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那几年，当我看到德国是怎样一心要破坏共和国，没有吸取丝毫教训，我接受瑞士国籍就没什么为难了；“一战”的时候，尽管我批判德国的强权政策，也做不到入籍瑞士。在书里，我警告“二战”即将到来，满怀恐惧地将它描画在公众面前，却只收到客气的嘲笑。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理会德国政局。如今很多德国人写信给我，说他们当年也就十八岁左右，也曾经读过我写的信，他们说我当年那些文章里发出的声音现在还在他们耳边回响，说他们多么希望自己认真对待了那些警告。
昨天我收到您的信了，感谢！多遗憾啊，他们还是不让您出行！您说到，当权者没有兴趣做甄别之类的工作，我有切身体会。先是希特勒和戈培尔夺走了我毕生的作品、它们的成就和影响，现在负责德国媒体重建工作的主管又通过占领当局通知我，在德国，应当重新被人们听到的那些声音里，不会有我的。这个人可能私下里怀着恶意，也有可能找不清方向或者过得太舒服，不想再补救这句话。这一切都让人反感，确实是。而我们仍然感到高兴，德国终于被打败了，每天不会再有成千的人遭到刑罚和杀害。我妻子是布科维纳的犹太人，一年来，她唯一的姐姐杳无音讯，她的亲戚和好友几乎全都死在了奥斯威辛的瓦斯炉里。我们虽然没有亲身经受，但也极深地受到了这些事情的影响，肯定的，可那又怎样。
再说，与别人相比，我不会那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我的家庭本来就有多国血统，适合多种信仰的传播，早年间，除了路德、本格尔的思想外，我还接触了印度的思想。我的外祖父贡德特和父亲本来就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不过还是需要再用一代人才能澄清这一点。为此，我们面临着新的、可怕的困境和任务！我与您看法相同，以惩罚和报复为纲是行不通的，要想解脱，恰恰得要依靠受苦最深的人。我经常为自己已经年迈衰老而感到高兴，然而从一些德国朋友及读者的来信里——他们身处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埃及等地的战俘营——我感受到了很多思索，很多美好的愿望，很多惨痛之后的彻悟，所以我不能放弃希望。
尊敬的、亲爱的武尔姆博士：
您衷心的黑塞
1945年11月3日，蒙塔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