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了起来。
“呣……”潘克拉托夫拉长了话音，“她那副模样对我们可不大合适，倒像是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放她进来的？”
“她是我的同伴，是我把她带进来的，懂吗？她对我们并没有敌意，只是她的打扮嘛，那倒确实有点问题。不过，也不能总以穿戴取人吧。什么人可以带进来，这我清楚，同志，没什么值得你挑剔的。”
“是的，是我。”柯察金生硬地答道。
他本来还想再说几句难听的话，但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话代表着大家的意见。于是，他把满肚子的气统统发泄在冬妮亚的身上：
“怎么，这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
“早就跟她说过！见什么鬼，要出这种风头！”
在货运码头担任共青团书记的装卸工潘克拉托夫宽宽的肩膀，穿着粗帆布衬衫。他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对冬妮亚瞟了一眼，问道：
这天晚上是保尔和冬妮亚之间的友谊破裂的开端。保尔注意到，似乎十分牢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内心既痛苦，又惊诧。
在俱乐部里，大伙儿都穿着褪色的制服和上衣，唯独冬妮亚打扮入时，惹人注目。保尔看在眼中，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志们都把冬妮亚看作外人。冬妮亚也感觉到了，于是，她用轻蔑而带有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谈话，只能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已经让保尔难以忍受。
“我从来就不喜欢和别人一样。如果你觉得带我去不方便，那我就不去好了。”
他们俩心中都很清楚：感情的破裂已不可避免。
就为这件事情，他们之间产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冬妮亚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
这一天，他俩双双来到铺满褐色枯叶的库佩切斯基公园，作一次最后的交谈。他们站在陡岸边的栏杆旁，下面是滚滚的第聂伯河，灰暗的流水时时闪出微光；一艘拖轮逆流而上，慢吞吞地从高大雄伟的桥下驶出，它的轮翼无力地拍击着水面，后面还拖着两只大肚子的驳船。落日的余辉在特鲁哈诺夫岛上抹上一层金黄色，房屋上的玻璃也被映照得红彤彤的。
他立即试图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有一次，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市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等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以后，保尔却咬紧了嘴唇：她打扮得那么雅致，那么讲究，保尔都不敢把她带到他的伙伴们那儿去了。
冬妮亚面对落日金黄色的余辉，神情忧郁地说：
保尔出院以后，最初一段时间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难道我们的友谊就像这即将消失的太阳一样，也要消失吗？”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双眉紧锁，轻轻地说：
“还不如左眼瞎了呢。我现在怎么开枪？”
“冬妮亚，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你当然知道，我以前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还可以恢复，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起。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当属于你，然后才能属于党，那我只能做一个坏丈夫，因为我必须首先属于党，然后才属于你和其他的亲人。”
总是这样：伤员痊愈了，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分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冬妮亚惆怅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双眼泪水盈盈。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非常亲切地相互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拆了，前额还包扎着。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个好同志分手，我心里很难过。
保尔从侧面看着她那熟悉的面庞和栗色的头发。曾几何时，她是那么可爱，那么亲近！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
十月十四日
他轻轻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
“您读一读《牛虻》就知道了。”
“把束缚你的一切统统抛开吧。站到我们这边来，让我们一起去消灭那些老爷。我们那儿有许多好姑娘，她们和我们一起承受残酷斗争的全部压力，和我们一起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程度也许还不如你，那么，你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就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想使用暴力占有你，但他是一个败类，不是战士；你说，他们对你不友好。那你干吗要打扮成那个样子，就像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呢？那天你说，我不要和他们一样，穿那脏兮兮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在作怪。你有勇气去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热爱他们的思想。和你分手，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也希望对你留下美好的印象。”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独立行走，在花园里散步了。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逢探病的日子，两个姑娘都来看望他。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柯察金从来不呻吟，而且决不会呻吟。我问过他，他回答我说：
他沉默了。
十月八日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了由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签发的命令，他的心怦然一动。他赶紧跑去找这个老水兵，但不放他进去。他死缠活赖，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今天我被叫到下面的接待室去，那儿有两个姑娘找我。其中一个长得十分漂亮。他们请求会见柯察金。这两个姑娘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扬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因为柯察金在昏迷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这次见面使保尔和朱赫来都很兴奋。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被炮弹炸断。当时，他们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朱赫来说：
九月二十六日
