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了铺路的石头。
那些残缺的砌块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怀着这样的心情重读这些诗句，突然涌起一种奇异的迷狂。我喝过酒，头晕目眩地仰躺着，任由阳光直戳戳地打在我的脸上。我感觉到身下的一块石头动了，吓得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堆满巨石的空地上。在全然的谵妄中，我意识到其中一块大石头开口说话。
如今碎石机里
“不要害怕，我们是石头。”石头说。
用来抵制巨人和秃鹰！
“不对。”另一块石头反驳，“我们是人。我们伪装成石头，以免被带到船上做奴隶。”
活石砌成干燥的堞口
“谁会带走你们？”
您会觉得我的冗词赘语很奇怪。或许比起一位士兵，我更是一位诗人。事实上，我带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两本读了无数遍的诗集。一本是安特罗·德·昆塔尔[1]。另一本是格拉·容格罗[2]。后面这位诗人一定是在描述我的军营，他在《祖国末日》里写道：
“所有人。黑人会带走我们，白人也会带走我们。”
我亲爱的参事，不要把我这胆大妄为的邀请当真。现在，我再一次阅读我写下的东西，我发觉我的语气变了很多。这些信件，可以说是我们故土的女人逃离孤单的阳台。我坐在阳台上，仿佛看着里斯本的某条街道。可惜这不可能是我村里的道路。因为我在村子里没有兄弟。我没有童年。
迷狂之中，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的身影出现了。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人，知道如何分辨石头的真假。骑士策马前进，以剑锋划过石头，燃起火焰吞噬道路。接着，骑士和马回身穿过火海，竟毫发无损。莫西尼奥用他鹰一般的眼睛辨认石头的真伪。骑士向活着的石头发起猛烈的攻击。一时间血肉横飞，火焰和血液融成了一块红布。
我开始同意您的说法，他们对您的态度是因为您和一位黑人女性同居。请原谅我的坦诚，这让您名利双收。二者皆与我无关。来恩科科拉尼吧，亲爱的参事。这儿有足够的地方安置您和您的黑人妻子。
你能想象出这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所以我才说：我受够了胡写的诗和胡做的梦了。我也受够了自己。在上封信里，您说您厌烦了枯燥的政务，希望我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亲爱的参事，恐怕我也是一如既往地重复着贫瘠的单调。因为，我的日常就是日复一日。然而我也不抱怨。规律的生活对我甚好。我不应该忘了自己是囚犯。像所有的囚犯一样，我应该制造一些生活规律，来克服时间的单调。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理解您收到的命令，竟然让您立即撤离曼雅卡泽，在希科莫等待新的指示！您在希科莫除了荒谬的等待，还能做什么？我亲爱的参事，他们对您的所作所为就像对我一样：这是囚禁您。对我们在莫桑比克南部的存在，这种专横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清晨，穆瓦纳图为我拿来水和桶，供我洗漱。伊玛尼会晚点到，带来她母亲给我准备的食物。我接过锅的时候她微微一笑：“您俨然是我母亲的丈夫了，不知道我父亲怎么接受这点。”我很高兴看见她的微笑，她的笑容在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那姑娘已经不再坚持给我上课了。她干其他活儿：整理、清扫、洗衣服。不过，我不应该准许她整理我的卧室。那有风险，姑娘会认字，她可以看我的文件。但是如果有问题，也已经发生了。伊玛尼每天都会问我借一些纸、一瓶墨水和一支羽毛笔来书写。她坐在厨房，涂涂抹抹，我不知道她在写什么。我向您承认，那是我唯一不喜欢她在身边的时刻。我刚刚给了她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令纸，条件是她得离得远远的，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写字。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黑人书写会让我感受到压力。我很高兴他们能准确地说我们的语言，没有口音。然而，他们书写的才能让我感觉是一种入侵。
那些对您的指控不仅无凭无据，而且极为不公。妄图在短短几天内完成与贡古尼亚内的谈判，完全是对当地生活的时间概念一无所知。我认为自己正在逐渐取得当地首领的信任。但这么久以来，我还是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应当和伊玛尼的父亲谈，还是和她的舅舅谈。他们因争夺村子的领导权而不和。我应该选择舅舅，尽管他对我们不友善，却与宾瓜内王室关系密切。但是，我还要权衡伊玛尼的父亲卡蒂尼平日对我的帮助。
尊敬的先生，这就是我在恩科科拉尼的日常生活。如您所见，寥寥数行就可写完。这样还好，因为晚些时候，能听到鬣狗和豺狼的叫声。入夜之后，盘旋在小灯四周的虫子包围了我。我用笔尖挑起落入墨水的小虫。它们还活着，我把它们放在纸上爬。它们身后留下了一串墨迹，仿佛加密的信息。
我终于清醒了些，挪进屋里，热了一盏茶，继续阅读伊玛尼来找我时没读完的信件。我又看了一遍您近来的一些抱怨，我亲爱的参事，我能想象到我们共同的上级不理智的怀疑给您带来的痛苦。我们的王室特派员一定收到了关于您的不实信息。
