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路易· 布耶。对，对，是布耶。”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被问及此事。我又与他核实了其他几个细节，然后提到了鹦鹉。
他咯咯笑了。
“哦，鹦鹉。有两只。”
“那是福楼拜吗？”我问道，只是为了最终确认一下。
“是，你知道哪一只是真的，哪一只是冒牌货吗？”
他告诉我，他七十七岁了，是福楼拜学会的秘书，也是在世的最资深会员。我们面对面坐在前厅的桌边，这里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小饰物：纪念盘、福楼拜纪念章，以及安德里先生自己画的大时钟画。房间十分促狭，却颇为奇特，有个人风格：就像是费莉西泰房间的一个更为整洁的版本。他指着一幅他自己的漫画像给我看，那是他朋友画的；上面将他画成了一个枪手，屁股口袋里插着一大瓶苹果白兰地。我本该问一下，为什么我这位如此慈眉善目的主人被画成如此凶神恶煞的样子；但是我没问。相反，我拿出了那本伊妮德· 斯塔基博士的《福楼拜：成为大师》，让他看扉页的插图。
他又咯咯笑了。
安德里先生正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我。他是个小个子的老头，穿着斜纹呢的夹克，脚上是斜纹呢的拖鞋，头上戴着斜纹呢的毡帽。他的翻领上绣了三排彩色丝带。他脱下帽子，和我握手，然后又戴上；他告诉我，他的脑袋在夏天很脆弱。在屋里时，他要时刻戴着斜纹呢帽子。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有些怪，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说这话的。
“他们1905年在克鲁瓦塞建立博物馆，”他答道，“那年我出世。当然，我并没参与。他们搜集了能够找到的资料——嗯，你也亲眼见到了。”我点点头。“资料并不多。很多东西都散佚了。但是馆长认为有个东西他们可以有，那就是福楼拜的鹦鹉。露露。所以他们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说，我们能把福楼拜的鹦鹉拿回来吗？我们想要把它放在凉亭里。然后博物馆说，当然，跟我们来取。”
我在脑海中简单设想的那栋房子其实是一个赝品，一个梦，一个虚构。那个福楼拜学者真正住的房子，在鲁昂南部的河对岸，是一个破败的地区，一些小型企业就坐落在一排排红砖排屋的中间。卡车在这些街道上显得过于庞大；几乎没什么商店，酒吧也很少；其中一家酒吧正供应小牛头注作为当日特色菜注。就在你快到洛丁街时，会看到一个去鲁昂屠宰场的路标。
安德里先生以前讲过这个故事；他知道该在哪里停顿。
似乎水落石出了，真的。即使如此，我还是给卢西恩· 安德里先生打了电话，向他大概解释了一下我的兴趣所在。他邀请我第二天去拜访。当他给我地址时——洛丁街——我想象了一番他这个福楼拜学者在一栋气派的中产阶级宅邸里和我说话的样子。复折式屋顶，上面开着牛眼窗注；粉红色的砖墙，第二帝国时期的装饰；里面，沉静庄严，镶着玻璃门的书柜，打过蜡的地板和羊皮灯罩；我闻到了一个善于社交的男性的味道。
“于是，他们把馆长带到存放馆藏品的地方。你想要一只鹦鹉？他们说。然后，我们到了禽鸟区。他们打开门，然后在他们眼前看见了……五十只鹦鹉。五十只鹦鹉注！
居斯塔夫的墓很小，非常朴素；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看上去他并不像艺术家，不像反资产阶级的人士，反而像布尔乔亚中的贫困潦倒之徒。我倚靠在家庭墓地边界的栏杆上——甚至死后你还能拥有一块永久不动产——拿出了我那本《一颗质朴的心》。福楼拜在第四章开头对于费莉西泰的鹦鹉的描写非常简洁：“他叫露露。他身子是绿色的，翅膀的尾端是粉红色的，前额是蓝色的，而喉部则是金色的。”我将两张照片做了一番比较。两个鹦鹉都有绿色的身子；都有粉红色的翅膀尖（主宫医院那只更粉一些）。但是蓝色的前额和金色的喉部：毫无疑问，只有主宫医院的鹦鹉具有这个特征。克鲁瓦塞那只完全是相反的：金色的前额，蓝绿色的喉部。
“他们怎么做的？他们的做法合情合理。他们回去取来一本《一颗质朴的心》，然后自己读了一遍福楼拜对露露的描写。”就像我前一天做的那样。“然后，他们选择了那只与描写最相符的鹦鹉。
