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在我家找什么呢？”布拉德利太太问，至少我觉得她问的是这个。“对于黄先生的死，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太太觉得我的肋骨断了。”
我没有答案。
“请，”布拉德利太太说，“请坐。”
我也想不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日军搜查了数百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住所，带走了数千名难民。没人相信日本人会在乎谁杀死了黄立松。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两艘美国驱逐舰就停在海岸边，可他们只是远远观望。
“我掸灰尘时一直很小心。太太说过花瓶非常珍贵。要不是该死的日本鬼子用枪托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一定会挡住他的。”
这算是一起警方行动，不是真正的入侵。但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听说了日本海陆军队占领南京、徐州和厦门等地后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脑海里全是日军奸淫妇女和肆意杀戮的行径。大部分时间我尽可能不去想这些，可有时候，到了晚上，我眼前会冒出极为恐怖的画面。整个场景瞬间全部展现在面前——手无寸铁的男人站在就要埋葬他们的大坑旁，目光空洞地盯着即将刺入身体的刺刀；一名孕妇或一个小女孩躺在龌龊的鬼子胯间，孕妇的丈夫或女孩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其他日本畜生排队等着。最最可怕的是那些狗。我尽量不去想，可我越不愿想，画面反而越清晰。每次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时，我总是和一群人站在四面高墙的院子里，邪恶的日本兵随时会放出呲着锋利牙齿的军犬，将我们撕个粉碎。
“好啦，好啦。”布拉德利太太拍了拍女佣的手，“只是一个花瓶。”
白天的时候，我会很理性地告诉自己，挨家挨户的搜查只是警方行动的一部分。我已经说服母亲，现在不必整天躲藏起来。如果日本人闯进我们家，素莉、阿梅和我会尽量躲在后面不露面。同时，我们把家里所有能看见的值钱摆设全部收了起来，在显眼的地方摆上最便宜、最俗气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打碎了太太的明代花瓶。”老女佣眼里溢满泪水，“他用靴子又踩又踢，还大笑。”
另外，局势开始有了变化。英国人派出两艘军舰进入厦门湾，其中一艘巡洋舰飘着海军上将的旗帜。这样算下来是4艘西方军舰对峙20艘日本军舰，但第二天早上，海面上出现了11艘来自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舰。可惜，这些军舰的出现并没有打消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他们仍旧厚颜无耻地要求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任命日本人担任警察局长以及工部局的董事和秘书。工部局一口回绝，他们又在英国巡洋舰上进行后续谈判，与此同时，两百名日军留在岛上继续搜查和审讯。假如工部局向日本人妥协，我们这里会成为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聿明和我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真的要彻底分离了。
布拉德利夫人跳起身，“请你，休息。医生……”
“如果日本人控制了这里，西方国家又不反抗，”一天早晨，母亲吃早餐时说，“他们就会去占领上海的西方国家租界区。他们在拿鼓浪屿试探。”
“他们拿走了观音雕像和主人的银烟盒。”一个年纪稍大的女佣倚在门框上说。
我边听母亲说话边搅拌着稀饭里的肉松。“日本人仍然害怕欧美人。”我说，“他们不会冒险让西方国家卷入战争。”
“日本人。”她说得非常慢，“他们拿走我的象牙观音雕像。”她比划着雕像的大小，指着原来摆放它的书柜。年轻的女佣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有玻璃杯和一壶柠檬水，她把托盘放到雕花红木茶几上。
母亲摇了摇头。“这不是一盘棋局，安丽。日本人，跟所有男人一样，被他们的骄傲和贪欲迷住了双眼。他们做梦都想变大。”
我摇了摇头，“我听不懂。”
我笑了笑，一边倒茶一边说，“也许日本人个子没那么小的话，就不会那么好战了。”我边喝茶边玩味着自己的这句话，越想越觉得开心，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我自己也是小个子。
她点了点头，挥手指着房间让我看。每次我看到她的手指，总觉得又变长了，像车轮上细长的辐条。突然，她皱起了眉头，指了指一张小茶几，又指着书架顶部和一处地板，说出一长串英文，即便有几个单词我勉强听到了，可也搞不清楚它们的意思。
我们继续谈论着日本人，对他们百般嘲讽，觉得这样心里会好过些。可就在这时，那些倭寇按响了我们家门铃。阿桂赶紧跑去开门，她长相平平，又比素莉年龄大些。我们其他人屏住呼吸，伸长耳朵听着外面日本人低沉嚣张的叫喊声。他们终于闯进我家了。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真想冲出去质问他们，这些入侵者，这些……
