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的陪审员休息室里有十来个人，来自不同行业。大家都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动，彼此打量，纷纷自报家门。一位退伍军人身着军服，其余人均穿礼服和西服，只有一人穿长袍。
聂赫留多夫报出姓名，然后走进陪审员休息室。
尽管很多人为参加陪审推开了手边的事情，尽管他们说此事很麻烦，可所有人的脸上却都现出一丝得意，意识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重大的社会事务。
“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和我们一起的，陪审员？”相貌和善的商人高兴地挤挤眼，问道。“好啊，我们一起做事吧，”得到聂赫留多夫的肯定答复后，他继续说道，“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柔软、宽厚的手，“一起做事吧。请问您贵姓？”
陪审员们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仍在猜度对方是什么人，他们彼此交谈，谈论天气、早春和即将审理的案件。聂赫留多夫不认识的那些人都赶紧过来自我介绍，显然认为这是很有面子的事。聂赫留多夫则认为这理所当然，他置身陌生人中间时一贯如此。如果问他，他为何觉得自己高大多数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未显示出任何出众之处。至于他的英语、法语和德语都说得很流利，他穿戴的衬衣、服装、领带和袖扣都是最好的产品，无论如何也不应成为他感到优越的理由，对此他心知肚明。然而，他又毫无疑义地将此视为自己的优越，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出的尊重理所当然，别人若是不这么做，他还会感到屈辱。在这间陪审员休息室里，他恰好就体验到了这种不快，因为有人未对他表示尊重。陪审员中间有位聂赫留多夫的熟人，此人叫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多夫一直不知他的姓氏，甚至因为不知道他的姓氏而有些得意），在聂赫留多夫姐姐家里做过家庭教师。这位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已大学毕业，如今是中学教师。聂赫留多夫一直受不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不拘礼节，他自负的哈哈大笑，还有聂赫留多夫姐姐所言的那种“公社习气”。
在法警指明的那扇门前，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相貌和善，显然已经酒足饭饱，悠然自得；另一个是犹太店员。他们在谈论羊毛的价钱，这时，聂赫留多夫走到他们身边，问这里是否就是陪审员休息室。
“您也过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用一阵爽朗的笑声迎接聂赫留多夫，“没推掉？”
聂赫留多夫照这指引走了过去。
“我也没想推。”聂赫留多夫严肃、阴沉地说。
“那就是去刑事庭。您该早点说清楚。从这里往右，然后往左，第二扇门。”
“好啊，这是公民美德啊。您等着吧，等到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您就不这么说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着，笑得更响了。
“我是陪审员。”
“这位神父的儿子很快就要对我以‘你’相称了。”聂赫留多夫想道，脸上露出深深的悲哀，如果他此刻获悉了亲人的死讯，这忧伤才会显得很贴切。之后他离开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向围在一起的一群人，人群中央是一位脸刮得精光、仪表堂堂的高个男人，他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这位先生讲的是民事庭眼下审理的一桩案件，他似乎对这案件很熟悉，叫得出法官和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道，一位知名律师使该案发生惊人逆转，当事的一方，一位老夫人，尽管完全占理，却不得不赔偿对方一大笔钱。
“您去哪一处呢？有民事庭，也有审判庭。”
“一位天才的律师！”他不停地感叹。
“区法院在哪儿？”聂赫留多夫问一位法警。
众人敬重地听着他的叙述，有人想插话说说自己的看法，却总是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人了解所有真相。
法警们拿着委托书和各种文件来回奔忙，时而疾走，时而小跑，鞋底贴着地板，发出摩擦声，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员、律师和法院人士往返穿梭，原告或未被看押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坐在那里等待。
聂赫留多夫虽然迟到了，可大家仍然要等待。一位法官迟迟未到，庭审无法开始。
聂赫留多夫走进法院的走廊时，已有很多人在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