午饭后，我去了纪念公墓。“对布尔乔亚的痛恨，是一切美德的开始。”福楼拜曾写道；然而，他却和鲁昂那些最显赫的家族葬在一起。在一次去伦敦的途中，他造访了海格特公墓，发现那里干净得有些过分：“这些人似乎是戴着白手套死去的。”在纪念公墓，他们穿着燕尾服，戴满勋章，带着他们的马、狗和英国家庭教师一起殉葬。
“四十年后，在上次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为主宫医院搜罗展品。他们也去了博物馆，然后说，我们能拿走福楼拜的鹦鹉吗？当然，博物馆说，自己挑吧，但是确定你没拿错。所以，他们也参照了《一颗质朴的心》，选了和福楼拜的描述最相似的那只。这就是为什么有了两只鹦鹉。”
但我其实没把握。我驱车去了克鲁瓦塞，然后用相机拍了另一只鹦鹉。它上面也有博物馆印章。我支持女看门人的说法，她的鹦鹉显然是真品，而主宫医院那只鸟肯定是冒名顶替的。
“所以克鲁瓦塞的凉亭是先挑的，他们肯定拿到的是原来那只鹦鹉？”
“我相信你是对的。”
安德里先生看上去不置可否。他将斜纹呢毡帽朝后脑勺稍微推了推。我拿出我的照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张照片该如何解释？”我引述了那段熟悉的关于鹦鹉的描写，然后指出克鲁瓦塞的这只前额和胸部都不符合。为什么后来挑的这只鹦鹉反而比先挑的那只更像是书里的？
“我们的鹦鹉是真的。”看门人带我出门时，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似乎我们的角色颠倒了过来：他需要得到确信，而不是我。
“呃，你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福楼拜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作家。他可能为了表达效果而对事实做一些改变；他就是这样子的。仅仅因为他借了一只鹦鹉，就应该照原样来描写吗？为什么他不可以改一改颜色，如果这听上去更好？
我隐约感到有些失望。我总是有个多情的猜测——并无确切原因——即那只鹦鹉是作家死后从他的遗物中找到的（毫无疑问，这解释了为什么我私底下更喜欢克鲁瓦塞那只鸟）。当然，这份复印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除了证明福楼拜的确从博物馆借走过一只鹦鹉，而且已经归还。博物馆的印章有点难驳倒，但也不是最终证据……
“第二，福楼拜在写完这个故事后，将鹦鹉归还给了博物馆。那是1876年。凉亭是三十年后才建起来的。动物标本会长蛀虫，你知道的。它们会分解破损。费莉西泰也如此，别忘了，对吧？里面的填充物都掉了出来。”
“很简单。这一只来自鲁昂博物馆。”他指着栖木一头的圆印章，然后让我注意一份从博物馆登记处复印来的单据。上面记录了福楼拜借走的一批物品。大部分单据是以博物馆内部的某种简写方式记录的，我根本看不懂，但这个亚马逊鹦鹉的借条却清晰可辨。在单据最后一栏上打了一系列对钩，说明福楼拜已经将所有借走的物品归还了。包括那只鹦鹉。
“是的。”
“你确定吗？”
“也许，它们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了颜色。当然，我不是制作动物标本的专家。”
“另一只是假冒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它们两个都可能是原来那只？或者，很可能两个都不是？”
“另一只呢？”
他将手缓缓地在桌上伸开，做了一个魔术师示意安静的手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原来那只鹦鹉，”看门人说，用手轻拍着我们跟前的玻璃罩，“就是那只。”
“所有那些鹦鹉还留在博物馆里吗？所有五十只？”
