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我犹豫着这扣分的事是不是真的要执行。说起来吧，既然第一次课就公布了规则，那一定是要执行的，不执行就是打自己的耳光，也是对那些认真上课诚信考试的学生的不公。可真执行吧，就得罪了一批同学，十个呢，他们在网上评教给我打低分怎么办？我也想得个高分给大家看看啊，聂致远刚上讲台，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啊。犹豫了几天我感到自己是白犹豫了，其实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执行，不然无法向讲诚信的学生交代，也无法向自己交代。决定后我非常痛苦，万一学生评教的分数在全院最后，那怎么办？
下课后有四个同学给我发信息，说有人帮自己答卷了。我回信息要他们把是谁帮的名字告诉我，他们又都打电话过来求情，说怕伤害了帮自己的那个同学。我说：“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卷子还在我手里。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学雷锋，不诚信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几个帮考的同学也发信息来承认了错误。刘沙没打电话来，顾莉也没有。我等了一天，顾莉打电话来，说了几句就哭了。我说：“我以为你会第一个来承认错误，没想到是最后。舍不得那五分吗？”她说：“我实在不好意思，我昨晚一整晚都没有睡着。老师，我错了。”我说：“是心里真觉得错了，还是说给聂老师听的？”她说：“是心里。”
这天在院里碰到了陶贤副教授，我说：“陶教授，一起吃个饭去，我还找你有事呢。”在学生食堂楼上的中西餐厅坐下，我就把扣分的事说了，问他是怎么处理的。他说：“有些老师自己的教学有问题，生怕学生打低分，尽量迁就学生，考试给高分，也许会占一点便宜。这个便宜我不占，那是害他们呢。”我说：“那好，还有人这么想，我就安心了。”
下一次上课时我把事情说了，然后说：“同学们都能考上重点大学，肯定都是聪明的孩子。可是聂老师从重点大学的本科读到博士，也有一点小聪明。”台下哗地一声笑开了。我说：“我以为高年级同学才会做这样的事，谁知道一年级同学也会做。看来时代是进步了。”大家又哗地笑了。我说：“是谁我都知道，我一个个核对了笔迹。下了课你自己发信息告诉我。还想抱侥幸心理混过去的也可以不发给我，我下次课在这里公布你的名字，看我公布的是不是准确。别人帮你答的卷，一分没有，没考试你还能得分？帮别人答卷的，每人扣五分。这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吗？前面两次小考，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卷子都发给你们了，我没法计较了。”
我又把刘沙的事情说了。我说：“现在都变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了。”他说：“去年我也碰到过一件这样的事，是个文艺生，是从艺术专业考进来，再转过来的。也是金书记打了招呼。她还考得不那么差，五十二分，我想想她不能跟别人去争保研的资格，也不能去争奖学金，就把她放过去了，六十分。”我说：“她真能搞文艺吗？真能搞文艺那也就算了，还可以在表演上为学校做点贡献，也勉强算个说法。像刘沙这样的，他能打排球？”他说：“我们学校的体育学院、艺术学院就是两条下水道，多少乱七八糟的人都以术科的成绩考进来，然后转院到这边来了。高考分数线可以降一两百分呢。你说一般的人能搞到这样的机会？后面有两个字在操纵着，一个‘钱’字，一个‘权’字。”
我回家看了卷子，登分的时候发现是一百零二份，一份不少，也就是说，有五份是别人代做的。一百多份卷子，我没法一个个去核对笔迹，没有方向。唯一有方向的就是刘沙。我把他的卷子找出来，把顾莉的卷子一核对，果然是一个人的笔迹。我想着顾莉挺聪明的一个女孩，怎么会看上刘沙？有点为她惋惜。
我叹一声说：“太恐怖了。你说那个刘沙吧，他爸爸要把他的名字塞进那支得了冠军亚军的排球队去，那容易啊？考术科要排球老师点头通过，那容易啊？当然，说不容易是对平头老百姓不容易，有钱有权的人还是容易的，真的像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爸爸是关云长，他要过那几关还不容易？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高考公平一点，是穷孩子翻身的唯一机会，还被权贵撕出这么大一个裂口来了。”他说：“前任舒校长的儿子早几年也是这么进来的呢，从体育学院录了，马上转到商学院。说起来吧，学校的自主招生可以把录取分数线降到一本线，那也比别人低了三四十分吧。可这个不读书的儿子降了这几十分还不够，只能走体育学院这个渠道。他的儿子其实是个体育盲，怎么能通过术科考试？那一年就增加了一个新的科目：南拳。”陶教授握拳做出拳击的动作：“南拳。一个科目至少有七个人报才行，就来了七个人报，那六个都是来陪考的。南拳科目设了那一年，第二年就取消了。一个考试科目就是为他一个人设的，还下了文件的呢。”
