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我和哥哥是在新大久保站分手的。哥哥说，你坐出租车回家吧，说完就走上车站的台阶。于是我坐上了出租车。

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这顿饭是在哪里吃的，大概是哥哥的死给我的冲击太大了。那天和哥哥的诀别记得清清楚楚，此外的事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车刚要开走，哥哥又从台阶上跑下来把车叫住。我下车，站在他面前问：“什么事？”

哥哥在自杀三天前请我吃了顿饭。

哥哥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阵，说：“没什么，好啦！”

果然就像他自己常常说的，他在三十岁之前的二十七岁自杀身亡。

说完他又走上了台阶。

我说这话之后几个月，哥哥就死了。

等我再次看到哥哥的时候，那已是沾满血迹的床单蒙着的尸体了。

“越是动不动就提死的人越死不了。”我用这样极其浅薄的话回答了她。

他是在伊豆温泉旅馆的一间厢房里自杀的。站在那房门口看到死去的哥哥时，我一动也不能动了。

所以，我对母亲的担心竟然付之一笑。

和父亲一起去领取哥哥遗体的亲戚愤怒地冲我喊：“小明，干什么哪？”

哥哥以前常说：“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这话他几乎像口头禅似的不离嘴。哥哥对俄罗斯文学心悦诚服，特别把阿尔志跋绥夫的《绝境》推崇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文学，总是放在手头。哥哥预告自杀的话，我认为是他被《绝境》主人公纳乌莫夫所说的奇怪的死的福音所迷惑而说出的，不过是文学青年夸大的感慨而已。

问我干什么？我是在看再也不能见面的哥哥。

不错，是有这么回事。

我在看骨肉至亲的哥哥，同一血脉的哥哥，这同一血脉的鲜血仍然流淌不止的哥哥，而且对我来说无可取代、永远尊敬的哥哥！

“这还用问……丙午不是常提吗？三十岁之前死掉……”

还问我干什么哪？他妈的！

“您指什么？”

“小明，帮一把！”父亲小声对我说。

有一天母亲问我：“丙午^[1]不要紧吧？”

然后他开始用床单包裹哥哥的遗体。

父亲、母亲及姐姐也没有表示反对。出乎意料的是，哥哥却没有明确表态。我把这简单地理解为他目前正失业的缘故。

我被父亲所感动。这时，我才能好不容易抬脚进了屋子。

为了幸存下来的哥哥，也由于这一事件给我们家投下的阴影，我衷心盼望出现一桩喜庆事。因此，我曾经考虑过让哥哥和他那同居的女人正式结婚。这个女人，就人品来说是没得说的，将近一年时间我承她照顾，并由衷地把她当作嫂嫂看待。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事办成。

把哥哥的遗体装进从东京雇来的汽车时，尸体低声呻吟了一下。大概是双腿屈着抵在胸部，把胸部的空气挤出来的缘故吧。

哥哥曾经考虑到随着有声电影技术的发展，取消电影解说人理所当然，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不得不干的罢工委员会主席的处境是多么痛苦，也不难想象。

司机吓得发抖，即使去火葬场把哥哥火化之后返回东京的路上，他也发狂似的开快车，结果走错了路。

有一天，哥哥自杀未遂的消息传来，我以为这是当了罢工委员会主席，处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才导致他顿生轻生之念。

哥哥自杀了，但母亲始终没有掉一滴泪，只是平平静静地承受着这份痛苦。母亲虽没表现出谴责我的意思，但是我从她那神态上完全懂得了，因而心里更加痛楚。

我本来想画油画，但想到在森村小学当教师的大姐以她的全部收入支撑一家生活的经济状况，就不能再提出买油彩和画布的要求了。

母亲为哥哥担心，向我倾诉的时候，我竟以极不负责、非常轻率的态度对待，怎能不深感内疚呢？

父亲想问问我画了些什么，我无言以对，除了随机应变，用谎言搪塞之外也别无他法。看到一直期望我成为画家的父亲，我就决心从头做起，开始画素描。

“你说些什么呀！”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

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是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才回来的，似乎我只是长期出外写生一样。

我看到已死的哥哥动弹不得的时候，那位亲戚曾经呵斥我：“干什么哪！”对他，我能责怪他吗？

那时，欧美影片已经完全有声化了，专门放映外国影片的影院不再需要影片解说，影院业主们提出解雇全部解说人。解说人举行了罢工，哥哥担任罢工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很是为此苦恼。我仰赖如此境遇的哥哥过日子，心里也着实痛苦。因此，我回到了阔别许久的家。

对母亲，我说了些什么？

看到长排房生活的阴暗面之后，我忽然想回家了。

对哥哥，我又说了些什么呢？

写他，我心里很难过。但是如果跳过此节，就无法继续写别的，只好写出来。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

这就是我哥哥的死。

[1] 哥哥的名字。

既然写了惹人心烦的事，索性把本来不愿意写的也写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