“家里也还好吗？”
“太太，少奶奶。”素莉冲进了房间，“他们说我们必须全部去客厅。马上去。”
“是的，是的。”她伸出胳膊，转动双手给我看，证明她一切都好。
“保持冷静。”母亲警告道，“过来，扶我起来。”
“你还好吗？”我用英语问。
那些王八蛋最好不要把脏手放在我的孩子们和这里任何一个女人身上。
布拉德利夫人示意我们进来，然后对女佣咕哝了句什么，其实女佣不需要吩咐就应该拿茶水过来的。
我忍住胸中满腔怒火，保持着谦卑的姿态走近客厅，就像一只鸡走向一群狐狸。我们进去时看见两个日本水手正在四处查看，他们手里端着步枪，用冰冷的黑眼珠打量我们。
走近房子时，听到布拉德利夫人正在弹钢琴，弹奏的是我们经过她家时常常听到的乐曲。年轻女佣打开大门。“我们没被欺负。”她抢在我们开口前说道。
“那里！那里！”第三个水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站在窗前。
我们在衣柜里躲到中午才出来，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壮着胆子走到街上。外面看起来很安全，于是我带着阿桂一起去街角的美国人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我们赶紧走过去，面对他们站好：三个皱着眉头的日本水兵出现在熟悉的客厅里，显得分外刺眼。他们身穿镶着白边的蓝色海军制服，小腿上缠绕着绑腿布。系在腰带上的水壶和背包窝窝囊囊地翘在屁股后面。我不禁想，他们的钢盔和步枪跟我家柳条双人沙发椅上的刺绣靠垫多么不协调啊。
阿州开始哭泣，我放下手中的信，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不要忘记，聿明，我在心中对他说。我的心念强大到足够穿越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要忘了，你家里有个儿子，你在鼓浪屿有妻子儿女。
“你家男人呢？”留胡子的日本兵问。
甚至他信中最后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说。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要设法卷起横亘在你我间的大地，重返你身边。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我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别的女人让他变得情意绵绵。
“没有男人。”母亲说，“我们的男人都死了。”
我应该放下手里的信，可我却继续往下读，手电筒的光顺着信纸向下移动，我像手持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一样专注，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蛛丝马迹。我觉得奇怪，他这样的人会去描写杏园，还有他和士兵们忍不住采摘未成熟的青杏。为什么这次他对经济和政治事件几乎闭口不谈？他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演讲以及通过蒸馏国产酒制成汽车燃料的小作坊。他信中说的大多是其他事情——顺着河水漂流的落花，沿着河岸蔓延的瓜藤。一定是有人让他心里充满诗情画意。
“哼。”他皱着眉头朝四周看了看。“她的男人。”他指着我说。
聿明说他利用难得的片刻平静写信给我，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他在信中描写了河岸的景色，头顶上方的垂柳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河水。在上一封信里，他写到一头误跑进战场的驴子，在他们和日军交火时受伤。驴子叫了一整夜，压过了战场上受伤士兵们的呻吟声。可在这封信中，他却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甜美歌声。我用湿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想象着年轻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古筝琴弦。我心想，他怎么到哪里都看得到漂亮女人。
“走了。”我回答。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
“你的男人，躲起来？”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没有。我丈夫在重庆。”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却异常清醒。重庆是个听起来十分可信的地方，而且很遥远。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哼。”他低吼一声。然后大声下达着命令，他的部下点头哈腰表示明白。他们打开抽屉，掀开靠垫，步枪和水壶不时撞到家具。看着他们装模作样地调查谋杀案，我强迫自己不要皱眉，也不要嘲笑。我不想让他们找到任何借口去割开靠垫或者把花瓶砸到墙上。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家的地毯上撒尿或者……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领头的水兵比另外两个人年龄稍大些，他从屁股后面的背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坐了下来。他把钢盔放到地上，跷起二郎腿。“名字。”他说，“最老的先说。”
