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职业和年龄的原因，阅书（我没说读书）很多了，里面的爱情都很难打动我了，但这一对的爱情打动了我。当我读到张红旗从美国留学回来，那天夜里要回家了，又钻进了另一个年轻人的车里，我很难过。何必呢？我想。幸好，这只是作者的一个圈套。
陈星自己“不学好”，是受不了那个累，那无聊，但他知道“学好”是好的；张红旗“学好”，是她没有“不学好”的胆，但她知道“不学好”是生动的。这俩人的相互倾慕再自然不过了。所以我认为这是赤道和极地的爱情。你不好说谁是赤道谁是极地。
这一对爱情除了时（12年）、空（从中国到美国）的分量，还有那种中国式。真正的相爱，身体恰恰不苟合。不是不合，是不随便合。如佛家所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问题就在这里：痞子不一定只喜欢痞子，他也喜欢呆子——可能更喜欢的还是呆子。人固然需要同流合污（如陈星同小北），更需要人格互补，尤其对于异性而言。人看人，同性异性标准可能是相反的。
因此强壮矫健得像一匹头狼的陈星可以阳痿。他的死哥们小北不明白，他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他当时的性对象沈琼却悟到了玄机：就是，多棒的身体，只要一脱光，就萎了。
陈星是痞子，张红旗是呆子。
这样在全书的最后，沈琼说出了“诚实的身体”。是痞子的诚实的身体。
我自己曾经在小说里论及高干子弟，说他们是两个极端：痞子，或者呆子。注意呆子不是傻子，只是活得太认真。
因此当时候到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想其他读者也是这样。
作品的主线，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
《红旗下的果儿》的诸多精彩，出于一种极其聪明的设计：意外。意外应是好的故事所必有的品质。这书里没有哪一对关系，没有哪一种事由的发展不是出乎意料的。甚至你还没有准备，它（意外）就来了，从天而降。而且所有的意外都不是瞎掰：细细想来，很正常啊！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痞的那段时间可是够精彩的。《红旗下的果儿》就写了这种精彩，以及同这相反的精彩。
时间的跨度够大了，从改革开放不久（“那时还没有欧元”），到北京奥运开过。而主人公们刚好还没老。这是年轻人的书。虽然写的就是大都市里的生活：读书男女，打架考试，发财落难，警察毒贩，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但是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并不熟悉。就算那些“物事”你不陌生，那些“味道”你并不熟悉。它可以饶有兴趣的让人开眼界。这是很奇怪的，不好解释。
但是终成正果也不是基于所谓思想，而是自己被自己痞烦了。就算男主人公陈星不对女主人公张红旗的父亲——当时张红旗赴美国的飞机刚刚起飞——坦陈自己打小以来的心结，一般的读者也能看得出来。后面的生命要烦前面的生命。就是生命，不关其他什么的事。
《红旗下的果儿》其实是章回小说。说“其实”是因为并无章回式的标题。节奏快，很利落，合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更合于现代人的阅读要求。
但是这种认识的源头并不是所谓思想，他们其实只是被家长的愿望搞烦了，此其一。其二就是他们也知道他们“痞得起”——家里会来收拾的。但是痞也只会痞上一段时间，就是最为青春的那一段。到后来多数还是会成了正果。
作者石一枫是北大的硕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我去年出的《白沙码头》，他是责任编辑。他来重庆，我在磁器口请他喝酒。怕他无趣，特请女学生作陪，一个开车，两个劝酒。结果他的酒量之大反让我不安了。到后来是我不许他喝了，他则很文雅地请求“再喝点嘛”。那请求里隐含的嘲笑，我至今记得。他的文学评论写得非常棒。我在每一期《当代》上都细细品读他那一个满页的评论。感觉其目光极为透彻，那真是能看到人的后脑勺的；说法又别致，别人说过的话他都能躲过去。
有一种痞子只有北京有：家庭地位很高，譬如高干、高知什么的，自小受到严格的管束和良好的教育，但那孩子偏偏“不学好”。这种痞子更痞，是真痞。因为他们的痞是有认识的，所谓理论上已经解决，因此是一种自觉——他们就是不愿意被主流文化规范，从而接替父辈继续占据社会的高位。
这次他自己的小说出来了，也让我来评评。好，相互反串，大换位。
那么为人类写的就一定要好读。但好读又容易浅俗。要好读就得有才气，要不俗就得有底子——不光有学术的底子，还得有人格的底子。《红旗下的果儿》就是这种书。
我琢磨这种极度学术的人写小说会不会眼高手低呢？好比让教练自己上场？末了，要承认眼高手也高。
写小说，尤其是长篇，有两种取向：是为人类还是为外星人？这不是开玩笑。所有的“诺奖”作品都不好读，学生问我为什么，我认真回答：那是人类选出来让其他物种看看我们这个物种的文学水平的。
是那种底子很厚，才气很足，正在精力旺盛期又善解人意的主儿讲出来的故事。
文/莫怀戚（著名作家）
《红旗下的果儿》，石一枫 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11月
赤道和极地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