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这事的意见，就我们之间说，大约是这样：
这些会很快被忘掉，那些过分民粹者以及那些今天同意我的人，很快就会有机会认出我是敌人，也会如同敌人般对待我。
我对这个国家的怀疑并非因为它是新的、是共和的，而是因为对我而言，二者都太少了。我无法完全忘记，普鲁士帝国及其文化不仅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保护伞，同时也是负责各大学及其致命的野蛮思想的机构，我看出，他们致力于把那些“自由”思想者集中到学院，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对这些经常发出批判声音的人加以钳制。
关于普鲁士艺术学院的事，我有些顾虑，因为我与其他退出者被绑在一起了。您哥哥的文章里也只提到了退出的“先生们”。
另外，我作为瑞士公民，没有资格在学院里主动参与活动。如果我是学院的研究员，那就意味着我一方面并不从属于帝国，并非普鲁士人，一方面又承认普鲁士帝国以及他们对思想的钳制方式。这种不和谐对我是极大的干扰，我退出学院最主要的是想排除这种干扰。
感谢您的问好以及附在信里您哥哥的文章。收到您夫人的问候，妮侬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大家在这儿经常满怀诚意地聊起您家三位。<注："之前托马斯·曼与夫人、女儿也在同一地点度假一周。">
好了。我们反正还会见面的，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又会出现另一种面貌。
敬爱的托马斯·曼先生：
问候您。
1931年2月20日，恩加丁河谷的尚塔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