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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李藏用替元宗问道。还剩下六十城还附的事情没说呢。

“其他的呢?”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回复了。”

李藏用脸色煞白。这算是好事吗?本来是为了顺利还都而索要若干士兵的,现在忽必烈却要安排兵马进驻江都。

洪茶丘说道。

是替忽必烈说出那番话的,而洪茶丘则是以自己的语言说的这番话,多少让人感觉委婉。

“辛苦您了。对于陛下的话,我们多少还有点疑问,那就改天再上奏,再听听陛下怎么说吧。”

“上书中书省索求兵马一事,陛下已经应允,最近就会派出头辇哥作为殿后军了。”

李藏用说完站起身来。他只想尽快把这两名使者送走。

接着,洪茶丘站起来说道:

永宁公 和洪茶丘刚走,李藏用就跪到元宗和太子面前,对自己的献言给国家带来的灾祸请罪。元宗和谌一时之间也无言以对,过了一会才终于开口说道。

席间坐着元宗、谌、李藏用三人。元宗和谌深深地低着头听 说话,而李藏用则备受煎熬,他以屈辱和悲愤的心情看着 。如果这是亲口从忽必烈嘴里传出来的话还能忍受,从曾经作为高丽的质子前往蒙古、现在对本国完全不怀好意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这让他难以忍受。李藏用对于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气恼。眼下忽必烈根本没必要把公主许给高丽太子。因为,就算不把公主给高丽,他不是照样能稳步推行对高丽的政策吗?

“我们所奏请的事情一定没有被传达给忽必烈。如果是原样传到忽必烈那里的话,不会这样的。”

“按照鞑靼 (蒙古) 的习俗,也有通媒合族一说。如果是诚心结交的话,怎能不许。不过,如今尔等是因其他事由来到我国。不如尽早还国抚民。公主的事情这次暂且不提也罢。”

元宗说完,谌也表示同意。李藏用当然不同意。所有的事情毫无疑问都是忽必烈的意思。

过了大约两天之后,永宁公 、洪茶丘二人携带忽必烈的回函来到了元宗的住所。洪茶丘的父亲洪福源为永宁公进谗言所杀,所以对洪茶丘来说, 是他的杀父仇人。现在两人都成为了管领归附军民总管,分管东京和沈州的高丽人,但显然两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好感。这次一起作为使者前来,这让元宗父子和李藏用都觉得不可思议。洪茶丘起初就像是一个公证人一样站在旁边等着,而 则担当着使者的角色,是忽必烈的代理人。

第二天元宗上书请求撤回头辇哥出兵的命令,取而代之的是,请求派遣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司政官,这和派遣兵团并没有关系。

几天之后,元宗又再次通过中书省提起了北界西海六十城的还附问题。

——若前后大军到国,则恐百姓惊窜,抑供忆难支,也请停后军,且大军留屯古京 (西京),毋令越境。

四日,谌和李藏用二人所写的上奏文被送到了中书省。

对此,忽必烈没有答复。十二日元宗和谌被召到王宫觐见忽必烈。元宗和谌被带着穿过长长的回廊,钻过几个门口,沿着铺得很整齐的地毯直接走到忽必烈的住所。街上有积雪,但宫城里却一点也没有。地毯两旁排列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弓箭兵和长枪兵。从太极殿的广场开始,穿着品服的文武百官分列成三列,一直持续到太极殿里。元宗父子还从没有像这样谒见过忽必烈。对于元宗和谌来说,这些天的忽必烈像是忽然成为了一个巨人。他看上去比平时心情要好,总是笑眯眯地说话,但元宗和谌又不能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忽必烈看。他们把头低了下来。忽必烈给元宗赐了礼物,命头辇哥派护送他们即刻回国。元宗和谌在忽必烈面前一句话也没说上。元宗以前是可以和忽必烈自由交谈的,可这次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元宗自己也不清楚。

李藏用说道。元祖立即跟谌商议,谌也同意李藏用的提案。当晚,谌和李藏用便起草了上书给中书省的文案。李藏用和往常不同,他反复斟酌上奏文案,总感觉心里有些不安。现在的他,对自己做的事情也失去了充分的自信。

第四章

“乞求公主下嫁太子也是一个办法。关于旧京出排一事,奏请若干士兵相助也是一个办法。目前只有这两个办法。如果能获准公主下嫁,那太子和忽必烈就是父子关系,我王和忽必烈也就有了关系,忽必烈也不能对我王所管理的国家做出荒唐的事情了。还都一事也能仰仗忽必烈相助,同时也能证明我们没有二心。这样一来,关于北界西海六十城返还一事,或许忽必烈也能通融了。老朽李藏用目前也只有这等小智慧了。”

元宗、太子谌、李藏用还有去往燕都的一百多名随从于十七日一同离开了江都。赴燕都途中的一行七百人之中,有六百名是分开行动的,在进入东京后他们便留在了当地,并没有去到燕都,元宗一行人要在东京和他们会合后再一同回国。和来时一样,雪每天都在下,而且还刮起了大风。同样是为雪所困,但来时总想着尽快赶往燕都,情绪高涨,归途则不然,对一行人来说,是一段充满苦涩的旅程。一望无际的天地之间被涂成白茫茫的一片,河面只看到尚未完全冻结的一小块地方露出了些许蓝色。

短暂的会见结束了。从忽必烈面前告退之后,元宗和李藏用在元宗驿馆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场只有两个人的会谈。元宗征求李藏用的意见,问他,如果上书给中书省,索还崔坦献上的六十城,这样事情或许会有所改观,只是不知该怎么做?李藏用说,原以为这次在我王进入燕都拜见忽必烈之前,蒙古无论如何是不会出兵的,但现在看来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忽必烈在知道我王不久就要进入燕都之后,并没有稍作等待,立即就发兵了。或许这就是善于用兵的将领的做法。对于这样的忽必烈,现在就算想索还六十城也没用的。何止是六十城,忽必烈肯定是想把整个高丽都据为己有。但也不是毫无办法。那就是,高丽要顺着蒙古领导人的意思,将计就计,主动表明自己真心想成为其属国,显示甘心把命运交到对方手里的态度。

第五天时他们进入了一个有着一座大寺院的城市,元宗发了烧,只能卧病在床。李藏用和谌商量后,决定留在那里,一直等到元宗的病痊愈。虽然大家都想尽快回国,但是江都已委托给悰代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西京已经为头辇哥的军队所占据,林衍不可能再有什么异心了。如果有,那就只能说是自取灭亡了。无论是对元宗、谌还是李藏用来说,这次归国的旅途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过艰难。北界西海六十座城已成为蒙古的直辖地,去到东京后就得和进驻高丽的殿后军头辇哥的军队同行了。头辇哥的军队在还都之前一定会驻留在开京、江都的,在还都实现之后他们到底会不会撤走还是个疑问。从忽必烈之前的做法来看,说它是一支半永久的驻留部队也不稀奇。

对元宗而言,包括这次在内,忽必烈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像是一个苛酷的统治者。实际上在忽必烈的命令之下,高丽正遭受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毫无道理的侵略,但元宗一直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这其中或许是出了什么差错,不久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如初的。像忽必烈所说的那样,只要上书给中书省,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一定是的。否则,忽必烈怎么会以这种态度接见自己?忽必烈温和的面庞和身上散发的魅力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是明显比以前更沉默寡言了。此时的元宗五十二岁,忽必烈五十六岁,元宗更为年轻,但任谁看上去都不像。元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老年的阴影正悄悄地靠近他,而忽必烈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仿佛正值壮年,精力充沛。

元宗的病情两三天后就有了好转的趋势,但李藏用决定不能有丝毫的勉强,于是又让一行人停留了好几天。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李藏用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林衍因为背部的疽发作而死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个梦,但梦醒之后,李藏用还沉浸在那完全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的感觉中。梦中出现了林衍的次子惟茂,他请求赐给自己病死的父亲参知政事一职,自己则想当校定别监[53]。李藏用被惟茂带到了别的房间,那里躺着林衍,走到旁边仔细一看,果然已经死了。

第二天,元宗在王宫大极殿拜见了忽必烈。一行人中,以李藏用为首的数名重臣获准和元宗一同拜谒忽必烈。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形式上的,很短时间内就结束了。忽必烈就林衍废立国王一事询问了元宗和其他两三个人几句之后,似乎不太关心,在回话的人说完之后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自己没说什么。元宗汇报说自己复位之后国内事态基本平复了,忽必烈对此也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表示基本上都清楚了。然后,又反复说了一些类似于如果有什么愿望就上书给中书省,不用客气,想做就做之类的话。

在凌晨微微发白的房间里,李藏用睁开了眼。林衍是不是真的死了?如果林衍已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林衍废立国王导致了高丽如今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祸害国家的人死就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但除了对一个死者感觉到冷漠之外,其间还夹杂着悲哀和愤怒。这不仅仅是说林衍,在金俊被杀时,还有在金俊之前显赫一时的崔氏一族被打倒时,李藏用都有同样的想法。这些武将生前都把守卫江都的特别守备队三别抄掌控在手中,对三别抄的力量过于自信,以至于对臣属屈从于蒙古、对在蒙古的皮鞭之下委曲求全的态度并不认同,或多或少都没有放弃据守江华岛的想法。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势的同时,事实上也成为了国家的祸害,但光这样评价他们也不合适。

蒙克多军离开东京,虽名义上是要诛杀林衍,而实际上是为了占领高丽北部。金方庆也被命令和蒙克多军同行。不知为何,李藏用被解了任,身份完全自由了。或许他是因为高龄以及健康状况不佳才遭到这种待遇的。李藏用和金方庆告别后,紧随在元宗一行之后再次进入了燕都。按照中书省的安排,元宗被分到了位于都城中央那壮丽的王宫一角的某家驿馆,其他人则被分到位于城内西北部的寺院街上的宿舍里。

现在的情况是,林衍之死出现在梦中,实际上他是不是死了还不清楚。如果是真的……想到这里的一瞬间,李藏用脸色都变了。如果林衍的死是事实的话,反对还都的势力就消失了,头辇哥军队进驻的理由不也就不存在了吗?也就是说,高丽又获得了一次上奏忽必烈、建议撤销头辇哥军进驻命令的机会。就算上奏最终无效,但只要还有上奏的机会,那就必须利用。想到这里,他发自肺腑地希望林衍的死不是在梦里,而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

一月的最后一天,元宗进入了燕都。比元宗一行晚几天离开东京、一直匆匆追赶的李藏用也在这一日进入了燕都。

两三天后,一行人离开了那座城市。只上路走了两三天,就又被迫停在了一座被雪覆盖了一半的旷野中的小山村。元宗又卧床不起了。对此,元宗自己和太子谌都显得很焦躁,但李藏用还是觉得元宗的健康最为重要,他反对哪怕有一点点的勉强。一行人在这个村落里住了十多天。等天气平稳一些之后才又出发了。然后又是走一天又在下一个村休养三天的状态。谌说,这样下去的话,等到达江都,漫长的冬天都过去了。李藏用回答说,那也没办法,因为吾王的健康是无可替代的。

元宗拼命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完了。就算明天见到忽必烈,蒙古兵也已经进入了高丽,慈悲岭以北已经被纳入了蒙古的版图。这个不祥的年轻使者留下像虚脱了似的瘫坐在地的高丽国王,离开了。

李藏用虽然确实担心元宗的健康状态。但并不仅仅如此。他的心里还在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使者从江都前来报告林衍的死讯。林衍的死虽然发生在梦里,但从这个梦的真实度来判断,他觉得林衍实际上已经病死在江都了。这一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与日俱增,已隐约成形。林衍肯定已经死了。

“准其以慈悲岭为界的北部一带内属。决定改西京为东宁府。负责奏报此事的使者已经从燕都出发了。”

报告其死讯的使者最迟在三月末前就会到达东京的,他想。

“那又准了什么?”