“既然你暂时不能上前线，那我们就一起来消灭反革命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医院宽大的阳台上。他面对花园，眼神里饱含着何等的喜悦！他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又是多么贪婪！他的脸上还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炯炯有神，灵活好动，兴致勃勃地观看着周围的世界，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似的。
与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但物力和人力都已耗尽，且又远离后方基地，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因而未能攻破最后的防线，重又撤了回来。波军把红军从华沙的撤离称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波兰贵族地主的白色政权幸存下来，建立一个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未能实现。
九月二十一日
遍地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整。
如果柯察金发出呻吟声，那就表明他失去了知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为什么能够如此顽强？我真不明白。
保尔没有能够见到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市重又落入波兰白军的手中，成为双方的战线分界地。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里工作，完成各种任务。他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市重又落入波兰人手中，保尔十分担忧。
通常在换药时，伤病员都会哼哼几声，发发小脾气，柯察金却一声不吭。在给他的伤口抹碘酒的时候，他把身体绷得像琴弦一样笔直，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自始至终没有哼过一声。
“费奥多尔，如果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那我的母亲不是就给划到边界外面了吗？”
柯察金额头上的伤口看上去好多了。换药时，他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的忍受力真让我们这些医生感到吃惊。
朱赫来安慰他说：
九月十七日
“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因此舍佩托夫卡市还会属于我们的。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没有说，这是他昏迷期间死命抓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许多师团从波兰前线向南方转移。利用共和国喘息的机会，弗兰格尔悄悄地从克里米亚的巢穴里爬了出来。以前，当共和国集中全部兵力用于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的部队却从南向北推进，沿着第聂伯河，悄悄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大夫，您的手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现在，与波兰的战事已经结束。于是，国家调集部队，派往克里米亚，去捣毁这最后一个反革命的巢穴。
柯察金第一次笑了，他的微笑十分动人。平时他不苟言笑，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复原之快，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和弗萝夏是老朋友，我经常看见弗萝夏坐在他的床边。看得出来，她常常向柯察金讲我的情况，当然是过分夸奖了我。因此，每次我走进病房，他都对我报以浅浅的微笑。昨天，他问我：
满载士兵、车辆、给养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开往南方。这一区段的铁路肃反委员会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军用列车源源不断地涌来，常常造成堵塞，使得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整个交通则处于中断状态，因为腾不出线路。收报机吐出的狭长纸条上常常都是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命令为某某师让道。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爬出来，每份电文上都写着：“十万火急……军事命令……立即让道。”而且，几乎每份电报上都要提及：违令者送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九月十四日
负责疏散堵塞现象的机构就是区段铁路肃反委员会。
今天我替柯察金给他的亲人写了第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他只受了一点轻伤，马上就可以痊愈，并回家看看。他失血很多，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十分虚弱。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常常冲进肃反委员会，挥舞着手枪，要求根据某某司令员某某号电文的命令，将他们的列车立即发走。
九月十日
如果回答他们说，这个无法办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豁出命来，也要把我们的车发走！”于是，开始大吵大骂。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便立即将朱赫来请来。只要朱赫来一到，已经吵得面红耳赤，恨不得要动刀动枪的双方都会平静下来。
他们的友谊真挚、质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忍不住要掉泪。这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是我的一片真情。
朱赫来钢铁般魁伟的身躯，他的冷静、沉着以及不容反驳的坚定口气都会使他们把已经拔出的手枪塞回枪套。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此时，我简直无法表达内心的快乐！在我们的病房里又少了一次死亡。在我极其劳累的工作中，最大的快乐就是病员的康复，他们像孩子一样，对我十分依恋。
保尔经常离开房间到站台上去工作，尽管他的头疼得像针扎一样。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坏了他的神经。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钟。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日子：我的病人柯察金恢复了知觉，活过来了。危险期过去了。最近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有一天，保尔在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突然看见了谢廖扎·布鲁兹扎克。谢廖扎从敞车上跳下，猛地扑在他身上，差点没把他撞倒，又紧紧将他抱住：
九月二日
“保夫卡！你这个鬼家伙，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柯察金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现在他躺在特别病房里，那儿都是一些快要死的伤员。护理员弗萝夏坐在他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原来，她认识他，他们以前在一起打过工。她对这个伤员多么尽心尽力啊！现在我也感到，他已经无法挽救了。
朋友俩一时不知该问什么，该说什么。是啊，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啊！他们匆忙向对方问长问短，可还没有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却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滑动，才松开了相互拥抱的胳膊。
