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书记员回答。
“勃列维到了吗？”
“要是看见他，您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投毒案。”
“还没到。”
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庭审中担任公诉人。
“好，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长说道，心想这桩案件能在四点钟之前审完，然后就可以走了，“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到？”
出门来到走廊，书记员遇见勃列维。勃列维两肩高耸，敞穿制服，腋下夹着公文包，沿着走廊疾步走来，鞋跟磕得地板咚咚响，像是在跑，没拿东西的那只胳膊前后摆动，掌心与他的行走方向保持垂直。
“我看先审投毒案吧。”书记员有些心不在焉地说。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员问他。
“非常感谢，”庭长说道，抽起烟来，“我们先审哪桩案件呢？”
“当然，我随时可以上庭，”副检察官说道，“先审哪桩案子？”
书记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投毒案。”
这位审判庭成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天早晨他刚和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妻子提前花光了交给她的本月生活费，她要求再预支一些给她，可是他说不行，于是他俩吵了起来。妻子说，如果不给钱，就不做饭，他就别想在家吃到饭。吵到这里他就出门了，担心她气话当真，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好好过日子，安分守己，结果却是这样。”他心想，看着容光焕发、健康快乐、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架着胳膊，用白皙好看的双手整理绣花衣领两旁浓密、花白的长络腮胡，“他倒总是心满意足，开开心心，我却在受罪。”
“好啊，”副检察官说道，可他一点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的，因为他通宵未眠。他们为一位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里两点，然后去找女人，去的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因此，关于那桩投毒案的案卷他还不及细读，他想马上草草看一看。书记员也是成心，他知道副检察官没看投毒案的案卷，便建议庭长先审此案。书记员是一个思想方式有些自由甚至很激进的人。勃列维却很保守，甚至笃信东正教，就像在俄国任职的大多数德国人那样，书记员因此不喜欢他，也嫉妒他的位置。
“奇怪，真不难为情。”法官说着，气哼哼地坐下，掏出香烟。
“阉割教徒的案子怎么办？”书记员问。
“还没到，”庭长穿上制服，答道，“他总是迟到。”
“我说过我办不了这案子，”副检察官说，“缺乏证人，我就这样对法庭说。”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到。”这位法官不满地说。
“可是反正……”
一位审判庭成员走进屋，他戴着金丝眼镜，个头不高，双肩高耸，面色阴郁。
“我办不了。”副检察官说，他摆摆手，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抱歉。”他说。
他拖延了阉割教徒的案件，借口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证人无法到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桩案件若让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陪审团来审，可能被判无罪。与庭长商量一下，应该把这桩案件转到县法院去审，那里的陪审员多为农民，因此更有可能被判有罪。
“保持精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冷水浴和做体操。”他想道，同时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抚摸着右臂上紧绷的肌肉。他还想再练练击剑（在久坐审案之前他总要做这两项运动），这时房门响了一声。有人试图推开门。庭长赶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了门。
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大多聚集在民事审判庭附近，庭上审理的正是那位爱打探案件的仪表堂堂的先生说给陪审员们听的那桩案件。休庭时，被那位天才的律师敲走家产的老太太走出审判庭，这笔财产转到一位商人名下，这位商人本无任何权力拥有这笔财产，法官们对此心知肚明，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是清楚，可是他们想出一个狠招，使得那位老太太的财产只能归商人所有。这位老太太是个胖女人，衣着考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巨大的花。她走出门来，站在走廊里，摊开短粗的手臂，不停地重复：“这可怎么办呢？您行行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她问自己的律师。律师看着她帽子上的花，想着心思，没在听她的话。
他走进办公室，锁上门，从文件柜的下层取出一副哑铃，做起哑铃操，上举、前伸、侧伸和下吊各二十次，然后又高举哑铃，轻松地下蹲三次。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快步走出民事审判庭，他敞开的西服背心的前襟以及他得意洋洋的脸庞都亮闪闪的，他让头戴大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让付给他一万卢布的商人得到十多万卢布。众人的目光一起投向这位律师，他觉察到了，可他的神情却仿佛在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迅速从众人身旁走过。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个高大肥胖的男人，蓄着花白的长胡子。他有妻室，但生活十分放荡，他妻子也是一样。他俩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位瑞士女教师的信，这瑞士女人夏天在他们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来彼得堡，她于三点至六点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的庭审早点开始也早点结束，以便他能在六点之前赶去幽会这位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他俩去年夏天在别墅里开始了这段罗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