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融洽的一幕啊，在眼下这个时期尤为难得。邻居和家人也好，朋友和熟人也好，大家整天在争论不休。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被困在一个小笼子般的岛屿，日本人和汉奸定期向我们灌输着谎言，四周充斥着暴力和不安。
“碰巧猜对了。”母亲说，她们笑着互相点了点头。
整个冬天，我一直坚持把钱浪费在登载各种坏消息的《时代晚报》上，而我内心唯一真正期盼的消息是我丈夫的音信。自从小黄来过后，我开始了解到一些聿明的近况，但是远远没有我期望的那么频繁。我渴望收到聿明的来信，就像渴望吃到一块美味的欧式甜点，然而，它们带给我短暂的喜悦后，却徒留更强烈的渴求。
“你说对了，菱楚。”我读完后婆婆说，“太神奇了。会有那么大的冰雹！”
还好，我有两个孩子在身边，可爱的小女儿和我的虎宝宝。每天阿州都会给我带来惊喜，发出新的声音，做出新的表情，手抓得更紧，头抬得更高。他已经能自己翻身和坐起来了。到3月底，他可以趴在地上，用手和膝盖撑住身体慢慢爬行，凡是能抓到的东西，他统统会放进嘴里。阿州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我从没想过他会出什么事。
母亲皱起了眉头，要知道，印度是佛陀的故乡啊。“印度的冰雹一定大得出奇。”她说，“继续往下读，安丽。”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祥妹照看阿州时把他独自留在屋外的毯子上，自己进屋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我当时正在楼上练书法，听到外面一阵骚动，于是放下手中的毛笔。
“没有，当然没有。也许印度的房子太不结实了。”
“怎么了？”我站在阳台上朝下面大声问。
“你受伤了吗？”
素莉惊恐的双眼瞪得大大的。“是阿州，少奶奶。他不见了。祥妹把他弄丢了。”
婆婆略微凑过来说道，“就是天上下一粒粒圆圆的冰珠。我小时候在蒙古遇到过冰雹，打在皮肤上很疼，掉落到地上还会弹起来。”
“弄丢了？”我差点晕了过去，心脏瞬间胀到足有水牛心脏的大小。“你说什么？”
“什么是冰雹？”母亲问。
“他们刚才在外面，就在这里。”
我翻到第二版，为她们朗读一篇关于冰雹的报道，印度海得拉巴的17个村庄遭受冰雹灾害。
我一步越过三级台阶，飞快地跑下楼，从厨房冲到门外。
“正是呢。”母亲说，“蒋做得对。中国绝不能走这种亡国路。安丽，翻到下一版吧，看看有什么其他新闻。”
“我只离开了一下子。”没等我开口祥妹就大哭着对我说。
“他就是个墙头草。”婆婆插话道，“他对抗战毫无信心。”
“你把他放在哪里？”
母亲举起手示意我停下。“不用念了。”她轻声说，“汪精卫也许自以为走对了路，但是——”
“毯子上。”
我读了头版的另一篇报道，内容是蒋介石的特工刺杀南京日伪政府的新任领导人汪精卫失败。
我的脑子在飞快转动。我的宝贝。他在哪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某个在战乱中失去孩子的女人把阿州偷走了。“他不可能自己走了。”我尖叫起来，“他是个婴儿。一定是有人翻墙带走了他。快去找脚印。”
“好的。”母亲说。
我抢在祥妹前面，顺着墙根寻找翻动过的泥土和折断的树枝。也许是日本浪人翻墙带走了阿州，想用孩子勒索赎金。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罗圈腿鬼子。
我跳过头版新闻。“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岛。”我说，“除了标题，这篇新闻报道的其他内容全是废话。”
“阿州，”我喊道，“阿州，你在哪里？”
她们两个都识字，婆婆的学问是帝师空闲时教的，母亲是跟我舅父学的。不过，在她们那个年代，女人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出声阅读的。当然了，我也喜欢为她们读报。
“妈。”我似乎听到了阿州的回答。我绕到房子的另一侧……哦，妈祖啊。大门是敞开的！“阿州。”我边喊边跑到街上。我先朝巷子的尽头望去，然后才看了一眼脚下。
