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皇帝一筹莫展，太史马上站出来为其分忧，就陇西大地震向汉元帝进行了“科学”的解析：“客星出现，侵入昴宿及养舌星。”
那时还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的汉元帝，在宫中进行了自我反省：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汉元帝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这陇西大地震是我前些时候“驱逐了师傅，触怒了上苍”的缘故啊！于是他再次发挥武断的“优良传统”，把“布衣”中的萧望之重新进行了定位，具体如下，官职：关内侯；年薪：食邑六百户；权力：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
地震发生后，以汉元帝为首的汉朝政府积极进行了现场抢救和灾后重建工作。好不容易才取得抗震救灾的初步胜利，汉元帝还来不及舒一口气，陇西地震的警报声又接二连三传来（应该是“余震”）。
周堪和刘更生也官复原职，升谏大夫也被提上了日程，看来在古代那些伴君如伴虎的年代，从天堂到地狱只在一线之间，而从地狱到天堂也只隔了一扇门而已。打开这扇门的金钥匙就在皇帝手上。
陇西大地震的震级和强度与汶川大地震有得一拼，据说地震后，城墙毁坏大片，房屋倒塌无数，死伤民众无数，连太上皇庙（太公庙）也被震得变成了一堆废墟。总之，怎一个“惨”字了得！
“黄金搭档”弘恭和石显眼看四缺一的“四人帮”又重新站起来了，很是后悔，后悔没有在打倒对手的同时，给对手最后一击。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就火急火燎地赶到汉元帝那里去讨“后悔药”去了。汉元帝以三缄其口的方式告诉这对“黄金搭档”：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悔药，因为后悔药的保质期太短太短，短到一出炉就过期了。
萧望之等“四人帮”被打入地狱（被贬为庶民）后，老天在陇西这个地方以“地震”的形式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讨后悔药不成，“黄金搭档”不灰心不气馁，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二进宫”。他们再次找到汉元帝说，既然要用周堪和刘更生，依这两人的才华做中郎就到顶了，不应该升为谏大夫，请陛下三思而后行啊！
弄巧成拙
这一次，汉元帝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再度发挥武断的“优良传统”，采用了弘恭和石显“大材小用”的建议，只封周堪和刘更生为中郎。
“入狱门”事件就此告一段落，结果是“四人帮”在“铁三角”的反击下，既无“还手之力”，又无“招架之功”，只好丢了乌纱帽，落荒而逃。一家欢喜一家愁，在萧望之等人出了“监狱”再入“地狱”时，第一次站出来吃螃蟹的人（弹劾“四人帮”）——郑朋，却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从“寒门”直接跳到了“龙门”——戴上了“黄门郎”的帽子。
“黄金搭档”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极力遏制住了“四人帮”的“升迁”。然而，宫廷的争斗，不到最后时刻谁也无法预知其结果。
汉元帝是聪明人，自然明白史高话里的意思。如果能挽回自己的“名誉损失”，罢免了“四人帮”又有何足惜！想到这里，汉元帝再次发挥武断的“优良传统”，立即给萧望之等作出如下判罚：死罪可免（立即出狱），活罪难逃（免为庶人）。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也许是心血来潮，总之，有一天，汉元帝突然想起萧望之博通经术，是块当宰相的好材料。
“免官。”史高回答得简单明了。
具备“千里眼、顺风耳”和“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双重优势的弘恭和石显，自然很快就知道了汉元帝心里的真实想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萧望之一天不死，他们就一刻也不得安宁。“黄金搭档”甚至做好了不管用阴谋或是阳谋，只求能把萧望之干掉。随后多次在密室里进行密谋，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计可施。
“那怎么办？”汉元帝皱眉道。
侠客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既然无计可施，“醒悟”过来的“黄金搭档”选择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高含沙射影地道，“陛下刚即位不久，便将老师捉拿入狱。现在如果说他们没有罪，仍然官复原职，一来显得陛下做事太过轻率，二来会引起朝中大臣的非议。这样恐怕对陛下的声誉有影响啊！”
