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发给我的活动经费少得可怜，而且还常常中断，所以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时候很多，甚至有时都吃不上饭。住处连个火也没有，要睡觉的时候，我只好到澡堂把身子泡热了再睡。
现在想起来，那是十分轻率的，而且是蛮干行动。但是，这条路我一直走到一九三二年春天。
那时一个工人出身、和我经常联系的联络员跟我说，他把预定下次能领到活动经费的日子计算好，再把给他的活动经费按天数平分，每份就是一天的饭钱。然而我却难以照办，为了填饱肚子，钱花得毫无计划。把钱花光而又没有非办不可的事时，我就躺在被窝里忍受着饥寒。当发行工作处于困难阶段时，这种忍饥抗寒的日子就少不了。还有一条路，就是到哥哥那里求助。但他曾说过“你的热度也会很快就降下来”，所以我这个生性倔犟的人是不会去求他的。
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对日本社会感到不满和憎恶，只是为了反抗它才参加了这具有反抗性的运动。
那时，我住在水道桥附近一家麻将馆的二楼，一间四叠宽窄的屋子，终年不见阳光，光线十分昏暗。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发高烧，动也不能动。烧得神志不清，总能听到楼下洗牌的声音，那声音时近时远，时大时小。我听着这种声音迷迷糊糊地过了两天。房东老爹因为两天没见我露面，颇感奇怪，就来到楼上。他一进我这充满汗臭味的房间，看到我憔悴已极的面孔，吃了一惊，说：“我马上请医生来。”可我坚决反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读了《资本论》、《唯物史观》，但是不懂的地方很多，所以如果让我站在《资本论》和《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分析和解释日本的社会，那就太勉强了。
我不确定这场感冒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可我知道医生一来可就不得了了，因为我身无分文。
事实就是如此。
房东老爹下楼去了，过了一阵，他的女儿给我端来了粥。此后她一天给我送三次粥，一直到我病愈。
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我被一个宪兵抓住了，他还没有搜我的身时，我说去趟厕所，他领我去了，还把门给我关上。我赶快在厕所里把携带的联络文件吃进肚里。结果，他很快就把我放了。这件事使我尝到冒险的滋味，觉得很有趣。换穿各式各样的服装、戴上眼镜乔装打扮也很有趣。遭检举的人越来越多，《无产者新闻》人手不足，我这参加不久的人没多长时间就做了助理编辑。当时的总编辑跟我说：“原来你不是共产党员啊。”
那是一位什么样的姑娘呢？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她的情义我永远难忘。
我每次去联络地点之前，为防万一，总是先把逃脱的路线研究好。这个方法此时起了作用。我跑得并不快，但好在我年轻，又是按照已看好的路线跑，一下子就把他们摆脱了。
卧病期间，我就和《无产者新闻》的伙伴们断了联系。那时，我们对顺藤摸瓜式的检举十分警惕，彼此都不把住址告诉对方，只有见了面才定下次再见的地点，所以联系一断就毫无办法了。
这些家伙站起来和我拔脚就跑，几乎是同一瞬间的事。
如果想取得联系，还是能想出办法来，但那时我刚病愈，身体十分虚弱，也没有这份气力。
一个雪天，我按照指定地点，来到驹込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刚推开门，不由得大吃一惊。咖啡馆里有五六个汉子，一见我就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看便知道，这是特高刑警[1]。这些家伙的脸上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爬虫类的表情。
老实说，我是以联系不上为借口，想从艰苦的非法政治活动旋涡中逃脱出来。谈不上对左翼运动热度消失，因为我的热度本来就不高。
一开始，我只说到哥哥家去暂住几天就离开了家，此后屡换住处，有时住在支持者的家里。开头我担任街头联络员。政府的镇压手段非常残酷，和我联系的人常常不能如约出现，或是因为遭到检举，从此再不能来。
大病初愈后，我拖着两条晃晃悠悠的腿，从我中学低年级时代常常走过的路来到水道桥，从这里走向御茶水，过了御茶水，上了圣桥。
当时，《无产者新闻》已转入地下，报纸名也改为罗马字拼音，印在做衬底的花纹之中。我成了这个机构下属组织中的一员。当时，如果参加非法的政治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警察逮捕。至于拘留所，我在做无产者美术研究员时已经历过了，如果再次被捕，绝不会被轻易放过。记得那次被捕之后，父亲来探望过我。一想起父亲的表情，我心里就十分难过。
过了圣桥，走下左边的坡道，朝须田町的方向拐过去。这里有一个叫电影宫的电影院。我从登在报纸上的电影宫广告中看到过哥哥的名字。
后来，我对无产者美术运动感到厌倦，转而参加了无产者的非法政治活动。
我曾经登上过弯弯曲曲的坡道，而今我又要走下坡道回到哥哥那里。
这样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在代代木车站站台上意外地遇见了植草圭之助。那时我们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我大概正为自己的问题苦恼，所以心不在焉。植草也一样。即使他听说我已参加无产者美术运动，成了文学同盟的一员，似乎也漠不关心，只是随口答应而已。
写到这里，我想起草田男的诗句：
这里有才能出众的画家，但总体来说，这个艺术运动还谈不上注重绘画的本质，而是倾向于以并未很好消化的政治理论为指导来绘画，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而渐渐失去了绘画的热情。
回首柳暗花明引泣，但慨初生牛犊无惧。
无产者美术同盟标榜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更近于自然主义。我认为，它距离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的犀利程度还差得很远。
[1] 特别高等警察的略称。战前日本为压制反对天皇政府的思想、言论、行为而设立的秘密警察。
一九二八年，我开始出入位于丰岛区椎名町的无产者美术研究所，还在这个所新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我的绘画和招贴画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