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弹奏葡萄牙人的音乐……”
昨天卡蒂尼又敲响了我的房门。我从窗户往外看，见他在庭院里一动不动，腋下夹着一个巨大的马林巴琴。这回他没有要把他亲手制成的琴送给我。他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决定为我演奏，缓解我的痛苦。他说，音乐可以驱走我的疾病和鬼魂。我让他坐在院子里，他闭着眼，鼓槌直指天空。他随意敲了几个音符，仿佛在积攒勇气。终于，他操着缓慢而笨拙的葡语说：
“葡萄牙人的音乐？”
从那天以后，一只母鸡和我亲密无间地分享住所。我没有听从建议，还是给她取名为卡斯塔尼亚。白天她待在院子里。晚上，我把她放进家中，以免被斑貘吃掉。在房间的昏暗处，油灯一闪一闪，卡斯塔尼亚感激地看着我，接着又把头埋进了翅膀。我想起她从前的主人的告诫，想到母鸡会用葡语做我的梦，就觉得好笑。我反而更想做她的梦，想必不会这么沉重。
“神父教给我的。他说是葡萄牙国歌。”
“别这样。”可怜的黑人恐惧地哀求。“您要是这样做，这只母鸡就不会认为它是一只鸡了。她会进入您的梦中，您也会进入她的梦。”
随即，他开始低声哼唱，尽管口音奇怪，曲调却很和谐：
“我要给你取个名字。”我说，它的温顺打动了我。
真理不会黯淡
我把母鸡从鸡笼里放了出来，它既不害怕，也没有四处乱跑。反而像一只温顺的猫一样依偎在我脚边。
国王不会犯错
“您看到的是一只母鸡，我看到的是鸡蛋。鸡蛋最后会变成肉。够吃一周的咖喱鸡。”
我们宣告……
他没给我思考的时间，就拖过来一个鸡笼，里面装着一只肥硕的棕色母鸡。
我小心地打断了他。我笑了，带着提前到来的悲伤，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会让他失望。
“一只母鸡？”
“这首国歌，”我解释说，“不是我的国歌。”
他又说起自己在林子里闲逛的时候，突然想到要送我一棵树。一棵完整的树，树根、树干和枝叶一应俱全。一份包含了天空、大地和时间的礼物。因为他无法送我一棵树，我又拒绝了他的轿子，他于是想送我一只母鸡。
“你不是葡萄牙人吗？”他问。
“您是好人。但是要小心，我的老板，在恩科科拉尼，善良和软弱说着同样的语言。”
我没有回应。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可怜的音乐家完成这份慷慨的馈赠。他激情地弹唱了葡萄牙国歌的一个奇怪版本。一开始，我感到不适应。不一会儿，我承认，我甚至被感动了。那编曲甚至有了香气。葡萄牙人喝着恩索佩酒，黑人唱着葡萄牙国歌，夜幕就这样降临在恩科科拉尼。
“那我和其他欧洲人不一样。我有腿有脚，我喜欢劳累。”
我亲爱的参事，在这悲戚的荒原，我终于发现了在自己身上也不曾发现的人性。这些看似如此遥不可及的土人，却给我上了在其他任何地方无法学习到的课程。比如几周前，一位恩科科拉尼当地居民来找我，他因逃税被扎瓦拉管理部门问讯。管理官命令一位西帕依士兵鞭打他。他的罪行倒不至于落得这么重的惩罚。不可原谅的是他面对葡萄牙管理者时的傲慢和无畏。这是我听了不幸的黑人的叙述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讲述的时候既不后悔也没有抱怨。
“嗯，为了坐着去林子里，就像所有欧洲人一样。”
我理解当局的逻辑。我们必须羞辱他们，就像对付印度那些等待驯化的大象：我们敲碎它们的膝盖，让它们的脚不再做梦。管理官先命令用海马鞭打他。黑人礼貌地纠正：这里没有马，既没有海里的马，也没有陆上的马。那根干枯的尾巴，属于一种叫作姆弗弗的动物。如果葡萄牙语里没有恰当的名字，他建议我们从他的语言中借用。
“我为什么要一顶轿子？”
管理官一时没有想起来，“河马”就是我们高贵的语言早已借用的单词。他把这句话当作是一种得寸进尺的无礼。如果没有恰当的词来形容鞭打他的海马鞭，那就换成一把旧戒尺。
“我来给您送一顶轿子。我自己做的。”
我得稍微插一句，黑人和我讲这件事时，一直龇牙咧嘴、眼睛蓄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比受刑的时候更疼。因为戒尺啃噬他的血肉的那一刻，他毫无感觉。手心挨了三十下，他都没有吭一声。行刑者没有获得胜利。受罚的人双手朝上走出房间，仿佛在乞求上帝见证那不可承受的痛苦。他礼貌地告别了鞭打他的西帕依士兵。但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敲响了管理官办公室的门，请求道：
“那你来有什么事呢？”
“尊敬的先生，我想请求您一件事。”
“您是军人，不应该叫我的名字。军人不想知道任何人的名字。”
“什么事？”
“早啊，卡蒂尼·恩桑贝！”
“我想请您鞭打我。”
除此之外，最近几周，时间仿佛停止了。或许我可以和您讲一件私事，我愿意和您分享。几天前，伊玛尼的父亲来找我。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担心他是因为近日来我对她的独女发起的追求来和我算账的。所以他刚一进门，我就异常热情地招呼他。
