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就拿棒打。”
“要是饿得没办法了，硬要杀呢？”
“差不多么。”
“我们从不杀猫。”
“怎么会是差不多？”小三子余恨未消，“要是她找了老公，哪天气不顺，不会把老公一把掐死？”
“你们平时怎么杀猫？”
“只有你们城里人搞得下。”另一位农民表示痛恶。“下”大概是下流的简称。
“她还杀猫。不要棒子也不要刀，一只猫硬是被她活活掐死了，你看毒辣不毒辣！比日本鬼子还凶呵。”
小三子对邢立怒气冲冲，但一见面还是十分客气和殷勤。他在伙房里当厨工，见邢立要洗头，立刻去挑水。见邢立吃饭来得太晚，立刻打开炉火热饭和热菜。他是不是暗中加了半勺菜油，也在我们恨恨的想象之中。他只是容不得邢立借刀去剐蛤蟆，一见菜刀没有了，立刻冲到地坪里破口大骂，哪个瘟狗婆爪子痒，把菜刀偷走了呵？是剐你的爹爹还是剐你的外婆？是剁你的肝还是剁你的肺？……
“那是治病吧？”
邢立受不了这种词汇丰富的恶骂，更受不了大家的哄笑。有一天晚上，听到小三子又在地坪里叫骂，又在挨门挨户寻刀，她立刻紧急打扮自己。这样，当小三子推门的时候，油灯突熄，一声尖叫，一只手电光从下往上照，勾勒出白惨惨的一张鬼脸，映照出她脸上蓝墨水和红药水的五光十色，还有裹在身上的飘飘白床单。小三子果然找到了刀，不过是阴风习习的魔鬼伸出长舌，张牙舞爪地操刀而来，吓得“娘呀”一声，连滚带爬逃出门去。
“她生吃蛇，生吃鱼，还生吃猪肝。”小三子说。
他后来病了一场。
我不理解这种愤怒。
他再也不敢进那间房，还好几次忘了给菜里下盐，声称是邢妹子吓散了他的魂。他说他以前还认得百多个字，经过那一吓，现在只认得一小半了，锣鼓也敲不成点子。其他农民也证实，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邢妹子被强奸？鬼话，她强奸别个还差不多。”一位叫小三子的农民愤愤地说。
农民差不多都不敢惹邢立，至少不敢再去她的房间偷肥皂和摸酱油。他们都说这个贼婆子太神了，动不动就骂人，就装神弄鬼——她半夜里还敢一个人到坟坡上去游荡，这样的人哪个惹得起？
我们都处在身体发育的危险阶段，正在偷偷地从农民粗痞话、母猪配种以及判刑布告中得到生理教育。何满就劲头十足地看过许多布告，对布告上言之不详处暗暗揣摩，找我共同探求一些肮脏的想象，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新布告上看到了又一桩流氓案，其中的受害者叫邢×——不会就是新来的这盘菜吧？
……我回想起这些事，完全是因为碰到了苏志达。要不然很多事情就忘了。比方说，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当初邢立为什么要改掉原名邢丽，为什么很少说到她的父母，为什么喜欢生吃鱼肉。有一次我随意说说，身高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她就追问我根据是什么。我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她说你别开玩笑了。第二天她旧事重提，追问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到底是在什么报上看的这种根据，如此等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蚂蚁的肠子，韭菜的性别，扁担挑土时的杠杆原理……都是些古怪的问题。
她们的来历是大家长时段的话题。时逢中央下达保护女知青的紧急文件，这些重新安置的“转点”知青，一般都有点案情。比如罗太太就差点是个喜儿，不过是自愿受害的喜儿，曾与一地主子弟私通，打过胎。事情败露后，地主崽子去蹲大狱，罗太太就来到了我们解放区。至于邢立，肯定也有过妇女的冤仇深和战士的责任重，只是她一直没有向解放区的军民倾吐过苦水，让我们有点不甘心。
我也不记得，当初她夜里装鬼还吓过哪些人，为什么要吓那些人，包括用一对血糊糊的狗眼睛，吓得什么人屎尿都拉在裤裆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事都是她干的，或者说很像是她干的。
我们从榨房里回到工区的时候，农场里出现了两张新面孔。一位胖，左眼斜视，走路时下身垮垮地朝前挺，大家命名她“罗太太”。其实她不姓罗，好像她模样长得该姓罗似的。另一位就是邢立，也是个母的，长得眉长眼大，扎两只羊角辫，穿一件男式军棉袄，一个被男知青们争相观看摩拳擦掌的焦点人物。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走近了。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着去榨房，因为缺油的枯胃可以在那里大补一次。记得我当时舀了一大碗热乎乎的新油泡在饭里，迫不及待地喝下去，最后呕得天旋地转，不无幸福地栽倒在牛腿下。
她发现了我，好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油菜花的灿烂金色延绵天际，曾让我心潮起伏。我后来才知道油菜花并不浪漫，它只能远看，一旦进入近距离，就意味着追肥时的粪臭烘烘，意味着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完没了牛拉磨盘吱吱呀呀，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嗵嗵嗵——是大棰猛烈撞击油榨的声音，是人造地震。
她说，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