话说看似“孤立”的萧望之并非“无援”，至少“四人帮”的其他三位成员就是其坚强的后盾。刘更生甚至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公然站出来向“黄金搭档”叫板。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汉元帝说。
刘更生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是不让萧望之继续被弘恭和石显陷害，自己就算豁出去了又有何妨？应该说他的想法是好的，至少他是为了保全萧望之不再受“黄金搭档”的迫害。
接下来该轮到史高出手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史高就去向汉元帝“请安”，除了简单的问候语外，他还说了这样一番话：“陛下刚刚即位没有多久，还没有以德感化天下苍生，便把师傅拿到狱中去‘体验民间疾苦’。知道的说您办事公正民主，不知道的会说您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无罪释放’，再让他们官复原职。这样做会得到冲动的惩罚：招来非议啊！”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的想法，他不会料到，牺牲了自己一个人不打紧，更重要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一封“上书”使萧望之受到了牵连。
弘恭和石显自然只有答应的份儿。然而，汉元帝不会料到，他们两个前脚刚走出宫，后脚就跨进了“幕后总指挥”史高的大府。三巨头马上就这起“入狱门”事件进行了紧急会晤。其过程简单描述如下：暗室，孤灯，密谋，击掌，散会。
按照我们现代写作文的要求，“开头、中间、结尾”是三个很重要的环节。同样，刘更生上疏的开头也很有新意，他开篇就提了两个问题：
“马上放他们出来！”汉元帝眼看他们没完没了地磕，怒气消了一大半，下达了最后通牒。
1.地震星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眼看汉元帝龙颜大怒，识趣的弘恭和石显立即紧闭双嘴，磕头如捣蒜，一副忏悔至极的样子。
2.该如何化灾为祥？
“你们只说‘召致廷尉’，并没有说起下狱之事，怎么能作出擅自逮捕非法拘捕的事来？”汉元帝略带愤怒地质问。
刘更生没有让汉元帝浪费“脑细胞”，接下来，马上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进行了解答：
“前些日子蒙陛下准奏，才敢这样做。”弘恭和石显依然弱弱地道。
1.地震星变是因为弘恭和石显宦官专政等所致。
“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他们抓到狱中去？”汉元帝这一惊非同小可。
2.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罢免恭显二人，恢复萧望之的职位（丞相）。
“陛下想找的人现在正在牢里。”弘恭和石显弱弱地道。
结论是：只有这样，方可国泰民安。
“两位爱卿这是怎么了？”汉元帝不由眉头微蹙。
我们不得不承认刘更生的上疏写得文采斐然，刘更生甚至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请人代他上疏。这样做，“攻”可以扳倒“黄金搭档”，“守”可以全身而退。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更生不会料到，当这上疏几经“转手”转到汉元帝手上时，弘恭和石显早已知道了这件事。
直到有一天，汉元帝突然心血来潮，有事想找周堪和刘更生商量，结果半天也不见内侍弘恭和石显去传话，而是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两人眼看形势危急，马上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条件，对汉元帝来了个“面奏”，称这道奏章华而不实，蛊惑人心，颠倒黑白，纯属诬陷，强烈要求皇上追查上疏人。
弘恭和石显拿着圣旨，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萧望之包括周堪、刘更生等“四人帮”一起捉拿入狱，整个过程可谓顺风顺水。
这回汉元帝还是像温顺的羔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接下来的进程很简单了，弘恭和石显实施的抓捕审问工作一气呵成，面对严刑逼供，上疏人没有选择“威武不屈”，而是选择了“明哲保身”，结果上疏的幕后主使刘更生就这样浮出水面来了。
然而，这个当了整整二十年太子的汉元帝竟然不知道“召致廷尉”的真正含义，他以为这只是停留在对腐败官员“调查取证”的初级阶段，却不料是“双规”的另一种名词解释。接下来最荒唐的一幕出现了：他充分发挥一个君主的武断作风，二话不说就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看来这个世上没有最糊涂，只有更糊涂。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汉元帝没有丝毫犹豫，而是发挥果断的特长，以“诽谤罪”再度把刘更生贬为庶人。
