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部分也是您的问题，这我想象得出来。这不仅是接近五十岁、开始衰老、遭遇许多艰难的男人的问题，更多的是作家的问题，作家这个职业变得令人生疑，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支撑与意义已经被剥离。自战争以来，我的这种疑虑一直在加强，而在提契诺的乡间独居七年也未能减轻我的困扰。
我现在处于不适宜的环境里，不能安静地给您写信，我刚到达苏黎世，想在这儿过冬，坐在收拾了一半的箱子中间，还没有重新适应城市里嘈杂的声音。然而，我不想把您的信跟其他一些我准备以后回复的信放在一起。对您，我至少必须马上送上简短的问候。
目前逃离困境、逃离写作的无限艰难（写出每个字都折磨我）的唯一出路就是试着说出自己的困境，也就是自白，这些诗就是我自白的一部分。是不是还有可能，什么时候还有可能“客观”地写作，纯粹作为艺术家去写、去塑造，这些我还不知道。仅仅忍受活着——虽然其间也有欢快的时刻——就已经是十分艰难的事了。
《新展望》上的那些诗是从一组诗里选出来的，今年冬末将出版。我列了很少几个地址，把这些诗作为私人册子寄出，您的地址就在上面。您看，我正把您放入能够理解我的朋友之列。所以您可以想象，您的信带给我多么大的喜悦。
从11月22号到12月中旬我将在旅途中，拜访法兰克福及那地方周围的朋友。为了获取旅行费用，我还将在两个地方公开朗读作品，朗读这种事我已经很少做了。另外我想在苏黎世过冬。假如你到苏黎世来，我将十分高兴。不过请不要把我的地址透露给别人。
斯蒂芬·茨威格，亲爱的朋友：
感谢您亲切的呼唤，让我衷心问候您。
1926年11月10日，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