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电影也十分倾心。
那时候买的画册和其他书一起，遭空袭时被烧毁了很多，现在手头还剩几本。这些画册书脊已经破了，封面脱落，书页也散了，而且沾满了手垢，还有非常明显的被油彩弄脏了的手指的指痕。现在重看这些画册，仍能唤起我当时的那种感动。
那时，离家在外租房而且屡屡搬家的哥哥，正沉迷于俄国文学，同时以各种笔名向介绍电影的刊物投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大发展的外国电影的艺术性加以重点评论。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电影方面，我远不如哥哥见多识广。
当然，因为我有志未来做一个画家，所以不论日本画还是西洋画，我一概仔细观摩。当时很少出版画册，但已经出版的画册买得起的就买下来，买不起的就多跑几天书店，在那里看。
特别是电影，我如饥似渴地看哥哥推荐的作品。在我读小学时，为了看哥哥说的好影片，我们甚至会徒步走到浅草。
音乐方面，我常去喜欢音乐的朋友家里，在那里专听古典音乐唱片。我还常去近卫秀麿创办的新交响乐团，听他们排练。
那时看的影片如今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去的影院是歌剧院，到那里等夜间的减价票，在卖票处前排队，回来后哥哥还挨了父亲的训斥。
戏剧方面，我看了话剧。使我最感惊讶的，是小山内薰主持的筑地小剧场的戏。
现在回忆那些影片名，竟发现我看的全是电影史上的名片。这些，都是哥哥教导的结果。
我不分外国文学还是日本文学，也不问古典或是现代，碰到什么就读什么。有时坐在桌前读，有时躺在床上读，连走路也边走边读。
我十九岁时（一九二九年），虽然对动荡的世界漠不关心，可并不满足于埋头画我的静物画和风景画，所以决心参加无产者美术同盟。我把这事和哥哥一谈，他笑着说：“也好嘛，可当前日本的无产者运动，就像流行性感冒，热度很快就会退的呀。”我对哥哥这句话颇为反感。
说起文学，那时正是“一元本”（一本一元钱）出版热的时代，世界文学全集、日本文学全集泛滥，如果到旧书店买廉价品，五角或三角钱就能到手，我可以任意挑选。此时没有课程负担的我有足够的时间读书。
那时，他专给电影院写剧情解说，不过是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前进了一步，刚开始担任无声电影的解说人。
这样，我一面沉迷于绘画，一面贪婪地学习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
当时，以德川梦声为首的电影解说人，有和旧电影解说人完全不同的主张。他们以外国电影出色的解说人、出色的演出者自居，开始自己的活动。哥哥对德川的主张十分赞同，因而走上了这条道路。他担任了一家三流影院——中野电影院的主任解说人一职。
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我无法静下心来面对画布作画。再者，画布、油彩价格无不昂贵，考虑到家庭经济情况，我不能要求家里给我买齐这些东西。
我认为哥哥此时是个庸俗的成功者，所以只把他的话当作肤浅之见。但结果正如他所料。
另一方面，企图从经济恐慌的痛苦现实中逃避开来的倾向也逐渐激烈，因而出现了许许多多色情、荒诞和无聊的作品。
然而这件事使我非常不甘心，这成了我艰苦奋斗数年的动力。
在我十八岁这一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第二年又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经济，不景气之风吹遍了全国，无产者运动日趋尖锐，无产者艺术运动也随之兴起。
我贪婪地往头脑里灌输美术、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方面的知识。为了自己有个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