“好啊。”婆婆赞同道。
阿州就在我脚下，他趴在地上，一只脏兮兮的小手含在嘴里，身边都是山羊粪便。我把他抱了起来，用手背擦了擦他的小脸。
“你来读，安丽。”我们在茶几旁坐下后母亲说。
“脏脏！”我大喊一声，用手指从他嘴里抠出一粒粒坚硬的羊粪球。“这是脏脏。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嘴巴里塞。你是怎么回事？太恶心了。吐出来。”
我等她洗完手后一起走进母亲房间。
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放声大哭。
“我去洗洗手。”她说。
“像这样。”我示范给他看，“吐出来。在这里，祥妹，他一直在吃羊粪。”
母亲和婆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各忙各的，母亲在自己房间，婆婆不是在花园和厨房，就是在她的卧室。这种相处方式很自然。不过，我还是希望婆婆能更自在些。
“您可找到他了。”阿桂捂着心脏说，“谢天谢地。”
她略微犹豫才把铲子放进桶里，摘掉手套。
“哎呀！”素莉喊道，“我以为他还小，不会爬这么远的。”
“我买了份《时代晚报》。母亲问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读。”
“没人想到他会出去。”祥妹附和道，“我怎么知道？”
我在屋外找到正打理菜园的婆婆。“昨晚不知道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白菜里。”她像个园丁似的叹了口气，这是种菜人甜蜜的烦恼。“看看这些胡萝卜。差不多也该间苗了。”她的手掌轻轻拂过胡萝卜细小的叶子。
愚蠢的借口。祥妹是阿州的奶妈，应该知道阿州是个精力多么旺盛的强壮孩子。永远都不要让一个虎宝宝独自躺在毯子上。我差点当场辞退她。素莉也有错，一定是她的羊倌离开后，她忘记关上大门。我应该好好臭骂她们两个一顿。这时，左右邻居家的佣人已经隔着大门和窗户在偷眼瞧着我们，要不是阿桂劝我进来，随手又关上大门，我一定当着大家的面教训一下她们两个。
我点了点头，“我马上回来。”
“你们知道这个岛上现在有多少难民吗？”大门刚一关上我就开始发难，“8万人。难民人数是我们岛上居民的两倍多。”
母亲揉了揉关节发炎的手指，准备倒茶。“热烈欢迎？”她看着标题说。
阿桂拉住我的手臂，我一把推开。“你们觉得难民都是好人吗？你们觉得难民里就没有人想偷这么可爱的宝宝吗？”我把阿州举到空中。他大声哭着，祥妹以为我会把孩子递给她，伸手想抱。“我们同情那些难民，出钱给他们买食物。你们觉得这样就能信任他们吗？”
和母亲相处了这么久，我清楚什么时候要让母亲自己动手。她总是事事要靠别人服侍，时间久了难免厌烦。小时候，我曾经想象母亲身体里有个被小号缠脚布绑住的小精灵。小精灵天性活泼好动，但大多数时候却动弹不得。偶尔手脚没有困住时，小精灵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我在与母亲同时代的女性身上看到过同样的热情，虽然裹脚布毁掉了她们的双脚，但没毁去她们的精神。
素莉号啕大哭，而本身就是难民的祥妹则生气地瞪着我。
“我可以自己来，孩子。”
“安丽。”母亲拄着拐杖出现在门口。“进来。”她说，“大家没事了。我孙子安全就好。”
“我先帮您倒茶，等一下就太浓了。”
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吗？是因为家园被占领，是因为种种不确定，还是因为一位母亲太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可以解释我的失态？我唯一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不是唯一紧张到神经质的人。鼓浪屿的人们每天过着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的日子，很容易陷入忧伤和愤怒的情绪。不过，我们当中仍然不乏抱有希望和勇气的人，我塾师的表哥魏义敏就是其中之一。
