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拜伦爵士从来不能好好自我反省，因此他即使进行反思也从来不会成功，例如他那句‘钱要多但不要权威’就莫名其妙，好像钱一多权威便自然削弱了似的。
“所有英国人生来都不爱独自思考，精力分散于各种琐务并热衷党争，根本静不下心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但作为实践家，他们却很伟大。
“然而他的创作却都成功了，真可以讲，他这个人是灵感取代了思索。他必须不停地写作；须知在创作方面，一切来自人的特别是心灵的东西，他都很杰出。他写起诗来就像女人生孩子；她们不用思考，也不知道是怎样生出来的。
歌德继续说：“可以把拜伦爵士既看作一个人，看作一个英国人，也看作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好品质，主要都来自他作为人的天性；他还有一些坏品质，则源于他是一个英国人，一位英国上议院的议员；至于他的天才嘛，确实无人可比。
“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一位天生的诗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身上有他与生俱来的那么多作诗的天分。还有在把握外在事物和洞悉历史情境方面，他也与莎士比亚一般伟大。不过作为纯粹的个人，莎士比亚更加杰出。对此拜伦心中有数，所以也不常谈论莎士比亚，尽管他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段大段地背得烂熟。他真恨不得将莎士比亚给否定掉，因为他的快活爽朗如同横在他前进路上的一块巨石，他感觉自己无法越过。他不否定蒲伯，因为不害怕蒲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提起蒲伯，对蒲伯钦敬有加，因为他清楚，蒲伯于他只是一道背景而已。”
听了这连篇妙语我顿觉心旷神怡，它们于我如同铭语箴言一般值得细细玩味。
歌德谈起拜伦来似乎滔滔不绝，我呢，听他讲也不知疲倦。在几段小的插话之后，歌德接着讲：
“他与传统决裂，与爱国主义决裂，这不只毁了他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他的革命理想和与此相联系的经常情绪激烈，也不容许他的天才得到充分发挥。还有他老是反对别人、挑剔别人，同样有损他自己的那些优秀作品。倒不仅仅是诗人的不满情绪会传给读者，而是一切的反对都会导致否定，而否定的结果只有虚无。我如果见坏就说坏，那又能得到多少好处？可如果我把好的也说成坏的，那害处可就大啦。谁真要想成就事业，千万不要咒骂，千万不要去忧心那些做颠倒了的事情，而应该永远只做正确的事。因为需要的不是摧毁，而是建设；建设将使人类感受纯粹的快乐。”
“身居英国上议院议员的高位，对拜伦十分不利。因为任何天才都要受外界的影响，更何况出身又如此高贵，家资又如此豪富。中等的家庭环境，对于一位天才要有利得多；所以我们也发现，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全都出自中产阶层。拜伦那样地不知节制，要是出身低一点，家产少一点，也就远远不会那么危险。可事实上呢，他有权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便陷入了无数的纠葛麻烦。再说，他出身如此地高贵，还有哪个等级能令他心生敬佩和顾忌呢？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便使他与世人的矛盾难分难解。
“他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总是狂热、冲动，头脑发昏，既不清楚也不考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事。他自己为所欲为，看别人却一无是处，这一来肯定自己也没好结果，把全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他那篇《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一开始就得罪了那帮文学精英。随后哪怕只为了活下去，他也必须后退一步。可在接下来的作品里，他继续与人家对着干，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国家和教会也敢去碰。如此不顾一切地蛮干，使他在英国待不下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欧洲大陆也可能把他赶走。他在哪儿都觉得空间狭窄，即使他享受着无边无际的个人自由仍感到憋闷，世界对于他是座监狱。他奔赴希腊并非心甘情愿的决定，是他与世界的别扭关系驱赶他去了那里。
“看着真是令人惊讶，”歌德继续说，“这个高贵、富有的英国人，竟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耗费在了私奔与决斗中间。拜伦爵士自己就讲，他的父亲曾勾引跑了三个妇女。相比之下，他这个儿子还算理智的哩！
“他生性天马行空，好高骛远，能以遵守‘三一律’来约束自己真是一件好事。要是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也懂得节制就好了！他做不到这点，是他的致命伤；完全可以讲，他毁就毁在放纵不羁。
“他确实一直生活在原始状态，以其禀性，他必定时刻觉得有自卫的需要。因此他总是‘放枪’。他不得不随时准备着有人去找他决斗。
……歌德继续谈论拜伦爵士，说：
“他没法独自生活。所以尽管他有很多怪癖，对自己交际圈内的人却极其宽容。他可以整个晚上朗诵悼念穆尔将军的诗，让他那些高贵的朋友如坠云里雾中。他不管这个，朗诵完了就把诗稿放回口袋里。作为诗人，他表现温顺如同绵羊。换上另外一位，可能就会叫那班高朋见鬼去。”
（评说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