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发言中试图证明，这桩盗窃案发生在有人居住的场所，是入室盗窃，因此这小伙子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此案已审理清楚，可副检察官仍像昨日一样，不住地耸起肩膀，提出一些足以制服狡猾罪犯的巧妙问题。
由法庭指派的辩护人指出，这桩盗窃案并非发生在有人居住的场所，因此，犯人虽然有罪，但并不像副检察官所说的那样会对社会构成威胁。
证人们说了情况，被告自己也对一切指控供认不讳，他像一头被捕获的小野兽，不知所措地看着四周，断断续续地供述事情经过。
庭长也像昨天一样，像是客观和公正的化身，他详尽地向陪审员们解释和暗示一些他们其实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的问题。像昨天一样也数次休庭，大家也抽抽烟，法警也数次高喊：“开庭！”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也忍住睡意坐在那里，吓唬罪犯。
“去它的吧，这些破脚垫，我根本用不着。我要知道它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我不仅不找了，还会倒贴一张红票子，就是两张也行，只要别让我来出庭就行。我坐马车就花了五个卢布。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有风湿病。”
审理此案时发现，这个小伙子还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进卷烟厂，做了五年童工。这一年，他在一场劳资纠纷后被厂主解雇，他居无定所，在城里闲逛，喝酒花掉最后几文钱。在小酒馆，他结识一位比他失业更早的酒鬼钳工，两人醉酒后便在夜间一同撬开门锁，拿走室内最初碰到的一捆东西。他俩被抓住了。他俩如实招供。他俩被关进监狱，钳工没等到受审便死在狱中。此刻，小伙子被当作一个危险分子受到审判，应该把这样的危险分子逐出社会。
另一位证人是失主，是被盗房屋的业主，也是那几块擦脚垫的所有者。这个小老头显然肝火很旺，当被问及这些擦脚垫是否为他所有，他很不情愿地承认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擦脚垫做何用，这些擦脚垫对他而言是否十分重要，他火冒三丈地回答：
“这样一个危险分子，就像昨天那个女犯一样，”聂赫留多夫一边听着审判，一边想道，“他们是危险分子，我们就不危险？……我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一个骗子，我们所有人，还有那些人，他们明知我是什么人，却不仅不鄙视我，反而尊重我，我们就不危险？即便这个小伙子真的是这个大厅里对社会构成最大威胁的人，那么在他已经落网之后，究竟该采用哪种更为合理的处置方式呢？
审判过程与昨天一样，出示物证，提起公诉，传唤证人，证人宣誓，讯问，专家证言，交叉讯问。证人就是在街上抓住他们的那位警察，他干巴巴地回答着庭长、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提问：“是的。”“不清楚。”“是的。”……尽管他像大兵一样面带呆板和机械，却仍能看出他很同情那个小伙子，他并不情愿谈起他抓获他们时的情景。
“显而易见，这个小伙子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恶棍，而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这大家都看得出来，他落到眼下这个地步，仅仅因为他置身于产生这类人的环境。因此看来很清楚，为了让这样一些小伙子不再出现，就必须努力铲除会导致这些不幸者产生的环境。
今天审的是一桩入室盗窃案。由两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解进来的被告身材瘦小，二十来岁，身着灰色囚服，脸色也是灰色的，没有血色。他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眉头紧锁地打量着走进门来的那些人。这个小伙子的罪名是与另一个同伙溜门撬锁，从室内盗走几小块摆在门前擦脚用的旧垫子，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起诉书称，警察在街上截住这个小伙子，当时他与同伙正肩扛擦脚垫。小伙子及其同伙立马招认，两人被关进号子。小伙子的同伙是个钳工，他死在狱中，小伙子于是独自受审。那几块擦脚垫就摆在物证桌上。
