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回去，能将那个完整、神圣、健康、有序的世界放在心中，谈论它的样子，这才是我们巨大的宝藏，是我们仅有的幸运，不是有手有脚、有住有吃的幸运。于是我们不仅有了一个能供我们躲避、有信仰的、创造得很美丽的高雅世界，一个能让如今陌生的我们再度相见、互道契阔的世界，而且我们从中拥有的东西，孩子们和孙儿们都不会再有，或者他们只能拥有一星半点。我在这里寻你，在先辈的身影里，在旧时树叶的婆娑声中，我又找到你了，你年轻、活泼，你在这片天地中找到的我，也是以前那副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想起母亲小花园里种的剪秋罗和福禄考，想起外祖父母柜子里那些印度玩偶和织物，想起檀木匣子的香味和外祖父书房里的烟草气息。我们彼此点点头，看到卡尔夫的教堂高高耸起，看到星期天上午，教堂上面大钟旁边的廊上，城里的乐师吹奏赞美诗，还是那首赞美诗，从格哈特·特斯特根<注："格哈特·特斯特根(Gerhard Tersteegen,1697—1769)，德国宗教改革家、赞美诗作者。">或巴赫时代就有的那一首。我们走进那个“漂亮屋”，圣诞节时那里会有圣诞树和其他装饰，钢琴旁边的架子上放着赞美诗集和歌曲集，有西尔歇的，舒伯特的，还有我们自己教区的一些钢琴曲选段。对了，家里还有“另一个”舒伯特，是幅半身像，高高地摆在走廊的一个柜子上，画的是戈特蒂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博士，《梦的象征》和《灵魂的历史》的作者，曾是我们家的好朋友。花园里有极美的小花丛、草本花朵和矮小的蕨类，明艳地生长在蜜棕色的土地上，复活节的时候，要是天气不好，就不在花园里藏彩蛋了，而是藏在宽敞的铺着红砂岩地砖的走廊里，或者后面有数千册藏书的大厅里。在所有这些地方，外祖父的灵魂在他故去之后还一直强大地存在着，我们每次回乡休假都要纪念他。我们有时候害怕他，但更多的是崇拜着、爱着这个印度智者、魔法师。在以前某个不快的日子里，他是怎样在一笑之间，就化解了我对他的惧怕，让我的惧怕显得好笑的啊，那曾是多么感人！那时我十四岁，犯了一个大错，从我上学的毛尔布龙修道院逃跑了。经过一番折腾，回到家的那天，我不可避免地得去见外祖父，向他报告我做的事，并听他对此事的判断和裁决。我心里怦怦跳着上楼到他的书房外，敲门，进屋，走向那位放松地坐在榻上的长髯老者，我向他伸出手去，心想他会说什么，这令人生畏、无所不知的人。他和善地看着我，看着我苍白的带着惧色的脸，露出近乎调皮的微笑说道：“我听说了，赫尔曼，你来了一次小小的天才之旅？”“天才之旅”，他求学期间，对自己的类似行为就是这么称呼的。之后对这件事，他再没提起过一个字。
去年夏天我在妮侬的帮助下又重新整理了一部诗歌选集，是二十五年来的第三部了。<注："指诗集《花枝》。">后来印成了一本漂亮的小书，拿在手里很舒适，还便宜。封面后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献给我的姐姐阿德勒”。你看不到这书，但也许我的信你最终能看到，这样你至少就会知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我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在想着你，觉得你就在身边。那部以《美丽的青春》为标题的小说，我后来又重新出版了便宜的大众版本。从“一战”前到经济危机年代我所有的早期短篇作品中，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可能你也这么看，因为它忠实记录并描绘了我们的青春、老宅，还有那时的故乡，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那是个被德意志生活和新教信仰塑造的世界，同时它也放眼外面的整个地球，并与之发生联络。那个世界完整、和谐、神圣、健康，没有千疮百孔，没有蒙上幽灵般的气息，那是一个人道的、信仰上帝的世界，森林河流、麋鹿狐狸、乡邻姑嫂，都天生地与这个世界相配，圣诞节和复活节、拉丁语和希腊文、歌德、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艾兴多夫也都同样天然地与之相配。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又井井有条，严格地向中心看齐，而且它属于我们，就像空气和阳光、雨和风都属于我们一样。现在这个世界病了，病入膏肓，长了致命的斑疹，遍布似假还真的麻风疮，迷乱陌生，已经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要不是战争和邪魔将这一切强加给它，谁又能想到会是这样？