“信。韩聿明太太的信。”邮递员喊道。
“我叫刘菱楚。”母亲声音清晰地说。
两天后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亲身经历了黄立松会长暗杀事件带来的“非常坏”的后果。当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和母亲正在吃早餐。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黎明时分日本海军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屿调查黄立松遇刺一案。我们也没听见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门的声音。要不是我听到邮递员的喊声，冲到门口去取信，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他趴在笔记本上皱起眉头问，“刘怎么写？”
“非常坏，非常坏。”她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道，每说一次“非常坏”就重重点一下头。“非常坏。”
母亲用手指在手掌上写了个‘刘’字。
“有人被杀了。”我用英语告诉她。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老先生向她讲述了整件事情。布拉德利太太听到消息后没有惊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脸变得更加没有血色，她拼命抿着双唇，几乎整张嘴都消失不见了。
“啊。”他写了下来，“哪个菱？”
“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家女佣解释道。
母亲再次举起手掌，在上面写了个‘菱’字。
这时，几个人向后退开，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士腾出一块地方，是住在拐角处的布拉德利太太。“什么？”她挥舞着双手，嘴里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布拉德利太太是钢琴老师，手指分外修长。
他眨着眼睛思考着，另外两个日本兵打开我们的药箱，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突然猛地一挥手臂，用日语喊了句什么，他的部下随之离开了房间。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看法，想捕捉到一丝半毫被忽略的信息。我用手扇着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黄立松会长的印度保镖去哪里了？
“你，”他指着我说，“你写。”他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坐在旁边写下大家的名字和年龄。然后他把笔记本拿回去，命令我回去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继续盘问我们。我们恨黄立松吗？谁会恨他？我们知道有谁嫉妒他吗？谁想得到他的会长位置？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我们去过他家吗？什么时候去的？
“或者是他的竞争对手派人干的。”婆婆说。
我说去年11月去他家打过麻将，他追问我其他客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当时说了黄立松什么。我说他们什么也没说时，他用力敲打着双人沙发的扶手。“你，撒谎。”他大吼道，“你到商会会长家。你肯定会谈论他。”
“有可能是小偷。”邻居家的太太说。
“我们说的都是女人家的事情。”我说，“孩子、饭菜和麻将。”
我希望他是对的，把仇恨瞄准一个方向会更容易。
“还有什么？”他的举止变得愈发狂躁。
林老先生朝她摇了摇手中的拐杖，“还能有谁？除了那些长着罗圈腿的鬼子和他们的走狗。”
“发型和口红颜色。”
“谁会干出这样的事？”素莉放声大哭。
“其他的？”他举起拳头说。然后，他似乎想到敲在柳条沙发扶手上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猛地站起身，用跺脚来代替。
我恨不得上前摇晃她的身体，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鼓浪屿商会是鼓浪屿最有权势的组织，里面全是有头有脸的中外商人。我不相信有人敢去杀害商会会长。
“小宝宝。就这些。”我进客厅之前对自己说，今天算走运。因为现在是早晨，日本人还没有喝得醉醺醺的。但眼前这个暴躁的家伙像一个被大火烧开的水壶，壶口却被封住了。
“他死了。”她回答道，坚定地抿紧嘴巴，尽管她没有一点证据。
楼上的日本兵似乎在挪动家具。我想到藏在樟木箱底部，裹在婴儿毯里的瑞士钟表，害怕会被他们发现。这个留着整齐仁丹胡的矮个男人随时可能暴跳如雷，他会认为我们把东西藏起来是在耍花招，那他就找到足够的理由惩罚我们所有人。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我质疑道，“你表哥看见尸体了？”
“姆。”他又从喉咙深处发出低吼，用腹部发声，先气运丹田，再冲我们吼出来。