如果这一行人进入东京时,那个报告已经传到东京行省的话,那么,在随头辇哥军一起向高丽进发之前,必须再试着向忽必烈上奏,以阻止头辇哥军队的进驻。正因如此,李藏用心里才暗暗地打着算盘,最好在四月初之前这一行人不能到达东京。他们到达东京是四月十日,从二月十七日离开燕都到进入东京花了将近五十天,这比李藏用所盘算的日子还要长。

“北界、四海的六十城。”

虽已进入东京,但江都的使者还没来。李藏用也就放弃了长久以来自己心里对于林衍已死的妄想。元宗一行人到来的同时,早就等在那里的头辇哥军的一部分就作为先头部队离开了东京。两天之后,剩下的部队也夹在元宗一行前后离开了东京。头辇哥军所有的兵都全副武装,这次出动名义上是为了守护元宗,但部队的阵势也着实吓人。

“那他所乞的是什么?”

一行人于当月的二十八日泛舟于鸭绿江上,之后到达了位于江中岛上的大富城。过了江就是故国了,那里现在应该已是蒙古的直辖地了。元宗和谌、李藏用看着江流,全都一言不发。一行人所乘坐的船的前后,满载着蒙古兵的数几十艘兵船首尾相接。

元宗询问洪茶丘崔坦内附一事,洪茶丘立刻回答道:“帝嘉其忠节,已经准其所乞。”

五月初时,被头辇哥军前后护卫着的元宗一行人接近了西京。蒙古兵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眼前。西京已改名为东宁府,安抚高丽使[54]头辇哥率领着号称二千、实际数量是好几倍的兵力驻屯在这里。进入元宗等人视线里的全都是头辇哥麾下的兵。

诏书的日期是一月十七日。读完诏书,行过礼,元宗就把它装入了盒中。诏书中提及了发兵讨伐林衍一事,但北界四海的内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为了讨伐林衍一人,就需要那么庞大的一支部队进驻高丽吗?

还有一天行程就要进入西京的那天,头辇哥来到元宗的身边,和他商议派使者前往江都一事。说是商议,只是形式上而已,准确说应该是作为东京行省长官的头辇哥单方面作出了决定。头辇哥的部下彻彻都和元宗的大臣郑子玙两人被选出来作为催促林衍入朝的使者被派往江都。这一天是五月六日。在两个使者回来之前,元宗一行人和头辇哥的部队就留在原地。彻彻都和郑子玙二人于十一日回到头辇哥的行营,报告说林衍已于二月二十五日病逝,其子林惟茂已经继承了父亲的官爵。李藏用梦到的事情实际上已真实发生了。

——朕即位以来,闵尔国久罹兵乱,册定尔主,撤还兵戍,十年之间,其所以抚护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图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废易国王禃,胁立安庆公淐,诏令赴阙,复稽延不出,岂可释而不诛。已遣行省率兵东下,惟林衍一身是讨。其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自余胁从诖误,一无所问。

而报告林衍死讯的使者已于三月七日被派往蒙古——派出他的是作为权监国事留守的元宗的第二子悰。所有事情都和李藏用所预想的一样。只是使者没有经过东京,这一点李藏用没有想到。

洪茶丘带来了忽必烈给高丽君臣的诏书。相关信息已经由别的使者携往江都了,说完之后,他把诏书放到了元宗的面前。

元宗让使者郑子玙携去命江都臣僚还都的诏谕,对此江都的百姓们都很平静。诏书内容如下:——帝使行省头辇哥国王及赵璧等率兵护寡人归国,仍语之曰:“卿归谕国人悉徙旧京,按堵如旧,则我军即还,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于妻孥悉皆俘虏。”今之出陆毋如旧例,自文武两班至坊里百姓,皆率妇人小子而出,又漕运新兴仓米一万石以支军饷及行从之备。且虑愚民见大兵压境,必致惊动,宜速传谕,令诸道民安心乐业犒迎王师。[55]

在看到对方第一眼的瞬间,元宗就有了一种预感,那就是,这次从对方嘴里说出来的绝不会是什么好话。

头辇哥军队先出发,间隔一天后元宗一行人也出发了。

终于要进入燕都的那天早上,忽必烈派来了使者。在一个小村子中的寺庙中的一间房里,元宗接见了使者。使者是洪茶丘。这是时隔十年之后元宗再次见到洪茶丘。当时在燕都,他是前来报告元宗的父王高宗死讯的使者,想到这里,他发觉洪茶丘已经长大得快要认不出来了。当时他才十六七岁,而现在,脸上那种稚气完全消失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相貌堂堂的青年武将了。他肩膀宽阔,眼睛清澈,眉清目秀,声音平静。但这种外表给人的感觉比过去更加冷漠。

十六日时元宗到达龙泉驿,在那里,从江都来的使者告知了他林惟茂被杀、李应烈、宋君斐等武将们被流放海岛的消息。具体情况不详,前来报告此事的使者自己也不了解情况。元宗、谌和李藏用这下才知道江都的动荡与混乱。但林惟茂已经被杀,被流放到海岛的李应烈、宋君斐等武将们原本也反对还都,从这一点来看,在元宗等人进入江都之前,反对还都的势力就已消亡殆尽这种观点是成立的。就这一点来说,事态的发展对还都一事还是有利的。

直到一月末,元宗一行才进入了燕都。这比原定计划晚了十多天。从一月下旬起,天气就很恶劣,暴风雪的日子很多,有些日子完全被堵在村里,一步前进不了。就算不是天气原因,每天也会被东进的部队拖住行进的脚步,有时大半天都只能待在村中。

头辇哥部队五月二十日回到开京后便驻屯在升天府。他直接派人去江都抓了林衍的妻儿。元宗一行人也晚一天进入了开京。头辇哥逼迫元宗即刻实施还都计划。和元宗商议之后,李藏用也觉得事态既然已经如此发展了,或许一口气把江华岛的居民都转移到开京能更好地防止事态的恶化。于是元宗于二十三日命令江华岛的居民还都。

长官们说的话都一样。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可能到了东京后会有新的命令下来,走一步算一步。一行人这一天给东进的部队让了好几次路,为此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村子里。

返回的诏使报告说,三别使坚决反对还都,江华岛当即就陷入了混乱。岛内好几处地方都起了火,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每遇到一支部队,元宗都要派侍从到该部队的长官跟前去。

第二天是二十四日,岛上的一千几百名居民很多人只穿着衣服跑进了开京,人人都说,想离开江华岛越来越难了。

第二天从一大早开始,一路上也和很多队伍擦肩而过。

分不清到底是盗贼还是三别抄士兵的人正在海上追捕从甲串津、草芝津、碧澜亭等三个渡口向大陆本土转移的居民。

一切都太迟了。眼看还有十天左右就要进入燕都了,可是忽必烈就等不及了,已经下令出兵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得不说,别说金方庆了,就连李藏用所设想的也过于天真了。在一家民宅的一间房中,元宗几乎彻夜未眠。他熄掉蜡烛,呆坐在暗夜之中,心里一个劲儿地祈祷长老所说的都是错的。

二十五日,和前一天差不多数量的脱岛者进入了都城。

那天元宗一行很晚才抵达一个村子宿营。从村里一个长老那里听说,白天那些军队之所以迁移,是因为让蒙克多军队进驻高丽的命令最终下达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蒙克多军今天就是要离开东京赶往高丽了。而白天与元宗等人擦肩而过的、洪水一般往东开进的那几支部队,要么就是等蒙克多出征后轮换驻防东京的部队,要么就是和蒙克多军一样要进驻高丽的部队。

据他们的报告得知,三别抄在岛上各处都贴了禁止离岛的布告,居民们把妻儿、财宝堆在小船上漂在江上时,不断被三别抄的兵船追杀。头辇哥逼元宗同意自己亲自率兵出战以平息事态,但元宗、谌和李藏用都强调己方要亲自处理此事,拼命制止头辇哥军队出动。他们必须极力避免头辇哥军的出动刺激到三别抄。因为,原本三别抄会做出这等举动,就是因为头辇哥的大军进入了开京。

一支军队刚消失,别的军队又过来。元宗一行人不得不因此不时避让到道路两旁。他只觉事非寻常,但又不能向行进中的部队开口询问他们要赶往何处。

李藏用把入朝蒙古时的一行七百人和为了迎接元宗而从江都来到开京的三百名左右的将士派到与江华岛相对的几个地方,让他们负责收容从岛上脱身的人。脱逃的人不分昼夜身无一物地逃往江岸。夜里,本土和岛上都点了篝火,于是汉江的水流都呈现出异样的红色,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舟艇在红色的水面上你追我赶。

在离开东京第五天的下午,一行人与一队蒙古军擦肩而过,他们的行进方向与一行人相反,正往东边赶去。有骑兵,有马拉着车的运输部队,也有徒步的士兵。士兵们急着赶路,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和往日截然不同。军队不止一支。

二十七日凌晨,元宗把郑子玙派到江华岛告谕三别抄,同时自己也亲自驻辇于文殊山山腰上的文殊寺中,文殊山和江华岛近在咫尺。接近中午时分,宫城里的妃妾、侍女们等一群人都成功逃离江华岛,进了升天府。下午,元宗又把将军金之氐派到江华岛去宣抚三别抄,但没有任何的效果。这一天头辇哥又逼元宗出兵,元宗恳求他再通融两天。

元宗还没有放弃只要见到忽必烈就一定能打破困局的想法。这一点和金方庆类似。他不愿像李藏用那样撇开忽必烈去考虑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下这么想也无济于事。

二十八日元宗又把数名武将派到了岛上,但赴岛的使者尽数为三别抄所捉。这天夜晚,焚烧江华都城的火焰照亮了整片天空,从开京都能望见。

元宗在东京住了一晚,第二天十二日就离开了东京。李藏用、金方庆也想随元宗同行,于是向行中书省奏请,但未获批复。元宗一行朝着燕都一路进发。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到燕都的道路如此遥远。想到太子谌此刻或许也正一日三秋、望眼欲穿地盼着自己到来,他便无暇顾及在马背上颠簸的辛劳了。

二十九日,元宗和谌、李藏用合计之下,最终宣布解散三别抄。谁都明白,再这样下去事态就难以控制了。高丽的当权者们不想让头辇哥的军队出动,那样局面会更混乱,于是选择解散三别抄。元宗安排一名被俘的三别抄的士兵携带诏书前去岛上传令。可以想象,因为这道解散三别抄的命令,三别抄内部必定会出现种种不统一的看法,如此一来,他们那原本有组织的行动也就自然瓦解了。

蒙古的领导层让金方庆和蒙克多一道留在东京,恐怕是想让这个高丽将军在进驻高丽时充当参谋。李藏用似乎也是因同样的目的才被转移到了这里。

三十日,江上异常的平静。岛上逃出的大大小小的船只可以畅行无阻地渡江。之前所发生的就像是一场梦,三别抄的兵船一艘都看不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最初集结至东京的命令下达到蒙克多军队的九月,金方庆就被命令和蒙克多军一道转移至东京,从那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而蒙克多军的兵力连金方庆也不清楚。部队不断地转移。有从东京撤到后方的,相反,也有从后方进入东京的。为什么要这样不断地替换队伍呢?金方庆不得而知。

