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达刚刚走出去的那扇门又打开了，丽达的母亲走进屋来，说丽达心情很糟，不愿出门。
“我？我坐过两次牢。”姨妈说道，露出既忧郁又开心的笑容。“我第一次被捕，也是无缘无故的，”她继续说道，“我当时二十二岁，有个孩子，当时又怀有身孕。失去自由，与孩子和丈夫分开，这一切当然让我很难受，但与我当时的感受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我当时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了一件物。我想和女儿告别，他们却要我快走，快上马车。我问为什么抓我，他们回答说到地方就知道了。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作回答。审讯之后，他们脱光我的衣服，给我套上带有编号的囚服，押着我走过拱顶过道，打开门，把我塞进去，锁上门就走了。只留下一名持枪看守，他默不作声地来回走动，偶尔透过我门上的门缝看两眼，我难受极了。我记得，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位宪兵军官在审问我的时候还请我抽烟。也就是说，他知道人们很爱抽烟，也就是说，他知道人们很爱自由和光明，他知道母亲爱孩子，孩子也爱母亲。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残忍地把我和我珍爱的一切分开呢，要把我像个野兽似的关起来呢？这一切注定会留下后果。如果一个人先前相信上帝，相信人，相信人与人相亲相爱，但在这一切之后他就不会再相信了。我从那时起就不再相信人了，变得狠心了。”说完这些，她笑了一下。
“干吗要毁掉年轻人的生活呢？”姨妈说道，“我特别难过，因为这是我无意中造成的。”
“莫非您也经历过？”
“上帝保佑，乡下的空气能让她恢复过来，”母亲说道，“我们要送她去她父亲那儿。”
“不，不是所有人，”姨妈回答，“我听说，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就是休息，就是安宁。地下工作者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缺吃少穿，担心自己，也担心别人，还担心事业，最终被捕了，一切就都结束了，卸下一切责任，就坐下来歇着吧。有人对我说，他们在被捕的时候甚至感到高兴。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无辜的人来说，这第一次打击还是很可怕的，而像丽达这样的人初次被捕时都是无辜的。这并非因为失去了自由，遭到粗暴对待，伙食恶劣，空气污浊，总之，并非因为被剥夺了各种权利，这一切都没什么。即便被剥夺的权利再多上两倍，也很容易忍受，最难忍受的是你第一次遭受到的精神打击。”
“是啊，要不是您，她就彻底完了，”姨妈对聂赫留多夫说道，“谢谢您。不过我想见您，是想请您转交一封信给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没封口，您可以读，可以撕掉，也可以转交，您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她说，“信里没有任何会引起麻烦的话。”
“我认为，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可怕。”聂赫留多夫说。
聂赫留多夫接过信，答应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门外。
“是啊，单独囚禁对于年轻人来说太可怕了。”姨妈说道，摇着脑袋，也抽起烟来。
他没有读那封信，他把信封上，决定把它交给收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