我们继续在博物馆参观，直到来到那个存放鹦鹉的房间。我拿出我的宝丽来相机，他准许我拍照。当我将正在显像的相纸放在腋窝下时，看门人将我初次来访时就注意到的信函复印件指给我看。1876年7月28日，福楼拜致布雷恩夫人：“你知道最近三周来我把什么放在眼前的书桌上？是一个鹦鹉标本。它就在那里站岗放哨。看到它，我开始有点烦了。但还是留着它，这样我就能让自己脑海中充满了鹦鹉。因为我目前正在写一个爱情故事，是关于一个老姑娘和一只鹦鹉。”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会。你应该知道，在二三十年代，那时我还年轻，动物和鸟类标本是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人们把它们摆在客厅里。他们觉得它们挺漂亮。所以，很多博物馆就把不需要的藏品卖掉一部分。为什么他们就得拿着那五十只亚马逊鹦鹉不放呢？它们只会腐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多少。我觉得博物馆会把大部分鹦鹉都处理掉了。”
看门人解释说，这两个头颅是让 – 巴蒂斯特· 洛莫尼耶的作品，此人是阿希尔 – 克莱奥法斯· 福楼拜在医院的前任。洛莫尼耶当时在寻找新的手段来保存尸体；市政府允许他拿被处决犯人的头颅做实验。我想起了居斯塔夫童年的一件小事。那时他六岁，有一次和叔叔帕兰出去散步，经过了一处刚刚行刑过的断头台：鹅卵石上还有鲜红的血迹。我满怀希望地提起此事；但是看门人摇了摇头。这原本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巧合，但日期对不上。洛莫尼耶是1818年去世的；而且，鞋盒里的两个标本实际上并不是被砍头处死的。他给我看下巴下面的深印，这是当时绞刑套索留下的。当莫泊桑在克鲁瓦塞看见福楼拜尸体时，脖子是黑肿的。这是中风的症状。一个人如果是在浴室里自缢，不会留下这种印记。
我们握了握手。在门口台阶上，安德里先生向我脱帽道别，将他脆弱的脑袋短暂地暴露在八月的阳光下。我感到既开心，又失望。这既是答案，又不是答案；这既是终结，又不是终结。伴随着费莉西泰最后的心跳，这个故事渐渐告终，“就像是干涸的泉水，就像是消逝的回声”。也许，事情本该就是如此。
他回来时，拿着一个很大的鞋盒子，里面有两个做了防腐处理的人头。皮肤仍旧完好无损，虽然岁月已经让它变成了棕褐色：也许，就像是一罐陈年红浆果酱的那种棕褐色。大部分牙齿都还在，但是眼睛和头发已经没了。其中一个头颅还重新配上了劣质的黑色假发和一对玻璃眼珠子（它们是什么颜色？我不记得了；但我确定，没有爱玛· 包法利的眼睛那么复杂）。原本是想让这颗脑袋更像真的，但效果适得其反：它就像是儿童玩的恐怖面具，是玩具商店橱窗里摆的那种“不请客就捣蛋”的面具脸。
告别的时刻到了。就像有良知的医生，我去福楼拜的三座雕像边转了转。他状态如何？在特鲁维尔，他的胡须还需要修补；虽然他大腿那儿的补丁已经不那么显眼了。在巴朗坦，他的左脚已经开始开裂，外套的衣角有了个洞，上半身有些地方长了苔藓，已经变了色；我望着他胸前的绿色印记，半闭双眼，试图将他想象成一个迦太基的翻译。在鲁昂，在修士广场上，他结构完好，对他那93%铜加7%锡的合金之身很有信心；但他还是继续在长出条纹。每一年他都似乎会流出几道铜色的眼泪，让脖子上显出光亮的血管。这没什么不妥的：福楼拜一直是个爱哭之人。这些眼泪一直流到他身上，让他穿上了漂亮的马甲，也让腿上多出了细细的斑纹，仿佛他穿着礼服长裤。这也没什么不妥：这提醒我们，他既喜欢沙龙生活，也喜欢克鲁瓦塞的隐居。
在主宫医院，还是那个形容消瘦的白衣看门人带我参观。在博物馆的医学馆区，我注意到了一个从前没留意的东西：自助式灌肠气泵。居斯塔夫· 福楼拜的痛恨之物：“铁路、毒药、灌肠气泵、奶油馅饼……”它由一个木质的窄凳、一个空的尖状物和一个垂直的手柄组成。你跨坐在板凳上，渐渐地将尖头塞进去，然后将自己泵满水。呃，这个至少可以让你拥有隐私。看门人和我会心地坏笑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是医生。他笑了笑，去给我拿个东西，说我肯定会感兴趣。
往北几百米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带我上了楼。这让我大吃一惊：我本以为未展藏品通常是放在地下室的。现在，他们很可能在下面建了休闲中心：餐厅、墙画、电子游戏，以及一切可以让学习变轻松的东西。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将学习变成游戏？他们喜欢把学习弄得很幼稚，甚至对成年人也是如此。专为成年人而建。