“好啊。”母亲看见茶盘里的报纸说，“怎么没请你婆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看报纸。”
就在阿州爬到门外的事情过后一两天，我遇见了魏先生。我沿着海边往前走，打算去买一份《时代晚报》。天正下着雨，我朝下面的码头望去，只见一片泛着水光的黑色雨伞，如同夜里从鹅卵石间冒出的一个个蘑菇。我加入打着黑色雨伞的人群，一边听着雨点打在我雨伞上的声音，一边寻找船只的踪影。送报的船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开始沿着龙头路往回走，有几个人停在路边一个支着蓝色雨篷的小摊子旁，里面摆着简单的木桌。
我在厨房泡了一壶茶，拿到母亲房间。
等我过去时，桌子旁已经坐满了人，只剩一个空凳子。站在大铝壶后面的老板娘示意我坐下，铝壶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豆浆。她递给我一个有缺口的瓷汤匙和一双筷子，又舀出一碗甜豆浆，打了个鸡蛋进去，然后递给我。她的丈夫一边往热油锅里丢长条形的面团，一边把炸好的油条用筷子夹出来。他让泛着油光的油条在半空中稍微停顿片刻，控一下油，然后放到案板上用刀切成小段，盛在碟子里递给我。我们管油条叫“油炸鬼”，因为炸过的油条里面都是空气，轻飘飘的。
鼓浪屿现在跟中国其他地方完全隔绝，我们周围都是卑鄙的日本鬼子，这样的日子要怎么才能过下去？如果是太平年间，我们会在母亲老家的村子里帮素莉物色一个人。可现在……我们连厦门岛都去不了。即便我们能去，村子里可能也没有年轻人了，说不定连整个村子都被荡平了。再说，现在男人都要上战场，哪个姑娘愿意嫁个即刻远行的人？我想到保姆祥妹，她的第一个孩子还没出生，丈夫就被拉去当兵。不，现在绝对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桌子的另一头，魏义敏和聿明的异母哥哥阿汾相对而坐，阿汾瘦得全身皮包骨。我和魏先生彼此十分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阿汾只是朝我点了点头，继续呼噜呼噜地喝他的豆浆。这么多年来，阿汾的母亲西瓜头一直不让他跟聿明来往，受他母亲的影响，阿汾对我们并不友善。
噢，天哪！我心想，现在真的要帮她物色个丈夫了。我也跟素莉道了声早安，进门时朝那个俊秀的年轻羊倌敷衍地点了点头。
我用筷子搅拌着豆浆里的生鸡蛋，又往碗里丢了几块“油炸鬼”。雨水从雨篷两侧向中间聚集，热油锅上方刚巧是雨篷的低处。随着积水的增加，雨篷离热油锅越来越近，摊主不时紧张地看一眼。他腾出一只手托起低垂的雨篷，雨水从另一侧淌了出去。
“少奶奶。”素莉的脸红得像荔枝。“早安，少奶奶。”
“嘿！当心！”阿汾大吼道，“看看你干的好事！”阿汾吃早餐时摘下了帽子，他头顶中央的头发向上翘起，如同公鸡的鸡冠。他左右转动着脑袋，用手掸去溅落在肩上的水珠，活像一只伸长脖子吃虫子的鸡。
我把报纸折好夹在胳膊下面。我绕过地上的羊粪时，男孩吓得跳起身，山羊乳房里的奶汁喷得到处都是。
“对不起，先生。”早餐摊主说。
我走到自家巷口时，已经完全沉浸在故事中，对两位女主人公都报以深切的同情。我从报纸上抬起头，看见素莉正在门外跟一个卖羊奶的男孩说话。她朝空中抛起一枚铜板，再挥手抓住，露出脸上可爱的梨涡，然后把手里的玻璃瓶递给男孩。男孩模样俊秀，动作敏捷，眼睛明亮，十分青涩。他蹲在一头山羊旁边，往我家的宽口玻璃瓶里挤羊奶。他跟素莉说了句什么，素莉笑了起来。
“好啦，好啦。年轻人，不要那么凶。”魏先生对阿汾说，“你一点水都不想沾到的话，那不如在家里吃早餐。”
买到《时代晚报》的人在我周围一边咒骂，一边摇头叹息。一个男人气得把手里的报纸摔在地上，然后又抢在别人捡走前抓起报纸。幸好还有其他文章可以看。我打开报纸，翻到内页，跳过国际新闻和厦门本地新闻，找到小说连载部分，边看边往家走。这部小说转载自上海一家报纸的“春秋”专栏，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描写的是常见的三角恋爱——敏感多情的男主人公、有知识的现代城市女孩和贤惠本分的传统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