六月一日,从岛上逃出来的人们报告说,将军裴仲孙已经成为了三别抄的统帅,他拥立永宁公 的长兄承化公温为王,并组建了新的官府。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只是混乱,而是明显往内乱的方向发展了。

两天后的十一日,元宗一行人进入了东京 (辽阳)。东京城内外都被兵马淹没了。时任东京行中书省事的头辇哥、赵璧等武将们各自率兵驻扎于此,另外,接到了出征高丽的命令的蒙克多也正率领准备完毕的军队蓄势待发。诏书上说进驻高丽的兵力为二千人,但蒙克多所率部队绝不止这些数。单是以归附蒙古的高丽人编成的部队就超过二千,再加上蒙古兵组成的部队,数字要远超二千。

第二天的六月二日,头辇哥传令麾下的三千名士兵出动,随时准备进攻江华岛。舟艇被从沿岸的各个村落中征集而来,分布在十余处。元宗和谌、李藏用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头辇哥军出动了。

李藏用说着,就像先前金方庆那样用手掌抹了一下脸。

三日,李藏用和太子谌两人决定前往江华岛。李藏用还没放弃平息事态的希望。他要在蒙古兵登陆江华岛之前再见一次三别抄的首脑们,以阻止国土陷入更大的混乱中。李藏用和谌从升天府乘船前往江华岛已接近中午时分了。两人带了数名随从,先从岛北端登陆,而后乘上了同船运来的马,接着再向江都进发。他们没有带很多随从,因为担心这会刺激到三别抄。

“为什么要哭?这点小事有什么可哭的!我李藏用会把眼泪留到真正需要哭的时候。”

一行人路过的几乎每个村子里都看不到人影。据偶尔出现的一个老爷爷所说,听说蒙古兵来了就会杀人,所以村民们都躲到树林里去了。而在另一个村子,只看到一个站在路边的青年,询问之下才知道,三别抄想征召每个村子里的男女,所以村民们全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他们所说的都各不相同。

元宗问。李藏用的脸湿了,元宗并不知道那是被泪水打湿还是被雪花润湿的。

接近江都时,村子里倒是还能看到村民们,但很多人都趴在地上大哭大叫。说是年轻人全被三别抄抓上了船,随三别抄一起往南边去了。女人们的丈夫和孩子都被抓走了,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天地间。

“李藏用啊,你在哭吗?”

一行人进入了江都。江都的样子全变了。所有的房子都已被毁,家中的物件散落在路上,王宫的一部分和官衙街都被烧毁,还有些地方在冒着烟。王宫里有少数的士兵在守护,悰倒是没事,但金刚库[56]的大门已经被毁,其中的大部分兵器已被抢走。

他的话语表明,他认为最糟糕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据悰所说,将军裴仲孙和夜别抄[57]指谕卢永禧二人作为首谋者发动了这次叛乱。他们拥立承化公温为王,把金刚库里的兵器分发给士卒们,今天一大早就把公私财物、妇女儿童都放到了船上离开了江华岛。撤退的船首尾相接,一直从仇浦连到缸破江,数量多达上千艘。恰好百官们都赴开京迎接国王去了,他们的妻儿很多都被三别抄抓住了。将军李白起和玄文奕的妻子、直学[58]郑文鉴等都因反对裴仲孙而被斩杀。

李藏用沉默不语。元宗感觉老宰相的躯体又瘦小了一两圈。他想对李藏用说点什么,但李藏用只是一味摇头,表示自己不认同金方庆所说的话。他说道:“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忽必烈是想等我王到燕都会面之后再发兵高丽。忽必烈这种人,一旦决定了就无论怎样都会做下去,这次怎会有例外?出兵的理由怎么都能说得通的。但就算大同江以北的地方被并入蒙古了,也不能收服当地的高丽人的心。而且大同江以北只不过是高丽国土的几分之一而已。就算高丽丧失半数的国土,哪怕丧失了三分之二,只要高丽的国名之下还有半寸土地,总有一天它们都会回到一起的,不可能抹杀原本存在的高丽。现在我们既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气馁。”

李藏用先派使者前往开京,然后直接封了金刚库,在全岛张贴布告以安定民心。又派人把因渡江而溺死漂过来的尸体收集起来烧掉。

金方庆说道。他并不像往常那样磕巴,想表达的地方都表达得很清楚。金方庆不认为此次事件是因为忽必烈误解高丽发生了不祥事件,说到底就是要以林衍的国王废立事件和崔坦之乱为由进行侵略。但忽必烈也不能无理地反驳太子谌的诉求,所以只要元宗和他会面了,或许事情就得到解决了。

三天之后,还都正式开始。王宫、各个官衙都被搬到了开京,武人和官吏们把自家所有的物品都搬到了开京。高丽王朝断然实施重返大陆的计划。但谁也不曾预料到的是,还都居然是在如此混乱、牺牲如此之大的情形下实施的。还都开始当天,江都的天清澈得一片云都看不到。天上的太阳十分耀眼,在所有人的眼中看来都显得那么空虚。江都在一日间便成了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尽头,有初夏的风拂过,海的声音听起来很近,大群的鸟儿落到了北边的城墙里。

“无论如何都要尽力阻止。如果蒙克多军队进驻高丽,那么高丽北部一带就成为蒙古的直辖地,高丽就要丧失自己的版图了。蒙克多军接受东征的诏令来到了东京,正等待着最后的出征命令。命令随时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下达,事态十分紧迫,之所以拖到今天都没下达,是因为太子一直在恳求等待我王入朝,忽必烈也不好断然拒绝。忽必烈现在就是想进驻高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此事无论在谁看来都不合情理。利用崔坦请求内附一事,以讨伐林衍为名进驻高丽,这显然属于侵寇。我王面见忽必烈之后,如果以理相诉,忽必烈也不能胡来,只能收回进驻高丽的成命。因为谁也不能颠倒黑白,把河的上游称为下游啊!”

搬到开京就是回到了旧都,在所有人的眼里看来开京都是一座崭新的都城,崭新得让人感觉陌生。六月中旬,当新都城里临时的官衙和给文武百官们建造的粗劣的府邸在不分昼夜加紧建造时,前一年夏天离开江都前往日本的国信使金有成等人回来了。一行七十人从开京的南门进入。虽说是南门,但城门皆已毁于战火,夏草从铺设在地面的大块条石之间探出头来。一行人就从那里进了城,在两处蒙古兵的屯所接受了查验,然后沿沙尘飞舞的都城大路径直向王宫走去。

“面见忽必烈能阻止他出兵高丽吗?”

一行人先是在临时搭建的宫殿的一间房里接受了茶点接待,但每个人都因心系着家人的安全而忧心忡忡。

金方庆用手掌擦了擦自己被雪润湿的脸说。

金有成径直谒见了元宗,上奏了日本之行的前后经过。

“尽快赶去燕都,面见忽必烈。还不晚。”

一行人是去年九月十七日到的对马岛,在伊奈浦短暂停留后,奔赴九州太宰府,住进了守护府。今年二月之前一直留在当地等候日本朝廷的返牒,但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于是只能回国。

这是从元宗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根据元宗的指示,金有成要把事情的原委上奏给忽必烈,于是他在第二天便踏上了入朝蒙古的旅程。

“现在应该怎么办?”

放弃江都逃到海上的三别抄曾作为江都的警备队立下赫赫战功,但眼下只能被冠上叛乱暴徒集团的名号了。作为元宗也不得不放弃了叛军三别抄,六月十六日他把参知政事申思佺作为讨贼将军派到了全罗道。申思佺所率士兵仅有一百人。他在全罗道听闻三别抄在大陆上现身,于是又折返回了开京。谁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害怕三别抄而逃回来,还是因为在做好被羞辱的思想准备后,决定避免与常年同为高丽军一翼、一起共参国事的三别抄交战。对此,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味蛰居。即日申思佺就被免了官职。

李藏用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江都的,所以这是元宗时隔四十多天与李藏用会面,而金方庆是九月离开的江都,两人是四个月以来首次会面。相互间要说的话堆积如山,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场所、从不同角度目睹国家动荡,自己也随之心潮澎湃。

三别抄拥立承化公温并设置官府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但他们这么做与其说是对高丽王朝的背叛,不如说是对长久以来一直压迫高丽的蒙古的反抗,是这一反抗意识积累后突然爆发的结果。蒙古军以监视还都为由进驻高丽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因此除了那些被三别抄夺去妻儿、杀掉亲朋好友的人之外,一般的民众就算不希望他们势力增强,也不一定都盼着他们灭亡。都觉得他们替自己做了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首领裴仲孙等可以被剿灭,至于三别抄的士兵们,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能饶过他们的。元宗和李藏用也有这番心思。但只要三别抄之乱还没平定,头辇哥军队就不可能撤退,今后蒙古军还可能以此为由进驻高丽。

一月九日傍晚时分,元宗和李藏用、金方庆等数十骑人马在茫茫雪原之中会面。他们是为迎接元宗而从东京赶来的。出迎的骑兵队分列道路两侧,待以元宗为中心的队伍一穿过其间,他们就汇入元宗的队伍后面。李藏用和金方庆也骑马跟在元宗队伍后面,但在元宗命令之下,二人立刻打马前行,和元宗并驾齐驱。有好一阵子,主从之间一言不发。

八月,三别抄占领珍岛,侵掠了附近的州县,所作所为越来越像强盗。消息传到开京后,元宗任金方庆为全罗道追讨使,下达了讨贼的命令。此前金方庆和蒙克多的军队一起驻留西京,为了不让蒙克多的军队开到大同江以南,他始终在暗自努力。头辇哥军已进驻开京,如果蒙克多军也南下的话,那高丽混乱的局面会愈演愈烈的。

今年这一带积雪很少,但雪依旧每天都在下,寒风彻骨,人马都疲惫不堪。一月五日,元宗把一行人分为两队,壮者百人编队先行,元宗自己也加入其中。

金方庆遵照命令进入了开京。一接到追讨三别抄的命令,便即刻率军出发。他担心如果晚一天出发,就会给蒙古兵介入的机会。金方庆所率领的亲兵不过六十余人。本国的叛乱要以本国的兵力来收拾,这使他无暇顾及兵力的多寡。

对高丽来说多灾多难的至元六年就要过去,明天就是至元七年 (西历一二七〇年)、元宗十一年的元旦了。元宗让负责呈递文书给中书省的十几名使者骑马先行,之后开了一个简单的新年贺宴,等这一切结束之后,立刻朝燕都进发。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面见三别抄的首领裴仲孙,商谈一下该如何解决此事。但金方庆的预感对了,从蒙古派来和头辇哥交接的蒙将阿海以这是忽必烈的命令为由,提出要加入三别抄讨伐战中。高丽没有拒绝他的理由。

伏望诸相国阁下以此情状具奏天聪,悯予父子勤王之恳,扶护始终。”

