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发现了，”纳迪娅说，“我堕胎的事。”
奥布里犹豫了一下。等了很长时间，纳迪娅以为她会拒绝，随后她让到一边，纳迪娅走进那个对她来说曾经是家的白色房子，走过散落在地上的纸箱子，来到厨房，看到冰箱上贴了一张超声波图。她凑上前观察。这个就是她，小女孩。二十周大，健康，十个手指，十个脚趾。二十周大的胎儿已经成人形了。
“啊。”奥布里声音柔和，“他很生气吗？”
“我能进去待一会儿吗？”
纳迪娅耸耸肩。她不想聊父亲，现在不想。她转身继续看冰箱上的超声波图，想象自己也在那个房间，握着奥布里的手，看着医生用检测棒在她肚子上滑动。医生挤进房间的时候会被逗笑，因为通常没有哪个病人会把全家人都带来。没有人会纠正他纳迪娅不是家人。她们围着奥布里站成一圈，莫妮克拉着她的另一只手，凯茜摸着她的肩膀，四个女人一起观察宝宝。她们在屏幕上看她的时候，她能感觉到她们的惊叹吗？她能感受到自己被爱包围着吗？或者，如果母亲不想要她了，孩子是否感觉得到？
“所以这就是你的计划。对我做了这些事，然后一走了之。”
“那是什么感觉？”纳迪娅问，“怀孕。”
“不知道。”
“很奇怪。”奥布里说，“身体不再是你自己的了。陌生人会摸着你的肚子问还有多久生产。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这么做？但你不再只是自己了。有时候有点可怕，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有时候感觉还不错，因为以后多了一个身份。”她靠在墙上，“但有时候我会想，我要是不爱这个孩子怎么办？”
“回去多久？”
“你当然会爱她了。怎么可能不爱呢？”
她感到奥布里的眼睛越过她的肩膀，望向那个在路边抽烟的出租车司机。“我坐今天晚上的飞机回去。”她说。
“我不知道。我们不就是这样吗？”
“那是你的出租车吗？”
有时候，纳迪娅希望这是真的。她更容易接受母亲不爱她这个事实。恨她比失去她更容易接受。可是她记起母亲在海边给她拾贝壳；记起她生病时，母亲整晚坐在她身旁守护，用手去抚摸她滚烫的额头，然后亲吻她，好像母亲的吻能比温度计更好地测出体温一样。关于母亲的一切从来都不简单——她的生或死——还有她的记忆。
“真的对不起。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
“也许她们已经，”纳迪娅说，“尽一切可能去爱我们了。”
“骗了很多年。你们两个都是。”
“那更可怕了。”奥布里说。
“我知道。”
她抱抱她的肚子。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神奇与可怕并存。当你不再只是自己时，你变成了谁？
“你骗了我。”她说。
“给孩子起名字了吗？”纳迪娅问。
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这是最难的部分，不是吗？当轻松自在的友谊开始被艰难的伪装取代时；当你站在欢迎门垫上寒暄，而不是直冲进门时。她在奥布里的脸上寻找友善或愤怒，可是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动于衷。奥布里低下头，裹紧毛衣。
奥布里愣了一下，摇摇头。她在说谎。自从祈祷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可能就已经想出一长串名字了。但她不想告诉纳迪娅，而且纳迪娅没有权利知道。尽管如此，在和奥布里拥抱道别后，在回到出租车里后，在她靠在飞机的窗户上看着圣地亚哥在她下方缩小后，她还是禁不住去想象那个画面，想象某天早晨接到电话、来到医院的情景。她迫不及待地来到婴儿房外，目光扫过一排排戴着粉色和蓝色帽子的新生儿，然后发现了她。她一眼就能认出她，她被包在了小粉毯子里。这个孩子是两个她深爱的人的结晶。她永远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个宝宝，但冥冥之中她早已与她相识。
“恭喜你。”纳迪娅说。
太初有道，也终结于道。
奥布里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她似乎很享受穿着宽大的运动衣、将手放在肚子上的感觉——这么做像是在提醒自己孩子还在里面。她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最大的不同：你想要的美好是奇迹，你不想要的美好就是噩梦。
消息只用了两天就传开了，这要归功于贝蒂。她后来告诉我们，她本意并不想造成任何伤害。是的，她泄露了一个私密信息，不过只是因为她没有意识到这个信息的个人性和私密性。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打开教堂的门，就在这时，她听到牧师办公室传来很大的声音。她当然要去查看发生了什么。这不就是她的职责所在吗？万一牧师需要帮助呢？曾经发生过更疯狂的事。她在《今日美国》上看过一条新闻，田纳西州的一名牧师被疯狂的教堂会众刺伤。她在《60分钟》上看到过另一条新闻，克利夫兰市的一所教堂遭遇一群流氓抢劫，可疑的是，他们知道教堂存放十一奉献[1]的确切位置。当我们问到如果牧师真的在办公室被刀尖指着，她打算怎么做时，她挥挥手让我们打住，坚持让我们听完她讲的故事。所以她决定一探究竟，她顺着声音过去，站在角落透过牧师的门缝往里偷看，猜猜谁在里面？
