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尉派我来的，太太。”他低头致意。
听见聿明的军衔我大吃一惊，“你是谁？怎么会半夜三更溜进我家？”
我把窗户完全推开，走到阳台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些。这就是我等了一整天的那个人吗？
“请问您是韩聿明少尉的夫人，韩太太吗？”
“到后门去。”我抓起罩袍，心想，我是对的，今晚我会收到聿明的消息。我穿上罩袍，一边往楼下跑一边系上带子。他还活着，这是他派来的信使。黑暗中，我摸索着墙壁和椅背，匆匆经过走廊和客厅，来到厨房。
我探头出去，“你想做什么？”
我打开门，来人啪的一声立正，“二等兵黄尹山，为您效劳。”他说话有本地口音。
这人正蹲在地上摸索石子。突然，他直起身，渔民打扮的他竟然有军人的身姿。“韩太太？”
“请进。”他脱去渔民的鞋子，我点起一支蜡烛。“你有信给我吗？”
石子，他在朝我的窗户扔石子。等他停下来，我将窗户推开一条缝。
他打开上衣里的夹层，掏出两封浅蓝色的普通航空信。当我看到信封上自己的名字韩安丽女士时，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伸出手，他递给我一封信。
嘭，嘭，嘭。
“另一封呢？”
我皱起眉。
“很抱歉，太太。这封是给韩老太太的。我受命将两封信亲手送到两位太太手上，不能经外人转交。”
嘭，嘭。
“我婆婆在楼上睡觉。”我压抑住想要责备他的冲动。经过一天一夜各种心思的起起伏伏，我的情绪像孩子的橡皮球一样被抛起扔下。“我丈夫会看重你的尽忠职守。”我尽量用平稳的声调对他说，“你放心吧，小黄，但我不是他说的那种外人。”
贼。我想起阳台上形同虚设的门锁和储藏室里存着的食物。我这时该把家人唤醒，但我只是跑回自己的房间，从窗户缝往外瞅。他刚从侧面绕过来，边走边抬头望向房子。我屏住气，如果他靠近阳台，我就立马跑下去叫阿桂和素莉。但他好像并没有注意阳台，而是径直走到我窗下。虽然我猜他应该没有看到我，还是后退了几步。
他犹豫片刻，将另一封信交给我。
寒气渗进屋来，钻进我的睡袍，从小腿爬上腰间。我再次分辨出院子和小巷里的各种暗影。有个东西在移动。是个男人。他在巷子里观察我们的围墙，然后把一只手搭在水泥围栏上，一眨眼就翻了进来，脚一落地，便跑向房子另一边。
“我丈夫还好吗？”
我停在儿童房门外，开始怀疑今天是否真能收到他的消息。也许我所抱的全部信念和愉悦都只不过是痴心妄想。我推开门，经过熟睡的孩子们，走到窗边。
“是的，太太。”
我焦虑地来回踱步，房间太小，我又走到过道去。我曾试着在脑海里拼构出他的样子——闪着光泽的头发向左偏分，饱满的前额，耳朵和眉毛的轮廓，眼睑下的阴影，鼻梁的长度——一切一切，从头到脚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我尝试过构想他身体的一部分，也尝试过想象他的全部，但这些统统不能满足我。
我拉出一张凳子给他，把茶壶放到炉子上。
我翻身坐起。如果我所期盼的最终不过是黄粱一梦呢？我一把抓起眼镜跳下床，双脚狠狠地踩在地板上。不，我不要梦。梦里相见没有用。根本没用。我重重地踏着地板。我需要实实在在能抓在手里的东西。我打开窗户，又砰地阖上。我受够了做梦，受够了第六感，还有那些幻想。我想要……哪怕是一封信。
“韩少尉交代我问问有没有回信。”
慢着！
“有的，有信，我这就去拿。”我往茶杯里放了些茶叶，又拿了些包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小黄，请吃些包子再走。”我看看左手，确定信还在。“水马上就烧开了，麻烦你自己泡一下茶。”
半梦半醒间，我仿佛看见一片小池塘，池塘中间的狭窄处架起一座红色小桥。我和聿明靠着桥栏杆，把米饼扔进水里，观看抢食的金鱼——鱼嘴一张一合，透明的尾巴摇摆着，互相簇拥着、回旋着、磨蹭着。
“请尽快，太太，我不能久留。”
我把罩袍搭在椅背上，爬上床，把被子拉上来盖好，阖上眼。阖眼并不打紧，甚至睡着也没关系。无论醒着或睡去，今晚我一定会收到他的消息。
我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吻了吻聿明的来信，把它放到枕头上。我打开红漆盒子，拿出他走后这7个月写成的7封信。我又扯出一段绿丝带，这是很久以前就选定的颜色：用来做衬裙的柔美荷绿色，荷塘里铺着的大片荷叶的颜色，会让他想起结伴鸳鸯在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间嬉水。我用缎带缠住信件，打了个结。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没来由的心灵感应，宇宙万物不都是始于一片混沌虚无吗？聿明尤其接受不了——我亲爱的聿明，我的心上人——他总是问我怎么知道：在哪里读到的？谁告诉我的？从不相信这一类真相。母亲懂得。她很少提及，但她的直觉很准。她曾告诉我，顶好不要谈论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不过，我想要把一切告诉聿明，哪怕有时候得迎合他的思维方式，编造出一些理由。