九月中旬,金方庆和蒙将阿海一起率领由高丽、蒙古混编的军队一千人——可以说几乎全是蒙古兵——朝着开京进发。对金方庆来说,这是对同一血统的同族人的征讨,多少还有所顾忌,但对于阿海来说,这只不过是对他国暴徒的镇压而已。所以一开始两位指挥者之间就水火不容、不可协调。征讨军进入三别抄士兵横行的泉州,又开到罗州,四下追着敌人跑,最后到达了他们的据点——珍岛对岸的三监院。在数次的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败。这时出现了“金方庆通敌”的传言。为此,金方庆不得不一度返回开京去证明这是无稽之谈,然后再重返前线。立场各异的高丽的将军和蒙古的将军只要一起站在战场上,这种争执几乎都会爆发。至元七年,即元宗十一年的秋天就这样在忙乱之中被送走了。

予早知其叛,而不一问罪者,以其投附上朝也。今既上途空国,而谁肯以兵来侵。待臣近观龙颜,仰奏一言,然后遣兵未晩也。安有国君躬进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惊动者乎。

不断有与三别抄作战的捷报从南部半岛传到位于开京的高丽政府。此时的李藏用感受到了渐浓的秋意,一种类似于梧桐叶大片大片无声掉落的感觉,却没有捷报带来的喜悦。

——“今闻小邦叛民崔坦等驰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请送天兵二千许遮护,而帝决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难别白。

十二月,忽必烈的诏令突然下达了。

元宗和一行人的三名高官商议之后,才写了要呈交忽必烈的奏文,最后还把收件人改为了中书省。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又与卿国地相密通,故尝诏卿道达去使讲信修睦,为渠疆吏所梗,不获明谕朕意。后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辑尔家,复遣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仍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住,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供给,鸠集船舰待于金州,无致稽缓匮乏。

当晚,元宗就给忽必烈写了信函。在他下榻的寺院的某间房里,深夜依旧还亮着灯,许多人进进出出,很是繁忙。

除此之外,还附上了诏谕日本书函的副本。

但正是由于是这两位重臣特地派出的使者,他们携带来的文书上写的内容才更显非同小可。文书的主要内容是说,崔坦一伙乞求李延龄派兵,对此,忽必烈决定让蒙将头辇哥率二千名军兵前往,此命令已经下达到东京的行省[52]。头辇哥现已身在东京,正为进驻高丽做准备。希望元宗即刻派遣急使求见忽必烈,阻止此事发生。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一行人在大晦日 (三十一日) 那天到达了清川江畔的博州。这一天,元宗迎来了身处东京 (辽阳) 的李藏用、金方庆二人派来的使者。他不知为何二人还在东京,但能在进入燕都之前见到二人让他感到无比高兴。

元宗读罢诏书,捧到与头部平齐的位置后,把诏书装进了盒子中。虽然暂时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暇顾及,但这名债主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突然恰到好处就出现了。林衍的国王废立事件,崔坦的叛乱,西界北海的内附,蒙克多军的进驻,头辇哥军的入国,三别超的叛乱,还都,——从去年到今年,许多的事情像一阵波澜一样涌了过来,这使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事。但在那阵波浪过去后,一个真正的、和别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大浪紧接着就杀了过来。等诏使走后,元宗把诏书递给一旁的李藏用。李藏用毕恭毕敬地打开了。

元宗忘不了十年前相遇时忽必烈那温和的脸色。他至今还能清晰回忆起听到忽必烈话语时心底涌上来的感动。

读完之后,李藏用忽然有了种想要刺死忽必烈的强烈念头。除了把忽必烈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以外,他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能的话他当然会去做。若能刺杀成功,那该是多么地畅快啊。但那种激情很快就从李藏用心里消失了。他的脸色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对元宗说道:

——干戈相交的旧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永远亲如一家地和睦相处下去。

“臣今年七十岁了,在处理国难时已经力不从心。但眼下臣必须保重身体,哪怕能多活一岁也好。灾难苦患一旦来了,就一定会接二连三的。人和国家都如此。但如果能解决掉其中任意一个灾难或是苦患的话,那就会成为一种契机,就能把它们一个个地解决掉。为了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必须能经受得住痛苦的时刻。李藏用要活到所有事情都好转的时候。忽必烈要向日本派遣国信使,此事和之前不同,诏书内容非同一般。但光凭这个还不能断定他一定会派军征讨日本。一切都要看日本的态度而定。作为高丽来说,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日本作出刺激蒙古的举动。高丽目前能做的唯有这件事了。”

没这么做是高丽的不幸。但现在还不晚,元宗想,忽必烈是给崔坦下了敕令,但实际情况是,他不是还没有把一兵一卒派往高丽吗?

李藏用说着,表情变得极其僵硬:

忽必烈最信任、最有好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自己先行入朝的话,就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混乱的局面了。

“我们高丽自己要往日本派遣使者。在蒙使赴日之前,我们先把使者派到日本。日本的统治者们有必要事先了解这次蒙使派遣意味着什么,忽必烈决心如何,蒙古的国力到底怎样。如果日本清楚了,想必不会鲁莽行事。臣以为,这是高丽必须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还有就是要尽快平定三别抄之乱,此其二。虽然我们很同情三别抄的士兵们,但在国家生死关头作乱,就只能作为国家的仇敌,这是绝不容许的。

忽必烈就是这种人。想来,自己这边也不能说毫无过错。先前派了金方庆去,但金方庆是为了向忽必烈解释国王废立一事而派出的使者,与其说是自己,不如说是林衍派出的使者。金方庆当然无论在何种场合下都不会危害国家的,但是对于金方庆,忽必烈原本就不认可。而作为上奏复位情由的使者,忽必烈以前就没有对李藏用抱有什么好感。现在想想,这种情况下,李藏用并不见得是合适的人选。而太子谌在事发之前就已入朝,现在还住在蒙古,他对此事的原委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如果不借助蒙古兵就无法平定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借助蒙古兵的力量。关键是要尽快消除内乱。国家内部乱了还怎么防备外患。据诏书所说,蒙古大军要由三名将领指挥进入我国。眼下我们无法阻止。他们一定会长期驻屯的,最可怕的是,这些部队会屯田并定居下来。这是必须要阻止的,但臣还没有什么方法。早一日镇压内乱,打消蒙古征讨日本的念头,否则无法缓解人们对蒙古屯田的不安。”

元宗一行人在二十一日离开了开京。离开开京后每天都下雪。一行七百人排成一长列,沿着白茫茫一片的雪原往北走去。因受到风雪所阻,行程极不顺畅,二十七日总算进入了西京。自从过了西京之后,元宗的心情开始渐渐平复。忽必烈所下的诏敕并非在责怪自己入朝迟缓。他之前也接到过忽必烈怒气冲冲的过激的言辞,责怪高丽没有尽到作为属国职责的诏书。但是,当自己详细地诉说高丽疲敝的国情,请求延期履行职责时,不也当即获得他的同意了吗?如今情形相似,只要自己吐露真情,表达诉求,他肯定也会接受的。

李藏用说道。说到最后,他甚至强烈地感觉到,或许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忽必烈最想做的事,肯定就是要把蒙古兵永久驻屯在高丽。在赴日国使回国之前,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蒙古大军囤积在半岛南部。因此为了派遣国信使而进驻高丽只不过是个借口,其目的还是想把大军投入到高丽来。为了让蒙古大军成为永久的驻屯部队,他派他们屯田,因此才不给高丽增添些许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十二月二日,为了上奏还都及三别抄作乱一事而入朝蒙古的太子谌回来了。随同谌一起回开京的还有蒙古断事官[59]不哈。不哈谒见了元宗,在席间说道:

了解这一事态之后,赫德提出和先行的使者同行。赫德这么做是想为元宗尽微薄之力。在蒙使的眼里看来,忽必烈的这一诏旨也欺负高丽太甚了。

“听说林衍废立国王时参与谋叛的人都还在朝中,不问其罪,何以惩恶?”

奏文的措辞多少有些过激。元宗数次订正,但越是修改措辞越显激烈。于是决定采用最初草拟的奏文。

显然是在说李藏用。元宗沉默了。李藏用也在席间。他感觉自己反而被原本想要刺杀的忽必烈用短刀刺了一刀。

——予全蒙大造,伫觐天庭,已于今月十九日上途,猖獗奔走。近者小邦边民,啸聚西都,多杀守令,欲逃其罪,至以贝锦之辞冒黩上朝。凡其情状,验取节次先行使介言说,辨其曲直,缕达天聪,益加护恤,永使残邦无失其民,万世供职,是所望也。[51]

“陛下或许觉得臣当时就该死的。但是无论如何,李藏用那时还不能死。希望你归国之后可以向陛下禀明此事。”

元宗立即给忽必烈写了奏文,并委托使者先行赶路。

李藏用说道。

“今坦已加敕命”的意思是,他还另外给崔坦下发了别的诏敕,满足了他的愿望。“自余吏民别敕行中书省,重为抚护”,当然就是让新附的军民们明白他们由谁管理。至于“惟尔臣庶,仰体朕怀,益殚忠节”这一措辞,则是要明确高丽人民和忽必烈之间是明明白白的君臣关系。

第二年至元八年正月五日,元宗免去了李藏用的官职。

但从这封诏书来看,事态远不止如此。给崔坦及其同伙的这封军功状,其言辞让人不寒而栗。显然叛乱的崔坦杀了自己的长官,以西海、北界六十座城向蒙古提出内附,忽必烈接074受了他的请求,于是才有了这封诏书。忽必烈表示从今以后会对新纳入自己领土的西海、北界的军民多加抚护,故要求他们务必尽忠。可以看出,这封就是最原始的那份诏谕。

不哈是肩负着把李藏用逐出朝廷的使命来到高丽的,因此,元宗不得不遵从这一指示。十二日不哈离开开京返回蒙古。

元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诏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崔坦一伙人叛乱之后,为保全自己的势力而请求蒙军来援,此事元宗通过入朝途中的李藏用派回江都的使者已经获悉了。但忽必烈竟会满足一个叛乱者提出的要求,这他做梦都没想过,所以这件事一直没放在心上。

几乎就在同时,去年年末降下的诏书中所说的要派往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和库临其、王国昌、洪茶丘三个蒙古将军率领着两千名士兵家臣们进入了开京。元宗和都出到都城北郊去迎接这一行人。

在开京的临时行宫里,他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二十日,他意外地见到了忽必烈派来的诏使。一行人只得改变行程,又在开京多停留了一天。诏令和之前有所不同。那是给高丽叛乱者崔坦下达的,同时也发到江都君臣手中。也就是说,忽必烈这次是给崔坦下的诏令,却要让江都君臣也都了解,于是相同内容的诏书就被带到了这里:——高丽国龟州都领崔坦等及西京五十四城、西海六城军民等,近崔坦奏高丽逆臣林衍遣人诱胁众庶及其妻子,俱令东征。且曰:“若不从令当戕害。”尔等审其顺逆不从逼胁,剿诛逆党,以明不贰,其义可尚。今坦已加敕命,自余吏民别敕行中书省,重为抚护,惟尔臣庶,仰体朕怀,益殚忠节。

开京里满是蒙古士兵。除了接替头辇哥的阿海所率的军队之外,还有新来的蒙兵们,于是所有的民房都被占了。元宗本来对入境监视还都事宜的头辇哥军在还都后还一直留在高丽颇有异议,但由于统帅的头辇哥和阿海的交接,不知不觉中这支军队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可以说已完全成为三别抄讨伐军了。三千兵力的三分之一开往前线,剩下的全都留在了开京。前线部队和留在开京的部队之间经常一点点地相互交替。因此,既有不断从前线回到开京的士兵,也有不断从开京往南进发的部队。