“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抓住这个偶然落到我们手上的小伙子，尽管我们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尚未被抓，我们把这个小伙子送进监狱，送入无所事事的环境，或强迫他从事极不健康、毫无意义的劳动，使他与那些和他一样生活无着、误入歧途的人为伍，然后我们用公家的钱将他自莫斯科省流放至伊尔库茨克省，与那些最堕落的人待在一起。
开庭前的准备工作也和昨天一样（除去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陪审员们的交代）。
“我们不仅没有为铲除这些人产生的环境做任何事情，反而对制造出这些人的机构赞许有加。这些机构众所周知，即工厂、作坊、饭店、酒馆和妓院。我们不仅没有取缔这些机构，反而认为它们必不可少，并给予嘉许和调整。
再次宣布“开庭”，三位身着高领制服的人再次走上高台，再次出现肃静，陪审员们再次坐上高背椅，又是宪兵、沙皇肖像、神父，——这时他觉得，尽管他应该那样做，可即便在昨天他也依然无法打破这份庄重。
“我们培养出的人不是一个，而是数百万。之后我们抓住其中一人，便认为我们已做到一切，保护住了自己，我们再无任何任务，我们把他从莫斯科省送往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多夫想着，脑中浮现出鲜活的画面。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挨着上校，他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各种声调，看着他们洋洋得意的手势，“这种装模作样要耗费多少精力啊。”聂赫留多夫继续想到，环顾巨大的审判庭，看着这些画像、灯具、椅子和制服，这厚实的墙壁和窗户，想到这座庞大的建筑，想到更为庞大的整个机构，想到由官僚、文书、看守、信使等构成的一支大军，他们因为这出谁都不想看的喜剧而领取薪酬，本地如此，整个俄国亦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些精力的百分之一用于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而不是仅将他们视为能保障我们安逸和舒适的有手有脚的劳力，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这个小伙子，”聂赫留多夫看着小伙子那张病态的、惊恐的脸庞，想道，“在他由于贫穷离开乡村进城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帮他一把，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或者在他进城之后，一天在工厂劳动十二小时，然后与他喜欢的年长工友去酒馆，此时只要有一个人能对他说：‘别去那里，瓦尼亚，这样不好。’这个小伙子也许就不会去那里，不会闲扯，也不会做任何坏事。
聂赫留多夫很想把自己与昨日那位女被告的关系告诉所有陪审员。“其实，”他想道，“昨天审判时我就应该站起身来，当众坦白自己的罪行。”但当他与其他陪审员一同走进审判庭，昨日的程序再度开始。
“可是却一直没有一个人过来怜悯他，当他像一只小野兽那样在城里当学徒工，怕头上长虱子而剃光头发，一次又一次为师傅们跑腿买东西；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之后，在师傅和工友嘴里听到的却是，好汉就是会骗人，会喝酒，会打架，会玩女人。
他刚走到陪审员休息室门前，却见陪审员们鱼贯而出，要去审判庭。那位商人依然兴高采烈，像昨天一样酒足饭饱，像遇见老朋友一样迎接聂赫留多夫。就连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过分亲昵和哈哈大笑，如今也丝毫未引起聂赫留多夫反感。
“等到他为不健康的劳动、酗酒和放荡所害，疾病缠身，呆头呆脑，梦游一般毫无目的地满城闲逛，一时糊涂钻进别人的棚子，拖出几张没人要的擦脚垫，我们这些丰衣足食、富裕文明的人不关心如何铲除使这个小伙子落入当下境地的原因，却要以惩处他的方式来改变事态。
聂赫留多夫谢过法警的好意，他今天觉得这位法警特别可怜，之后，他向陪审员休息室走去。
“太可怕了！真不知这里更多残忍，还是更多荒谬。不过，无论是残忍还是荒谬，均已达到极限。”
“我审讯结束后再告诉您找谁，我带您去见他。检察官这会儿还没到。审讯结束后再说吧。现在请您去法庭吧。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多夫想着这一切，耳中已不闻眼前的审判。他也因自己的发现感到恐惧。他很奇怪，他之前为何没能发现这一切呢，其他人为何没能发现这一切呢？
聂赫留多夫来到法院，在过道里遇见昨日那位法警，便问他已被判刑的犯人关在哪里，要见犯人须经何人批准。法警解释，犯人们关押在不同地方，探视犯人的许可最终由检察官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