八月三十日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才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已经在慢慢加快速度。谢廖扎担心赶不上火车，最后向保尔喊了一句什么，就匆忙向月台跑去。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立即有几只手接住他，把他拽了进去。保尔站在原地，目送列车渐渐远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谢廖扎还不知道瓦利娅已经牺牲的消息，因为谢廖扎离开故乡以后一直没有回去过。保尔沉浸在意外相逢的惊喜之中，竟忘了将这件事告诉他。
昨天下班以后，我在病房里又待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的呓语就像清醒时的讲述，从中我了解到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但有的时候却是在狠狠地骂人，那些骂人的话可真难听。不知为什么，我听他说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心里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已无法救活了。老头儿气呼呼地嘟囔着：“我真不明白，他几乎还是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呢？真是岂有此理。”
“让他安心地走吧，不知道也好。”保尔心里想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与朋友的诀别。这时，谢廖扎正站在车顶上，任凭强劲的秋风向他的胸膛袭来。他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候着他。
这个伤员不停地说胡话，辗转不安，必须一直有人在他身边值班。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时间。我很可怜他，他是那么年轻。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
“坐下来吧，谢廖扎。”多罗什科劝他说。这个红军战士军大衣的背上有个烧破的窟窿。
我提出这个建议，纯粹出于对外貌美观的考虑。如果小伙子能够恢复生命，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使他破相呢？
“没关系，我和风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扎笑着回答。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为防止发炎，本想摘除他的右眼，不过我劝他，只要有希望消肿，就不要采取这个措施。他同意了。
一个星期以后，在第一次战斗中，谢廖扎就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牺牲了。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口。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整个右半边麻痹，右眼充血，眼睛肿胀。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八月二十七日
流弹击中了他，他浑身一颤。胸口撕裂般火辣辣地疼痛，他不由得向前跨了一步，身体轻轻晃了晃。他没有叫喊，只是伸开双臂，又将双手紧紧捂在胸前，身体向前倾斜，仿佛准备跳跃似的，僵硬的身体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的那双蔚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无边无际的草原。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击中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作检查。
肃反委员会紧张的工作环境对还没有完全康复的保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的健康状况又趋恶化。脑部受伤的后遗症——头疼病发作的次数更加频繁。最后，在熬过两个不眠之夜以后，他终于失去了知觉。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亲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务段钳工阿尔青·柯察金。”
面对这种情况，保尔去找朱赫来，说：
今天救护列车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了重伤的病员被安置在病室角落里靠窗口的病床上，他才十七岁。我拿到了他的病历。病历口袋里还放着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找到的各种证件。他叫柯察金，保尔·安德烈耶维奇。证件有：一个已经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证，号码是九六七，一张撕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着：红军战士柯察金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特此嘉奖；还有一张纸条，显然是他本人写的：
“费奥多尔，如果我想调换一个工作，你看是否妥当？我的最大愿望是到铁路工厂去，搞我的本行。在这儿，我总觉得力不从心。医务委员会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这儿比前线更加紧张。这次清剿苏特里匪徒，连续作战两天两夜，简直把我完全累垮了。我应当脱离这种刀对刀、枪对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一个称职的肃反工作人员。”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朱赫来关切地看看保尔：
部队诊所的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坐在自己四四方方的房间里的小桌子旁边，翻看着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简短日记：
“是的，你的气色不好。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这都怪我，考虑得不周到。”
年轻的身体不肯消亡，体力正在逐渐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那么不同寻常。只是头部沉甸甸的，被困在石膏模子里，不能动弹，他也没有力气移动脑袋。但是，身体已经恢复了知觉，手指也能伸能屈了。
这次谈话以后，保尔带着介绍信来到团省委。介绍信上写着，由团省委给柯察金另行分配工作。
经过十三天的昏迷，柯察金终于恢复了知觉。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压在鼻梁上的调皮、活泼的小伙子用眼睛扫了扫介绍信，愉快地对保尔眨眨眼睛，说：
“呵，我太高兴了！”
“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好地方。来吧，我们马上把你的工作安排一下，这儿正缺人呢。把你派到哪儿去呢？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么样？不去？那就算了。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不去？呵，那你就错了，这可是个好单位，口粮额度最高。”
一个女人激动地说：
保尔打断他的话头，说：
“谁能料到，他居然还能活过来？可是，您瞧，他终于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惊人的生命力。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值得骄傲，这完全是您护理的结果。”
“我想去铁路，到铁路工厂去。”
“看不见，但听得见……”
小伙子惊奇地看看他：
问话的就是那个向他弯下身来的黑糊糊的人影。这时，他又渐渐昏睡过去，但还是回答了一句：
“去铁路工厂？嗯……我们那儿不缺人。这样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伤员同志，您看见我吗？”