应该说萧望之的话还算“恭敬”的，但弘恭和石显向汉元帝的回话就变成不“恭敬”了。他们陈述萧望之的罪行，同样只有十六个字：私结朋党，互为称举，毁离贵戚，专擅权势。最后请求把“罪大恶极”的萧望之“召致廷尉”（汉代廷尉是最高级司法官员，“召致廷尉”就是将某某锁到天牢拷问）。
刘更生为帮萧望之而落得“贬为庶人”下场，萧望之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于是玩起了“知恩图报”，也来了个上疏，大致内容是说前次无辜遭冤，请求申冤。他知道如果以直接申诉的方式请求汉元帝“放过”刘更生，其难度堪比登天。于是以“平雪申冤”的形式，想让汉元帝收回成命。
萧府岂是说能进就能进的，萧望之不但给弘恭和石显吃了一个“闭门羹”，而且还对两位“撒野狂徒”进行了一番“教训”，十六个字：“外戚在位，骄奢不法，我本善良，并无恶意。”
考虑到自己出马目标太大，容易招惹是非，他选择的也是找个“托儿”去上疏。吃一堑长一智，在吸取刘更生的教训上（找的人不可靠），萧望之派上了自己的儿子萧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看来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萧望之利用“公休”去外地度假，郑朋和华龙开始上演“处女秀”了。他们潜入宫中向汉元帝打小报告，内容很简单，无非是弹劾萧望之。汉元帝看完小报告后，把弘恭和石显叫来，给他们两个布置了一个新任务：前往萧府追查此事。
萧望之的“平冤报告”引起了汉元帝的高度重视，他马上就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就这件事进行公议。
萧望之的“四人帮”缺了一个角，而史高的联合派却多了一道屏障（郑朋和华龙），此消彼长，因此联合派的信心足了，不再满足于玩太极似的“外围战”，而是开始“真枪实弹”地对着干了。联合派的分工很明确，郑朋和华龙做先锋打“头阵”，负责直接对“四人帮”动刀子，把局搅得越乱越好，弘恭和石显则负责收拾“残局”，史高负责总调度。
听说要开听证会，弘恭和石显一下子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人，他们恨不得有孙悟空的“分身术”，因为要挨家挨户地到参会代表那里去做工作。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们恩威并施下，听证会开始后就成一边倒的趋势，最后众臣一致达成如下共识：萧望之做错了事，不知道自我悔改，反而唆使自己的儿子上书申冤，有失一个做臣子的忠诚，按照我大汉的法律，应该以“大不敬”罪，逮捕他下狱。
“入狱门”事件
汉元帝这次充分发挥了民主的作风，眼看“民意”如此，马上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派“谒者”前往萧府去“请”萧望之。
就这样，郑朋和华龙做了“铁三角”反击“四人帮”的两枚重要棋子。
弘恭和石显也不是闲着的主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当着汉元帝的面一阵交头接耳，并且很快在汉元帝的眼皮底下达成如下共识：不成功便成仁，把萧望之往死里整。接下来两人马上进行了分工合作：石显负责去萧府“逼宫”，而弘恭则留在汉元帝身边“望风”。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叫华龙的人，也是被周堪炒了鱿鱼的人。此时见郑朋被弘恭和石显录用并重用，他也跑来试运气，结果也被录用。
于是乎，石显冠冕堂皇地以“保卫”谒者为名带领宫廷禁卫军把萧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萧望之见状，不由悲从中来，凄然叹道：“生又何欢，死又何惧？如今这般场面，还不如死了痛快。”
意思已经很明显，就是我在皇帝面前该说的话已经说了，听不听就是皇帝的事了。弘恭和石显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在郑朋的去留问题上批了一个大大的朱红“留”字。
萧望之的妻子见状，苦口婆心地劝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老爷你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也正是因为这样，接见会简短至极，郑朋甚至都没敢看汉元帝一眼就出来了。耷拉着脑袋的他刚出来就迎上弘恭和石显满脸期待的“眼神”，他心中一凛，一股豪气蓦然涌上心头，只见他喃喃地说道：“我已在皇帝面前弹劾了前将军萧望之，小过错说了六个，大罪说了一个，不知圣上会不会听我的‘非常6+1’？”
正所谓“对夏虫不足以语冰，对妇人不足以论政”，萧望之对妻子的“妇人”之言也是置若罔闻。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节骨眼上，他的学生朱云出现了，危难时刻见真情，萧望之此时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问道：“生，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如之奈何？”意思是，我现在想活着又想死去，不知道怎么办？
