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汉元帝先是感到无比震惊，随后无比震撼，最后是无比震怒。怒不可遏的汉元帝终于决定强硬一回，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彻底平定和解决珠崖问题。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也就汉元帝上任的第五个年头，“反反复复”的珠崖郡再次发生叛乱。
就在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沙场时，贾捐之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得汉元帝的“铁血计划”泡汤。
但那时好武的汉武帝自然不会袖手不管，于是珠崖反一次，他就派兵去镇压一次。当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哪里有叛乱，哪里就有镇压。
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元帝说：不要大举南征。为了论证他的论点，他举了两个例子：
话说当年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后，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珠崖和儋耳两郡身在今天的海南岛，当时因为交通闭塞的问题，汉朝对那里的管理一天一天变弱，弱到珠崖郡隔三差五地发生叛乱。
例一，秦灭六国后，之所以在短短十五年的光景就灭亡了，就是因为劳师动众，近伐远征，从而导致内乱所致。
事实证明，贾捐之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珠崖叛乱。
例二，汉武帝厉兵秣马，志在平征四海蛮夷，胜仗打了不少，可国家经济却倒退不少。原因是苛捐杂税太多，农民起义又太多，弄得国家焦头烂额。
总之，一句话，他像一颗蓄势待发的子弹，时刻准备着，一旦有机会，就炮轰出新的篇章。
结论：现在关东正在闹饥荒，百姓卖儿鬻女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致使国家处于动荡之中。现在如果还劳师动众地对珠崖开战，这是很危险的事，弄不好会国将不国的。
骂归骂，但贾捐之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待诏的同时，时刻留意着朝廷的“政治动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贾捐之的“危言”，汉元帝“耸听”后徘徊了，犹豫了，犯难了。珠崖郡的叛乱是个难剃头，战，劳民伤财；不战，珠崖叛乱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左右为难的汉元帝随后把这个难题抛给朝中大臣，让他们来想办法。
贾捐之显然属于运气不好的那种，眼看待诏了都好几年了，他还是那个他，只是岁月在他脸上多了几道皱纹。贾捐之气得大骂：宦官，贪官，昏官，官官相卫；言路，才路，官路，路路不通。
都说人多力量大，这话一点儿都不假。群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达成如下共识：既然珠崖想搞独立，想实现高度的自治，那就任其自治，让他们独立好了。儿大了都不由娘，更何况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呢？
“待诏”是指在汉代把那些身怀绝技的人才召集在一起，时刻准备着，静候皇帝的诏令。特别优秀者可以待诏金马门，做一个“超级顾问”。说白了，待诏其实只是皇帝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因为在皇帝倍感无聊寂寞的时候，往往会叫来几个人，先是问问话，然后叫他们做一下才艺表演，放松过后，皇帝最后挥挥手，表示你可以回去了。待诏们回去干的是同一件事：继续待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可以被封个一官半职的。
汉元帝在采纳群臣们意见的同时，也就等于采纳了贾捐之的建议。然而，汉元帝并没有因此就对贾捐之格外看重，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什么的。弄得贾捐之一个劲地叹息：这是啥世道，我的官运什么时候轮转呢？
这里得先来看一个叫贾捐之的人，他是前长沙太傅贾谊的曾孙。这位仁兄虽然出自名门之后，但属于怀才不遇的那种人，郁郁不得志，戚戚无所为。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长安，准备尽微薄之力、效犬马之劳为朝廷贡献一份力量，然而，一到长安他就被泼了几盆冷水，他得到的职务是“待诏”。
其实贾捐之献的称不上什么锦囊妙计，无非是珠崖郡要搞独立由它去，纯粹一个放任自流。如果这成为基本国策，那真的国将不国了。