元宗一行离开江都当天就到了开京,当夜就住宿于此。

就在此时,库临其、王国昌、洪茶丘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开进来了,开京也因此完全成了蒙古的军都。高丽兵只有分布在王宫里的极少数的士兵,不足一百名。这几十年间,高110丽拥有的唯一防卫兵力三别抄现在已成叛军,各地虽然还留存有少许兵力,但也不能把他们都调到开京来。他们进京以后才知道,原来国信使赵良弼出使日本是在秋天九月时就已经定下来的。新来的蒙古兵肩负着在赵良弼赴日未归前驻留金州、合浦一带的任务,所以如果是从国信使出发的秋天开始算的话,他们驻留期就是从这一年的秋天直到下一年,还早得很。这意味着早在九月就来到高丽的这支军队,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要留在这个国家了。实质上,高丽的首都现在已经完全被蒙古兵所占领了。

李藏用进入燕都几天后的十二月十九日,元宗离开江都入朝蒙古。一行人约七百人,蒙使赫德亦同行。留守期间的政务都交由谌的弟弟悰代为处理。林衍也被忽必烈要求随元宗一同入朝,但林衍却没有加入。既然元宗已经复位,忽必烈要求入朝的命令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林衍的想法,也是他的解释。当然,他很害怕入朝蒙古。在高丽政府内部,并没有人劝林衍入朝。他在国王废立一事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来自忽必烈施加的压力,而在高丽内部,他依然掌控着名为三别抄[50]的江都特别警备队。对现在的林衍来说,他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谁也不知道在形势变换之下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三月三日,蒙古的忻都、史枢两位使者到来。两人带来了忽必烈的诏书:

这是进入燕都以后才知道的事情了——进驻高丽的部队依旧驻屯在东京,并没有进军高丽,这是因为太子谌对忽必烈提出了请求。请求的主要内容是:在元宗入朝、高丽国内形势明朗之前,希望蒙古军暂缓进驻高丽。谌孤身一人留在蒙古,为解决祖国直面的问题而孤军奋战。但随着李藏用的入朝,事情已经明朗。国王废立的问题解决了,元宗入朝一事也已确定。李藏用本想面见忽必烈,正式上奏此事,让忽必烈撤销派蒙古军进驻高丽的命令,但既然没有获准谒见,也就无法实行了。忽必烈既然异常关心高丽国内的纷争,那就理应尽快安排引见李藏用的,但他居然不这么做,对此李藏用百思不得其解。他内心隐隐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述的不安。谌自己也再三请求面见忽必烈,但忽必烈总以政务繁忙为由没有作出批复。

——朕尝遣信使通谕日本,不谓执迷固闭,难以善言开谕。此卿所知今将经略于彼,敕有司发卒屯田,用为进取之计,庶免尔国他日转输之弊,仍复遣使持书先示招怀,卿其悉心尽虑,裨赞[60]方略,期于有成,以称朕意。

李藏用办理了谒见忽必烈的手续。既然自己是来上奏元宗复位和入朝事宜的高丽使臣,想必很快就得蒙召见了吧,他想。可意外的是,他接到了要通过中书省[49]上奏的指令。李藏用立即照办,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而忽必烈那边也没有发来新的指令。

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屯田置立的诏书。李藏用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为了现实。使者忻都、史枢二人肩负屯田经略使的职务。诏书中有“发卒屯田”的表述,但不知屯田部队是指现在在都城里的库临其、王国昌、洪茶丘等部队,还是负责讨伐三别抄的阿海的部队,又或者以上都不是,有别的新的屯田部队要入境来?

见到谌之后,李藏用终于知道了,渡过鸭绿江时在船上向自己袭来的那种不祥的念头现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个念头,而是事实了。崔坦竟然想让高丽北部,即北界五十四城、西海六城的军民全都归附蒙古,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目前还不清楚忽必烈对此将会作出何种决断。谌说,忽必烈要发兵高丽诛杀林衍,正让蒙古兵在东京待机,他行事一向谨慎,对于叛乱者崔坦提出的要求,他不太可能会接受。李藏用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忽必烈是以林衍擅自废立国王为由出兵高丽的。这其实有点小题大做。忽必烈的目的不是要妥善解决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而纯粹就是想出兵高丽。这样的忽必烈,就算崔坦心怀不轨,但身为此地实际的统治者,他主动提出要让高丽北部一带的国土归附蒙古,忽必烈又怎会不接受?李藏用没有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说出来。这样会造成恐慌,也很不吉利。

李藏用已成为了市井之人,正闲居在都城一隅。元宗派人带上诏书的抄本,把这件事转告李藏用。高丽朝中几乎每天都有蒙古的武将,所以元宗没能找到和李藏用见上一面的机会。李藏用写的回函很快就送了过来。其中说道,无论发生何事元宗都不能惊慌。这并非指常人完全预料不到、让人完全束手无策的事。高丽这几年发生的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想得到的。忽必烈也是人,既然是人,他能想到的事情也终究是有限度的。关于屯田置立一事,说明忽必烈手里的棋子已经下完了。现在虽然无法预料是要把蒙古兵作为屯田兵配置在我国,还是会派新的蒙古兵来,但既然形势如此,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屯田兵会征收所有的物资,因此高丽今后将会面临极大的痛苦,这也是无奈的事。臣最近年老体衰,什么病都找上门了,今后会越来越痛苦。原本在这些病到来之前还觉得不能忍受的,但等它们真的来了,却意外地发现自己还能忍受。陛下要忍受下去,高丽的人民也必须要忍。在忍受这些痛苦的同时,希望陛下能做两件事。一是尽快镇压内乱。另一件就是去年年末所奏之事,这不好写在书面上,但是希望务必实行。忽必烈对日本抱有何种想法目前已经很清楚了。万一要发兵征讨日本,那对高丽来说就不再只是痛苦,而是死路一条了。

李藏用在东京住了一晚,第二天凌晨就出发了。十二月十五日进入燕都后,他立刻前往太子谌的驿馆,在那里见到了憔悴得快要认不出来的谌。

元宗立即明白了李藏用要自己去做什么事。甚至当时说到此事时李藏用那痛苦的表情都历历在目。那就是,从高丽自己的立场出发,在赵良弼赴日之前先行派出使者。这样做究竟有无效果不得而知,但元宗还是想试试。只是这么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说起来,这是对忽必烈的背叛行为,要做的话就要神不知鬼不觉。事情一旦败露,无论是高丽也好,元宗也罢,都会面临悲惨的命运。今年秋天赵良弼出使日本一事恐怕就会决定是否要派兵征日了,这将左右高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高丽的国运,如果行之有效,那就必须去做。一旦事情发展到了蒙古出兵伐日的地步,那就像李藏用所说的那样,高丽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进入东京当夜,李藏用听说金方庆也在这镇上,于是四下派出使者,但最后也没找到他的住所。只要跟金方庆见了面,事情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了解的,另外也能知道自己进入燕都之后应该怎么做,但李藏用的这一心愿并没有达成。

屯田经略使忻都、史枢来到开京几天后,中书省关于屯田的书函被交到了元宗手里。书函中明确了蒙古的高丽屯田计划,以及高丽对此会负担的责任。忻都和史枢两人对此先进行了补充说明。

进了东京 (辽阳) 之后,街上到处都是兵马,混乱不堪。明显是高丽人的年轻人们身着兵服三五成群地聚在街头巷尾。有像是在服兵役的人,也有从中脱离解放出来、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人。这些都是归附了蒙古的高丽人中被征作士兵的年轻人。除了这些士兵以外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蒙古兵。根据街上的传闻,出兵三千的命令已经下来了,那些士兵们都是在这里待机的。但怎么看也不像只有三千人的样子。还有人说,一个月以前头辇哥、赵璧等被已被任命为东京的行中书省事[48],已经来到镇上赴任了,关于担任军队指挥的武将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抄不花,也有人说不是抄不花,而是蒙克多等等。还有人说先前来赴任的军队指挥者和最近刚来的头辇哥、赵璧等人关系不洽,导致每次的命令都不尽相同。但这个镇具体是由什么样的武将在指挥什么样的军队,实际上谁也不清楚。

根据他们的说明,监管屯田相关的一切事宜的官衙被称[61]

李藏用只想尽快到达对岸。只要进了蒙古人的势力范围,或许事情也就明朗了。但抵达婆娑府之后,事情仍未明朗。那里也有各种种族的百姓在荒凉的原野上守着小块耕地生活,他们看上去和这件事毫无关联。一行人从早到晚都在马背上颠簸,除了午饭时间之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马停下来歇歇。随从们很担心李藏用的身体,劝他哪怕休息一天也好,但李藏用没有答应。

为屯田经略司,置于东宁府治下的凤州。屯田置立的场所包括开京、东宁府、凤州、黄州、金州等十一处。屯田的官兵就是现在驻屯在高丽的蒙古全军。

船中二十多名随从都不禁往他这边看了过来。那是他对自己正思考的事进行的突然且断然的否定,是他不禁脱口而出的否定表达。事情没那么简单!李藏用那瘦得枯树一般的躯体痉挛似的剧烈抖动着,想停也停不住。他恍恍惚惚站起身来,被身边的侍者们一把抱住。船开到江中,在波浪的相互撞击中,顺着水流以惊人的速度奔驰。李藏用看着略显苍黑的河面,拼命地想要把袭上心头的想法驱散。但它还是执拗地萦绕着。莫非崔坦是要把掌控在手中的北部地区全都归附给蒙古?如果只是请蒙军出兵的话,那北方各个村落中所见的那种告示是毫无必要的。那些文字不可能是为了欢迎蒙军前来诛杀林衍的。它一定是和与那片土地相依为命的百姓们密切相关。

听完两人的话,元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说屯田的官兵就是现在驻屯在高丽的所有蒙古军的话,那么数量是很大的。往少了说也不会低于六千人。而且诏书里还写了更为不寻常的事情——屯田所需的农牛六千头的一半,即三千头,需要高丽准备,蒙古会以绢作为交换;所有的农器、种子、军马草料以及今年秋天的军粮等全都由高丽负责提供。

“不!”