我亲爱的参事，还有一件日常琐事我没有说过。那是一件我每日例行的宗教行为。明天把信交给穆瓦纳图前，我会请他坐在椅子上听我说话。我要跟他讲述第一千遍1月31日起义者受审的故事。这事我每天都要做。对于偏执的叙述者而言，愚钝的穆瓦纳图是最好的听众：他明白别人在说什么，却无法理解别人要说什么。这孩子是长了耳朵的石头。即使我说上几个小时，他都丝毫没有厌烦或疲惫。
我胡言乱语着，卡斯塔尼亚一下子睡着了。家里没有别人，可我总担心吵醒谁。我仍然被我童年里的那个彻夜不睡的男人囚禁。
现在我要跟您讲我对穆瓦纳图讲了无数遍的事情。我希望您知道那次审判中发生了什么。它不仅判决了我，还判决了整个国家。亲爱的参事先生，您同样遭到了战争委员会的判决。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莫桑比克号小船上的集体寝舱里一连等了几天。那里聚集了平民和军人、中士与将军、记者和政客。
我一定是昏过去了。我只记得我在自家院子里醒来。母鸡卡斯塔尼亚离我的脸一拃远，正用她那近视而空洞的目光盯着我。我听见远方传来廷比拉琴的旋律。又听见一个女人遥远的歌声。我告诉卡斯塔尼亚：海的那边有一个唱歌的女人。她叫什么名字？她没有名字。我称她为“母亲”。我的母亲轻声哼唱，为了不让父亲听到。那些古老的歌谣现在是我的，我要为谁歌唱？为你，我亲爱的母鸡。
每次我们由卫兵押送经过甲板时，都能看到亲人朋友在码头恸哭。他们为丈夫、孩子、兄弟哀泣、呼号。还有一些妇女在绝望中扑向锚链。每一次我都会留心，偷看我亲爱的母亲是否也在其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她一定在我们遥远的村子里，丝毫不知我艰难的处境。
我猛地挣开她，跑回家里。我慌不择路，拣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只想远离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我的同伴逐个被唤到战争委员会所在的隔间。他们在那里受到简短的审判。轮到我时，突然刮起一阵可怕的风暴，掀起巨大的海浪，船体剧烈摇晃，不停将我们从一面墙拖到另一面墙。战争委员会秘书用左胳膊勾住舱门，开始诵读判决，他脸色苍白，犹如一个鬼魂。大法官一贯的高傲倾覆在地。判决者喝醉了一样晃晃悠悠，仿佛被判决者一样虚弱。
“您还记得您承诺过要帮助我们吗？您现在要怎么帮我们，中士先生？”
好几次，晕船迫使秘书中断庄严的宣读。他干呕着坚持到最后一段：“……基于上述原因，被告热尔马诺·德·梅洛被判处……被判处……”他没能结束宣判，失控的呕吐打断了他。其他审判官赶紧逃上甲板，互相拉扯着，以免被海浪卷走。
她接着用隐忍的声音说，我的谎言不比担保刀枪不入的巫师祸害小。她问我，我承诺的卢西塔尼亚军队在哪儿？
几天后，风暴平息，我们被召集起来听取未宣读完毕的判决。朗读涉案人员的名字还是那个战争委员会秘书。他一边读，一边就会有一位被告起身，被送离小船。我们此刻明白，名单上是要被释放的人。每念到一个名字，就会站起几个士兵，他们匆忙离开，脱掉标志着军人身份的军帽和外套。名单只念了一半，房间几乎已经空了。我不安地看着身边的一位记者，他一直平静地观望着一切。“你呢？”他问我，“你这么渴望被审判吗？”我回答说，我对律师的辩护有信心。开庭时，我记下了他讲演中几段激动人心的话。我摊开纸，读了一段辩护词来鼓励同伴：“我要怎么告诉你们，人民正在为我们面前的罪犯鼓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法官先生们，那热情的回声没有传到你们的耳朵里吗？街上和窗外不正挤满了为起义军欢呼鼓掌的人？佩德罗广场仿佛在举行庆典，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无尽的喜悦。”
“看呀，热尔马诺中士。您看看这广阔的墓地，告诉我，这么多死尸，我去哪儿找我的哥哥杜布拉……”
我暂停了阅读，看到记者嘲讽的脸。他问：“念完了吗？”我说没有，我还没有读到最激动人心的结尾。我几乎想要站在长凳上，为律师的话语打上高光：“基于上述诸多原因，你们应当尽可能地宽恕这些不幸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呢？你们审判别人，历史会审判你们……”
她没有回答。我们坚定而快速地深入荒原，直至闻到了腐肉的气味，一幅最凄楚的画面在我的眼前展开：一大片躺满死尸的平原。我想回去，伊玛尼却握住了我的手，爱抚一般摸着我的手臂。她的声音暗藏着苛责：
记者深深地看我一眼。他原本戏谑的语调换成了一种父亲的语气：“你知道宽慰我的是什么吗？我们，1月31日起义的失败者，将比战争委员会的法官更幸福。”
“可以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吗？”
这时候，莫桑比克号小船突然起航。起初我们以为是幻觉。或者他们只是在调整小船的方位以适应汹涌的波浪。但后来，我们茫然无措地发现小船离开了莱索斯港，经过马托西尼奥斯。莫桑比克号在翻滚的海浪中继续前行，直到抵达特茹河口那风平浪静的水面。船在那里抛锚。在平静的水面上，我得到了片刻的安宁，那是一种在不幸降临前的复杂感受，杂糅着紧张与冷静。因为那一刻，我收到了流放非洲的判决。
今天早晨，伊玛尼怒气冲冲地出现在军营。不需要她开口，我就知道我得跟着她走。我跟着她走过长长的小路，从侧面看，我觉得生气的她甚至更加美丽。
[1]Antero de Quental，1842—1891，葡萄牙作家、诗人。
尊敬的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
[2]Guerra Junquelro，1850—1923，葡萄牙作家、诗人。
恩科科拉尼，189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