只一句话，就让弘恭和石显把他毕恭毕敬地请进了府里去。他们此时正需要这样揭露和打击“四人帮”的人才啊！当然，弘恭和石显也不是可以戏弄的主，说得再好，要看郑朋用行动来证明给他看。郑朋说没问题。在弘恭和石显的安排下，郑朋很快就有了一次单独拜见汉元帝的机会。郑朋初见元帝，一颗心扑通扑通乱跳，双脚直打哆嗦，连说话都语无伦次，更别说揭露萧望之和周堪的罪行了。
朱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鲁人，性情刚烈，注重气节，闻言长叹一声，半晌才道：“既然二者不可得兼，不如舍生而取义者也！”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郑朋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去投靠“宦官派”的弘恭和石显。弘恭和石显本来恼怒郑朋的“含沙射影”，要给他吃闭门羹，但郑朋早有预料，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的所作所为都是萧望之和周堪指使的，现在我知道错了，请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吧，我一定在皇帝面前亲自揭露他们的罪行。”
萧望之仰天长叹道：“士可杀不可辱，我曾经做过朝中百官的‘一把手’（宰相），现在已是年过六旬的老者，如果再到牢狱去，有何面目做人啊！”
一心想升官发财的郑朋，眼看就要出奇制胜了，却不料在“考察”期间被查出政治有问题，结果遭到了萧望之的拒绝任用。他没有选择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选择了跳槽。
接下来朱云真真切切地扮演“刽子手”的角色（真怀疑他是“黄金搭档”的“鹰犬”），取来鸩酒，萧望之最后深情地望了一眼萧府，然后脖子一仰，一口喝尽。鸩酒入肚温凉而浓烈，接下来就翻江倒海，最后万马奔腾……
萧望之在发出“马屎面上光，肚里一包糠”的感言后，对周堪说：“我留他走，他留我走。”面对萧望之的威胁，周堪马上表示收回成命，一切全凭他做主。
美丽的鸩酒把萧望之带到另一个极乐世界去了。
3.心机重重。
萧望之以死明志，汉元帝终于有所醒悟。然而考虑到“元凶”弘恭和石显认罪态度良好，而且是“无心之过”，只是让他们“闭门思过”，并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汉元帝出于“弥补”的心理，在厚葬萧望之的同时，把萧望之的儿子萧伋提升为关内侯，并且订下每逢节令都要派人去祭祀的规定。此后，又提升周堪为光禄勋，提升周堪的弟子张猛（张骞的孙子）为给事中。
2.诡计多端。
赶尽杀绝
1.劣迹斑斑。
萧望之死了，“四人帮”并没有因此瓦解，相反，周堪又站起来了，并且和弟子张猛组成了牢不可分的“双人组合”。这无疑成了弘恭和石显的又一大心病，斩草不除根，终究是心腹大患啊！。于是他们赶紧找“老大”史高“帮忙”。事实证明，史高非但没有给他们两人“破敌”之法，还教会了他们这样一个道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种种迹象表明，郑朋入主“四人帮”似乎已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然而，萧望之就是萧望之，他做事谨慎，纵使对郑朋很满意，纵使连周堪都点头答应了，但他也没有立马就叫郑朋来上任，而是派人对他先进行了“考察”。都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一点儿都不假，侦察人员的侦察报告马上就呈上来了，结果说郑朋的人品有三大特点：
其实史高的野心并没有弘恭和石显这么大，他开始和宦官联合，只是因为“寂寞”，看到萧望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突然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他并不想把儒学派彻底赶尽杀绝，他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如果果真灭了儒学派，以弘恭和石显的野心，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按照动物界的生存法则，三者互相牵制，才能达到和谐的目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关键时刻，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与弘恭和石显的“宜将剩勇追穷寇”形成鲜明对比。
终于有人敢站出来直斥铁三角的“是非”了，“四人帮”中的另一位宗师极人物周堪甚至连征求萧望之的意见都忘了，就直接点头说：留下。而萧望之听了郑朋的“言简意赅”的转述后，脸上的表情也是：喜，大喜，非常喜，喜上加喜，胜过洞房之喜。
眼看老大如此懦弱，弘恭和石显一时也是黔驴技穷。弘恭忧思成疾，最后竟一命呜呼。
2.弘恭和石显两家的弟子目无王法为所欲为，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