元宗突然有一种想要大喊出来的冲动,还好总算忍住了。他开始相信李藏用的话了。人这种东西,就算遭受多么大的打击也总能忍住的,国家也一样,就像李藏用说的那样。

李藏用心怀忐忑地渡过了鸭绿江。渡船行到义州和对岸068的婆娑府中间时停靠在了辽代所造的大富城所处的河中岛上。在这里,李藏用又听说了一件事。那就是,崔坦为了进入蒙古而来到了岛上,会见了要前往高丽的蒙古使者脱朵儿。之后脱朵儿便放弃了高丽之行,从岛上直接折返了。崔坦也放弃入蒙,直接返回了高丽。李藏用意识到自己之前所怀着的不安不再朦胧含糊,而是形成了一个轮廓。莫非崔坦作乱之后,为保持自己的势力,正在寻求蒙古出兵?在他和脱朵儿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谅解。李藏用想到这里,不禁大叫了一声:

元宗立刻把农务别监[62]派往各道,安排人把耕牛和农具运到凤州,然后上书给中书省:耕牛三千头虽然是很难接受的数目,但既然是皇上的命令,那就不再申辩了。对官绢下赐一事感恩戴德。经略使史枢、库临其、赵良弼、王国昌、洪茶丘等人商议之后,让高丽告知实际缴纳的耕牛、农具、种子等的数量。高丽答复说,在农作期间肯定赶得及交付耕牛一千零一十头、农具一千三百个和种子一千二百硕[63]。在年内可以提供包括上述的一千零一十头,共计两千头的数量。农具、种子虽然比贵国所要求的数字要少,但会努力争取,逐渐达到所需要的数额。军粮方面也会尽力筹措,保证不让贵国的兵马忍饥挨饿。

李藏用自出生以来还没这么震惊过。崔坦十月初作乱,从那之后消息就断了,一直到今天,近两个月的日子过去了。其间,这一带的叛乱者都在策划什么阴谋呢?还有,现在他们身在何处,正在做些什么呢?过了西京后一直到鸭绿江畔,每个村子中都贴有同样的告示,既没有高丽的地方守备军兵,也看不到任何像是崔坦一伙的士兵的身影。城市和村落全都过着平稳的生活。冬天迫在眉睫,百姓们都在忙于为过冬做准备。每进入一个城市或是村落,李藏用都会问当地的居民们最近此地是否有事发生,但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之前在这里的地方官衙的差役、还有守备的军兵们在崔坦之乱之后全都舍弃衙门,跑得无影无踪了,官衙和兵舍全都空了。而居民们对此都毫不关心,只顾埋头于自己的生计。

在高丽的君臣们为处理此事焦头烂额的关键时刻,三别抄的势力正不断增大的报告一个接一个被呈报到开京。三别抄在西起全罗南道的长兴府、东到庆尚南道的合浦、金州一带,一路侵掠南海各个州县,现在已经控制了三十多座岛屿。

接近西京 (平壤) 时,李藏用在所到的各个农村中看到到处都贴有告示,说是为了把高丽人民从生灵涂炭之苦中拯救出来,皇上的军队就会到来。圣军不久也会来的。三千蒙军不日即将越过国境。这三千救济军接受皇上的命令,现在已经到了鸭绿江畔。——告示上写得五花八门,但每件事情都不可能实现。赫德携来的忽必烈诏书中虽然写有国王头辇哥率兵东下、平定高丽国等文字,但这多半是恐吓性质,此时离蒙古入国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李藏用本身就是为了使出兵命令撤销而正朝着燕都飞奔。此时贴这种布告就意味着这一带有内通蒙古、欢迎其入境的势力存在。当然只能是崔坦和他的同党了。

屯田经略使忻都到达开京后不久就接到了任务,要他统率所有的蒙古驻屯军。阿海被从前线召回,忻都成为了阿海所率部队的统帅。北界西海的驻留军也是如此,指挥者蒙克多被令归还,其军队也都由忻都统率。除此之外,洪茶丘所指挥的高丽归附军一千、新入境的永宁公 的两个儿子熙及雍所率的高丽归附军一千人也都接受了忻都的指挥。永宁公跟随头辇哥军进了高丽,但不久就生了病,只得返回自己的领地辽东,由其两个儿子顶替着进入了高丽。还有和赵良弼、洪茶丘一起来高丽的库临其、王国昌两位武将也被从要职上撤了下来,驻留高丽的所有蒙古军的指挥权都集中到了忻都一人的手里。从此刻起,和忻都一样,二十八岁的青年武将洪茶丘在高丽的存在感逐渐增强起来。

李藏用昼夜兼行。沿着国土北上不久,老宰相就听说在北边发生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西北面兵马使[45]书记官崔坦以诛杀林衍为名谋叛一事已传至江都。崔坦说服三和县的李延龄,唆使龙岗、咸从、三和等县的民众,很快集合起一股很大的势力,杀了咸从县令[46],赶跑大同江口附近椴岛上的留守司[47]长官,又捉住西京留守杀掉,之后一路北上,杀了龙州、灵州、铁州、宜州、慈州等西北部各城的长官,之后便销声匿迹,如今身在何处不得而知,沉寂得令人毛骨悚然。他起初曾叫嚣进攻江都,但那只是招揽百姓的名目罢了,从其动静来看,丝毫没有要攻占江都的意图。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叛乱事件,李藏用还不至于那么震惊。当然从江都也派来了镇压部队,但由于崔坦销声匿迹了,所以江都方面只把这次北方事件单纯看作一次骚乱事件而已。但崔坦事件并非那么简单。

在和蒙古军交涉的过程中,元宗和忻都、洪茶丘两人见面的时候最多。每当此时洪茶丘总是一言不发,全由忻都一个人发话。但到了关键时刻,忻都总会看向站在一旁的洪茶丘。他看着洪茶丘的眼色,附和着元宗的话语,或是否定其中的某些地方。不仅仅是元宗,高丽的朝臣们也都有同样的感受。忻都所说的、所想的都显得很体谅高丽,而洪茶丘却丝毫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也就是“诺”和“否”之类的而已。但他嘴里说出的“否”这个词中包含着难以形容的冷酷,让人觉得极其讨厌。

或许是赫德的劝解奏效了,林衍终于把淐从王位上拉了下来,又安排元宗复位了。这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四天之后的二十七日,肩负着向忽必烈上奏元宗复位及入朝一事的使命,李藏用离开了江都。元宗刚刚复位,还不能离开江都,因此其入朝最早也得过了十二月中旬。这是李藏用第三次进入蒙古,和前两次相比,他所肩负的使命更艰巨了。必须上奏忽必烈说高丽国内已经恢复和平,阻止诏书上所说的让头辇哥东下入国一事发生。总之要尽快见到忽必烈,让他撤回出兵命令。

四月中旬,为了讨伐盘踞珍岛的三别抄,忻都率军离开了开京。永宁公 的两个儿子也各自率军加入了战斗。半个月之后,洪茶丘也率领仅仅由高丽归附人编成的征讨军离开了开京。不管是忻都还是洪茶丘,元宗都亲自站在王宫前面给出征军送行。这两次出兵都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叛乱,而且是在忽必烈的命令之下出动的,所以忽必烈必须得出来送行。

他恳求赫德。

战斗以惊人的速度展开。忻都、洪茶丘、 的两个儿子、金方庆也都加入其中。五月五日他们就进入珍岛,并很快攻陷了那里。捷报不断传到元宗处。每次接到捷报时,元宗就把使者派往忽必烈那里。三别抄的男男女女被俘的有一万余人,被拥立为王的承化公温被斩,首领裴仲孙战死。战败的三别抄由金通精率领着残兵败将远遁耽罗岛。

“元宗复位一事,老身就不辞辛劳地入朝蒙古去拯救高丽国运了。而高丽国王已经蒙召,迟早也要入朝的,我和‘泰山乔岳’金方庆都不在场,届时就拜托您了。”

战斗进行期间,开京的大街小巷久违地重现了高丽首都的面貌。蒙古兵大都往南部去了,所以街上很少见到蒙兵的身影,而高丽的男男女女们的身影则很是醒目。各个街口都设了市场,人流熙熙攘攘,贩卖物品的声音随处可闻。高丽的百姓们毫无例外都是穷人,全都衣衫褴褛。但这里毕竟是开京,和乡下的农村比起来还是要强得多。百姓们的诉求每天都通过地方官员传到元宗的耳朵里。

李藏用说道。

六月七日,蒙古军队还没返回都城,为了上奏三别抄讨伐战的情况,以及详细说明屯田置立引起的本国的惨状,元宗把太子谌派往蒙古。把负责供给屯田军的痛苦直接传达给元祖忽必烈,这是谌入朝最大的目的。

“确实是镜中美人,惭愧惭愧。”

谌离开开京时,街上流传着一些奇怪的传言。这些流言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所谓从都城出发的讨伐军打败了三别抄,其实都是误传,实际上是三别抄打败了忻都所率的蒙古军,忻都和洪茶丘都在珍岛战死了。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的,甚至传到了王宫里的侍女们耳中。而三别抄不久之后就会回到江华岛的谣言也一直在流传。

李藏用自己被他说成是“镜中美人”,想必是对他的有心无力表示遗憾,有意无意地讽刺李藏用在林衍废立国王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既然能主动前来和自己商讨元宗复位的问题,为何当初在林衍举事时没有干掉他呢?

针对这种无凭无据的传言,元宗发出了严厉的禁令,但根本没法平息。这个传说一直持续到忻都所率领的蒙古兵团终于列队涌入城中为止。讨伐军是七月初返回的。

他看待高丽人的眼光确实毒辣,该看到的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天元宗去到都城南门迎接回归的部队。总帅忻都走在最前方,由少数骑兵前后护卫着进了城,接下来就是蒙古军,之后是金方庆、洪茶丘、 的两个儿子的部队。时隔十个月元宗和金方庆又见了面。金方庆是去年九月和阿海一起离开开京的,那时他想,就算拼了性命也要说服三别抄的首脑们。但结果还是没能做到。作为唯一一个加入三别抄讨伐战的高丽武将,可以料想金方庆内心的感受有多复杂。在他离开都城一年期间,高丽经历的路程变得愈加艰难。金方庆的脸被晒黑得看起来简直都不像是人脸了,只有从元宗前面走过时,他才把脸转向元宗一边。离开都城时他只带了六十名左右的高丽士兵,而现在,一千名左右的高丽兵跟在他的后面。有从地方上征集上来的,也有来自三别抄阵营的。

说到这里,赫德哈哈大笑起来。这番话或多或少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但在李藏用看来,赫德这个人委实不可小看。

第五章

李藏用把自己拜访的目的告诉了赫德,请他助一臂之力,以化解高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赫德考虑了片刻,终于简短地说了几句表示应承,说这事就这样吧,然后又立刻转移了话题。他说自己是蒙古人,无法从外表上看出高丽人的性格,于是就根据他们来自何方来大概判断其性格:“东北面 (咸镜道) 的人是‘泥田斗狗’,西北面 (平安道) 的是‘猛虎出林’,交州道 (江原道) 的是‘岩下石佛’”,西海道 (黄海道) 的是‘石田耕牛’,京畿道的是‘镜中美人’,忠清道是‘清风明月’,庆尚道为‘泰山乔岳’。全罗道为‘风前细柳’。——先前被杀的金俊是西海道出身,他的一生就好像是耕种石田的老牛。林衍是西北面出身,如猛虎出林。他杀了金俊,废立国王。金方庆来自庆尚道,就好像是泰山乔岳,是这个国家的基石人物。宰相是京畿出生,是镜中美人。”

这一年即至元八年 (西历一二七一年)、元宗十二年八月中旬,蒙使赵良弼作为国信使带着国书离开开京奔赴日本。为了护送赵良弼,元宗让通事别将[64]徐称和他同行。一行百余人。这是高丽第五次向日本派遣使者。之前四次都是从江都出发,这次是第一次从开京出发。元宗派朝臣们去江阳山城的南郊以及汉江的岸边为蒙使壮行。一行人在一个月后的九月六日自金州启航,此报告随之从镇边合浦县的屯所传到了开京。库临其在赵良弼归国前要一直驻屯在南部,他先于赵良弼离开开京,率领部队赶赴合浦并驻屯在此,蒙使发船的报告就是由库临其发来的。元宗马上派使者前往蒙古上奏此事。

来,还被再次选作了遣日使,在所有人的眼中,他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不知怎地,赫德每次都是在高丽处于困境时现身江都。在江都人的眼里,赫德是最了解高丽国情的人。

