”
“是的，母亲。外婆说不要怕鬼，要是他们活着时，我没害过他们，他们死后也不会来害我的。”
“快扔掉。”我警告道，“别把球茎拔出来。有毒的。”
“是的。这就对了。”几个月前母亲交代过他对待鬼的方法。她准是派他去买香烟，他又在外面滞留得太久。阿州总是会在路上停下来跟店老板和小孩子说话。因为天色已晚，他准是从公墓抄近路回家。我听阿州跟母亲说，他看到一位穿着白色长裙的外国女人从墓碑上飘过。
“小姐。”保姆喊阿梅，“你看这里。”她蹲在路边一丛野花旁，解开叶子的卷须，又把缠在花丛上的一条藤蔓扯下来绕在胳膊上。
“你只要提醒这位鬼先生，你从没害过他，并祝他平安顺遂。”我将母亲说的话复述给他。
正值下午，不是强盗土匪杀人越货的最佳时刻。再说，我们看上去没什么油水，至少不太值得打劫。我们携带的不过是路上的干粮和每个人的换洗衣物、牙刷、梳子。我们打算到了福州再置办其他用品。母亲、阿桂和云云会料理我们离家后的所有杂事。
“好的，母亲。”
现在，我的轿夫追上了他们。我们家的轿子都颤巍巍地停在路边岩石上。“出来透透气。”我说，“来吧，孩子们。快点。”我钻出自己的轿子，双腿僵硬地向他们走去。阿州已经爬到了轿子边，阿梅还在等我把她抱下来。我们活动活动腿，揉揉后背。阿州把一块石头踢下山坡，跟着开始捡起鹅卵石，向树上丢去。
“嘘。安静点。”有人嘘道。
看，前方的轿子停下了。山路逐渐陡峭，轿夫们放下轿子，掏出用芭蕉叶包裹的自备鸦片。他们蹲下来舔着鸦片，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鸦片是富人的催眠药，而这山路上的脚力们却用它做强心剂。新保姆回头看看第二台轿子里的阿梅和阿州。我的两个孩子加起来才80斤左右，对于7岁和9岁的年龄来说算很瘦小。可话说回来，如今哪个孩子不比实际年龄瘦小呢？新保姆——她的名字叫菊钗——对他们微笑着。她在尽力讨孩子们喜欢，觉得自己能让他们忘掉素莉。
我把嘴巴凑到阿州耳边。“那位白色的先生能听到你的悄悄话。”
想必你会坚持说，既然长路漫漫，有着诸多不适，为何不在旅途中歌唱或是咏诗？为何不畅想来日，或是追忆战前的幸福时光？也许你不能理解的是，我可以在时光中上下求索，却依然找不到一刻无忧无虑的幸福。人生永远是五味杂陈的，不可能从时光中切除一截苦难，重新接上美好的两端。至于诗歌……谁知道呢？也许明天我会吟诗作赋。也许吧。我自己做主，懂吗？今天我做主，任凭思绪如潮。
“我知道。”
你猜得没错，我们正在远离鼓浪屿的路上。你会说，此时恰好可以用来细细回忆我们家里的温馨过往，鼓浪屿的街巷、店铺和海滩。不必担心。我对鼓浪屿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忆犹新。况且，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在福州不会住太久，也许一年，或许两三年。
这些经历过战争的孩子们，他们懂得太多东西。即便极少数被父母藏在家里的孩子，也目睹了太多事情。但我觉得，让他们见识见识也好。让他们懂得战争的残酷。我合上眼睛，倾听着周围的声音，不是打呼声，而是寺庙墙外的声响，有猫头鹰的咕咕声、竹子的吱嘎声和叹息声。我想到孩子们亲眼目睹过的一些事情，特别是阿州。他是个男孩，虽然很勇敢，但一直又太敏感。
也许你会疑惑，抗战已经胜利，聿明已经归家，为什么我现在还对往事念念不忘。你会说，往日已然过去，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诉说？我只有苦笑。已然过去？并没有过去。已发生的一切，依然存在着，不是吗？阿豆依然不能复活，婆婆依然葬在那个曾是儿童乐园的战时公墓里；而我，依然是那个受到重创的女子，身心留着八年战争与沦陷造成的伤疤。日本人侵略厦门那一年，我才22岁。而今我已30岁，30岁了。我人生的一段光阴啊。我还能想些什么？你以为，我可以安坐于轿中，欣赏着沿途景致——好像，在这里穿山越岭，是一种愉悦的经历。也罢，告诉你吧，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些堪比羊肠小道的山路上乘轿赶路，已经有大半天了。一路上磕碰颠簸，除了岩石、树木和轿夫流汗的羸弱背影，看不到其他风景。此刻，那些“孤岛”岁月和沦陷时期的点滴往事涌上心头，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
我记得有一天，他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那段时间，正是我们称为“暗无天日”的时期。我们的大米配额再次被缩减，物价疯涨，走私大米的价格跳到从前的600或700倍，还在不停上涨。他在厨房找到跟素莉一起淘米的我。“妈妈。”他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审视我是否够坚强，能不能承受他带来的消息。“面馆老板家又有一个人死了。我看到吴家兄弟抬着棺材。”
33
之后他没有再提起吴家兄弟。对一个每天在街头玩耍的小男孩来说，身强力壮的吴家兄弟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吴寡妇的五个儿子全都人高马大，我们总是这么形容他们。当我们在“暗无天日”中又熬过几个月后，我在他们店门口又看到一口棺材。没过不久，吴寡妇的老四也去世了。吴家那时只剩下唯一一个儿子，他拼出全身的力气，也只勉强把他哥哥的遗体拖到店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