石显擦干眼泪，并没有因为伙伴的离去而自暴自弃，相反他一个顶仨，大有“舍我其谁”之势。原因是他得到了两个超重量级的人物支持。一个自然是他的“老东家”汉元帝。汉元帝二话不说，就让石显继承了弘恭走后空出的“中书令”位置，这样一来，石显成了汉元帝身边唯一的“传话筒”，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1.史高四处征索贿赂，是个典型的贪污腐败分子。
另一个人的名字叫贡禹。贡禹，琅琊（今山东诸城）人，出生在汉武帝时期，“以明经洁行著闻”（《汉书·贡禹传》）。因为汉武帝好武，对匈奴的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民生”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眼看靠才艺表演要想彻底征服“才中之王”的萧望之，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有一个叫郑朋的人，胸中无墨，却想出奇制胜。他去应聘时，不再是“之乎者也”地卖弄文采，而是说了一番告发“铁三角”的话，大致内容有两点：
就此，贡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人口出生率不高，原因是自汉武帝以后“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和“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将宫女奴婢贬为庶人放出宫，让她们自由自在地去恋爱、结婚、生子。
面对络绎不绝的应聘人士，萧望之都觉得他们离自己心目中的人才相差甚远，除了安排了几个当“谏官”外，其他多数应聘者大抵结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应该说贡禹是“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制的先行者，然而这样赤裸裸地对皇帝进行批评和谴责，这样走在时代前沿的言论，在那个落后的封建皇权主义时代，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此外，贡禹还严厉反对奢侈浪费和苛捐杂税，也正是因为这样，贡禹在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得到重用，其仕途状态是：庶人。
面对铁三角不拘一格的推荐人才，汉元帝高兴之余，哪有不批准的事！萧望之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结果。刘更生走后，面对“四人帮”空出的位置，萧望之急需找一个人来“填补”，于是，他大打招聘广告，广纳天下才俊之士。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好不容易到了汉宣帝时期，好文的汉宣帝一上任就来了个“公务员考试”。怀才不遇的贡禹终于时来运转，有了一展才华的好机会，结果他赶考出来后，头上多了一顶乌纱帽——以“博士”身份出为凉州刺史。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后来因为染风寒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除了伤及贡禹的身体外，也让他伤了心——因此丢了官。贡禹不灰心不气馁，在数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中再次金榜题名，结果被任为河内令，后来因为一点儿小过失，又丢了官……如此三番地一折腾，终于等到汉宣帝死了，贡禹也老了，年轻的汉元帝上任了。
“铁三角”的“剪翼行动”就此展开，“四人帮”中的资历最小、威望最低的刘更生成了他们枪打的“出头鸟”。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向汉宣帝打了一个小报告，报告的大致内容是说刘更生少年老成，办事沉稳果断，是朝中难得的“后起之秀”，“蜗居”宫中实在埋没了人才，请求把他调到宗正（也就是管理刘姓皇族杂事的官）去“大展宏图”。
这位从小耳“儒”目“儒”的君主一上任就重用儒生，贡禹和王吉成了他眼中的“卧龙凤雏”。汉元帝双双给他们下了聘书，希望他们到朝中任职，为国家的繁荣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来而不往非礼也，面对萧望之的“含沙射影”，弘恭和石显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选择了“打击报复”。“铁三角”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密室进行一番密谋后，考虑到萧望之羽翼正丰（有四人帮的支持）和汉元帝的特殊关系（师生），最后达成如下协议：“剪其羽翼！再断其归路！”