如果梦有意义，你就认为它会成真吗？但是，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影响做梦的人，就如同梦本身也不懂精微和分寸。这个关于车站的梦——我大概每三个月就会做一次——只是自我重复，就像是无休止循环播映的电影，直到我从梦中醒来，感到胸痛和压抑。我那天早上醒来时，同时听到了报时和排泄的声音：“大时钟”和房间角落的排污管。时间和粪便：居斯塔夫笑了吗？
这是一个小房间，也许有八乘十英尺的面积，窗户开在右边，左边是一排排架子。尽管天花板上有几盏灯，但屋里还是很暗，就像个顶楼的墓室。虽然我猜它并非完全是一个坟墓：有些生物还是会被拿出去重见天日，用以取代被虫蛀或过气的同伴。所以，这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房间，一半是停尸房，一半是炼狱。它的气味也颇为可疑：既像是外科病房，又像是五金商店。
它们不是关于鹦鹉的。我倒是做了一个关于铁路的梦。梦见战争期间，在伯明翰换火车。远处的守车注在站台的尽头，慢慢驶出。我的行李箱摩挲着小腿。列车里一片漆黑；火车站灯光晦暗。列车时刻表我看不太清楚，上面数字模糊。哪里都没有希望；没有别的火车了；凄凉，黑暗。
我目之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鸟。一架子一架子的鸟，每只都喷洒了白色杀虫剂。我被带到了第三条过道。我小心翼翼地穿过架子，然后轻轻抬头一看。亚马逊鹦鹉，摆成一排，就在那里。原先的五十只如今只剩下了三只。它们身上所有的亮丽色彩都已经被覆盖的杀虫剂弄得暗淡无光。它们盯着我看，就像是三个充满疑惑、目光敏锐、满是头屑、无耻下流的老人。它们确实看上去——我必须承认——有些古怪。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两分钟，然后就走开了。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十点钟以后，污水管安静了下来；大时钟也没了声响。也许它在白天是旅游景点，但在游客们打算睡觉时，鲁昂人就体贴地关掉了它的报时装置。我仰面躺在床上，熄了灯，思考着福楼拜的鹦鹉：对费莉西泰而言，它是怪诞却符合逻辑的另一个圣灵；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拍动双翅、扑朔迷离的象征物，代表了作家的声音。当费莉西泰在床上弥留之际，鹦鹉重回她身旁，模样变得巨大，欢迎她进入天堂。当我迷迷糊糊进入梦乡时，好奇自己会做个什么梦。
也许，其中一只就是它吧。
我决定不给他写信；毕竟，目前我的信并没有收到太大成效。相反，1982年8月的夏天，我去了一趟鲁昂。我住在北方大酒店，此处靠近“大时钟”注。在我房间的角落，有一根污水管，从天花板连到地板。这根管子的外层裹得很差劲，每隔五分钟左右就要冲着我大声吼叫，似乎里面运送着整个酒店的污秽。晚饭之后，我躺在床上，听着高卢人的排泄物不时喷涌直下。然后，大时钟报时了，声音响亮，近在咫尺，仿佛就藏身于我的衣橱里。我心想晚上可能睡不好了。
注 原文为法语。
但我却有。我不仅有自己的说法。如我所言，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做这事。不，那是吹牛：我真正的意思是，从问题的出现到解决，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个特别势利眼的学者收到我的信后，甚至说这个事情根本没什么意义。好吧，我猜他是想捍卫自己的领域。但是，有人告诉了我一个人，名叫卢西恩· 安德里先生。
注 鲁昂的一个著名景点，是一个1389年制造的天文钟，安装在一个文艺复兴式拱门之上。
他们说，无风不起浪。恐怕不一定。埃德蒙· 勒杜就是一个无风也起浪的最佳例子。这个勒杜到底是何方神圣？似乎没人知道。他不是任何领域的权威。他完全是一个小人物。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讲述两个谎言。也许福楼拜家族里某个人曾经伤害了他（阿希尔是不是没治好他的拇指囊肿？），他就借机报复。因为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关于福楼拜的书都不得不讨论一番——但最后总是对此说法嗤之以鼻——这个自杀话题。如你所见，这里就在重蹈覆辙。这又是离题万里的话，它口吻中的道德愤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我本来是打算写写鹦鹉的。至少勒杜对鹦鹉没什么说法。
