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见怪。你们，我的朋友们，即使那些并不赞同我新写法的朋友，还是有点喜欢我的。如果我不知道，有几位喜爱我的人存在，我还写什么呢？
还好，您只读过我那篇无关紧要的小文章，还没有见到我其他的最新作品<注："指《荒原狼》和诗集《危机》。">，其中大多数不适合公开出版，在那些作品中，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起源的问题。自从我离开伯尔尼，七年以来，我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家庭，没有任何共同生活圈子，几乎每天都面对自杀的问题——这样，我看事物便有自己的方式，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读者接受作家读着舒适、容易消化的作品，严厉拒绝他弹出的不那么甜蜜的调子，这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我不会重视这一点。每一位读者对我的书拥有完全的权利，读或不读、喜欢或厌恶、觉得美好或愚蠢。然而我也要求拥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挣扎着艰苦地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阐明我自己的问题。
我妻子还在阿罗萨，大概不久就可以出院。她决定搬到巴塞尔去住，在那儿教声乐，为此，她已经在巴塞尔租了一套小公寓。您看，我无缘与妻子们过幸福日子，没有人受得了我。
感谢您亲切的满是友情的来信。但是我对事情的看法与您不同，然而在您的信中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友谊与好意，也就不会因此而不愉快。不过，我没法同意您的观点。有您这种观点（作家无权通过诚实的表达，解救自己变得无法忍受的生命，而且还冒着危险，使得有些读者有点沮丧）的并不是只有您一位，好几位朋友，还有我年轻的妻子，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愿意听从外来的声音，那么我一生就做不成什么事了。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一种危险的、充满痛苦的实验，如果我不是一直沿着深渊的边缘行走，并且感受到底下的虚无，那么我的生命便会失去意义，我便无法写出我所有的作品，连那些看似和谐友善的作品也写不出。对于让我不要惊吓一位满意的读者，而将我的体验和我对主观真理的本能压下去的这个要求，我虽然能够平心静气地听，能够理解并容忍，但不可能照办。
夏天里，当我回去时，再来一次提契诺吧！
亲爱的韦尔蒂博士夫人：
衷心问候您二位。
1926年2月19日，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