王吉，琅琊皋虞（今山乐温泉镇）人，与贡禹因为是“同乡”，情谊相投，视为莫逆之交，而仕途也极为相似，几起几落。他从小喜欢儒学，因为才华出众，小小年纪就当了九品芝麻官——云阳县令。后来，他被汉昭帝以“贤良”之名派到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中尉。刘贺贪酒好色，喜欢游猎，不问政事，致使百姓怨声载道，王吉恪守良臣的本职，极力进谏，都没有被采纳。汉昭帝死后，大将军霍光执政，刘贺阴差阳错地被迎立为皇帝，王吉再次上疏规劝刘贺要敬重大臣，勤于国政，但依然被刘贺当做耳边风。果然，刘贺在位仅27天就因淫乱被废黜。他为昌邑王时的臣僚大多受株连被下狱或处死，只有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屡次进谏，幸得免死。
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竟然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萧望之失望事小，更重要的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的小报告惊醒了弘恭和石显（作为汉元帝的贴身秘书，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
汉宣帝时，王吉在公务员考试中被任为博士谏大夫，他是个眼里容不下一粒沙的人，针对当时皇室奢侈靡费、任人唯亲等时弊，上疏力劝汉宣帝选贤任能，废除荫袭制度；提倡俭朴，爱惜财力，以整顿吏治，淳厚民风，使国家兴旺发达。但他的这些建议被汉宣帝认为是“迂腐之见”，从而失宠。心灰意冷的王吉主动炒了汉宣帝的鱿鱼——辞职还乡。
应该说萧望之打报告时，是满怀了愤怒之火，以火热的心期待汉元帝能清除朝中的“安全隐患”。然而，热火中的萧望之很快就被汉元帝泼了一盆冷水。面对萧望之的小报告，汉元帝竟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予以答复。
王吉为官十分清廉。据说他在长安游学时，曾有一段佳话：邻家的大枣树的枝叶垂到王吉家院子里，王吉的妻子随意摘了几颗枣子给他吃。事后，王吉得知枣子是偷摘邻居家的，便将妻子赶走。邻家听说后，执意要把枣树砍掉，后经再三劝说，王吉才将妻子召回。因此当时流传着“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的佳话。王吉辞官回乡时只带着自己的行装，毫无积蓄，回乡后衣食亦如同平民百姓。
说直白点儿，就是请求汉元帝罢免宦官。
汉元帝上任后，对隐居于田原的王吉和贡禹都非常看重，甚至认为是他心目中的“卧龙凤雏”，自然是请两人出山了。因为当时没有邮政局，通信设备相对落后，汉宣帝同时下达的聘用书，王吉的比贡禹的早到几天。也就这几天，竟弄出一段传世佳话来。听说王吉要重新回到朝中去当官了，贡禹很是高兴，忙跑去祝贺，别人祝贺的方式大抵是送“金银珠宝”之类的礼物和言不由衷地说一大堆的恭维话。我们的贡禹同志却是百里挑一的人物，自然与众不同，他只是拿出自己的帽子，一遍又一遍地弹去上面的灰尘。王吉大惑不解，贡禹解释道：“我们两个多年来在仕途上同升同降，同降同升。现在你要到朝中去当官了，我当官的时候也不远了。”果然，随后迟来的聘用书就到了他手上。
萧望之洞若观火，自然知道史高之所以能“一鸣惊人”，完全是因为弘恭和石显在背后为他撑腰。他不是闲着的主儿，马上就给汉元帝打了一个小报告，其文如下：中书政本，应从贤明儒士中选取，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国有旧制，这样也违反了宫人不宜在皇帝身边的古训……
后来便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成语。
接下来，集两派于一身的史高明显信心足了，胆气大了。他不再做沉默的羔羊，朝中时时可以看到他和萧望之、周堪的“针锋相对”。有事争，没事也争；对争，错也争；争来争去，萧望之终于醒悟过来，史高和他不是争“事实”，而是争“权力”。
又可以同朝为官，两位好友一起欢欢喜喜地上路了。曾几何时，他们也是这样一起去京城（任官），又一起回乡下的（免官）。曾几何时，他们也是这样一路高歌，一路憧憬，一路阳光灿烂……一样的山、一样的路、一样的水，唯一改变的就是岁月：他们都由少年到了老年。尽管他们相互蹒跚，相互依偎，但人生的路却不能相互到老。
此消彼长
也不知是乐极生悲还是纯属巧合，总之，王吉没有看到自己人生最美、最灿烂的“夕阳红”，就上演了“凤凰坡上落凤凰”的悲剧，走到半路他的人生就走到了终点站。
正在这个节骨上，他们想到了“失势”的外戚派代表人物史高，因为是“同病相怜”的原因，三人一拍即合，很快一个新的帮派就出炉了——联合派。而史高、弘恭和石显三人也成了互为依靠的“铁三角”，把枪口对准以萧望之和周堪为首的儒家派。
“凤雏”王吉死了，“卧龙”贡禹成了汉元帝的依靠。他连升三级：从谏大夫到光禄大夫，从光禄大夫到长信少府。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道理弘恭和石显两人还是懂的，特别是萧望之和周堪这两位儒家派的代表人物得到了汉元帝的宠爱和重用后，儒家派的风头大有盖过宦官派之势，这让弘恭和石显更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宦官派的兴衰就全掌握在他们两个人手上了。