峰回路转
看来仅凭一人之力，要想谋得一官半职那基本上是痴人说梦了。郁闷中的贾捐之想到了一个好朋友——杨兴。提到杨兴，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正是因为他的风吹两边倒，结果使得汉元帝对周堪师徒产生了信任危机。
石显终于笑了，笑得那么阳光，笑得那么灿烂。然而，事实证明，他笑得太早了点儿，新一轮的暴风骤雨还在等着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这俩哥们儿都属于不得志的那种，贾捐之嫌自己没有官当，杨兴嫌自己官小。一次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闷酒，花间一壶酒，对饮成三人。两人喝着喝着话就多了起来。
至此，儒学派里的“四人帮”，萧望之已自杀身亡，刘更生又被贬为庶民，周堪和张猛师徒则分别被撵出了京城，去当芝麻官去了。可以说在党派之争中，宦官派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
“以杨兄之才，当是京兆尹的最佳人选啊（此时京兆尹的职务正好空缺）！”贾捐之趁着酒兴幽幽地来了这么一句话。
如此赤裸裸的降职，显然此时汉元帝对周堪师徒已到了“完全不信任”的状态。
“贾兄往我这张老脸上贴金了，愧不敢当啊！”杨兴谦虚地道。
结果一个诸葛丰走了事小，被他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汉元帝心里对周堪师徒有想法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来周堪师傅的人品的确有问题啊！汉元帝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下达了“调令”：派周堪去当河东太守，派张猛去当槐里令。
“如果我能面见皇上，一定要代为推荐你。”贾捐之话里有话。
结果是：像你这样没有诚信的人，还是回家抱孙子去吧。
“我看贾兄天生就是做尚书令的料啊！以你的才华，应该比那个五鹿充宗高明得多了。”杨兴互相吹捧起来。
2.你当司隶校尉的时候，行事苛暴，被贬为城门校尉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怪罪于周堪、张猛，诚心何在？
五鹿充宗是石显的朋友，正是因为石显的关系，他才能坐上尚书令的位置。贾捐之听到杨兴的恭维之言，先是喜上眉梢，随后忧愁眉锁。连五鹿充宗这样的庸才都可以得到重用，而他这样自负才高八斗的人却怀才不遇，他能不忧吗？
1.你以前总是左一个周堪师徒好，右一个周堪师徒好，现在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弹劾他们，居心何在？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贾捐之不由发出忧愁之言。
内容还是弹劾，只是对象却换了，不再是许章，而是周堪师徒。接到上疏，汉元帝先是一惊，随后说话了，他提了两点反驳意见：
“与其等伯乐来寻我们，不如我们主动去寻伯乐。”杨兴喃喃地来了这么一句话。引得贾捐之一脸期待地看着他，杨兴隔了半晌才道：“如今的朝廷真正一把手是石显，他不是首辅，但胜似首辅。他把持着朝中百官的仕途和命运，一句能顶万句。”
人，当怒火集中到极点时，就只有一个选择——爆发。越想越气的诸葛丰马上来了个以仇报怨，他依然老调重弹——上疏。
要想当官，都得过石显这一关，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石显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石显是万万不能的。单从这一点来看，石显和汉宣帝时的霍光可以称为“隔代双骄”了。（两人的唯一区别是一个被阉过，一个没阉过。）
这下诸葛丰更是气上加气了，平常都说你周堪师徒正直正义，关键时刻却落井下石，你这根本就没把我诸葛丰放在眼里。
“行行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要我和石显这样的奸臣阉党为伍，对不起，我做不到。”贾捐之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挨了骂，降了职，诸葛丰心中的气怎么能平！诸葛丰就去找老朋友周堪师傅帮自己“解气”。他满以为周堪一定会帮他一把，结果他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他的求救信接二连三地往周堪师傅那边送，却都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
接下来就看杨兴的表演了。他充分发挥一个做说客的本领，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先暂时投靠到石显门下，站稳脚跟后，再图他策……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之一句话：废水都可以再利用，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利用一下奸臣宦官又何妨？