她终于下车，按响门铃。按到第二声的时候，奥布里打开了门。她的肚子鼓得像一只沙滩球。她怀孕的样子正是纳迪娅曾经害怕变成的样子；做完孕检后的那些日子，她总是在镜子前撩起上衣，盯着平坦的小腹，看着它一天天胀大，直到严严实实地贴合在牛仔裤上。她给诊所打电话预约时，接电话的男人告诉她，定下日期前她必须听一段录音，以了解其他选择。“对不起，”他说，“按照规定，诊所必须这么做。”他听起来确实很不好意思，电话另一头，当她陷入沉默时，他告诉她，反正他也不会知道她是否真的在听。所以开始放录音后，她默默地将电话放到桌子上。她不需要听，不需要别人提醒她：她不想背负起另一个生命的责任。
“罗伯特·特纳，”她在玩宾果游戏的桌子上悄声说，“在里面大嚷大叫。他叫牧师‘狗娘养的’——你能相信吗？”
他耸耸肩，将烟灰掸到窗外。她靠在玻璃上，看着缭绕升起的烟。父亲站在她的卧室门口，看着她收拾行李。“你不用走的。”他不停地重复，也许是想让她留下，也许只是出于礼貌，她无法分辨。现在他应该正坐在扶手椅上，重新适应屋里的寂静。他可能会打开电视机，让家里有一点声音。也许他早已怀念没有她在身边的简单生活和作息。他可能得重新找一个教堂了——他们离开牧师办公室的时候，他甚至没有看他的眼睛——可是还会有教堂需要一个孤独的男人和他的卡车吗？她想象父亲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的样子，他永远都在帮别人运货，毫无保留地奉献。
我们当然不敢信了，这也是贝蒂如此开心地告诉我们的原因。我们甚至想象不出罗伯特生气的样子，更别提在牧师办公室里骂牧师了。
“给我点时间。”她说。
“为什么？”海蒂问。
“你进还是……”他说。
“我不知道，”贝蒂说，但她脸上缓慢出现的笑容告诉我们她大概猜到了，“不过他女儿也在那儿，罗伯特不停地说‘她只是个孩子’，然后牧师说他只是在帮这个女孩，罗伯特又说她是他的孩子，那不是真正在帮她。”她迟疑了一下，“你们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孩子，然后现在没了。”
在加利福尼亚的最后一晚，在去机场的路上，纳迪娅让出租车司机在莫妮克和凯茜家门前停一下。出租车在路边足足停了五分钟，她坐在里面看着计时器跳动，直到那个身体强壮的菲律宾司机摇下车窗，点燃一根香烟。
我们觉得恶心，但并不震惊。你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种新闻，女孩打掉自己的孩子。又不是第一次听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女性朋友、表姐妹或亲姐妹，一旦女孩的母亲发现她们做了让家里蒙羞的事情，就会把她们送走与阿姨同住。我们有些人的母亲就接收过这些女孩，我们会透过门缝偷看她们换衣服。我们以前见过怀孕的女人，但小女孩怀孕却完全不同，圆圆的肚皮被罩在绣着粉色蝴蝶结的棉质内裤里。有好多年，只要男孩一碰我们，我们就会往后退，生怕一只手放在我们的大腿上都有可能招致那东西。如果我们变成了被送走的女孩，我们会像她们那样生孩子，再回家时已为人母。白人女孩和我们有色人种的女孩一样，也经常惹上麻烦。但最起码我们敢于留下自己的麻烦。
“没人逼我做任何事。”她又说了一遍。她的母亲死了，早就不在了，但是，如果她知道女儿没有将自己的选择怪罪于任何人，她一定会自豪。至少从这个方面看，她是坚强的。
“你们都在想……”
她让他感到厌恶，这比愤怒更糟糕。不管怎样，他和她母亲不是也没有做好怀孕的准备吗？他们不也一样把她拉扯大了？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她为什么不能坚强一点？
“当然了。”
“所以是你杀了孩子？”父亲说。
“仁慈的主啊。”
“不，”她说，“没人逼我做任何事。我不能……我不想要那个孩子。”
“你们都在想拉特里丝？”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我们不该给你那笔钱。那是目中无人的做法，擅自阻碍了主对生命的创造。”
“有她不知道的事情吗？”
父亲想找人出气，将这个错误归咎于他是多么容易。她是那个无辜的女孩，被一个自私的男孩还有他伪善的父亲欺负，去做那违背人道的手术。在桌子另一边，牧师揉揉眼睛，仿佛真相让他突然感到力竭。
那个特纳女孩和被遗弃的孩子。有好几日，我们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件事，尽管我们发誓不对任何人说这个秘密，真相还是慢慢浮出了水面。后来，我们都互相指责，尽管无法判断是谁先说漏了嘴。是贝蒂吗？她讲故事时是那么喜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她能忍住不再给别人演一遍吗？或者是海蒂？也许吧，她和威利斯一起回过家，正如我们所有人知道的那样，威利斯什么秘密都守不住。或许是玩宾果游戏时有人不小心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事就是从那儿散播开的。我们都有罪，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又都是无罪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礼拜日，玛格达莱娜·普赖斯在牧师布道到一半的时候，直接离席了。