在赵良弼一行出发的前后,元宗曾为此四下忙碌,但当这些喧嚣都过去之后,他立即把承担屯田军物资的痛苦写成文书向蒙古的中书省诉苦。为此太子谌又入朝蒙古,但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情况十分紧急。在屯田置立时下达的、关于军兵和马匹的粮饷供应要一直持续到今秋的命令期限眼看就要到来时,凤州的屯田经略司又发来了关于延长粮饷供给期的通知,要持续供给到明年即至元九年秋为止,这对高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在蒙使每次来到江都都会住宿的宫城内的驿馆里,李藏用拜会了赫德。在赫德作为最初赴日的使节离开江都时,李藏用曾给他呈递过书信,从那之后,对于这个脑满肠肥、不拘小节、行事鲁莽的人,他都怀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赫德的行动实际上违背了忽必烈的意志,当然应该被问罪。但不知道他是怎么辩解的,居然还是多次作为使者被派到高丽。

给中书省上书的草案是元宗亲自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才写出来的。为了讨伐三别抄,金方庆长期留在南边,所以很清楚百姓们现在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上书文体现出了金方庆的性格,完全无视以前的上书文的形式,内容颇为具体:——切以小邦元来仓廪所蓄既薄,自年前出来上朝,军马至今留屯。初以百官俸粟供给而不足,继敛两班百姓之户者,至于四五度。今接秋中外所供军马料,以上朝硕数之,则无虑十五余万。始则耐忍艰苦,今则绝不能输纳。今有追讨使金方庆报云:“界内百姓皆食草实木叶,虽有征索,势无可为者。”……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千,本国硕则七万二千。然则小邦百姓饥困固不假恤官军,所须亦必匮乏。欲陈情实则恐有弥缝之责,姑忍稽留则事势至于窘急,伏望曲赐矜怜,许令蠢蠢之遗黎获保绵绵之余喘。

因此林衍会乖乖听从蒙使赫德而不是别人的建议。作为造成这一事态的责任人,林衍既倔强又好脸面,就算身边有人去劝他安排元宗复位,估计他也不会答应的。

从三别抄讨伐战归来的金方庆在开京和凤州之间频繁往来,他一个人承担起了和屯田经略司交涉的工作。其他人就算去了屯田经略司,也只是负责听话传话而已,很难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对方,但金方庆是个例外。他是讨伐三别抄时的将领,和蒙古军一同参战,跟忻都和洪茶丘都很熟,是被屯田经略司的武将们另眼看待的人。但他们看重金方庆不只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和经历。正如他那就像是年老的百姓的外表一样,他无论是在语言还是行为上,都没有丝毫的炫耀和装饰。什么事都是再三考虑之后坦率地说出来。他心心念念想的都是高丽的国家大事、高丽的百姓,没有丝毫私心。

李藏用想让蒙古诏使赫德劝林衍安排元宗复位。林衍也正因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正变得越发艰难而焦虑万分。如果蒙古军当真出兵,自己就难辞其咎了,他想必很清楚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金方庆,蒙古的武将们自然不敢轻慢,也不敢当面毫无顾忌地胡说八道。金方庆去过凤州屯田经略司之后,高丽的麻烦事解决了不少。其中最大的要数把屯田经略司从其所在的凤州转移到开京附近这件事了。

李藏用最害怕的事写在了诏书中。蒙古想要干涉高丽的内政,想让自己的军事实力发挥作用。“率兵东下”应该是说国境或是离之稍远的东京一带集合待机吧。要阻止蒙古出兵,就要先消除蒙古出兵的理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就是,要解决好元宗的复位问题。

由于崔坦内附,凤州眼下现在已经成了蒙古的直辖省,所谓北界西海地的南方都邑。虽说是南方,但和开京离得很远,高丽要运输自己需要负担的粮饷时颇费功夫。除了粮食供给之外,输送这些粮食也要花费大量的劳力。作为高丽来说,一直在考虑怎么能在路程方面尽量减少军粮运输的辛劳。

——因尔国权臣擅行废立,特遣国王头辇哥等行中书省事,率兵东下,抚定尔国,惟首是问,自余吏民不及一所,惟尔有众[44],皆当安堵如故。

金方庆把这件事跟屯田经略司的首领、屯田经略使忻都说了。忻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奏请忽必烈,获得了准许。金方庆向忻都报告此事是九月,而付诸实施则是在第二年的一月末。虽说要转移的是屯田经略司,但屯田军也需要调动,营舍、马厩等各种设施也得转移。还有最麻烦的,就是要为屯田迁移一事选好地块。为此,在至元八年年末最严寒的时候,忻都亲自多次考察了多处地方,最后才选定了盐州、白州二州。

金方庆九月初离开江都。此表文的返诏由诏使赫德于十一月十一日带至江都。其中提到,让元宗兄弟和林衍入朝,忽必烈自己要听取事情的原委,之后作出裁断。同时,还宣布了蒙古将要出兵高丽一事。

迁移许可从中书省下达后,金方庆赶赴凤州见了忻都,对他的尽心尽力和体贴表示感谢。

于是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由金方庆和蒙古诏使一起前去蒙古上奏表文。表文内容与之前郭汝弼所要奏告的基本一致。

“大恩大德,方庆没齿难忘。今后但凡有需要,本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藏用说道。李藏用想的是,入朝蒙古是件大事,最好让金方庆承担,自己要留在江都。因为离开元宗左右总让他感到不安。

金方庆说道。

“臣原本就不受忽必烈待见,上次入朝时候也是如此,忽必烈始终没对我笑过,只是下令造船和征兵而已。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我很乐意出使蒙古,但希望这次能派金方庆前去。金方庆和臣不同,忽必烈很爱惜他的人品,对他总是不吝赞美之词,我自己都听过好几次。如果是金方庆说的话他应该会信的。”

“是陛下主动提起你的要求的,不是我说出来的。我只是遵照陛下的命令,变换屯田地点而已。”

李藏用受林衍之托,前往蒙古入朝,以化解忽必烈的怒火,并平息事态。

忻都说道。这时刚好也在现场的洪茶丘说道:“那你的这条命就先由我洪茶丘收着了。”

八月下旬蒙古来的诏书中说道,未曾听闻元宗有何过失,为何未得宗主国蒙古的裁决许可便妄自废立国王,速速上奏详情。问了诏使才知道,郭汝弼在入朝蒙古途中鸭绿江畔的灵州遇上了从蒙古归国途中的太子谌,实在无法隐瞒,就将国内发生的事告诉了谌。那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事。谌立刻折返,于月末进入燕都,将祖国发生的事情奏报忽必烈,请求援助。于是忽必烈才派诏使前往江都。

在他说到“收着”的时候,给人感觉就像是真的从金方庆手里接过了性命并收好了一样。忻都笑了。但金方庆和洪茶丘没有。一位是以瘦小的肩膀扛起高丽命运的六十岁的武将,一位是统率高丽归附军的二十八岁的武将,两人锐利的眼神对视了一下,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七月末,金有成、高柔一行人离开江都前往日本。在草芝津渡口处,和之前一样,挤满了朝野上下前去送行的人。

至元八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李藏用病重的消息传到了元宗的耳里。李藏用于这年的一月五日被免官,刚好过了一年。元宗虽然不能亲自上门去探视卧病在床的李藏用,但几乎每天都会派出近侍前去探望,多次给他送药。眼看李藏用能不能过完今年都悬了,没想到李藏用居然恢复了,顺利地迎来了至元九年的新年。

七月二十一日,蒙使乌尔泰等六人带着两个日本人来到江都,传令即刻把二位俘虏送还对马岛。高丽政府派金有成、高柔赴日,让他们携带前次遣日使原封不动带回来的牒书,同时送还两个日本人。这是高丽第四次往日本派遣使节。

一月十八日,和赵良弼一起赴日的文书官张铎带着日本人弥四郎等十二人进入开京。赵良弼一行是去年十三日回到合浦的,但唯独张铎为了尽快向忽必烈上奏原委而先行从合浦动身了。

林衍安排废立国王之后,派心腹中书舍人[43]郭汝弼前往蒙古朝廷,奉上写有元宗因病而传位于弟弟淐的表文。

据张铎奏报,一行人于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从金州进发,九月十九日在离太宰府一二里远的地方靠了岸,到了太宰府的西守护所。本来想去日本都城亲自呈递国书的,但没有获得允许,于是赵良弼没有交出带去的国书,只出示了副本,请求对方以十一月份为期作出回复。但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返牒,只好带着弥四郎等十二人回国。虽然有十二个日本人同行,但没有返牒,所以这些日本人当然不是日本派出的使者。因为之前被蒙使带回来的两个日本人是在被隆重款待之后送回日本的,或许因为这样,身处边境的日本人都觉得,如果有人前来邀请,那就答应下来。

废立事宜于次日进行。太子谌四月初便离开江都入朝蒙古,这让林衍行事起来方便多了。当日淐即位为王,元宗则被转移至别的宫殿。一切都在全副武装的士兵们的监视下进行。两三天后,李藏用拜访枢密院副使金方庆,两人一同偷偷谒见元宗,说,以后会努力安排他复位,在此之前请先暂时忍耐。自己和金方庆二人在此期间不会做出什么误国行径的,请放心交给臣等二人。金方庆长身瘦躯,身体笔直如鹤,他神色如常,口中念念有词。金方庆以罕见的结巴和沉默寡言而闻名。他说道,虽然诛杀林衍易如反掌,但若因为此事给蒙古人落下口实就不好了,因此请国王暂时忍耐,再忍耐!李藏用和元宗都没能听清他在说什么。但金方庆开口说话本身就让人感觉很安心。金方庆是李藏用最信任的武将,时年五十八岁,比李藏用年轻十一岁。金方庆,字本然,安东人,据说是新罗敬顺王[40]的远孙,其父孝印性格刚毅,登第之后官拜兵部尚书[41],位至翰林学士。母亲怀他时,屡次梦到云霞,曾跟人说过“总有云气在我口鼻中。故子必来自神佛”。金方庆继承了其父的性格,严峻刚毅,守法不阿,气节凛然,就像来自神话中的人物。在蒙古侵寇时代,他曾任西北面兵马判官[42]。江华岛地势平坦,具备良好的耕作条件,但当看到海水涌进来,田地无法开垦时,金方庆立即下令筑堰,防止海水进入,确保粮田可以播种。另外,岛上本无井泉,岛民常要到陆地上打水,经常会被蒙兵掳掠,他看到这种情况后,下令储水为池,解决了用水的难题。金方庆就是这样的人。但在元宗时代,他直接从军职上退了下来,作为宰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此次国信使赵良弼的赴日活动也和之前一样宣告失败了。对此忽必烈会怎么想?想到这里,元宗的心情立刻沉了下去。蒙古已经大致平定了宋国,去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建国号为大元[65]。对于大元皇帝忽必烈来说,自己几次派出国使都没有被正式接受,连返牒都没有,那就只能像那封国书中说的那样,“以至用兵”了。