这样想着我感到了屈辱，那老师还有什么原则和尊严？看他还机灵，不至于考不到六十分吧？就没有提示。我说：“以后不能缺课，我今天认识你了。”他说：“那肯定的，聂老师讲课讲得这么精彩，缺了课是我自己的损失吧。”我看他个子不高，也就一米七，怎么是个体育生？我说：“你是搞什么项目的？”他说：“排球。”我想着打乒乓球、踢足球还有可能，怎么会是排球？我说：“现在还在校排球队？”他说：“后来没参加了。”我说：“你家里是省政府的吗？”他说：“是搞经济的呢，经济。”我看见门口有个女孩在探头探脑的，就是那个顾莉。看见我望着那边，她身影一晃就不见了。我说：“有人等你，你去吧。你这刚进校，就有女朋友了？”他笑一笑，不回答。
陶教授长叹一口气，说：“舒校长他还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学专家呢，道理一串一串糖葫芦似的呢，到了事情面前就作废了。”我说：“有这事吗？”他说：“那我编个故事哄你？”又说：“我还听说，有家长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降分录取，转了七个弯找关系，花了二十多万，搞定了。这是考学生还是考家长呢？”我说：“真有这些事吧，肯定是不好，可也能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确定自己碰到了同样的情况能够淡定，他最好不要抱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他当校长他儿子连个大学都不读？或者要他不讲那些伟大的理论？都不行。道理不讲铁定是不行的，事情不做也铁定是不行的。这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他说：“唉，现在太多的人都用价值理性来说，用工具理性来做。前年他儿子毕业，学校临时定一条，去下面支教一年可以保研，不受成绩局限，现在都在商学院读研呢。我看他将来要读博的，还可能当校领导。以后就是他们接班了。”
下课了我收了卷子准备走，有个男生走过来说：“聂老师，你找我？”我说：“你是刘沙？是顾莉把你叫来的吧？”他说：“是的，老师找我有事？”我说：“刚才考试你考了没有？”他说：“应该是考了吧。”我说：“再不考你总分又少掉十分，挂不挂科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他嘻嘻笑说：“都说聂老师人特别好，上次教学评估，我还给聂老师填了个高分呢。”他这么一说，我又犹豫了。我刚上讲台，学生的教学评分，是我非常看重的。如果差评多，那对我就是个重大打击。是不是把复习的重点给他提示一下？
我用筷子敲一敲菜碟，说：“吃啊，怎么不吃了！”他说：“想一想，饭都吃不下了。看来关系网的局面就这么形成了，铜墙铁壁。天下算定了是他们的，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呢？聪明点可能努力拼杀还有条缝钻上去，也可能缝都没得给你钻，铜墙铁壁。”又说：“那两个学院都这样操作十几年了，把我们麓城师大的名声都搞臭了。新上来的卢校长想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阻力很大呢。不要说那两个学院，校领导都有人反对，说是要为改善办学环境留下空间。这空间留给谁了？老百姓？”我说：“那么长一条利益链，是谁想剪断就能剪断的吗？可以推想改革是件多么艰难的事。”
我本来是想向刘沙提示一下复习的重点范围的，他竟然课都不来上，我对他的理解就消失了一大半。那考试你自己去对付吧，不关我的事了。还有好几个学生没来上课，好的，好的。我临时决定把最后一次课堂小考提前到今天，不来的学生，平时成绩的这十分就没有了。我上课从不点名，前两次课堂小考，卷子都收齐了，这让我觉得学生到课率是百分之百。顾莉说今天有几个人没来，那难道前两次是有人帮别人代考了？这样想着，考试的时候我数了一下，九十七个，也就是说，缺课的是五个。
陶教授端起碗说：“那我还是吃吧。”又说：“说起高考被撕出裂口，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裂口，就是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去年一个大学同学请我吃饭，我说十几年没联系，怎么突然就请我吃饭？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我就去了。去了看到他带了一个朋友来了，那人儿子报了我校的自主招生，问我面试老师有熟人没有。我只好说去问一问。其实我没有问，后来知道我们学院是刘教授去的。那小子后来过关了，同学提了烟酒来送给我，还要给我一个购物卡，说是他朋友的心意。烟酒我推不掉只好收了，购物卡坚决不要。”我说：“那小子后来招到哪个学院？”他说：“法学院。”我说：“自主招生说是要给有特长的学生一个机会，这些机会最后都被谁拿走了？有几个农家子弟？要我说，高考只能裸分录取。委屈了一个两个钱钟书不要紧，委屈了千千万万百姓子弟就不行。”他说：“有人还在呼吁取消高考，历数了十几条不是，说这根指挥棒罪恶滔天。如果哪天把这个裂口又撕开了，那才是真正的罪恶滔天！到那天不要说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教师的子弟都岌岌乎殆哉！”
还有两周的课就全校停课，进入考试周了。这天课间，我叫二班的学习委员顾莉到讲台上来一下。顾莉来了我说：“你们班有个叫刘沙的男生吧？下课了要他留下，我跟他说句话。”她说：“他今天可能没有来。”她望都没往台下望一下就说没有来，我想刘沙是不是长期缺课。我说：“没来上课？你再看看，说不定来了。这就要考试了还不来上课！”她说：“他应该是请假了吧，请假了。”我说：“向谁请的假？向你吗？”她说：“我怎么有权力批假？没来的还有好几个呢，不止他一个人。”我要她通知刘沙，下次课后来找我。