“跟我老婆吗？”阿汾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惹得旁边两三个人哈哈大笑。“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老天还没完没了地下雨。”
胃液似乎冲到了我喉咙。“由衷的感谢。”“山呼‘万岁’。”想到一个中国人写出这种狗屎文章，我感到恶心。海南岛是中国国土的最南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是哪里呢？
旁边几个人频频点头，“今年四月的雨水太多了，天气也不该这么冷。”
明媚的阳光，灿烂的笑脸，海南岛上下一片欢腾，全体中国人热烈欢迎帝国海军的到来。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日本官兵经过时，中国人纷纷恭敬地跪下表示感谢。随后，日本官兵收起刺刀，怜悯地抚慰那些正在忍受病痛和饥饿的中国人。官兵们的爱心感动了成千上万人，感激涕零的中国人意识到过去反对日本人是多么荒谬。皇军救治的病人，领到救济品的穷人，眼含着热泪，围绕在太阳旗下，向日本官兵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山呼“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
“你们说什么呢？”一个老太太大声说，“四月份的雨水连鱼都能淹死。”
他们就这样彼此戏谑，一直等到报纸送过来——今天是厚厚一大摞，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付过钱后扫了一眼标题《海南岛人民热烈欢迎》。下面的文章又是极尽虚伪谄媚之能事，我简直不能再熟悉了：
“狗屁！”阿汾说，“如果这算正常的春天，那我就是猴子尾巴。”
“那你又干什么？夜里太爽了？需要点堵心的东西平衡一下？”
魏先生站起身，把钱放在桌子上，拿起雨伞。魏先生跟我的塾师一样身材高大，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两鬓已经有些斑白。“盼望春天。”他说。这是个有象征意义的语句，是我们这里流传的暗语，即便在中立的公共租界，我们也不能公开表达心里的想法。
“嘿，老潘，你花真金白银买这种烂新闻干吗？”
“等待黎明。”摊主郑重地回答。
等着买报的时候，我旁边的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调侃着对方。
“百花绽放。”我补上第三句。
2月了，天气晴朗凉爽。一大早我就和一群人等在报摊前面。鼓浪屿有自己的小报，名义上是外国人办的报纸，其实是为了逃避审查，雇了个苏格兰人挂名。即便这么烂的小报，也只在每周六出版，如果其他时间我们想看报，就要买几天前厦门出的《时代晚报》，内容完全由日本人授意。他们常常把没卖完的报纸送到鼓浪屿，不过最近几天连这种报纸也不多。
魏先生离开后没有人再开口。我们吹着热豆浆，看着碗里的豆浆，似乎看见了我们的灵魂深处。那几句话不仅仅表示等待和希望，对我们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语句中等待和希望的意思是，我们不投日，不叛国。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百花绽放的那一天，我们必须忠于祖国，反抗日寇。
12
回家路上，我的雨伞周围形成密集的雨幕，我在心里默默地拿自己跟历史上的豪杰与巾帼做比较，那些抗击敌人的将士和鸿儒，那些在两军对垒的前线擂起战鼓的人。我想起那些不愿败坏气节而退隐山林的官员。我想起那些为皇帝死节的忠臣和为丈夫殉节的烈妇。我决心要变得坚强起来。无论是被隔绝在鼓浪屿上，还是我的孤独寂寞，跟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雨水吗？只有阿汾那么肤浅的人才会抱怨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