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的信同时到来的还有一封罗曼·罗兰的信，他简单直接地说：“正是我们的希望与信念支撑着未来。”我信任理念的力量，在我看来，理念并非幻觉，而是先于他人的感觉，是对人类未来的预感。
目前我对事情的态度只能这么说：我觉得自己以及其他文学家、艺术家是人类的触角，是被推到前沿的人，能够最先觉察并预感正在形成的新形势。他们说出自己的预感，即使无人相信，即使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它是如何成为事实的。
你说，有一天要为“你的谨小慎微请求我原谅”，这样的事情或许永远不可能发生。你通透的理智、无比的聪慧以及你让人信服的立场会继续经得起考验，只要我们都还活着。今天也好，明天也罢，人类每一种信仰的理念定会与我同行，走在勇敢、希望、预感的道路上。没有人会去走那聪明的知识之路、机会主义者之路或是现实政治之路。
你问我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写信问过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只能如此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良知的深浅，也不知道你力量的大小，这些，只有你自己知道。”当一个人仔细倾听并思考自己的声音时，他就会发现一条该走的道路，正如我自己一样，两年半以来，我日日夜夜摸索寻找着该走的道路，我有了新发现，接着又必须继续寻觅。有人会满足于做点有益于人的事，有人愿意与人聚聚聊聊，有人拒绝服兵役，另一个人胆子大，想做件值得称赞的事，去意大利谋杀索尼诺或者去柏林谋杀蒂尔皮茨<注："索尼诺(Sidney Sonnino,1847—1922)，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意大利总理。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对我而言，如果我对着索尼诺开枪，那么我就是犯罪，因为这种做法与我心灵深处的感觉是相反的。不过，有人能够无拘无束、相当自在地做这样的事。自然，做事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牺牲。比如我，长期以来我就很清楚，我对待战争的立场（即使在我官方的工作范围内）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我与家乡和家庭的关系破裂，失去地位，也可能让我名誉扫地，但我决定任其自然发展。
仅仅说个例子：人家总是笑话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但在我看来，不管他们用何等奇特的借口逃避兵役，他们是这时代最有价值的征兆。如今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倡议。他们提出，如果某个人因道德因素拒绝服兵役，应该给予他转而为社会服务的机会。这事不可能全部做到，今天还不行，然而，它一定会到来，或许以后还有这样一天：有三个人当士兵，有十个人做社会服务。到那时，如果还出现战争的话，就让那些天生喜好打架和粗野大胆的人去打仗好了。不过，如果最初没有一些人出于强烈的感觉而生出勇气，拒绝像一般人那样去服兵役，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
当传道人说“听着你们内心的声音！”时，许多人会问：“好的，这声音在说什么呢？请跟我们说清楚吧！”然而传道人无法做到，因为他召唤的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声音，他并不要求人们履行某种能够以语言或金钱表达出来的义务，他要求每一个人倾听自己的声音，并且思考这声音的要求。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人们有勇气和意愿为某件事奋不顾身时，事情就会成功。1914年的战争有一万志愿者参加——1918年的战争将不会有一个人。
谢谢你的来信，然而这信可不容易回复。
好了，不多写了。我手上积压了太多工作。亲爱的施图茨，你是个没有公职的人，你读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书，然而你没有亲历过战争。我也没有亲历过，没有受伤，我的房子也没有被毁，可是两年半以来，我每天与战争的牺牲品，也就是在外国俘虏营里的战俘打交道，想办法治愈他们。在这个领域，在战争的冰山一角里，我从根本上把战争的荒唐和可怕看得一清二楚。
亲爱的施图茨：
民众沉溺在战争的狂热中，这跟我没有关系。民众一向愚昧无知。当他们有机会在耶稣和谋杀犯之间选择时，他们选择了巴拉巴<注："《圣经·新约》中的强盗，罗马帝国驻犹太的长官彼拉多将他与耶稣带至犹太民众前，询问释放哪一位，结果巴拉巴获释。">。这不是我得跟着同意他们的理由。
1917年1月3日，伯尔尼
祝你新年一切顺利！而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身体状态一般，健康上有许多干扰，头疼得厉害。即使你的想法与我不同，也请你像以往那样对我抱有好意。你永远会是个亲切、善良、正派的人，尽管你如今努力服从参与联邦议会的宿命，还小心翼翼地做着瑞士公民。对你的信任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么多。我不会对你与其他人有任何道德上的要求。我只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