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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到底要进去挨父亲的克了呀。”代助边说边又把酒杯放到嫂子的面前。梅子笑笑,给斟上了酒。

“是啊,谁也不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实际上会变成什么样呀。我说阿梅,你去吩咐直木,今天一定要让赫克托耳稍稍活动活动哪,那么猛吃、老躺着,害处不小呢。”诚吾用手指来回揉着像是要瞌睡的眼皮。

“是谈婚事吗?”诚吾问道。

“日糖也太没有用了,出事之前就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吗?”

“唔,我想是的吧。”

诚吾的回答不会再比这更详明了。实际上,他是不愿披露出来。但是代助听上去,只觉得这是哥哥本来就不当回事而懒得多说什么。所以代助始终轻松地谈下去。

“我看你还是答应了为好。你不能让老人那么放不下心来呀。”诚吾说过这话后,又以更加干脆的语调提醒代助:“你得多加小心,他的情绪欠佳哪。”

“与日糖事件倒是无关,不过真是够忙的哪。”

代助一面站起来一面叮问道:“难道是因为这些日子来疲于奔波,弄得心情不好的吗?”

“大概与日糖事件有什么瓜葛吧?”代助问。

诚吾依旧躺着,说道:“很难说呀。照此看来,我们也自身难保,不知哪一天会像日糖的要人那样,被拘捕起来呢。”

“哦,真正是够呛哪。”诚吾边说边往后躺下了。

“别胡言乱语的。”梅子斥责地说。

“哥哥,你刚才是说这些日子来你在为一些事忙得焦头烂额……”代助把话题拉了回来。

“看来还是我整天无所事事才使父亲心情不佳的呀。”代助带着笑容出去了。

代助什么话也不回答,把酒杯往嫂子面前一放。梅子也就没吭声,拿起了葡萄酒酒瓶。

代助顺着廊庑,穿过中庭,往里屋走去,只见父亲坐在中国的紫檀木桌子前,正在看中国的古书。父亲爱读诗,空下来的时候,常常对中国的诗集爱不释手。不过有的时候,读诗集也最会促使他不愉快。遇到这种情况时,就连最能逆来顺受的哥哥诚吾也尽可能退避三舍。如若非去见不可,诚吾就拉一个孩子—儿子诚太郎也行,女儿缝子也行—一起到父亲那儿去。代助走到廊庑上,也想到了这一点,但又觉得没有过于顾虑的必要,便通过了客厅,走进父亲的房间。

梅子问道:“代弟,你能当上演员吗?”

父亲先把眼镜摘下来,搁在正在看着的那本书上,然后转向代助,说了句“你来啦”,语气好像反而比平时和蔼。代助把手放在膝上,心里在想:哥哥刚才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大概是在捉弄我吧。代助只得坐下来,饮着苦茶,陪父亲闲扯了好一会儿。内容都是什么“今年的芍药花开得早啦”、“听到《采茶谣》[2]的歌声,不免想入眠啦”、“某处有一株很大的紫藤树,开出的花儿近四尺长啦”……话题一个接一个,说到哪里是哪里。代助想,这样倒也轻松,索性一直这样谈下去吧。后来,父亲也词穷起来,终于说道:“不过,我今天叫你来嘛……”

诚吾嫌烦地把手中的雪茄烟夹到指缝里,说道:“趁现在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用功,日后我们穷困了,也好救救我们了,是不是?”

接下来,代助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洗耳恭听父亲一个人讲。父亲见代助显出这样的神态,就只好像讲什么课似的,喋喋不休地自顾自讲了一大堆话,但大半是在炒冷饭。不过代助却像初次听到似的集中注意力听着。

“喂,你说是吗……”梅子敦促诚吾。

从父亲的长篇说教中,代助也听到了几个新情况。一个是父亲认认真真地询问代助:“今后你究竟怎么打算?”代助过去只会光听父亲说教,早已习惯含糊其辞地对待那些说教。今天听父亲提出这样非同寻常的询问,就无法再信口敷衍过去了。如果胡乱地回答一气,立即会惹父亲发火的。但是直言不讳的话,势必会成为这样的局面—这两三年非得听父亲的教诲不可。代助根本不想为了回答父亲的这一非同寻常的询问而明确地披露自己向往的目标。代助觉得,那是自己的必由之路,但要把情况向父亲和盘托出,并让父亲理解而赞同,那得花好多好多时间,也许父亲这辈子是理解不了啦。代助知道,若想让父亲满意,只需投其所好,大谈什么为国为公的壮举,而且大谈“这些壮举同结婚是水火不相容的”就解决了。但是代助觉得,即使硬是不顾自己的人格,这种蠢话也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来的。于是代助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是有种种打算的,总想有了头绪时,禀请父亲指教呢。”说过之后,代助觉得实在滑稽,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诚吾的眼圈发红,呼地吐出一口烟。

