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齐斯与戈德蒙》被一个逃命的人从苏联雪地里拾了起来，我很喜欢，也喜欢年轻人后来摆脱前人与榜样的认真劲儿。
一个年轻的抒情诗人给我写的信很美，也很真诚，他刚出版的诗集受到许多人关注。他信中写道：“关于我拜读大作的体验，我对您说不出任何睿智的话，它们的内涵太深邃了，其义难自现，也无法阐释。《纳齐斯与戈德蒙》我是在苏联用了三四个极恶劣的夜晚读的，当时是零下40摄氏度，您的书躺在雪地里，我们必须奔跑，因为我们不想死，更想活下去，但我弯下腰拾起了书，第二天夜晚及接下来的几个夜晚很平静，于是我读了这本书。我想，我得说从没有一本书给我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且使人精神振作。在随后的几年里，像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做的那样，我常试着摆脱这种印象，因为当我开始写作时，我突然发现那本书里阐述的有关艺术的见解开始变得碍手碍脚了，妨碍我梳理自己的见解。但在此期间我早已开始再次认识到，这只不过是逃避自己的影子而已。人在真相面前是无法逃避的，也许只有直面它时才能应对它。对死亡是如此，对艺术的终极思想内涵肯定也是这样。”
您还记得我写的最后一篇短文《送葬》吗？是篇纪念文，文中我试着尽可能准确地从记忆中再次构建我孩童与青年时期的一个人物形象，是我的同学埃伯哈德，他上大学时自杀了，至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微型作品中唯有准确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回忆的准确性与用语言纪录它的准确性。有人——这事很少发生在我身上，但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向我证明及证实了这种准确性。纪念文章1月份在报上发表以后，虽然有一些读者来信，但不管埃伯哈德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所有读者都不认识他，也没经历那天图宾根壮观的出殡及穿街走巷时悲恸的送葬场面。但之后又来了四封信，其中三封来自施瓦本，一封来自莱茵地区，所有这些信都向我证明，为死者招魂是有效的、准确的。其中两封是我在毛尔布龙的同班同学，他们快不复存在了，其中一人用我不知道的新细节补充了我对我们这个同学了解的情况以及围绕他的秘密，也是用讲述年轻人死亡的方式。这个写信人是《纽伦堡之旅》中的朋友威廉<注："威廉(Wilhelm Haecker,1877—1959)。">，我的读者们都熟悉他，他的讲述还加带了一个对我来说很珍贵的礼物，即一张我们这个同学在图宾根时期的照片，拍得很棒。另外两封信是埃伯哈德的妹妹与弟弟写来的，我一点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两人在彼此远隔甚远的不同地方读到了刊登我纪念文的报纸，两人很激动地感谢我，通过我的讲述，他们与失去的哥哥又一次迟来地、出乎意料地重逢。这几封信对我来说要比一大捆印刷的周年纪念文章好得多，自此，我没少看埃伯哈德那漂亮、忧郁的照片，它放在书房有点隐秘的地方，与年轻的卡夫卡的照片确实有点像。
在几百个工厂批量制作的祝贺中它让我喜欢，只是我最好还是把千岁让给鹤吧。
最近几个月我又读了许多，告诉您几本最好的读物：首推霍夫曼斯塔尔与布尔克哈特的《通信》，很棒的一本书，接下来是威廉·戈因很薄的小说集《扎穆尔》，再下来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及最近约阿希姆·马斯关于克莱斯特的书。这几本书您千万别错过任何一本。
一个日本女大学生的祝福是这样的：“最衷心地祝您圣诞节快乐！新年幸福！延年益寿如千岁鹤！——您忠诚的萩原一惠。”
现在，亲爱的W.K.先生，我得向您承认，给您的这封信用了十四天才写成目前这个样子。有些日子头委实昏昏沉沉的，另外一些日子手与眼不听使唤，大多数日子里是信件，仅仅读它们就让我精疲力竭。所以我终归相信这会是我给您的最后一封信。我还有许多话想说想倾诉，但是我长期所处的压力太大了，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的。
首先补上延误了的圣诞节与新年祝福，虽然都已4月了。在我这里，“过节”日子的氛围又是持续三周的邮件洪水，我从中给您记下并保留了几则小小实例。请看：
我最后的短文是为印刷的明信片撰写一段话，我想以后寄这些明信片。印刷厂答应很快印好。这段话是这样的：
好几个月我都没给您写信汇报了，这事常折磨着我，我也两次开了个头，但都没写下去，可惜目前两大障碍在不断加剧——自身的体弱及来自外部潮水般的要求与负担。但今天是节日，没有邮件，我昨夜还凑合，所以鼓起勇气开始第三次给您写信，也许这次能行。
“很遗憾我通过这种令人失望的印刷品来回复你们的来信。我处境困难，你们也许会理解我的处境并予以谅解。困难实际上不是近来因年迈而加剧的体弱、不舒服与行动不便，这都是自然现象，尽可能地承受它。但困难的是，有这些毛病与疲劳感还要面对一堆的要求，这些要求还在增多，每天都有新的，让我负担过重。请多多包涵！不要给我寄长信了，不要来访，不要以为没有作者签名的书就没有价值。
亲爱的K.先生：
衷心问候。”
195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