一切使我们拥有美好的青春、使我们人生有成的东西，都是从那时来的，是从祖辈和父辈照射过来的光芒。外祖父的德行智慧，母亲那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和爱心，还有父亲那种细腻的坚韧、敏感的良知，他们教养了我们，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比不上他们，但我们也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培养起来的，在这个荒芜的、越来越陌生的世界上，我们总是带着一点他们的光芒。你我都没有拒绝过祖先崇拜，把对他们的记忆放进了工作中，写进了文章里。尽管我们的书禁售了，焚烧了，毁灭了，这些也不会灭失。那些没有根的东西、人造的东西过时得多快，千年帝国之类的吹嘘消散得多快啊，而一个实在的、本真的、活的、神圣的世界里的所有东西则是恒久的。我们拿年少时的记忆比照邪恶的战争和极权年代，我们看得清：后者至多是影子、是蛛网，前者则浑圆、具体、多彩，正是生命的模样。
不管我的信能不能到你手中，我现在都跨过了这条鸿沟，放下了排斥感，想跟你聊个把钟头，让你我都回想起那个有许多画面的世界，它仿佛遥远地坐落在不可追寻的往昔之中，却又能够被整个唤回眼前，焕发光彩。尽管对你和你生活的德国、你现在的住所和用具，我都只能半猜半想，但要立刻想到囫囵的你，我只需想到巴塞尔米勒路上的那所房子，想起它花园里那棵七叶树，或者想到我们的卡尔夫老宅——我们会在里面爬过许多台阶和楼层，好直接走进依山势而建、与屋顶齐平的花园，或者想到通往梅特林根的路，自巴尔特博士和著名的布鲁姆哈特时代以来，这条路就与我们的家族和生活有着紧密友好的关系。想到夏日的星期天早晨，我们俩常会跑到那儿去，穿过开满玉米花和罂粟花的庄稼地，穿过一段长着蓟草的干土路，近旁经常有长杆的龙胆在开放。如果你在这儿，如果我们能当面聊聊，你还能回想到成百上千的画面，也会唤醒我心中的一些画面，让它们又鲜活起来。它们就是这样如同无尽的繁花，当我们接纳它们，向它们敞开胸怀时，不但我们儿时的金色童话得以重生，那个环抱着我们、哺育教养了我们的世界，也现出了它的样子。它是父辈和先祖的世界，它既是德意志的也是信仰上帝的，既是施瓦本，也是一个无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灵魂，当然也包括基督徒的灵魂，都有同样的分量，犹太人、黑人、印度教徒、中国人，没有哪种人是外人，没有哪种人是它容不下的。通过我们祖辈、父辈所承担的传教使命，我们的图画世界和灵魂世界里也有了这些多彩的世界兄弟，而且他们显得更加特别。我们不仅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还认识他们中具体的人，那些曾来到我们这里做客的人。每当外祖父接待印度客人的时候，我们不过觉得他是个印度人，或者是从那边返回家园的西方人，在谈话中，我们不仅能吟哦梵语，还能听到当代印度各种语言中的词语和句子。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庭气氛，是多么不“民族”，多么不“民族主义”啊！外祖父是施瓦本人，外祖母是外籍瑞士人，父亲是德俄混血，我们这一辈中的老大生在印度，英国籍，老二为了在施瓦本上大学，籍册登记在符腾堡，我们几个是巴塞尔市民，因为父亲在巴塞尔生活期间“购买”了这个身份。当然，我们无法产生任何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只是环境使然，但环境确实是个重大的原因。当世界争相为自己的民族自命不凡之时，对你我来说好的一点是，我们只需忆祖寻根，就能保护自己不受此狂热的伤害。所以你在我眼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德国人”，而你也永远不会视我为“食肉糜”之辈。
