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就是如此看待事情的，尽管我对具有良好意愿的共和国人抱着好感，但是我认为他们完全没有力量，也没有前途，就像从前乌兰<注："乌兰(Ludwig Uhland,1787—1862)，德国诗人、哲学家，是1848年革命期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当时国民议会在保罗教堂举行会议。">和他的同道，虽然主张良好，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却得不到伸张一样。一千个德国人中，至今仍然有九百九十九人不知道德国对战争也该负责。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打仗、未曾战败！也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对他们而言，《凡尔赛和约》是晴天霹雳，是一场阴谋。
让我这么说吧：我无法加入一个德国的官方机构，最终的理由是我不信任这个共和国。这个没有支撑、欠缺精神的国家是在战后的枯竭疲惫中凭空产生的。“革命”阵营中几位有思想的人物被谋害了，而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同意此举。法庭不公正，官员不在乎，百姓幼稚无知。1918年我曾对革命怀着很大的好感，我希望有一个能让人信任的共和国，但是，自那之后，我的希望早已破灭。德国丢失了自己的革命机会，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形式。德国的未来是布尔乔亚化，对此我并不厌恶，只不过说到底，这个民族失去了大好机会，并且在那之前，肯定会有血腥的白色恐怖浪潮出现。
总之，我觉得自己与当今德国的主流思想差距极大，就像1914年至1918年之间我与德国的距离一样大。我见到许多毫无意义的事情发生。1914年至1918年以来，我本来的一点儿左倾步伐，也是民众的步伐，如今被推向更远的左边。已经没有一份德国的报刊能让我读得下去了。
您的来信我是在巴登收到的。我在这儿的温泉疗养，非常疲惫，眼疾也十分严重，所以我的信件总是处理不完，如果我的回信很短，还请见谅。您提出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回答是：不。不过，因为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邀请函是由如此受我尊敬和爱戴的您寄来的，我很乐于尽可能详尽说明我不能接受的原因。然而，我越是仔细琢磨，事情就变得越是复杂、变得形而上了。而对您，我必须说明我拒绝的原因，我会以十分明确和有点尖锐的方式说明——要说明如此复杂的事情，文字常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亲爱的托马斯·曼，我不期待您同意我的意见和思想，不过以您对我的亲切态度，我希望您能认可它们的存在。
尊敬的托马斯·曼：
关于我们冬天的计划，我太太会给您的夫人写信的。请代我衷心问候曼夫人和梅迪，我们非常喜欢她们两位。虽然我的回信让您失望了，愿您继续保持对我的好感。不过，我相信，这回应其实并不会让您惊讶。
1931年12月初，巴登
一如既往尊敬您并忠诚于您的赫尔曼·黑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