与狼共舞
因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有效的党派，再加上两人拍马屁功夫一流，所以深得汉宣帝的喜爱。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对两位超级秘书日益看重，最后竟视为“左膀右臂”。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死后，汉元帝承袭父制，依然重用他们。
看到这里，大家也许就会有疑问了，正直廉洁的贡禹怎么会和万恶不赦的石显对上了眼呢？
这两位宦官是汉宣帝在世时提拔的大臣，当年汉宣帝诛灭霍氏家族后，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唯恐霍氏余党再卷土重来，干预朝政。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特地精挑细选了两个太监做秘书（侍直），这两人就是弘恭和石显。他们两人负责专门传达汉宣帝的口谕，通报朝中的机要事件。总之，他们是国家的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枢纽。
其实，不是贡禹为了仕途的需要主动攀石显这个朝中红人，而是这个朝中红人主动对贡禹伸来橄榄枝。当然，石显主动去拉拢贡禹那也是有原因的。萧望之死后，尽管汉元帝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社会的舆论压力却是很大的。而这个时候，弘恭又来了个撒手而去，石显在悲伤之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全部责任推到弘恭身上，说自己是个无辜者。
给史高带来“精神”的是宦官派。宦官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中书令弘恭和仆射石显向他伸出援手。
弘恭的死从客观上来说，也“成全”了石显。石显靠这种巧妙的“移花接木”手段暂时平息了众怒。但他知道，要扳倒周堪师傅，争取民意是关键。而要想争取民意，就要改变自己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屋漏偏逢连阴雨。史高本来就处于有位无权的尴尬地位，这时萧望之和周堪又把两个名门之后的“后起之秀”金敞（金日蝉的侄子）和刘更生（刘德的儿子）拉于旗下，组成了崭新的“四人帮”。羔羊也会愤怒，沉默的史高没有再选择沉默下去，而是决定爆发，他说了一个声嘶力竭的“不”。
贡禹就是他认为可以让自己重新做人的“形象大使”。
前面已经说过，史高以外戚之名成为首辅，萧望之和周堪是变成他的副手，这是先帝汉宣帝的安排，汉元帝即位后也不敢“拂”先皇的意思，但这并不影响汉元帝重用自己两位儒派师傅萧望之和周堪。一半脸儿热，一半脸儿冷，是冷是热自己体会得到。于是被“冷落”的史高心里极度不平衡。
问题马上就来了，石显想“拉拢”贡禹，贡禹未必想“高攀”石显。石显是聪明人，决定按“曲线法则”找他人来搞定贡禹。
就是这样一个三人两派的辅政团队，在汉元帝即位还不到一年时，就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最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以贡禹的牛脾气，现在唯一能搞定他的人就是汉元帝，因为汉元帝可以让他上就上，让他下就下，让他生就生，让他死他就得死。总之，在那个年代皇命大于一切。
史高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外戚派了，而儒学出身的萧望之和周堪自然是儒家派了。
石显找的人就是汉元帝。他今天在汉元帝面前说贡禹好，明天在汉元帝面前说贡禹好，好话说了一大通，效果却是看得见的，汉元帝对“卧龙”贡禹又看重几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三人组合一开始就分成了鲜明的两个派别：外戚派和儒家派。
正巧，在这个节骨眼上，御史大夫陈万年来了个“寿终正寝”，其空出的位置，这回汉元帝想都没有想，就直接交给贡禹来坐。贡禹奇迹般地一步登天，坐到朝中“二把手”的位置，羡煞不少人。
有这样一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同样把这句话引申开来就是，有纷争的地方必然有人。既然是“争”，那么就是两方或多方抢一个没有办法共享的东西：权力。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知恩图报的贡禹自然对他的“恩人”石显心怀感激，在他的帮助下，石显的人气明显得到了回升。有了“真龙天子”汉元帝和“卧龙”贡禹这两条一正一邪的巨龙支持，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势力呈直线上升之势，投靠其门下的人络绎不绝。
写到这里，大家对汉宣帝临终前把史高列为托孤三人组中的首辅大臣就不足为奇了。
一切都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全力反击打倒周堪师徒似乎也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石显却失去了左膀右臂。
