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们这些干净的人、乐观的人不喜欢听，我也将继续写出我生命中充满痛苦的混沌状态，我的生命几乎只由痛苦组成。你们认为我只是玩着愚蠢的游戏，而我正是展现了我血淋淋的、最真实的生命。连那些最可爱、最充满爱心的读者，都只愿意理解他们认为合适的，喜欢他们容易消化的，这使我感到伤心。
您信中说到的关于我的岁数和年老之类的话，我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您听到我随便说到悲伤、不满、痛苦时，便来反对并且激励我，那么我必须对您说，基本上您是自我矛盾的，您的话里，市民意识多于实际上的您。如果您和其他读者赞同我作为作者的身份，对我有共情，首先是因为我严肃对待作品，而并非把作品作为收入来源或是杂耍节目，也因为相比于文学普遍的情况，我在努力地少说谎。如果如你们所愿，我隐藏对生活的厌恶、对年老保持沉默或者装扮成另外一种样子，那么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我所有作品的价值也一起丢失了。诗人的存在，不像市民以为的那样，要作为专家，以字句为法宝，为生活唱赞歌，而是要表达人们生活的欢呼与悲叹，不管读者和评论家喜欢或不喜欢。
埃尔斯特写的那篇前言<注："埃尔斯特(Hanns Martin Elster)为新版《盖特露德》写的前言。">，比你们的还多了几分市民的、肯定的、简单化的观点，不过，写了什么反正也无所谓。我曾对写前言者特别指出，要让读者知道，我自己对《盖特露德》这部小说已经不再肯定（可惜只是口头上说的，没有笔墨证据），然而他对此一字不提，这只爱饶舌的喜鹊<注："德语Elster意为喜鹊。">。好吧，别当真。
您提到安妮特·科尔布在《柏林日报》所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注："安妮特·科尔布(Annette Kolb,1870—1967)，德国作家，她在文章中称赞黑塞的笔触非常年轻。">，从其他方面我也听说了。不过我没有看过那篇文章，《柏林日报》以及其他报刊，我一年只很少看几次，当报上有关于我的文章，而编辑额外好意把报纸寄给我时，我才会看到。
前面所写的是给那位在信里某些地方过分与好市民一致，期待作家摆出兴高采烈的表情、写出肯定生活的优美字句的维甘德，即使这位作家对生活感到恶心。另外那位，可以与他在这文明界限之外聊天的维甘德，如果他想再拜访我，我欢迎他夏天到来。只是我没法长时间事先计划，您到时只好碰运气而来。
留在苏黎世的最后一天收到了您的来信。明天我就回提契诺，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时间写信，所以今天想回应您的问候。
再会了。问候您的夫人。至于我，我已经一年没有见过我妻子了，她想跟我离婚，正在跟法院交涉有关事项。
亲爱的维甘德先生：
请不要生我的气——我从您这儿听到像那些老太婆或者小鬼唱出的同样音调，感到一些干扰。难道您看不出，在那些文章里，我似乎带着讽刺语气随便聊聊的自白的涂鸦，是一些新的东西，与非常细微敏锐、棘手尴尬而且非常主观的现实有关，在那里面，我对自己的良知有非常严格的诉求，不允许自己听那些无关紧要的指责。您为什么把其他所有当成作品，而仅仅因为哪位天才教师在德国文学评论中引入的正面条文，就不把痛风和生活的恶心视为作品呢？
1927年4月13日，苏黎世
再会了，衷心问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