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瑞吉山日记》里所指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些严正地反抗过希特勒统治，在其倒行逆施时洁身自好的人，我认为这个阶层十分单薄。在如今这些胆小鬼中，不光戈林和巴本，其他人也没有一个肯承认自己曾是纳粹。可事实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德国自俾斯麦时代以来一直都是这样——都沉默不言，明哲保身。其中一些现在已经忘了自己也曾因颇识时务而得到过好处。
你说得对，宁愿辛苦工作也不要生锈，这无疑是更好的做法。
最近，七十八岁高龄的符腾堡州主教武尔姆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不久前读到了我1918年前后写的一些文章，现在不得不完全赞同我，然而那时，1918年或1919年的时候他做不到，因为那时他民族主义情绪太盛。连这么一位好心又聪慧的老人，基督徒，都得过了二十五年，经历了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和“二战”的惨败之后，才能接受对基本人性的思索和要求，还能指望其他人什么呢？我不抱幻想。毕竟我也并不期待广大民众能怎么样——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指望的是少数抱有良好志愿的人，一切取决于他们。
我在巴登已休养多日，昨天收到了你11月4日的信。
……唉，我们还是不能给德国寄任何东西，真让人心痛，有些东西是必须得寄的。可也得等到允许寄的时候。要是我能给自己的两个姐妹寄点咖啡、茶和糖，跟我在柏林的出版商通通信，会让我释然许多。
亲爱的君特：
估计我会在巴登待到12月中旬，然后回家。
1945年11月20日，苏黎世附近的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