都说恶人先告状，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恶人许章告状在先，等“好人”诸葛丰再来告状时，本着先入为主的原则，汉元帝非但没有听从诸葛丰的话，反而没收了诸葛丰的符节，并且把他降为城门校尉。
贾捐之心动了，两人不再停留于纸上谈兵，而是开始行动了。两人来了个联名上疏，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强烈要求封石显为侯，封石显的兄弟为卿曹（官）。
当时侍中许章因为外戚身份而得宠信，行事骄横不守法度，更纵容门客犯事。疾恶如仇的诸葛丰因此对他进行了弹劾，结果不是冤家不聚头，在上奏的路上和许章来了个“路遇”，被怒火烧红了双眼的诸葛丰失去了理智，居然对许章要来个“强行逮捕”，这个许章也不是吃素的，来了个公然拒捕。事实证明诸葛丰是个好官，但并不是个好捕快。结果许章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向皇宫里跑，他选择往皇宫里跑是有目的，是为了求助于汉元帝：诸葛丰擅自捕杀朝中大臣，根本无视皇权。
本着趁热打铁的原则，贾捐之马上又来了个“孤独”上疏，内容是：推荐杨兴为京兆尹。
这个人的名字叫诸葛丰。喜欢三国的人一看这个名字，大抵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来，这个诸葛丰和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会有什么瓜葛吗？答案是肯定的。诸葛丰，琅琊诸县（诸城）人，他是诸葛亮的远祖。他自幼聪慧，读经阅史，曾为御史大夫贡禹属官，后荐举为文学侍御史。到汉元帝时，先是被封为司隶校尉，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之小人恨之入骨。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样正直的人注定仕途多艰。
两封上疏，一前一后，一先一慢，一松一弛，正如侠客在比武时，前一招只是“虚晃”，后一招才是“实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儒家派另一名重要成员的叛变把周堪师徒彻底打入了万丈深渊。
然而，贾捐之和杨兴的小伎俩没能逃出石显的“火眼金睛”，贾捐之在待诏期间多次骂自己是奸臣，这是众人皆知的事，石显自然知道他们是两路人。现在贾捐之突然说自己的好，他能不怀疑吗？
汉元帝试探性的提问出人意料地以这种方式告终，而汉元帝也因此由完全“不相信”演变成“将信将疑”。
结果，贾捐之和杨兴的两封上疏还没交到汉元帝手上，石显已赶在前面向汉元帝作了“工作汇报”，中心思想无非是说贾捐之和杨兴两人图谋不轨。
3.陛下之所以没有处罚周堪，只是因为他是师长的缘故。
正在这时，两封上疏传到了汉元帝手上，结果汉元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愤怒之下的汉元帝二话不说就将贾捐之以大逆不道罪斩首示众，将杨兴处以髡刑（将头发剃掉），罚为守城的戍卒。
2.周堪无才，不然不会做错这么多事来。
只因两封上疏，一个丢了命，一个参了军。看来官场险恶啊！
1.周堪有罪，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大臣来弹劾他。
生死由命
只有这么一句，却阐明了三个观点：
“人祸”刚刚结束，天灾开始接踵而来：地震、日食、旱涝、疫情……
应该说汉元帝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此时的杨兴的出发点却是不好的。原因是他是根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他看到力单势孤的周堪师徒前途堪忧，原本坚定的他不再坚定了。对话开始后，他便选择了三缄其口，在汉元帝一再追问下，杨兴终于说话了：“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
面对眼花缭乱的天灾，汉元帝急了。他把石显找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不是说周堪、张猛等是造成上次天灾的罪魁祸首吗？我已经罢了他们的官了，为什么天灾仍然这样频繁？再这样折腾下去，只怕我大汉江山社稷不保啊！”
汉元帝眼看这件事这样下去将没完没了。摇摆不定的他赶紧抓了一个人来解燃眉之急。这个人的名字叫杨兴。汉元帝之所以选择他，原因有二：一是杨兴是儒学派的人；二是杨兴曾对周堪有“推荐”之恩。汉元帝这样做的意思就是：别人说你如何我都可以不信，现在从你内部找你的人来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吧。