牧师抬起头，看着她走出去，竟然结巴了，仿佛那一刻失去了地位似的。他在讲克服恐惧，这些内容我们已经听过几十遍了。什么会冒犯到她呢？然后是那个星期三的周中《圣经》学习，我们听到第三约翰告诉教友温斯顿，牧师给了纳迪娅·特纳五千美元，让她去打掉那孩子，否则她哪儿来的钱去上那么有名的学校？在上室教堂的人的猜测中，女孩的年纪更小，支票的数额更大，牧师的动机更黑暗——他付钱让她杀死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害怕怀孕这件事会影响他的职位，或许他只是不想让他家与特纳家的血统混在一起。还记得她妈妈有多疯狂吗？记得啊，就像大家能忘记似的。
“我当然他妈的愤怒了！你是不会愤怒，牧师，这要是你女儿呢？”
然后，记者来了。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白人男孩，穿了一条西瓜红的裤子，梳着一个金发马尾辫。我们一开始没把他当回事，因为他的穿着，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听说我们的牧师付钱收买一个怀孕的女孩，在他的版本里女孩也未成年，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发表意见。他叉着腿站在教堂前面的台阶上，手里拿着笔和记事本，像警察一贯的姿势那样——一只手放在手枪皮套附近，仿佛在提醒你，他们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性命。我们告诉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叹了口气，合上记事本。
“有话好好说。”牧师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解决不了任何事……”
“我认为像你们这样聪慧的女性应该了解一下你们牧师的近况。”他说。
“处理好了？怎么处理的？你处理的？是你逼她这么做的？还是你儿子？”
我们差点拿起扫帚追着他打。滚！从我们这儿滚出去！他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来掀我们的老底？他要对谁讲我们的故事？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写了报道。一个摄影师的姑妈总来上室教堂，她愿意讲两句。有些人会说点什么只是为了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从那一点来看，他的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大地震来了，我们期待多年的地震。新成员枯竭。老成员不再来。这座城市里的其他牧师拒绝了来这里拜访的邀请，也不再邀请我们的牧师去他们的教堂。有时候，贝蒂说，她坐在牧师办公室里什么事也没有，没有需要填写的日程，没有需要安排的预约。
“已经处理好了，罗伯特……”
多年过后，当上室教堂终于关门时，我们去拜访了拉特里丝·谢泼德。她邀请我们进屋，为我们倒茶，准备饼干，但就是不道歉。
“不用，”父亲说，“你无权对我发号施令。她只是个孩子，你个狗娘养的，而且你知道你儿子对她做的好事……”
“我做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做的事，”她说，“那女孩应该感谢我。我给了她人生。”
“怎么不坐下？”他镇定地说。
但我们谁都不知道纳迪娅·特纳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了。海蒂说她会在东海岸那些大城市定居，比如纽约或波士顿。她现在成为大律师了，住的地方有守卫，外面下着雪，她匆忙回来时，守卫会脱帽与她打招呼。贝蒂说她仍然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从巴黎到罗马再到开普敦，从不在任何地方定居。弗洛拉说她在CNN上看到一个女人企图在千禧公园自杀。她没听清名字，但照片和特纳家的姑娘特别像，同样的琥珀色皮肤、浅色的眼睛。有可能是她吗？阿格尼丝说她不知道，但她感觉得到那女孩在人生晚些时候会想到自杀，也许不止一次，但每一次她都活了下来。母亲在她身上附体，拿着刀，她们的灵魂每撞击一次，都会迸发出火花。她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团火花。
他拒绝说出她的罪孽，这让她更羞愧。所以她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她和卢克秘密约会，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谢泼德一家给她钱去堕胎。父亲听着，默不作声，低着头，攥紧拳头，她交代完，他坐在那里缓了许久，最后才起身走出她的房间。他很震惊，她不明白为什么。难道他现在还不知道，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吗？难道不是母亲教会他们的吗？现在，她和父亲站在牧师办公室的门口，牧师抬头望向他们二人。随后，他清清嗓子，示意他们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深紫色椅子上。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了她。