如果我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年老和贫穷，我们就会像当年一样，又成了富足的王孙，那时，我放假时会带给你我的诗人朋友、画家朋友的作品，与你一同去他们那儿做客。当然了，我们如今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如此快乐富足，只有偶尔的好时光是这样，我们现在过着老人的日子，过着认命的日子，我们也不是很想看到这样的生活再拖下去。我猜想，在你们那儿，人们可能不是很怕死，也不会轻看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
要逾越这道可厌的鸿沟，没有隔阂、不戴面具地与你说话，我必须背转身不理时情，而去唤起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我们共同的记忆。你就是阿迪斯，我就是赫尔曼，我不是瑞士人，你不是德国人，没有国界也没有希特勒横在我们中间。既然你不能想象我的生活，我也不能想象你的，那么我们只需从万千记忆构成的王国里提起一个名字，一个亲戚、邻居、女佣的名字，或者街巷、小溪、小树林的名字，于是那些景象就出现了，完好如初，散发着宁静、美丽的魅力，放射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后来残破褴褛、颠倒混乱的生活图景是不会有这种力量的。
有些事我的看法与世人不同，有时候，我很想跟你说说这些。我想到有些人，生活在你们中间，他们就像耀眼的光芒，别人却根本没看见他们！当一撮可笑的家伙神气活现地扮演“大人物”的时候，这些人就活在你们眼前，却又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人们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也无话可说。他们中的一个，是我亲爱的胡戈·巴尔，在他故去多年之后，他那些让人不安的书才偶尔被人发现。另一个是克里斯托夫·施伦普夫，有一小群朋友了解他，他的著作有十七卷，却无人慧眼识珠。人们过去、现在都在为别的人忙活，至于怎么公正地评价他就交给后来人了，人们宁可从权贵手中吞吃文件纸札，也不愿经由他的妙笔吃到上等的食粮。世界竟然还这么富足吗！人们竟然还能如此奢纵！在邪恶的时代，面对各种恶行，高贵的行为或纯洁的殉教不会湮没，也不会是枉然徒劳，我相信，他和他的作品也是如此。如果有什么能让世界病愈，让人类复原并得以净化，就是那些不屈从于强权和贫贱的人，那些为了尊严可以抛却生命的人，是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苦难。施伦普夫就是这些警告者、教化者中的一员，只能等后人看明他们全部的伟大之后，才能知道他们的功绩。人们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真正的，没有人格，没有善，没有真理，但这些是有的，只是有人忘却了它们，我们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
而且，我没法做别的设想，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你们的生活一样，你们也难以设想我们的生活。也许你们会想，我们的生活还跟战争之前一样，跟没有希特勒的时候一样，因为我们躲过了，别人说我们没有受任何痛苦，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没有牺牲，我们这些渺小的中立者，在你们眼里，跟在胜利者眼里一样，不配做这样的幸运儿，什么都没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跟以前一样，有安居之所，有隔夜之粮。要是你想到我所住的村庄和房子，你可能眼前会出现一座祥和的小岛，天堂般的小岛，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变穷了，潦倒了，觉得被骗取了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与瑞士媒体论战时，忍不住用了“食肉糜者”<注："原文是Leckerlifresser,Leckerli是一种好吃的小饼干，Fresser是“不雅地吃东西的人”。">这样的字眼；而一位负责转化教育德国人民的大人物告知我，像我这种人，在希特勒时代和战争年代悠然生活在阳光明媚的提契诺，对当今的德国没有插嘴的资格。