“你挨的打还不够吗？”
“这位国王是站着的。但是如果他骑着马，你会发现连马都总是一模一样的。”
“我想叫别人知道我不一样。我回村之后，要大声宣布，是一个白人打了我。”
我没明白。他重复道：“世界各地，全都一样的！”他说的是雕像。这个怪人向佩德罗四世纪念碑的方向伸出手臂，大声宣布，屹立在广场上的不是我们的国王，而是墨西哥的“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人在巴黎买下了这座雕像，当时正在甩卖，因为这位备选皇帝在上任前被枪决了。经费省下了，脸面有了光。怪人又说，这些雕像和帝国叙事一样，根本没什么区别。
后来，我和管理官本人聊天时，他证实了这个故事。他还澄清了自己拒绝了黑人自以为是的要求。“这就是他想要的，”他解释道，“黑人就像孩子一样，将我们看作父亲般的人物，可以惩罚和赦免他们。”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在我看来，黑人另有所图：他想证明下令惩罚的人是个懦夫，有勇气下命令，却没有勇气亲自施刑。
“全都是一样的！”
我讲述这些看似偶然的片段，是为了证明这里的人性比里斯本想象得复杂得多，而我们却固执地不去理解。加入洛伦索·马贵斯行刑队时，我无法判断那些年轻人的年龄。他们或许还是孩子，或许已经成年。恰如桑切斯·德·米兰达所言，这些人不好辨认。如此，他们让我们更愤怒了。
我承认我的想法过于大胆，我也只能与您分享。我承认，它们每天都萦绕在我脑中，最终将我引向一段我以为已经遗忘的往事。一个休息日，在里斯本，有个人站在罗西奥广场正中央，指向高处，以一种诡异的熟悉感大声说：
很遗憾，我们满足于偌大的无知。由于无知，我们不仅失去管理的能力，也丧失了军事干预的能力。我们试图逃避对基本常识的理解，转而依赖被统治的人，以为他们的支持是肯定且持久的。然而，这种支持并不可靠，它建立在脆弱又短暂的共识之上。就在今天，在一位翻译的帮助下，我听到两位地方首领关于解决黑人之间分歧的奇怪对话。我尽可能还原两人的意见交换。他们在讨论如果向瓦图阿侵略者割让土地是否意味着背叛。他们争论的内容如下：
随后几天传来的消息证实了恩科科拉尼居民对恩古尼士兵的仇恨。我接连收到乔皮人对贡古尼亚内军队暴行的控诉。乔皮人怨声载道，我逐渐变得麻木，无视理性和正义，疏远了受苦的居民。我开始想，瓦图阿囚犯说得有道理：站在他和他的族人的角度，他们并不是在犯罪。相反，他们正在英勇地建立一个帝国。隔着适当的距离和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们没有太大差别。我们也在借着神的旨意和天然的优越性来捍卫我们的帝国。我们也在用华丽的词藻粉饰帝国的历史。假使瓦图阿人赢得这场战争，无论有没有我们，瓦图阿族的命运就已经实现。没有人会记得安东尼奥·埃内斯。英勇的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也将只是黯淡的战败者。只有加扎国和它辉煌的历史会流传下去。贡古尼亚内，唯一的大英雄，将永垂不朽。这位黑人会像恺撒、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1]一样耀眼。有一天，这位非洲国王的雕像将矗立在沙伊米特广场上。一代又一代的黑人将永远爱戴他们的非洲国王，把他奉为英雄主义和种族价值的永恒证明。
“我们给他们土地，”一位首领说，“但是我们不会交出我们的神，他们是大地唯一的主人。”
尽管受到虐待，贡古尼亚内的士兵仍保持着令人钦羡的尊严。他请求开口说话。在伊玛尼母亲的帮助下，我了解到瓦图阿人自认为比乔皮人高贵，就像我们认为比所有黑人都高贵。囚犯说，因为是神灵赐下，那片土地属于他们，而土生人需要教化。我命令他闭嘴。我的嫌恶不是因为他对弱者的态度。而是因为他高傲的姿态，和派我来非洲的人如出一辙。
“废话。都是废话。”另一位首领反驳道。“我们给了他们一切。”
这周，我又重拾了使命感。黑人押送来一位瓦图阿囚犯。这种尊重和顺从又让我找回了我受挫的军人自豪感。
“继续主持神圣仪式的人难道不是我们吗？”
我守在这里，形单影只，无人问津，我感到我即将变成另一个萨尔迪尼亚：比起我的同胞，和当地人、和黑人更加亲密。您是我唯一的朋友，是我和葡萄牙之间唯一的桥梁。
“那我倒要问：我们的巫师在仪式上说什么语言？是我们的语言吗？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在用入侵者的语言和我们的神灵对话吗？”
尊敬的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
[1]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葡萄牙贵族、海军将领。在葡萄牙海上扩张和东方征服期间担任印度总督。
恩科科拉尼，189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