注 又称望车，一般挂在货运列车的尾部，用来瞭望车辆及协助刹车。
勒杜对于那次自杀的描述是这样的：福楼拜在洗澡时自缢。我猜这要比说他吃了安眠药后触电自杀更有可信度；但实际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福楼拜起了床，洗了热水澡，中风发作了，然后他踉跄着来到书房的沙发上；医生在这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然后给他开了死亡证明。这就是事情真相。故事到此为止。福楼拜第一本传记的作者和这位医生谈过话，就是这样。勒杜的版本需要有以下的事件链条：福楼拜去洗热水澡，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吊死了自己，然后爬了出来，藏起了绳子，踉踉跄跄去了书房，瘫倒在沙发上，然后等医生到时，设法伪装成中风症状再死去。真的，这也太荒唐了。
注 原文为法语。
这不是自杀的人会说的话。说这些话的人，内心所秉承的悲观主义，和他们心中的斯多葛主义一样深刻。受伤的动物不会自戕。假如你懂得对黑色深渊的凝望会带来平静，那么你就不会跳下去。也许这是埃伦的弱点：无法去凝视黑色深渊。她只能不断地斜眼瞅瞅。每扫视一眼，她都会感到绝望，而这种绝望会让她去寻找疏解。有些人对着黑色深渊一望到底；有些人视而不见；那些总是不断瞥望它的人，变得难以自拔。她选择了准确的剂量：当一个医生妻子的唯一好处，似乎就体现在这里了。
注 原文为法语。
同样奇怪的是，勒杜另一个诽谤之辞——关于自杀——也与作者内心深处的信仰相悖。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应学会动物的那种谦卑，它们受了伤后只是躲到角落里，沉默不语。世上到处都是那些对着命运痛嚎的人。哪怕仅是出于礼貌，我们也应该杜绝他们那种行为。”然后，他说的另一句话又在我脑海中响起了：“像我们这种人必须信仰绝望。你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朝下看着自己脚底的黑色深渊，并由此保持镇定。”
注 原文为法语。
既然说到了这个话题，那么我得说一下，关于福楼拜死于自杀的说法，也纯属痴人痴语。这种痴语来自一个人：他叫埃德蒙· 勒杜，鲁昂人。这个痴人说梦的家伙在福楼拜传记中冒出来过两次；每次他所做的，就是传播谣言。他第一次说招人讨厌的话，是断言福楼拜其实与朱丽叶· 赫伯特订了婚。勒杜声称看见了一本《圣安托万的诱惑》，上面写有居斯塔夫给朱丽叶的题词赠我的未婚妻注。奇怪的是，他是在鲁昂看见的这本书，而不是在朱丽叶定居的伦敦。奇怪的是，没有别人看到过这本书。奇怪的是，这本书没有保存下来。奇怪的是，福楼拜从未提到过这次订婚。奇怪的是，这个举动完全违背了他自己的信仰。
注 原文为法语。
至于说那只鹦鹉？哦，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搞清楚了鹦鹉标本的事。我第一次从鲁昂回来时写的信没带来任何帮助；有些信甚至没收到回复。大家一定认为我是个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业余学者，抓住了一点边角料，就可怜兮兮地想扬名立万。然而，年轻人实际上比老年人更加古怪——更以自我为中心，更喜欢自我摧残，甚至就是单纯的怪里怪气，而且程度大得多。只是媒体对他们更加娇惯罢了。当一个八十岁、七十岁或五十四岁的人自杀，人们会称之为大脑软化、绝经后抑郁症，或是最后炫耀一次可耻的虚荣心，只为了让别人感到愧疚。当一个二十岁的人自杀，人们会说这个人对生活给予的卑劣条件做出了高尚的拒绝，这种行为不仅勇气可嘉，而且富有道德感，充满社会背叛的精神。活着？老人可以替我们做这件事。当然，这是纯粹的痴人痴语。我是以医生的身份说这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