尽管我可以不把这当回事，因为我从没要求过在当今的德国插什么嘴，也永远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此事显示了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坐在阳光明媚的提契诺，吃着好处，我们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复杂的一切，别人就能看得这么简单，说得这么简单。早在美国还根本无意用武力表达他们对希特勒的愤怒时，我们的儿子就得年复一年身穿军服了；希特勒和空袭炸弹毁掉了我毕生的作品；与此同时，我妻子的亲人朋友在希姆莱的集中营里被毒气杀死。然而这一切，对那些在战争中、在千难万苦中变得坚强的人们来说，都不值一提。一句话，不管怎么看，在我们与瑞士国界之外的人们之间都是鸿沟，是彼此的陌生、不解，当然还有不肯理解所造成的鸿沟。
我们小时候那些隆重的节日里，9月的太阳多美啊，我们在老七叶树下吃着杏李点心，男孩们射木鹰，跟《西本凯斯》里描述过的习俗一样。<注："射木鹰或木鸟是德国一些地方的传统民间活动，参加者用弓弩射一只固定在高杆上的木鸟或木鹰。《西本凯斯》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让·保尔(Jean Paul)所著小说。">高大的杉树林中隐秘的小路多美啊，长着蕨类，还有高高的开红花的毛地黄。父亲有时会在银枞树旁停下，用随身小刀去刺凝滴的树胶，让纯净的树胶流进小瓶子，他保存这些树胶，将来可以涂在小伤口上，也可以只是用来闻香。说到各种气息和香味，氧气和新鲜空气，他可真是鉴赏专家，除此之外，正直纯朴的他不允许自己再有别的享乐和嗜好。我真想再到科恩塔勒墓园去给他扫墓——那个墓园当时还很美——可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奢望这些。
于是今天上午我打算给你写信，给你送去一句问候，让你回忆起旧日时光。但这并非易事。现在，我又收不到你的音讯了，我只知道你身体不好，知道应该有人爱护你、照料你，可你们那里根本没有这些。我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我的小姐姐，即使知道你还活着，我也只能想象你，却想象不出你的生活，你的住所，你的房间，你的日常。你还有一套房子，这在你们那边的许多人看来已经是可羡的幸运了；但这房子里塞满了人，来人多得挤不下，你们怎么一起生活，彼此怎么说话，怎么想，我们在这边全都无从想象，想不出你们有什么忧愁，也想不出你们有什么欢乐——欢乐，总是得偶尔有一次吧，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一个遥不可及的、陌生而又黑暗的国家，可以说是另一个星球上，在那里，悲与喜、日与夜、生与死都另有其规则、形式和意义，与我们的不同。这些都发生在那神奇的德国，不久之前，我们还惧怕它的好斗和残忍，如今我们惧怕它，就像惧怕即将倒毙在我们家门前的邻人，我们怕它会带来未知的恶疾，它将死时给我们造成的恐惧不比活着时少。你在什么里面容身，你过日子用的东西，我都一无所知，不知道你穿的衣服，你的桌布，你的杯盘碗盏。我不知道，那些可怕的东西出现在你窗外多远的地方：被毁的房子，撕裂的街道和花园，不知道这样的恐怖和悲惨怎样伴随着你们的日子，不知道它怎么愈合，上面又怎样蔓生了新的恐怖和悲惨。
如果我能像母亲当年那样写信，你就会对我现在的生活了解更多一些了。可是我做不到，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把我们教养成人的母亲，放在今天也一样只能哑默。哦不，她能做到，她能整理这混乱的生活，也懂得如何讲述这种生活。
我再一次坐下来给你写信，为了你也为了我，因为你在病中，而我——你能想象得出我们索居山中的孤独——在这孤独中，也越来越渴求能与一个人说说话，向这个肯定不会误会我、不会利用我的人倾诉衷肠。不错，我并不是独自过活，我有妮侬，有忠诚的伙伴，然而有时候，长日漫漫，她跟其他主妇一样琐事缠身，晚上我还总要她陪我下棋或给我读书。
白天在写信中过去了，雪色透进窗户泛起蓝光，我已经掌灯，已经疲倦，只有老年人才会这么疲倦。
亲爱的阿迪斯：
人们应该习惯不再希冀。但我仍希望我的信能有什么办法到你手中，而且，这不会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
194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