接下来,父亲问代助是否想得到一笔独立的财产。代助答道:“那当然想的。”于是父亲提出了条件:“那么,你就娶佐川家的姑娘,怎么样?”代助实在弄不清这笔财产算是佐川家的姑娘带来的陪嫁呢,还是算父亲给儿子的?代助试着探了探口气,仍然不得要领。心里想,看来也无须追根究底,遂作罢论。

“你就会讲些强加于人的话,也不懂得人家的心理。”梅子望着诚吾说。

接着,父亲问代助:“你是否想过索性出洋留学去呢?”代助表示很愿意,说:“那太好了。”然而这还是有条件的—先解决那件婚事。

“游手好闲是不好的。那要贻误学业的。”

“难道娶佐川家的姑娘一事,竟是如此必不可少吗?”代助最后问道。父亲听后,脸发红了。

“你已经去过啦?真没想到!你也真够游手好闲的。”

代助一点也没有要让父亲生气的想法,他近来信奉这样的主义—同别人吵架是人格堕落。又认为惹人生气也是属于吵架,但比起惹人生气这件事的本身来,还是看到生气的人的不愉快的脸色,更觉得自己的宝贵生命不啻受到了狠狠的鞭笞。代助对罪恶,也有着自己特有的见解。不过代助并不因此就相信什么“只要顺应自然就能免罚”的观点。代助坚信,杀人者受到的惩罚就在于那些被杀者身上冒出来的血流,因为看到鲜血四溅,清澈的心大概不会不感到迷乱的。代助就是这种神经极敏感的人,所以看到脸色发红的父亲时,代助异常不愉快。不过,代助绝不想以听从父亲的安排来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歉意。因为代助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思想极为尊重的人。

“嫂子到歌舞伎座[1]去过没有?要是还没去过,该去看看的,很有趣呢。”

这时,父亲以相当亲热的语气,极为恳切地劝说代助:做父亲的已经上了年纪,对儿子的将来很不放心,为儿子找个媳妇乃是大人的义务;至于女方应具备什么条件以及其他有关的事项,应该说大人远比你本人考虑得周到;你现在也许把别人对你的关怀看作是不必要的,但是往后呀,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你要恳请别人帮忙的。代助认真地洗耳恭听,不过父亲说完后,代助依然没有听从的意思。

“我看代弟你倒是悠闲得很呢,不是吗?”梅子一边说着一边由走廊回到屋里来。

于是父亲特意压低了声调说:“那么,佐川家这门婚事就作罢论吧。你嘛,可以把自己看中的什么姑娘娶回来呀。你大概有中意的对象了吧?”

“今天要好好休息一下。这些日子来,实在忙得焦头烂额。”诚吾的嘴里衔着一支火已经熄掉的雪茄烟。代助用放在自己身旁的火柴给诚吾点上火。

这话同嫂子的询问是一个意思,不过代助不能像对梅子那样—可以一笑了之。

“哥哥,你今天是怎么啦?好像非常悠闲哪。”代助问道。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中意的人。”代助明确地回答。

“对不起得很,就剩这些了,还是人家送的呢。”梅子说着,步至走廊,把掉落在膝上的威化饼的饼屑拂去。

于是父亲像是突然大为生气似的发急说:“那你也该稍微替我想想呀,总不能光想着自己哪!”

“是陈了多年的吧?你们购入了一批好东西呀。待会儿让我带一瓶去吧。”

父亲突然不再是为代助着想,而是围绕着他本人的利害关系转了,这使代助深为吃惊。但这种吃惊乃是见到缺乏逻辑性的急剧变化而冒出来的。

“所以请你猜猜看这酒是什么年代的呀!”

“这事既然同您如此休戚相关,那我再考虑一下吧。”代助回答。

“这酒的味儿真醇哪。”代助说。

父亲的情绪更加不好了。代助这个人同人交谈起来,常常是不肯背离逻辑的。所以容易被人理解为他的目的就是要驳难别人。实际上呢,代助乃是一个最讨厌驳难别人的人。

“代助不会知道的。”诚吾说着,看看弟弟的嘴巴。代助呷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点心盘子里放着薄薄的威化饼,是代替下酒菜的。

“我不是光为了我自己,才命你结婚的。”父亲对刚才说过的话加以修正地说,“若要说说其中的道理,那我就说给你听听,供你参考吧。你已经三十岁了吧,一般说来,人到了三十岁还不结婚的话,我想你总知道社会上会有什么看法吧。当然,现在同从前不一样了,抱独身主义也可悉听尊便,可是这独身主义要是会给父兄带来麻烦,以致会涉及到自己的名誉的话,你又怎么想呢?”

“你猜猜看,这酒有多陈?”梅子斟上了一杯酒。

代助只是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脸,简直不明白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父亲是针对哪一点来对我说这种话的呢?