他招呼我吃菜，说：“我们的儿女，是学霸就杀出一条血路，不是那就待在社会下层，就这两条路。你还好，儿子还在老婆肚子里。”笑一笑：“也可能还潜伏在你自己身上的某个阴暗角落，这件事还远。我儿子过两年就要读中学了，压力一年年上来了。我羡慕你呢。”我说：“我羡慕你呢，现在社会上的缝还有那么多，拼了命还可以钻进去，到我儿子那一天，那就真的是铜墙铁壁，无缝可钻了。”又说：“有时候我也不怪学生不诚信，考试搞点小动作。说到底他只是个小动作，抓到了是要开除学籍的，真的不忍心抓他。搞大动作的人，从来就是毫发无损。”陶教授默默地吃饭，不再说话。我不知道他是为这种局面担心呢，还是为自己儿子的前途担心。于是也默默吃饭，不再说话。
我心里很难受。给学生打分就是老师最大的权力了，这个权力还要有人来插一手，这老师就当得太窝囊了，人格都没有。可金书记也说得很实在，烫手的山芋砸在手里，怎么办呢？我说：“学校的体育生文艺生有一批，高考也还是过了一个最基本的分数线吧，怎么六十分还要吃劳保？劳保这一路吃过去，津津有味，毕业了也是个废物。”金书记说：“推到社会上去就没有我们的事了，你还怕他家里不会给他找个地方待着？”我说：“又是一个高干子弟？”他说：“那不是，那肯定不是。”我说：“那还好点。如果差那么几分，十来分，我就把他放过去。”他笑了说：“政策宽松点吧。”我说：“你是领导，领导布置的任务尽量完成。”他连忙摇手说：“这个事不说领导，是我私人请你帮个忙可以吗？”我说：“尽量，尽量。”他说：“不说尽量啰，搞到位啰。六十分，少一分不好，多一分不要。”我说：“金书记对他就这么没有信心？说不定他还能打七八十分呢。”他嘿嘿笑说：“七八十分？哼哼，那我也只要六十分。”
两个星期以后考试结束了。刘沙卷面成绩是四十三分，按百分之七十算是三十分。看来金书记的担忧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真的非常了解这个学生。平时成绩三十分，他交了两次作业，都是九分。我相信这不是他自己的成绩，也只好算了。第三次是顾莉帮他做的，零分。这样他的总成绩是四十八分。我到金书记办公室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他，金书记说：“就差那么一点，提上去算了。”我说：“上了五十我就提上去了，这叫我怎么提？要不我把成绩单交到教务办，要教务办的人去改。”他说：“那怎么行？这是任课教师的权力。”我说：“我们有什么权力？这些人是谁搞进来的？说他会搞运动，为学校的比赛做了贡献，那也是一个说法。除了运动关系，他还能运动什么？要是他家里给学校捐了几十万，那也是一个说法，捐了吗？可能捐了，但不知捐到谁那里去了。”
期末了金书记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去他那一趟。见了我，金书记起身示意我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又到门边把门关好。听到门锁“咔嚓”一响，我想他又有个什么事要我去做了。回到座位上他说：“听说有个叫刘沙的学生在你上课的班上？”我说：“我没印象，好像有这个名字，三个班一百多人呢。男生还是女生？”他说：“肯定是男生吧。这是个体育生，成绩肯定不怎么样。你是不是给他个六十分，让他过去算了。”我说：“体育生又不是白痴，六十分还考不到？一年级的学生，我也不会出那么难的题目。”他说：“这是个化生子，跟白痴也差不多，你是体育生，你基础差点你认真学啊，又不好好学。”我说：“我课堂进行了两次小考，算平时成绩，没觉得谁差得那么差。”他说：“正式考试监考严格，那就不一样了。你不让他过，他还要补考，补考还不过，那就彻底挂科了。多挂几门怎么办呢？留级。留下来怎么办呢？又不能开除他，还不是害了学校，害苦了我们做学生工作的人，烫手的山芋砸在手里了。”
金书记连忙挥手说：“这些话没有扎实的证据就不要随口说啊！”我说：“那就说成绩，碰见这样的学生，还要放他过去，想死的心都有了。”他笑了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心情？我也是没有办法呢，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呢。”我说：“上面是个什么人啊！要不这样好不好，让他先挂着，下期补考，我交代他暑假认真看书，补考我一定让他过。这样的学生，不能让他太舒服了，他那么舒服，我们当老师的就太……”我想说“太没尊严”，又不想刺激金书记，就说：“就太……太不舒服了。”金书记说：“小聂，你这么认真，我觉得很好，很欣赏，我觉得一个人就应该认真。可是，上面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得认真完成吧？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难处？你看呢？”我再也说不下去，于是说：“书记是领导，我就不看了，书记怎么看那就怎么看。反正他也不能跟别的同学去争奖学金和保研名额，反正他终归还是要毕业的。”他说：“毕不了业，烫手山芋砸在手心，不好受呢，你们当老师的又感觉不到烫。帮我了个难吧！”又说：“只能给他六十，不能多给，多给了连我都不会同意的。这样的化生子，已经太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