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听到您的消息真是太好了，尽管具体的事情没多少让人高兴的，我也感谢您的来信。您谈到一些民族，谈到他们的特性和对统治的服从，您的那些看法我是不能认同的。虽然爱国情绪能让人行动，但不能说它是认知的源泉。您所表彰的那个民族，如果在精神上和技术上俯首于强势者，而伦理上却并不认同，我认为这就不是真的认同。如果确实在伦理上也认同了，那不过是历史趋势，已经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于是人们又一次面临选择，到底是将整个历史进程纯粹当成生物学上的进化，还是把它看作道德的演进，这就见仁见智了。不过我很了解您的成长过程，我喜欢您不断前进、吸取新知时的生命力，对此我只能说“好”。
亲爱的巴尔特先生：
关于您那代人和我这代人，您的看法有道理。我们那代人年轻的时候，比后来一代人的安全感要强些，但当坏事发生时，我们没他们勇敢，也更容易泄气。长久的、仿佛理所当然的和平，是我们那代人对生活所持的标准。在我的儿子身上，我看到了区别，他们三个自1939年9月以来几乎一直待在部队里，只有老大几个月前返乡，被安排值勤。
1940年10月16日
您就好好服从那个指引着您从知识分子变成诗人、从政治转向心灵的那个声音吧，也请方便时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