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这位军事教官的关系，和小学时期与立川老师的后任老师的关系非常相似。
大正、昭和年代的教育家与军人，大多和明治年代的教育家与军人想法完全不同。军人出身、对社会主义不满的父亲，读了报道大杉荣[1]被暗杀的新闻，也曾十分愤慨地说：“浑蛋！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
那上尉动不动把我这根本不够示范资格的人叫出来做示范动作，让我当众出丑，拿我取乐。我只好求救于父亲，请他在我的学生手册中写上：这孩子体弱，肺有病，望不要让他扛沉重的步枪。父亲这样做了，还盖上了印章，把手册交给了那位教官。他看后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从此就再也没让我拿着枪走出队列，听他那“目标正前方——跪射”或“目标右前方——卧射”等口令的折磨。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由于当时不论父亲还是校长，对在学校实行军训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吧。
不过，与我为敌的这家伙也很有办法。你说枪重，好，指挥刀轻吧，于是他让我参加排长训练。我喊口令，全班就得听我的。可我常常把口令弄颠倒，再不就是一时紧张喊不出来，出尽了洋相。班里的同学也以此取乐，即使口令没错，他们也故意做错动作；万一口令错了他们就大肆夸张，使动作错得更为离谱。比如，我下令“齐步——走”，本该扛起枪再走，可他们却拖着枪走。还有，队伍走到墙根了，仓促间我没有下转弯的口令，一急更喊不出来，他们就开心地往墙上撞，或去踢墙。既然这样，我索性让他们折腾去。那教官对我叫嚷，我就装作没听见，不予理睬。同学们一看这局面更加高兴，他们忠实地执行口令，有的甚至开始爬墙，直到教官代我下口令他们才停止。
第二天他把我父亲也叫去了。大概是因为我父亲讲了他的军人历史，尽管我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可结果居然没有被开除。父亲去了一趟之后，这事就算了结了。后来父亲也没难为我。我记得，那上尉训斥我时校长也在场，但并没有训斥我。
同学们如此恶作剧，并非羞辱我，而是嘲笑那教官。
有一天，一位淘气的伙伴给我看一个罐头盒，里面装满了火药。那火药是把训练射击用的子弹弹头拔掉倒出来的。他说，把它砸一下，就会发出极大的响声，遗憾的是找不到那么大胆的人砸它。我说，你砸不就完了吗？他说，我也没那个胆子。黑泽，你砸一下怎么样？他这么一说，我要是发怵不干，面子上不大好看，便答应了。我把那罐头盒子放在校舍一楼楼梯前，找了块大石头上到二楼，照准那罐头盒子把石头扔了下去。轰然一声巨响。声音之可怕超过想象，撞在校舍混凝土的墙上发出巨大的回音。没等回音消失，那教官就脸色苍白地冲了出来。因为我不是士兵，他没动手揍我，可立刻把我带到校长室，狠狠地训了一顿。
一次，军训检阅官到校检阅我们的冲锋演习。我对同学们说：“咱们出出这位教官的洋相。距检阅官不远处有个水洼，你们好好听我口令，大家折腾一下。”大家都心领神会。
中学三年级快要结束时，中学也开始实行军训。我们学校派来的教官是现役陆军上尉。我和这位上尉的关系始终不洽，因为我干了这样一件事。
我下口令：“冲锋！”大家个个精神百倍地冲了出去，等他们跑到水洼前面，我下令：“卧倒！”他们都猛扑到水洼里。泥水四溅，个个都成了泥人。
可能植草遇到了什么重大问题。后来我听说他不读商业学校了。此后过了将近五年，我们俩才再次见面。
这时我听到检阅官大声喊道：“够了！”我连忙看了看那位拘谨地站在检阅官身旁的教官，只见他呆站在那里，一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表情。
中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植草来找我。当时我正上课，他站在教室窗外，笑着向我摆摆手就走了。
我和这上尉的龃龉，一直持续到中学毕业。现在想来，可以说这是我在第二段叛逆期发生的事。我感到，自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产生的叛逆精神，全都集中地针对这位教官了。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大致处于这一年龄段时，从来没有和我的亲属以及其他人对抗过，唯独对这位上尉，我的反叛态度十分坚决。
我在京华中学，植草圭之助在京华商业学校，两人很少见面。他的商业课是在中学课程结束之后才开始。
从京华毕业时，因军训不及格而没领到“士官适任证”的，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一次是别人淘气了，照例说是我干的，我十分愤慨。为了泄愤，我穿着打棒球时穿的钉子鞋在礼堂桌子上乱跑乱跳。这次淘气淘得过了头，所以我坚决不说是自己干的，品行分数居然没有扣。后来我对此大吃一惊。
我想到毕业典礼上我一定会被这个上尉逮住教训一通，索性就没去参加。
我们班里有个同学是数学老师的儿子，但是他的数学很糟。数学考试前，我估计他父亲很可能把考题告诉了儿子，就召集同伙把那家伙引到学校后院，逼他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开头他不吐口，最后只好可怜巴巴地如实招供，把考题全都说了。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我就把考题告诉了全班同学。结果，这次考试大家全都得了满分。这样一来，那位老师当然觉得可疑，当下逼着儿子说出实情，儿子无奈只好实说，结果老师决定重考。这次老师的儿子不及格，我也没有及格。
后来我去领毕业文凭，刚出校门，就发觉这个上尉似乎已候我多时。他瞪着眼睛追了上来，挡住我的去路，对我怒目而视，并大声地骂了一句：“你小子是个不仁不义的家伙！”
在物理学校上课时期，虽然也是淘气，但不过是简单的恶作剧。迁入新校舍后，就不那么简单了。上化学课时学过炸药的化学成分，我就在实验室里把炸药成分装满啤酒瓶子，放在讲台上。化学老师听说瓶里装的是什么，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捧着它扔进校园的水池里。那啤酒瓶大概直到今天依然睡在京华中学水池的池底吧。
他这一骂，我立即反唇相讥。我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一招，所以早就准备好了回敬他的话：“我已经从京华中学毕业了，你这个中学军训教官没有任何对我说话的权力和义务！我的话说完了！”
我的座位在后边，上课时不停地淘气。一年后，白山附近新建的校舍落成，但在大礼堂上课时养成的习惯，不仅没因迁进新校舍而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了。
上尉的面孔像变色龙一样，一会儿青，一会儿紫。我把手里的文凭狠狠地揉成团朝他脸上砸去，转身便走。
京华中学校舍烧掉了，只好临时借用牛込区神乐坂附近的物理学校的校舍。这个学校当时只办夜校，白天校舍空着，但教室很少，我们同一年级的四个班全挤在大礼堂里一起上课。坐在礼堂后边的学生，离讲台很远，看过去老师显得很小，讲话也听不太清楚。
过了一会儿，我回头看去，只见他木头似的仍站在街上瞪着我。
大地震之后，从中学二年级将近结束时开始，我成了桀骜不驯的淘气鬼。
[1] 大杉荣（1885－1923），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著有《自叙传》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