“这是你干的？”他说，“你背着我干了这种事？”
或许是一年前吧，在一个礼拜日的早晨，同上室教堂关闭后的每一个礼拜日的早晨一样，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太老了，没办法去找新的教堂，所以每个礼拜日，我们都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祈祷。没有人再给我们留请愿卡，但我们还是会代为祈求，想象教堂会众可能会需要什么。特蕾西·罗宾森是否还会喝酒；罗伯特·特纳是否还在悼念他的亡妻；我们为奥布里·埃文斯和卢克·谢泼德祈祷，在上室教堂濒临终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带着孩子——一起，但不是真的一起，那感觉就像你可以缝补一条有破洞的旧裤子，但它永远也不会崭新如初。礼拜日的早晨，我们想到谁就会为谁祈祷，然后，我们会坐在弗洛拉房间外的阳台上吃午餐。可是那个礼拜日，我们望向窗外，看见罗伯特·特纳的卡车从街上驶过。我们很高兴能看一眼他，然而，我们却看到他女儿在开车。她更成熟了，三十几岁，还是老样子，头发披在肩上，墨镜遮住眼睛，在太阳下闪烁。她的左手露在窗外，没有戴戒指，但我们猜想她一定有男人，一个只要她想就可以抛弃的男人，因为她永远也不会让自己处在被抛弃的位置。她为什么回来？弗洛拉以为罗伯特又生病了，但海蒂指着卡车后面压扁的箱子。也许她来帮爸爸搬家。也许她来接他一起住，无论她的家在哪儿。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她看起来如此平静，因为这是她最后一次踏入亡母的家。阿格尼丝发誓她看见副驾驶座位上有一个粉色的芭比袋子——或许是礼物，给奥布里女儿的礼物。我们想象她带着礼物走上台阶，在女孩面前蹲下来。如果她的孩子还在，这个女孩也许根本不会存在。
“你翻我东西了？”她怯懦地说。
然后，她便消失在了街角，在我们看到她的一刹那消失了。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她为什么回来，但我们还是会想起她。我们看到她生命的轨迹变成一丝丝缤纷多彩的线，不断地涌出，我们追逐它，将它缠绕在手上。她现在是她母亲昔日的年纪。年龄翻了一倍。我们的年龄。你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爬进你的身体。
他们进来的时候，牧师一惊。他的桌子上扣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旁边是一摞便笺本，他正坐在桌子前写布道，这让他们的突然到访显得更加不合时宜。那天早晨，父亲走进她的房间，说：“我们去见牧师。”语气坚定，让她无法反驳。前一天晚上，她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闪现父亲坐在她床边的情景：他手里握着那对婴儿脚，身边堆满了从她抽屉里翻出来的东西。他眼里噙着泪水。
[1]欧洲封建社会用来指教会向成年教徒征收的宗教税，基督教徒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
清晨时分，上室教堂笼罩在一片寂静中，纳迪娅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许多年前的夏天，她每天早晨都会到这里来。那个时候，她十七岁，伤痕累累却急于证明自己不会辜负所有人的关心，她独自走过寂静的走廊，端着一杯咖啡，从牧师办公室送到牧师夫人的办公室。每天早晨，她都走这条路，在修女贝蒂警惕的注视下将热气腾腾的咖啡倒进杯中，这个时候她会抬头看一眼牧师紧闭的房门，猜想他正在里面做什么。他的工作似乎很神秘，不像他妻子的工作那样忙碌、实际。有时他会让她先进去，再微笑着从她身旁匆忙走过，手臂下夹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有时她进去时，他正在打电话，虽然背对着门，她还是可以看到他正在摆弄卷曲的电话线的手。有一次，她看见他将一对夫妻领进办公室做咨询，她不知道牧师会以何种方式开展工作——建言献策的时候，他会靠在皮椅上，皮椅时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发表看法时身体向后靠，聆听时身体前倾，他看起来既睿智又善解人意。那年夏天，她想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人会一大早来见牧师。也许他们是受伤最深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最担心其他教堂会众发现他们秘密的人。她永远也想不到，多年过后，她和父亲会变成那些人——阳光刚刚照亮天边，他们就来到了牧师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