“我表哥告诉我的。”她得意地说，“他在黄立松会长家对面的大宅子里做厨子，东家是邓鹏辉。”她扫了一眼围在身边的人群。“我表哥亲耳听到枪声的。黄会长被抬进去后，他还看到鹅卵石地上有好大一摊血咧。”她半闭着眼睛，显然很享受大家的关注，听到人群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她皱了皱眉头。
“妈。”
“你怎么知道的？”我挤进人群，问隔壁家的老厨娘。
“没事，宝贝。”我轻声对阿梅说，“没事。”如果他再吼一次的话，阿梅一定会放声大哭。我轻轻揉着阿梅的小手，脑子里拼命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抚她，或者可以安抚这个高度紧张的日本水兵。这时，他的部下从楼梯上走下来，拿着我们早给他们预备好的诱饵——一些陶瓷人俑、垂着红色和金色流苏的长笛和一口青铜钟。其中一个日本兵拿着我们的手电筒。他转动手腕，让黄色的光束在墙壁上来回摆动。然后，他把光照在我们脸上，哈哈大笑。年长些的水手从他手上抢过手电筒。
“……昨天深夜，”其中一个女佣说，“就在黄府大门外。”
“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他问，“女人夜里不出门。”
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婆婆、阿桂和阿桂的侄子云云都在，连街对面的林老先生也从他家的铁栏杆大门里走了出来，人群中央是隔壁家的几个女佣。
他什么意思？
“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一把抱起阿州，挤开素莉，匆忙跑下楼。我穿过厨房，走出大门，经过一盆盆泡在水里的衣服和在晾衣绳上迎风飘扬的毛巾、抹布。
“哦。有男人在房子里。”
“隔壁家佣人。开枪打死的，他们说。”
这完全说不通。如果他们想找理由证明这里有男人，为什么不拿几件聿明的衣服下来呢？
“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证据。”他说，“我拿走。”
“是她父亲。”素莉手捂着嘴，频频眨眼，“他被杀了，少奶奶。”
他让我们排成一列沿窗户站好，他们接着去寻找其他能带走的“证据”。他们懒得解释为什么一罐英国饼干、一张跳棋棋盘和一袋棋子会是证据。他们翻阅一摞漫画书，挑选喜欢的拿走。最后，那个疯狂的头目举起手臂，结束了搜查。“走了。”他说。
“她怎么啦？”
“他们还有其他所谓的证据要搜集。”等到他们消失后婆婆轻声说。
“少奶奶，少奶奶！”素莉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你的同学，黄佩璐。”
我压低声音笑了起来。素莉抿着嘴，用鼻子发出笑声，连阿桂和阿梅也咯咯地笑了。
突然，他朝一旁看去，我放下手中的书。外面出事了。纱门砰的一声关上，沉重的脚步声从厨房一路响到楼上。
“安静。”母亲说，“都不要出声。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回来。”
黄会长出事那天早上，我正在卧室为阿州朗读《三国演义》。阿州不过七个月大，可他坐在加了软垫的儿童座椅上，俨然一副学生模样。我在他前面边踱步边朗诵，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我的声音抑扬顿挫，一只手配合内容做着手势。我希望阿州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说的文字韵律。他低下头，摆弄手里的小葫芦，我便等着他抬起头继续听。我最喜欢《三国演义》每章结束部分的对偶句。我读这两句话时，阿州也跟着我读，咿咿呀呀地模仿我的口气。
“他们最好快点，赶在白种人把他们从岛上轰走之前。”素莉的笑声越来越大。
当然，日本人按兵不动是等着找借口剥夺鼓浪屿享有的特权，便可借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好好羞辱一番西方势力。厦门沦陷一周年时黄立松会长遇刺身亡，这样一起悲剧却让日本人找到了等待已久的借口。
我忍不住跟她一起大笑起来，虽然我心里清楚，西方国家是不会来帮我们的，日本人入侵上海时他们不也照样袖手旁观。
几个星期过去了，鼓浪屿周围全部被日寇占领，看来我们要习惯孤岛上的生活。日本军舰离鼓浪屿沙滩仅一箭之遥，已经成为海边一道寻常的景象。食品价格高到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大家也只得接受。聿明依然没有回家，他的来信断断续续，间隔的时间不定，谁能想到我会习惯这种日子？可我做到了。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即便战争一触即发，我也觉得应该像原来一样把日子过下去。
英国军舰上的会议持续了一整天。日本终于同意撤离一部分海军，之后决定留下42个人。英、美、法三国仔细数过留下的日军后，也分别派出相同数量的士兵登上鼓浪屿。
母亲总有一堆来自佛教和道教的大道理。“见怪不怪”是一个人禅定时的境界，无论见到佛还是魔，都要不为所动。反正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不过，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今鼓浪屿的情形已经非比寻常，不需要禅定也看得见岛上的种种怪异之处，能做的只有等待。
第二天晚上，日本试图增派部队上岸，结果被逮个正着。之后他们撤回了大部分士兵，只留下必要的人手保护领事馆。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这不是战争。这是一盘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