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说清楚，我所说的，听起来大概非常混乱。不过，当您在我这儿时，从两次谈话里我发觉，您倾向于一种心灰意冷的善良，不愿意对任何痛苦再说一声不，我以爱心和感动去感知你的状态。然而，您身上同时又有某种对其他事物的厌烦与神经质的敏感，比如对表现主义，对新生事物。我的感觉是，这种防御心态、这种强烈的激动与您一向的情绪是违和的，或许这是心理学所说的“情志压抑”，也就是说，您在压制内在的某些阴暗的、本能性的、超能量的东西，您不愿意感知它们，不愿意让它们发出声音。如今，它们站出来了，以理解谋杀犯的形象显现了。您能够这样，我感到高兴。
亲爱的朋友，您立于两级之间，时而倾向一边，时而倾向另一边，成为谋杀犯的可能性是一极，另一极则是善良，是弄明白后直面命运的意愿，您具有这个意愿，我们上次在此地见面时这一点令我十分惊讶。两级的存在是一定的，我不希望您受苦受难，但也不愿意见到您静静地停留在一极上。谋杀犯一直在我们内心深处大声喧嚷，刺痛我们，使我们惶惶不安，让我们内心深处充满污泥和黑暗的原始森林。另一边的本能则走向清净、明亮、善良，然而它也美化令人尴尬的事，并用谎言掩盖，对不能消化的则沉默以对。
亲爱的卡尔·泽利格，我也不断与我内在的谋杀犯、与里面的兽性和罪犯扭打，不过同时也与卫道者，与太早就达到的和谐，与容易出现的神经质，与逃入满是善良、高尚、纯净的境界等等在扭打。光明与黑暗两个方面都有必要存在，心中没有兽性和谋杀犯，我们就成了没有生命的、被阉割了的天使，而如果失去强烈的内心渴望，不再渴望光明，渴望纯净，渴望寻求精神与无私，我们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您又一次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把自身的伤口撕开，您信里说，您理解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下如何成为谋杀犯。正好，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并非智者，而是个受尽痛苦而无处安顿的人，整个夏天我都在思考谋杀犯的问题，那个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谋杀犯。我试着把他写入一篇危险而无畏的作品中<注："指《克莱因与瓦格纳》。">，这或许能一时赶走我内心的谋杀犯。
我的经验是，以前我受歌德、凯勒等榜样的影响创作了好些美妙和谐而事实上自欺欺人的作品，我对自己内心黑暗狂野的部分绝口不提，而在暗中默默忍受着痛苦。我有意突出“好”的方面，只写圣洁、敬畏与纯净，导致卡门青德、盖特露德这样的典型人物出现，他们为了高尚、诚实、正派与道德而压制了千百种真相，最终使得我，既作为诗人、作家也作为人的我，陷入疲惫的、心灰意冷的境地。虽然我曾弹奏出温柔、并不太糟的乐曲，却远离了生命。在享用过外在的物质与成就之后，我失去爱情、婚姻、家庭，失去外在的舒适生活，战争期间因为思想信念的不同而经历孤独寂寞，如今，几乎快要成为老人时，疾病缠身，几乎被痛苦逼疯。于是，我回归自我，必须清理自我，必须正视以前被我用谎言掩盖或不曾道出的事物，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承认那些混乱、狂野、本能，承认我内心的“恶”。我失去了从前和谐、美好、温和的写作风格，必须重新寻找写作的风格，必须与那些内在未能解决的古老问题厮打，打得头破血流。格斗并非为了消灭它们，而是为了理解它们，把它们用语言表达出来。我早就不相信善与恶的分别，而觉得一切都是好的，连我们认为是邪恶、肮脏、残忍的东西也是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识到这一点。<注："黑塞在次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集《窥探混沌》。">
亲爱的朋友：
好了，我不想让您感到无聊厌烦了。我仅仅想告诉你，您身上的谋杀犯在我这儿有位兄弟。您越是愿意聆听他的声音、愿意让他发声、理解他，您就越容易与他和解。我们的幻想在我们清醒和梦中让我们感受到罪犯与兽性，我们越是不怕他，那么在行为和现实中，我们被这些“恶”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小。
1919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