诚吾看到是代助,便拿起面前的葡萄酒瓶子,向代助晃了晃,说:“怎么样,来一杯吗?”瓶里还有不少酒。梅子击了击手掌,命人送杯子来。

停了一会儿之后,代助启口说道:“唔,这是我本人的事,当然不能没有我个人的兴趣所在……”

今天,代助是应命特意跑来的,所以不管愿不愿意,不得不去见见父亲了。他照旧由便门绕至客厅,真是难得,只见哥哥诚吾正盘腿坐着喝酒,梅子也在一旁坐着。

父亲立即打断代助的话,说:“不能这么看。”

代助前几天去向梅子表示谢意的时候,梅子提醒代助该到里面去请一下安。代助笑笑,佯装不知地说:“父亲在家?”当他听到她肯定的回答“在啊”时,便说:“今天太仓促,免了吧。”接着就走了。

两个人有好一会儿没开口。父亲以为这种沉默是代助受到了打击的结果。于是改用温和的语气说:

代助相信,一切道德的起点都不会游离在社会现实之外。代助相信,先把僵硬的道德观念安置在头脑里,然后反过来想由这种道德观念来促使社会现实的向前发展,这不啻是极端荒谬的本末倒置。所以代助认为日本的学校里进行伦理教育是没有意义的事。教师们在学校讲授旧道德,或者把一般适用于欧洲人的道德灌输给学生。而在那些受到剧烈的生活欲冲击的不幸的国民看来,这些说教不过是迂腐的空谈。受到过这种迂腐说教的人,他日与现实社会接触后,想起这些说教,会觉得好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至于代助呢,他不光受到过来自学校的说教,现在还得受到来自父亲的极其严格、极其不适用的道德方面的教育。因此代助的头脑里有时就产生出异常矛盾的苦痛,他为此懊丧不已。

“唔,你仔细考虑考虑吧。”

但是代助的手法高明,父亲对儿子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代助也很清楚这一情况。所以代助从来不把父亲紧逼至矛盾的极端处去。

代助回答了一声:“是!”退出了父亲的房间,往起居室去找哥哥,但没找到,问女仆“嫂子在哪儿”,答道:“在客厅。”他便去客厅,开门一看,见缝子的钢琴老师在,就向这位先生致意后,把梅子叫到门口。

至于代助的父亲嘛,与一般情况相比,身上带有些特殊的色彩,因此比较复杂。他受过那种明治维新前的武士所固有的道义至上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让人们把情意和行为的标准放在离自己远远的地方,眼中看不到由事实的发展加以证实了的浅近的真理。然而父亲被习惯势力所束缚,至今仍迷恋着这种教育。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从事着易为剧烈的生活欲所干犯的实业行当。父亲实际上年年在这种生活欲的腐蚀下过到了今天,所以在父亲的从前同现在之间,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父亲自己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他公然表示:自己是以从前之身和从前的经验才办成了眼前的这番事业。但是代助认为:如果不是限制和缩小了只有在封建时代可通用的教育的范围,绝不可能随时随刻使现时代的生活欲得到满足。如若要使这二者都不受影响地存在下去,那么,这位敢作敢为的人肯定要为矛盾而承受巨大的苦痛。如果内心里承受着这种苦痛,只觉得苦痛是的确存在着的,却不明白苦痛为什么会产生的,那么,这种人乃是头脑迟钝的蠢人。代助每次面对父亲,总觉得父亲是一个隐藏本人真面目的伪君子,要不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辨别力的笨人,反正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这种感觉使得代助非常讨厌父亲。

“你大概在父亲面前说了我什么坏话吧?”

这两个因素必须在某个地方获得平衡才行。但是代助相信,在贫弱的日本无法于财力上同欧洲的最强国家平起平坐之前,这种平衡是不会在日本出现的。他认定日本是不可能有那么一天的。于是日本多数的绅士阶层处身于这种窘困之境,只好每天处在不触犯法律限度内,或者,只好在头脑里进行犯罪。彼此的笑谈都是在明知对方正在犯罪的情况下进行。代助觉得,作为一个人,自己既不愿这样侮辱别人,也不堪受到别人的这种侮辱。

梅子嗨嗨嗨嗨地笑了。接着说道:“哦,请进来坐呀,你来得正是时候呢。”她把代助拽到了钢琴旁。

代助把这个人们不在肚里互相攻击就不可能互相接触的现代社会唤作二十世纪的堕落。代助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乃是因为近期急剧膨胀起来的生活欲的高压促使了道义欲的崩溃。他又把这种现象视为新旧两种欲望的冲突。最后,他把这种生活欲的显著发展归结为一点—是从欧洲激荡过来的海啸。

[1]位于东京都中央区东银座的歌舞伎剧场,以设备讲究闻名,1889年建立,现属松竹公司。

父亲又把代助叫去了。代助也大致猜得到是为了什么事。平时,代助尽可能躲避着父亲,互不见面,近来更是连里屋也不去了。因为遇见后,代助尽管表面上在恭恭敬敬地应答,肚里却看不起父亲。

[2]《采茶谣》中多为民谣,最为有名的是一首琦玉县的民歌,歌中唱道:“狭山是个好地方,出产香茶名闻天下,东山的风轻轻吹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