其实我这里所说的“奴才”和大家所理解的奴才还有区别的，这得从史高的出身说起，其实史高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汉宣帝幼时长在史家，亲情不比一般。因为这层亲情关系，再加上史高懂得溜须拍马，很得汉宣帝的宠爱，也正是因为这样，史高无才无德在朝中却最红，一副典型的奴才相。因此，这里称他为奴才并不为过。
首先是被他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培养出来的贡禹同志不幸逝世，生老病死是没办法改变的自然规律，石显除了伤感还是伤感。而另一个的离开，却让他除了伤感还有欷歔和叹息。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史高，那就是：一个平庸的奴才。平庸我们好理解，书面用语的解释是：无英华可以自见，无名誉可以震俗。总之一句话，这个人没什么才华和能力。那么，奴才又做何解释呢？
这个人便是石显强大的幕后“赞助商”——史高。
下面，我们重点来看看首辅大臣史高。
其实史高并没有后人想象中的那么坏，他的坏都是被弘恭和石显这两个阉人“炼成”的。史高最开始和他们联合，只是出于心理不平衡的“报复”（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其实他骨子里并没有更大的“抱负”（专权、专政和专制），现在他放下思想上的“包袱”（石显的同党），主动放弃了首辅大臣这块金字招牌的“保护”（辞职），回家抱孙子去了。
而周堪是齐郡（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从小拜儒学名家夏侯胜为师，学习《尚书》。到汉宣帝时，他的才华得到了展示，最初为译官令，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石渠阁会议，在论定五经中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的博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一会定终身”。石渠阁会议后，他头上的乌纱帽变成了太子少傅。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在选托孤三人组时，没有忘记这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超级人才。
也许是出于史高这种大公无私精神的感染，随后丞相于定国和御史大夫薛广德（继贡禹位）相继辞职，三位朝中风云人物都以这种相同的方式，以这种“无争”的良好心态回家安享天年，最后都成了当地的长寿之星，被传为佳话。
萧望之前面已经说过，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了。他什么都好，除了偶尔“恃才放旷”外，可算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了。
继任丞相的人叫韦玄成。韦玄成是鲁国邹人，昔日老丞相韦贤的儿子。前面已经说过，汉宣帝生前最喜欢次子刘钦（淮阳王），曾经多次嗟叹“真我子也”，但是不忍心废掉太子刘奭，于是派一个以谦退有礼著称的贤臣去教导刘钦，让他专注学问，不与太子刘奭争位，这个贤臣就是韦玄成，可见汉宣帝对韦玄成的器重。
但幸运的汉宣帝马上就知道了什么叫不幸，因为他抱孙子还不到两年，就来了个撒手而去。他在依依不舍地告别自己宠爱的孙子的同时，给自己的儿子打出了三张王牌——托孤三人组：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
接任御史大夫的是右扶风郑弘，他和韦玄成一样都是与世无争的人。所以新的内阁班子与阉党之间一团和气。
前面说了汉元帝的最不幸，下面来说一下他的最失意。其实幸与不幸只在一线间，王政君虽然平淡了些，虽然不是汉元帝最理想的对象，但无论如何为他延续了汉代的命脉。单从这一点来看，王政君是幸运的（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汉元帝是幸运的（稀里糊涂就多了一个儿子），汉宣帝也是幸运的（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自己的孙子）。
史高走后，外戚派宣布“解散”（多年以后，以王莽为首的外戚派卷土重来，无人能撄其锋，这是后话）。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事变动后，朝中形成另三个流派：除了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派和周堪师徒为首的儒学派外，加入了一个新的派别——中立派。
拒绝平庸
考虑到中立派“两耳不闻朝中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典型的可有可无帮派，下面就来看宦官派和儒学派的终极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