婆婆也有给聿明的信。我在门口唤她，她立即坐起来，平静地接过聿明的来信，仿佛半夜收到信竟是件很寻常的事。随后她下床打开巨大的樟木箱，拿出已经用缎带系好的信。她把信给我，又转身从箱子里拿出一条手织的围巾。我正要离开，她拉住我，“我想见见这个士兵。”我等她穿好罩袍和拖鞋。
严格来说，今天已经结束了，但我的期待丝毫未减。我摸黑回到房间，我们的房间。不，这一天还没有结束——在我心里还没有——到明早太阳出来才算。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聿明的消息，我会等待。无论这希望看似多么渺茫，我会等下去。
我们回到厨房，小黄手捧茶杯伫立着。“请坐，小黄。”婆婆说，像自己的将军父亲一般，蹙眉低头看着他，“我儿子派你来做什么？”
今夜没有月亮，我等了一会儿，眼睛才适应黑暗，可以分辨出那些暗影——树、邻家屋顶、我家的围墙。渐渐地，我又认出墙基石块、支撑水泥柱的砖块和墙头的围栏。墙外的小巷则更加黑暗为外到墙外，是只能感受到的围墙。渐渐地，我能认出围墙的细节：基底，有一种只可意会却无法看见的幽深。
“专程送信来，太太。”他抬起一只脚的趾头，接着又抬起另一只脚，好像它们不应该踩在白色地砖上。
等婆婆关上门，我便轻轻溜进儿童房。阿州在摇篮里，阿梅在小床上，都睡得很香。我亲亲他们的小脸蛋，把阿梅的被子拉到她肩上。房间那头，奶妈正轻轻打着鼾。她将窗户留了条缝，好让空气能流通，我蹑手蹑脚走过去，从窗缝往外瞅，今天还没有结束。
“他一定告诉过你不能泄露任何敏感信息。”
我并非有意要让她想起聿明，况且，醒着也不是因为思念他，而是，更准确地说，因为我还有所期待——而这并不足以安慰她。
“是的，太太。”
转瞬间，她脸上的愉悦消失殆尽。“我可怜的孩子。”她悲伤地说。
“我不关心你们的军事机密，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是否平安。”
“我睡不着。”
“是的，太太，他很健康。”
“没那么夸张。”婆婆说道，“佩璐和我赢的差不多。你们两个，现在去睡觉。”上楼时她突然忍俊不禁，“不过我真的让她们大吃一惊，对不对？”这时，摆钟响了起来，她停下脚步数着钟鸣，“天啦！12点了。你不用等的，安丽。我有钥匙。”
“还有别的可以告诉我吗？”
“她把别人的钱都赢过来了。”素莉宣称。
他踌躇着。我能听见在这个熟睡小岛的边缘，海浪拍打着礁石嗡嗡作响，这正是鼓浪屿名称的由来：鼓声轰鸣的小岛。“我只能告诉您，太太。”终于他开口道，“韩少尉深受大家尊重。他勇敢、公正，而且他精通……嗯，我是说他精通他所做的工作。我得走了，太太。”他打开外套里的夹层，将我们的信和围巾放进去，把凳子推开。
“你看。”云云伸出手，“二太太给了我一块大洋。”
“他还在福建省吗？”婆婆问道。
婆婆到家时，母亲和阿桂已经睡了。素莉的眼皮耷拉下来，云云呵欠连天。但一看见我，他们又打起精神。“你听。”素莉抓住婆婆的长褂下摆摇晃，口袋里的硬币叮当作响。
“是的，太太。目前还在。我是说，工程部门随时可能被派往任何地方。”
他俩还能趁着这天光走到黄府，婆婆有支手电筒，回来的路上可以用。我想邮递员也有手电筒吧，他应该有。战争年月，一封来自丈夫或儿子的家书，是不能等到第二天的。
我匆忙用白纸裹了些包子塞给他，“太谢谢你了，小黄。”
她捋捋他的寸头，“快去换一身短褂。”
“我会把包子转交给韩少尉，太太。”
“知道了，姑姑。”
“不，这是给你的。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丈夫会派你送信来，为什么不邮递？”
“表现好点。”阿桂说，“不要碍事，安静点，不要乱瞄女孩子家。”
“我不知道，太太。少尉只是说我们要试探日军的防卫。”他慢慢挪向门口，我和婆婆此时也同样希望他赶快离开，便只是点头致了谢。我在他身后闩上门，吹灭蜡烛，跃上楼梯，在楼梯口超过婆婆。
“那得问你姑姑。”
信中聿明对我的称呼像一道闪电——我挚爱的安丽——好像他的嘴唇在轻唤我的名字，好像这些字将一个我没有意识到的，渐行渐远的灵魂带回了人世。眼泪冲了出来，我甚至没来得及护住信笺。我摸出一条手帕吸干模糊掉的墨迹，擦去眼泪，快速浏览了一下密密麻麻的文字，在结尾处找到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
云云拍手问道：“我也可以去吗？”
我的爱妻，信中写道。这段话在信纸上端，左边第二列。我的内心充满了战士对家园的渴盼——回到母亲和孩子身边，而最最重要的，是回到你的身边，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安丽，言语已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思念。爱你的丈夫，聿明。我把这段话重新看了一遍，又看了第三遍，然后才从头开始看。
