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不是支持同性恋呢？”
记者打断女儿的话，插嘴道：
我听不见女儿的回答，但大致能预测她会如何响应。女儿不可能有所隐瞒，她眼里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个性几乎和过世的丈夫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不，说不定这意味着女儿还很年轻，因为年轻就代表着愚昧。
“不好意思，您以为我是基于和对方的交情才来到这里吗？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放弃了其他学校的两堂课程，这个问题对我和其他讲师而言都同等重要。上课不是讲师最基本的权利吗？”
沿着桌子绕圈，用鼻子哼出旋律的小孩子害羞扭捏地向我接近。我伸出手握住了那稚嫩柔软的小手，手指头摸起来就像刚煮好的米饭般膨松粉嫩，仿佛放进嘴里就会瞬间融化的冰激凌。
“两位关系似乎很亲近。”
“很热吧？来，过来这边。”
“我们是同事。”
“好热。”
“您和那位讲师是什么关系呢？”
这孩子知道妈妈现在躺在重症监护室吗？会猜到妈妈为什么变成那样吗？知道爸爸在病房守着妈妈的时候，外婆和外公为什么要跑到外头大太阳底下的街上挨晒吗？当原本手脚都好好的，一下子就能把自己抱起来的妈妈坐着轮椅出现，这孩子会做出何种表情呢？我在思索这些事情时，依旧很努力地避免望向孩子的外祖父母站立的地方。
我刚觉得好像能和女儿对上眼神了，她就完全转向了记者那侧。她一只手叉在腰上、站姿歪斜的模样，看起来像是在发火。
也许我应该向那对年迈的父母道歉，下跪磕头泣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养好孩子。可是我该如何开口呢？说都是因为我女儿，才让你们的宝贝女儿受伤吗？就连说不怪任何人的那对夫妇心中作何感想，我都无法揣度。
“因为要上课啊，也要给他们留作业。那堂课的作业，就是看完那部电影，进行讨论，并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而且那也是一部必看的电影。即使不追究这个，上课也是讲师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论我还是其他讲师。”
我将个子娇小的孩子轻轻拉到面前，替孩子擦拭有汗水滴落的额头。
“不过，讲师为何要让学生看这种电影呢？”记者转向女儿问道。
“来，要不要坐这边？”
我坐在远处注视着那样的女儿，可是无法准确得知女儿正在看什么，她的想法和心境又是如何。因为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惶惶不安、心急如焚。
像个小矮人一样的孩子坐在我身旁，我将数张传单折起来，替孩子扇风。孩子柔软光滑的发丝轻轻飘扬，双脚则调皮地晃来晃去。
就在记者和那两位学生谈话时，女儿闭上了嘴，并往后退了一两步。
记者持续提出问题：
“请您问问这些学生，了解一下课程内容是否真的不合宜。”
“那么，您和您的伴侣交往多久了？就是和您同居的人。”
女儿朝某人挥了挥手。她呼喊某人的名字，绑着高马尾的女学生和戴着圆眼镜的男学生一块走了过来。
“超过七年了。”
“那只是借口，真的只是狡辩。请您稍等一下。”
女儿说这句话时，紧张的神色暂时消散了。此时她一定想到了那孩子在大火前翻炒、炙烤、油炸某样食材的模样吧。
“学校提到了不合宜的课程，关于这点，您有何感想？听说那位讲师课上的内容很不合适。”
可是，这种关系会有未来吗？不是随时都能分手转身离去吗？
记者在一本小手册上写着什么，但看起来并不像在侧耳倾听女儿的话。一辆外卖摩托车骑进校门，一群鸽子受到惊吓，同时振翅飞向空中，几个立好的示威板也随之倒下。
提问的人如今变成了我。也就是说，我正在思考人们说起爱情时，用来填补爱情这个空洞虚无的词语时的种种细节。
“我们只是希望能听到一句道歉，还有承诺以后不会再有相同的事发生，因为学校以极其离谱的理由解雇了讲师。如果那是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会默默接受，比如课程评价太差之类的合理原因。”
好比说，你们两人躺在床上，在夜里摸索彼此的身体时，你们能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假设那可以称为性的话，你们是否能够拥有身为女人感受到的快乐或欢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什么样子？
“您的诉求不是复职吗？”
我抱着这种原始的好奇心，这种与他人无异的疑问。那个在我的血肉中诞生、成长的孩子，也许是距离我最远的人，是我如何努力也无法了解的人。我真心想问，这真的是女儿想要的吗？无法拥有孩子，什么也没有的空洞关系，永远不完整的人生，还有来自其他人如影随形、穷追不舍的轻蔑与侮辱，以及自己必须承受的羞耻心与愧疚感的重量。
“复职或不复职的暂且不论，无论她还是我，都只是算钟点拿钱的讲师罢了。我们的要求不是退休金或养老金什么的，那位讲师只是任期一年的临时讲师，而且实际任职都不到一年，只有九个月而已。”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您的最终诉求，是让那位讲师复职吧？”
我很想知道，也许我想化身为那个事不关己的人，拿着一本小册子，偶尔假装做做笔记，不抱任何期待、野心和怯懦，想问什么就问什么，然后等待对方的回答。只是，即将得知的事实却令我无比恐惧。
女儿捏扁手中的纸杯，发出了细碎的声响。
尽管如此，我仍必须提出问题，我非如此不可。我必须一问再问，直到身心俱疲为止，因为女儿是我的孩子。我终究还是想知道，也必须知道不可。至少我不想当个逃跑的父母，不想因回避和犹豫失去女儿。
“原本有，但是被取消了。系主任没来，校长也没来，要怎么面谈？”
“这是一所由宗教财团设立的学校，所以这问题似乎很难被接受呢。您是怎么想的呢？”
“听说那天上午和校方进行了正式的面谈？”
记者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我无法得知他做出了何种表情。
“那是一场针对不当解雇的示威活动，参加者包括我和另外两位讲师，还有些其他团体的人士，以及三名学生和我认识的人。”女儿回答。
“这不是理解与否的问题，也不是需要请求谅解的问题。这是权利，是每个人出生时就拥有的权利。还有，私生活和工作是两码事。我所要求的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吗？要求将工作与私生活分开，要求保有讲师的基本权利，这些不都很理所当然吗？”
“那天有几个人参加？为什么要聚集在那边？什么时候来的？”记者问道。
我听见女儿断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