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像贝朗瑞似的天才,”我应道,“也许根本写不了符合道德的题材呐。”
“与这部中国小说形成极有趣对比的,我看是贝朗瑞的诗歌,”歌德继续说,“他的那些诗全以不道德的、淫秽的素材为基础,如果不是因出自贝朗瑞这样一位大天才笔下而尚可忍受,不,甚至显得优雅的话,那将令我极度地反感。你可自己说说看,中国诗人写的内容如此绝对符合道德,法兰西当代诗坛首领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有意思极了吗?”
“你说得有道理,”歌德回答,“正是通过揭示这个时代的反常现象,贝朗瑞显示和发挥了自己天性之所长。”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怪,”歌德回答,“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加明朗,更加纯净,更加符合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富于理智,都中正平和,没有强烈的情欲和激扬澎湃的诗兴,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以及英国理查生的小说,颇多相似之处。可不同点还是在于,在他们那里,外在的自然界总是与书中人物共同生活在一起。人们总是听见池子里的金鱼在刺刺地跳跃,枝头的小鸟儿在一个劲儿地鸣啭,白天总是那么阳光明媚,夜晚总是那么清朗宁静;写月亮的时候很多,可自然景物并不因其改变,朗朗月华在他们的想象中明如白昼。还有房屋内部也精致、宜人得一如他们的绘画。例如,‘我听见可爱姑娘们的笑声,随即看见她们坐在纤巧的藤椅里’。这情景立刻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因为藤椅必然使你联想到轻巧、纤细这些词。而且故事里随时穿插着无数典故,援引起来恰似一些格言。例如讲到一位姑娘的双脚是如此轻盈、纤小,她就是站在花上,花也不会折掉。又讲一个青年男子,德行和才学都很出众,所以三十岁时便获得了和皇帝谈话的恩宠。还讲到一对情侣,双方长期交往却洁身自好,一次不得已在同一间房里过夜,仍旧只是以交谈打发时光,谁也不曾碰一下谁。类似的无数典故,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然而正是这凡事都严格节制,使中华帝国得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还会这样继续维持下去。
“不过这部中国小说,”我讲,“也许是他们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吧?”
“一部中国小说?”我接过话头,“那肯定挺怪的吧。”
“才不是哩,”歌德回答,“他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小说,而且早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莽莽森林里时,就已经有了。
“在没与你见面的这些日子,我读了不少书,特别是还有一部中国小说,我眼下还在读它,觉得这部小说极为值得注意。”
“我越来越认为,”歌德继续说,“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因此马提森先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他是诗人,我也不得以为,只有我是诗人,而是每个人都该告诉自己,写诗的天赋并非什么稀罕物儿,没谁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就有特别的理由感到自负。显而易见,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故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唯视其为杰出典范。我们不应该想,只有中国文学杰出,或者只有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只有卡尔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龙根之歌》杰出;而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儿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典范,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塑造的是美好的人。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
同歌德一起进餐,他说:
我很高兴,听歌德就一个重要话题一口气谈了这么多。……
(谈中国小说;“世界文学”;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