“把连环画先放下，有人得去黄太太家接我婆婆。”
信是用纤细的蓝墨钢笔写的，字体大小均匀一致，正是他的风格。想到他一定有张桌子可伏案写字，我就觉得欣慰。他一如既往地把每个段落都用带小括符的阿拉伯数字标上了号。他在第一段里询问我们是否安康，为没有陪在我们身边而道歉。在第二段，他说他想到我们可能已经逃去香港或马尼拉，但如果我们还在这儿，也不必忧心，鼓浪屿相对安全，除非日本人想跟西方势力较量，否则他们不会招惹这里。
素莉答应得有些勉强。我不怪她，人一旦学会了读书，就很难停得下来。素莉虽然从未上过学堂，却已经有中学生的阅读水平了。她还不满三岁时，我们就开始玩上学的游戏。这是个魔法，我告诉她，学会这些密码，书本里的故事就属于你了。她乌溜溜的圆眼睛总是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教鞭。
我添了个儿子还是女儿？他问道，这是第三段。你和孩子都好吗？上个月快到月底时，我总是想到你，还有我们就要降生的第二个孩子。请给我寄些照片来吧，要分别拍你的和新生儿的、你和两个孩子的、我们的两位母亲和孩子们的。
“知道了，少奶奶。”
我忍不住轻声笑起来，这就是他——老样子——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要做什么。
“你们也得保护视力啊。等天亮再看吧。”
我当兵已经7个月了。他在第四段中写道。即使在睡眠中，我的耳朵也已经能听见最轻微的脚步声，步枪上膛的咔嗒声像寺庙里的撞钟一样响亮。我曾顶着烈日和暴雨长途跋涉。我跟庄稼人一样皮肤黝黑，我的脚已经习惯了水泡。这些是战士生活的一部分，实在不足挂齿。我最担心的，是自己所肩负的保家卫国的重担。敌人的进攻迅猛无情，我只是个接受过仓促训练的少尉，然而，每天我不是在领军打仗，就是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监督建设或拆除工程。我们的部队经常要同时做两件事，一边与敌人交火，一边得为工业建设抢救出尽可能多的资源。我们一点一点地把工厂搬往内陆——靠船或卡车，甚至靠驴车和我们的战士肩扛背驮。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大迁徙。同胞们历尽磨难而不屈不挠，他们构成了这世上最有智慧的民族。我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阿桂说我们要省着点。”
这是信中最长的一段，接下来的第5段里，他阐述了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他抱怨说，本应是我们友邦的美国居然向日本供应燃料和铁块，而且对此毫无愧疚。我停了片刻，欣赏着他隽永飘逸的字体。即便用钢笔，依然字如其人，坚强、自信，同时又细腻、雅致。
我在厨房找到素莉，她和阿桂的侄儿云云靠在西窗边眯着眼看一本连环画。“当心熬坏了眼睛。”我说，“这么暗怎么看得见字，怎么不点根蜡烛呢？”
第6段他留给我一个今后的通信地址，那是国军的信件中转站。
此时，树枝的颜色已经完全消融在夜色里，孩子们开始慢慢往家溜达。婆婆打完麻将，会需要有人接她回家。
我又读了一遍那些绵绵情话，然后把航空信纸折起来，放进桌子左上方的抽屉。下封信里，他会回答我每天吃了什么、穿得暖不暖、睡得够不够。出于礼貌，他会首先回答这些问题。而现在我又有另外的疑问了，他为什么没有跟随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撤往内地？中国的海岸线已经完全被敌人占领，他们是怎么从外界获取物资的？
邮递员到底跑哪里去了？我的目光从巷子游移到我们和邻居家院墙间的暗处：那是一小段通向我家后门的狭窄通道，不大看得到，也很少用。我突然想到，那里藏个把人不是难事。
我爬上床，把鸭绒被拉到项下。战士们夜里还围坐在火堆旁吗？他们还会训练信鸽，以防万一无线电不通吗？下次见到聿明，我要问问他。有那么片刻，我真的看见了他，真实而具体，仿佛就在眼前。他微笑着迎向我，旋即又不见了踪影。
如果邮递员要来的话，他得赶紧了。天暗得好快。我站在窗口，透过暗褐色的树枝看着小巷，思绪纷乱，心情沉郁，一如树干低矮处的苔藓。街上的孩童靠着邻居家的院墙相互推搡。换成6个月前，此时家门口这条巷子会挤满了放学回家的孩子。而今大部分学校都关闭了，老师离开了，教室和操场成了难民收容所。美国领事馆旁教会学校的一群学生，穿着制服转过街角，其他孩子停止玩闹，打量着他们。教会学生大概为自己享有的特权感到尴尬，避开其他孩子的视线，默默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