石显这回找不到解释的理由，只好磕头认罪。
萧望之死后，汉元帝所依靠的老师就只剩下周堪一个了。他虽然糊涂，但不愚蠢，他也不相信仅凭周堪师徒就能够“一手遮天”。然而，这时的朝中文武百官要么已顺风倒地站在了“宦官派”一边，要么识时务地紧闭双唇选择了站在“中立派”一边。也正是因这样，石显的“谬论”新鲜出炉后，拥者如簇。
汉元帝在原谅石显的同时，又把流浪在外的周堪和张猛师徒调回京城长安，周堪被封为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张猛被封为太中大夫兼给事中。
当时正值夏天，本该是酷热难耐的季节，结果却出现了秋景夏出的反常现象，石显觉得他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天，阳光不灿烂，天气依然很凉快，石显唆使外戚许家和史家来了个上疏，大致内容就是说：现在阳光之所以不灿烂，是因为周堪等儒学派把持朝政造成的。
面对汉元帝的“知遇”之恩，师徒俩决定大干一场，为儒学派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平静之后的暴风骤雨终于来临了。磨刀霍霍的石显本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同样在天文地理方面做文章。
然而，周堪很快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来：现实和梦想总是存在着差距。
答案是否定的，挨骂的石显把怒火转向了周堪师徒。
尚书掌管皇帝的奏折和诏令的上传下达，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朝廷的咽喉所在，位置之重要，权力之重大可想而知。然而新上任的周堪坐在尚书一职的位置上非但郁闷，而且尴尬。原因是他的尚书之位名存实亡形同虚设。
这一骂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吗？
原来，此时的尚书职位已被汉元帝一分为五了，此时还有四个尚书分别是五鹿充宗、牢梁、伊嘉、陈顺。这四个人都是宦官派的成员，都是石显的忠实爪牙。这时的汉元帝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周堪的任何提议和方案都是“仅供参考”，说得再直白点儿就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刘更生骂人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原因是被骂的主人对他这样的“庶人”根本不屑一顾，没有回应。
雪上加霜的是，汉元帝因为身体有恙，常年深居宫中，石显是他与外界的唯一“传话筒”。这样一来，连周堪有事上奏都要石显代为转交，国家已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
然而，他身在乡村心却在朝廷，密切地注视着朝中的一举一动，眼看石显背后小动作不断，而“老实”的周堪师傅却“没动静”，他坐不住了。他再次向汉元帝来了个上疏，上疏的内容很简单：对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开骂。
宏图不展，壮志难酬。爱国心切的周堪从此患上了忧郁症，后来偶染风寒之后，居然一病不起，最后竟一命呜呼了。
上次的上疏想在地震这样的“伪科学”上做文章，结果被弘恭和石显“反利用”，最终逼使儒学派头领萧望之以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光荣而短暂的一生。刘更年也因此而丢了乌纱帽。
周堪死后，他的弟子张猛便如霜打的茄子——蔫了。孤掌难鸣的张猛没有逃脱石显的魔爪，石显随便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便要将张猛捉拿归案。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徒，周堪刚强耿直了一辈子，他的弟子张猛也不是一个孬种，眼看又要再次受辱，他没有任其摆布，而是“怒向刀丛寻真理”，结果他先是仰望无情的天，然后拔出多情的剑，在未央宫大门前以一剑自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
就在宦官派和儒学派在玩太极似的进入僵持阶段时，那个两度被免为“庶人”的刘更生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服气（两次上疏皆以失败告终），也许是想为儒学派老大周堪分忧解难，总之，他开始了第三次上疏之旅。
至此，儒学派的“四人帮”萧望之、周堪、张猛先后为国捐躯，只剩下刘更生。已是一介布衣的刘更生此时对宦官派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能以诗抒情，寄托自己的伤感和情怀。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