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像贝朗瑞似的天才，”我应道，“也许根本写不了符合道德的题材呐。”
“与这部中国小说形成极有趣对比的，我看是贝朗瑞的诗歌，”歌德继续说，“他的那些诗全以不道德的、淫秽的素材为基础，如果不是因出自贝朗瑞这样一位大天才笔下而尚可忍受，不，甚至显得优雅的话，那将令我极度地反感。你可自己说说看，中国诗人写的内容如此绝对符合道德，法兰西当代诗坛首领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有意思极了吗？”
“你说得有道理，”歌德回答，“正是通过揭示这个时代的反常现象，贝朗瑞显示和发挥了自己天性之所长。”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怪，”歌德回答，“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更加明朗，更加纯净，更加符合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富于理智，都中正平和，没有强烈的情欲和激扬澎湃的诗兴，因此和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以及英国理查生的小说，颇多相似之处。可不同点还是在于，在他们那里，外在的自然界总是与书中人物共同生活在一起。人们总是听见池子里的金鱼在刺刺地跳跃，枝头的小鸟儿在一个劲儿地鸣啭，白天总是那么阳光明媚，夜晚总是那么清朗宁静；写月亮的时候很多，可自然景物并不因其改变，朗朗月华在他们的想象中明如白昼。还有房屋内部也精致、宜人得一如他们的绘画。例如，‘我听见可爱姑娘们的笑声，随即看见她们坐在纤巧的藤椅里’。这情景立刻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因为藤椅必然使你联想到轻巧、纤细这些词。而且故事里随时穿插着无数典故，援引起来恰似一些格言。例如讲到一位姑娘的双脚是如此轻盈、纤小，她就是站在花上，花也不会折掉。又讲一个青年男子，德行和才学都很出众，所以三十岁时便获得了和皇帝谈话的恩宠。还讲到一对情侣，双方长期交往却洁身自好，一次不得已在同一间房里过夜，仍旧只是以交谈打发时光，谁也不曾碰一下谁。类似的无数典故，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然而正是这凡事都严格节制，使中华帝国得以历数千年而不衰，而且还会这样继续维持下去。
“不过这部中国小说，”我讲，“也许是他们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吧？”
“一部中国小说？”我接过话头，“那肯定挺怪的吧。”
“才不是哩，”歌德回答，“他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小说，而且早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莽莽森林里时，就已经有了。
“在没与你见面的这些日子，我读了不少书，特别是还有一部中国小说，我眼下还在读它，觉得这部小说极为值得注意。”
“我越来越认为，”歌德继续说，“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因此马提森先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他是诗人，我也不得以为，只有我是诗人，而是每个人都该告诉自己，写诗的天赋并非什么稀罕物儿，没谁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就有特别的理由感到自负。显而易见，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故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唯视其为杰出典范。我们不应该想，只有中国文学杰出，或者只有塞尔维亚文学，或者只有卡尔德隆，或者只有《尼伯龙根之歌》杰出；而应该回到古希腊人那儿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典范，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塑造的是美好的人。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
同歌德一起进餐，他说：
我很高兴，听歌德就一个重要话题一口气谈了这么多。……
（谈中国小说；“世界文学”；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