保尔和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作了简短的交谈，最后决定：保尔作为不脱产干部，到铁路工厂担任共青团的书记。
“现在可真舒服。”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米亚的大门旁，在这个半岛狭小的喉管处，在以前克里米亚鞑靼人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古老的分界的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他心满意足地低低说道：
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已经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他们从全国各地逃往克里米亚半岛，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要塞的后面绝对安全，仍然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
“我怎么成了伤员？这不是对我说话吧？对了，我得了伤寒病，就是这么回事。”于是他第三次想睁开眼睛。这次，他终于成功了，眼睛睁开了一条细缝，他首先感到在头部上方有一个红色的球体，但这个球体被一个黑色的东西挡着。这个黑色的东西向他弯了下来，接着，他的嘴唇碰到了玻璃杯的硬口，沾上了水珠，令人神清气爽的甘露。心里火烧火燎的感觉逐渐平息。
在一个多雨、潮湿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跳进冰凉的湖水，要连夜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偷袭龟缩在要塞内的敌人。极其珍惜地将机枪顶在头上前进的伊万·扎尔基就是其中的一员。
“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凌晨，佩列科普慌成一团，混乱不堪，因为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已越过层层障碍，从正面冲了上去；在白匪军后方，就在科托夫斯基半岛上，渡锡瓦什湖的先头部队也已经登陆。扎尔基是最先到达石岸的战士之一。
那温和的嗓音已变得更清晰、更近了：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匪的骑兵犹如疯狂的野兽，向从水里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去。扎尔基一面用机枪拼命扫射，一面不停步地前进。敌方的人马在密集的弹雨中成堆地倒下。扎尔基以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他好像慢慢苏醒过来了。”
数百门大炮的轰鸣震撼着佩列科普，仿佛大地已崩裂，陷入无底深渊。数千发炮弹疯狂地呼啸着，在空中来往穿梭，炸成无数碎片，造成大量伤亡。大地炸开了花，一个个泥团被抛向空中，黑色的雾团遮蔽了阳光。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匪穴已被砸烂。红军部队不断拥进克里米亚。在最后的战斗中表现英勇、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也冲进了克里米亚。丧魂落魄的白匪军慌慌张张登上汽轮，离岸向外逃窜。
“这是谁的名字？”保尔竭力回想着，但刚一思索，他又陷入了昏沉沉的黑暗当中。当他从黑暗的深渊里漂浮上来，他又想起：“我要喝水。”
苏维埃共和国为战斗英雄颁发了金质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褴褛的军装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其中有一枚就佩戴在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的制服上。
“弗萝夏，拿点水来。”
对波和约已经签订，正如朱赫来所料，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离这个城市三十五公里处的河流定为国界线。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难以忘怀的早晨，保尔动身返回故土，探望亲人。
他又听见从远处传来轻轻的声音：
他下了火车，踏上铺满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Ⅰ”这个站牌，立即左拐，走进机车库。他去找阿尔青，但阿尔青不在这里。他裹紧身上的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来到城里。
喝水，多么渴啊！他真想马上站起来，喝个痛快。不知为什么，他却站不起来：刚想挪动一下身体，他就觉得这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妈马上就会端水来的，他要告诉她：“我想喝水。”有个东西在他身边晃动，是不是又是章鱼爬来了？就是它，那红颜色是章鱼的眼睛……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见了敲门声。她转过身来，口里喊道：“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母亲定睛一看，认出了亲爱的儿子。她两手抓住胸口，从天而降的喜悦使她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想睁开眼睛。可是，心里火烧火燎的，闷得喘不过气来。
她把自己瘦削的身体紧紧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他，脸上挂满幸福的泪水。
“现在的脉搏一百二十二。”
保尔把母亲拥在怀里，看着她那被愁苦和期待折磨得疲惫不堪、布满皱纹的脸庞。他没有说话，等待母亲平静下来。
章鱼消失了，但是刺钩叮过的地方仍然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很想睁开眼睛，但眼皮沉甸甸的，怎么也抬不起来。怎么会这么热呢？大概妈妈把炉子生得很旺。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
这位苦难深重的母亲，如今眼睛里重又闪现出幸福的光芒。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对儿子说也说不完，看也看不够。本来，她以为再也见不着保尔了。两三天以后，阿尔青肩上背着行军袋，半夜里也冲进了小屋。两个儿子的归来给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他的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在说胡话。”
柯察金家小屋的主人都回来了，弟兄俩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严酷的考验，终于躲过死神，平安归来，重又团聚……
有个女人的声音更轻地回答：
“往后，你们俩打算干什么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两个儿子。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我还去搞我的轴承，妈。”阿尔青答道。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保尔在家里只待了两个星期，他又返回了基辅：那儿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他呢。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那么大，呈暗红色；眼睛的中央发绿，不时闪变出各种光泽。章鱼的几十条触须蠕蠕而动，犹如一团小蛇，弯弯曲曲，盘成圆圈，鱼皮上的鳞片令人讨厌地沙沙作响。章鱼在游动。那些触须在他身上慢慢爬动起来，冰凉冰凉的，又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刺钩。刺钩像水蛭一样，死叮在他的头上，痉挛性地一张一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血液从自己的身体不断流进逐渐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刺钩仍在吸呀，吸呀，而他的头部，就是刺钩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