言之有理,李藏用道。林衍之所以采取这番行动,理由确实如他所说,但也不仅限于此。元宗一向不怎么重视林衍。就算他诛杀权臣金俊有功,但他行事鲁莽冲动,对于这个动辄诉诸暴力的中年武官,元宗评价不高。林衍也很清楚这一点,想到自己眼下兵马在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废掉元宗,拥立自己能随意使唤的淐罢了。王宫想必已经被士兵们重重包围了。就算反对也无济于事,只会令事态越发糟糕,于是李藏用提出了一个修正意见,那就是,不把元宗流放到海岛,而是转移到别的宫殿。如果国王被流放海岛,阁下一定会落一个叛乱者的污名,这会激怒忽必烈。不如以国王病弱为由,采取最为稳妥的方式来废立国王。对李藏用来说,他必须保住元宗的性命,还要阻止蒙古人插手干涉。林衍觉得李藏用言之有理,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元宗在赵良弼出发赴日前两个月就接受了李藏用献上的计策,偷偷地把自己的使者派去了日本,预先告知了赵良弼赴日一事,以便让日方的领导人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高丽来的牒书被太宰府的官员收下并送往幕府一事元宗是知道的。因此他相信,这一定会以某种形式体现在日本接待蒙使赵良弼的态度中。但不得不说,元宗的期待又落空了。被风涛阻隔的那个小小的岛国那种无谓的矜持让人感觉实在生气。让日本免遭元兵的蹂躏,这虽然无所谓,但如果让高丽受此牵连,面临死亡的威胁,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高丽的官员也好,武将和百姓们也好,现在都已食不果腹。设想一下,要是征讨日本的兵船自合浦出发,也许在那之前大部分的高丽人都饿死了,山野中的树木也都死绝了。而眼下徒有其表的高丽这一国号或许那时已经消亡。

林衍用杀气腾腾的眼直勾勾地盯着李藏用。他要把现任国王元宗流放到海岛上,拥立国王之弟安庆公淐。这是他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的,无论身为宰相的李藏用要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废立的理由很明确:光凭一心追随忽必烈、充当其傀儡的现任国王是无法解决高丽如今所面临的困境的,靠世子谌的力量也解决不了。这样下去,高丽只会变成蒙古的直辖地,最终亡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拥立国王之弟安庆公淐为王,改革国政,重振民心,以当国难。

张铎进入开京那天,元宗派侍者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病床上的李藏用。作为回复,李藏用写了一封书信送到了元宗手里。

李藏用说出了心中一直想吐露的话语。元宗,还有不像元宗那么极端的淐都幻想着忽必烈能手下留情,保全高丽。但李藏用不同。他曾两次入朝蒙古谒见忽必烈,他所感受到的忽必烈和元宗的完全不同。无论是忽必烈的脸、眼神、肤色还是声音,他从中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人性。在说出那些人类无法想象有多可怕的事情之前,他已经把手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忽必烈就属于这种人。第三章六月中旬,高丽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去年年末杀掉金俊并取而代之统领军队的枢密院副使林衍意欲废立国王。行动前一天,李藏用在自己的府邸接待了来访的林衍。看到他的一瞬间,李藏用就知道他要做的事肯定非同小可。李藏用把林衍带到面朝庭院的一间屋中,这时从住所外传来了军马的嘶鸣声。这声音可不止一二十匹马,可以想象到武装部队业已占据了各处要害。

——盛化旁流,遐及日生之域,殊方率服,悉欣天覆之和。惟彼倭人处于鲽海,宣抚使赵良弼以年前九月到金州境,装舟放洋而往,是年正月十三日,偕日本使佐一十二人还,到合浦县界。则此诚由圣德之怀绥,彼则向皇风而慕顺,一朝涉海,始修尔职而来。万里瞻天,曷极臣心之喜,兹驰贱介仰贺宸庭。

“不过,就算我们是小国、弱国,如果没有理由,他也不能轻举妄动。所以我们过去才能盘踞江都,保全高丽。眼下我们必须阻止蒙兵入境。不惜一切代价地去阻止。元宋之战可能很快就会结束,那样一来,忽必烈又会把眼光转向日本了。不过,蒙古连以这些许水域作为屏障的江华岛都攻不下来,还会考虑出兵伐日吗,这还是个疑问。如果是的话,那我们面临的事态就严重了。蒙古大军会进驻我国,再从我国出征。这事也许不会发生,但他们定会以征日为由不断提出各种课税、劳役要求。想想过去这三十年中我国全境也曾遭受蒙古铁蹄的蹂躏,这倒也不是不能忍受。”

李藏用的信中只写了这些。无疑,他设想了高丽给忽必烈呈递书信时的情形,在这一设想的基础上写了这封上奏文。对于自己所写的上奏文的草稿,李藏用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说明,但元宗很能理解此刻年老体衰且已病入膏肓的李藏用的心情。元宗的耳中至今还回响着李藏用的话语,仿佛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说着这番话,能听到他的声音以及其中的抑扬顿挫:

李藏用接着说道:

——如果可能,希望能用上这篇奏文,如觉不妥就请毁掉。臣今年已不在朝中,且已病卧在床,对眼下政治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但心有所感,于是就试着写了下来。眼下衰老濒死的李藏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第三章

元宗立刻让文书官誊抄了这封奏文。当然,这是在把弥四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当作从日本派来的使者的前提下给忽必烈写的贺词。忽必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读它,实在连想都不敢想,但眼下高丽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这番言辞显然是李藏用耗尽心血写就的,不见得不会被忽必烈接受。如果忽必烈对日本的怒火能因此缓和,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哪怕多少有所缓和,对高丽来说就已经是可喜可贺了。哪怕能让最糟糕的事情推迟一天到来也好。只要迟上一天,忽必烈盯着日本的眼睛可能就会转向其他地方去了。

淐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李藏用却说道:“臣的想法与二位完全不同。忽必烈或许暂时放弃了征日的想法。但他是不会撤销造船舟和征兵的命令的。正如安庆公所说,对宋作战确实需要高丽兵船,但首先船不可能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运去,而且高丽的兵力并不足以用于对宋作战。就算可以,也很难想象对宋作战结束后,高丽就能从蒙古所要求的苦役中解脱出来。忽必烈眼下并不需要战船和士兵,他需要的是对高丽施以重役,尽可能让高丽国疲惫不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高丽丧失战斗力,陷入更严重的贫困之中,最后把高丽完全变成自己的属国。如果可能,忽必烈一定会把高丽纳入蒙古的版图之中的。”

元宗先和文书官张铎商量了一下,看看把贺使派去见忽必烈是否可行。张铎说道,如果陛下肯接受,那无论是对国信使赵良弼还是其他随行人员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张铎应该是接到了赵良弼的命令,他只在开京停留了半天,当天就立刻带着十二个日本人朝燕都进发了。元宗将译语郎将[66]白居任命为表贺使,让他携带奏文一同前往。

元宗说道。淐的想法和兄长略有不同,他说道:“忽必烈现正在汉水流域和宋展开最后的决战。进攻江畔的襄阳城需要不少兵船,听说他已下令陕西、四川行省动工修建新船。让高丽造船和征兵或许目的就在于此。兄长觉得高丽已脱离苦海,我倒觉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如果说有,那得等到元宋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了,在那之前还得一段时间呢。”

从张铎一行匆匆忙忙地进入开京、再从开京出发的那天算起,刚好过了十天之后的一月二十八日,李藏用死了。享年七十二岁。他没有子嗣,留下遗言要求火葬。李藏用的尸体由三名僧侣火化。这天很冷,风平浪静,李藏用身体焚烧时的青烟笔直而上。

“士兵们解甲归田的日子快来了,停止建造兵船的诏书最近肯定也会下来的!”

二月十日,太子谌从元国回来了。他是前一年为了向忽必烈上奏供给屯田军如何痛苦一事入朝元国的,秋初曾一度回国,十二月又作为贺使入朝,此时才回国。出席每年一度忽必烈在燕都举办的新年贺筵,这是太子谌不得不履行的任务。自林衍废立事件以来,给忽必烈上奏也好,请求也好,入朝的次数增加了许多,谌只得在燕都和开京之间来回奔走。

对高丽来说,蒙古方面要求建造一千艘舟舰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高丽全国为此极度慌乱,但元宗并未放弃请忽必烈收回成命的希望。忽必烈征伐日本的野心到底出于何种理由不得而知,总之以赫德等人被派往日本为契机,高丽得以从紧迫的状态中暂时脱离出来。赫德等人只到了对马岛,并没有获准进入日本国土,牒书也没交出去,但忽必烈对此并没有丝毫的不满,何止如此,他甚至还让两位俘虏进入王宫,还下发路费,安排人把他们送回了祖国。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像是急着要用兵日本的样子。还有,高丽被下令征兵,眼下也完成这项任务了,但忽必烈只是派部将前来检阅,之后也没下什么特殊的命令,这难道不能表明忽必烈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转变了吗?元宗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淐和李藏用。

谌这次回国时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以谌为首的一行三十几人全都辫发[67]了,还穿上了胡服。

得到申思佺报告的当天,元宗、元宗的弟弟安庆公淐、李藏用三人在王宫的一室中会了面。

谌一进入王宫,立刻前去拜见元宗。元宗责备他抛弃了故国的习俗。谌说道,如果能减少哪怕一点点高丽所承受的负担,入朝者选择辫发胡服又算得了什么?对此,元宗无言以对。实际上如果能够减少哪怕一点点百姓的所受的痛苦,太子追随蒙古习俗这件小事真的不需特别在意。但看着眼前辫发胡服的谌,元宗心里总觉得难以忍受。

元宗立刻派申思佺随蒙使赫德、殷弘等人赴蒙古上奏事情的始末。六月初申思佺回到江都,他的报告对高丽政府来说是久违的好消息。忽必烈对申思佺说,尔国国王不违背朕的命令,把尔等派往日本,尔等不以道程的危险为辞,入不测之地生还,及此复命,当嘉忠节等。然后又对两个日本俘虏说,尔国人来中国久矣,朕欲让尔国人来朝,无任何无理勉强,只盼把来朝之事实向后世传达而已。说完之后大加款待,还让他们去参观了万寿山的玉殿等处。申思佺还说,两位俘虏的归国事宜最近就会安排。

谌又接着往下说了。显然在他看来,现在正是个鼓足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好机会。蒙古已经不是过去的蒙古了,而是大元朝。这个大元远比父王所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它有着巨额的财富和强大的兵力。聚集到新年贺筵上的万国使臣数量多得难以想象,那盛大的场面无法用言语描述。高丽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现在高丽国内真正了解这一点的,或许只有谌一个人了。高丽在形式上还维持着一个国家的状态,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大元的一个藩属国而已。如果没有忽必烈的许可,连王宫的一扇门都不能乱动。自己多次入朝,所以对忽必烈的心思、枢密院和中书省等官僚们的想法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并不像父王所想的那样,把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看待。父王现在也应该把以前的想法转换一下,要以一个藩属国首脑的心态去臣事于忽必烈。只要具有这种心态,立国之路自然就开阔了。高丽没有其他生存之道了。父王曾接受李藏用的劝说,请求忽必烈把公主嫁给谌,那时没有获得准许。李藏用的想法是对的。在大国身边立国很难,但进入大国内部、作为其一部分来立国很容易。但现在想想,当时乞求公主下嫁一事真的很滑稽。长期与自己为敌的这个小国到底是敌是友,忽必烈在还没弄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公主许配给自己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在新年的贺筵上,自己的座次每年都在上升。像今年,忽必烈还亲自站起来给自己安排了座位。

第二年至元六年,即元宗十年的三月十六日,被派往日本、高丽的一行人回到了江都。一行人登陆对马岛,想要奉上两国国书时,对马岛的官员拒不接受,他们一直被挡在那里,没能去往日本本土,于是一行人不得已便折返了。只是这次一行人把对马岛的居民塔二郎、弥三郎[39]给抓了回来。

按照谌的说法,他已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充分信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能谌是对的,元宗心想。今年三十七岁的谌生来就容貌清秀,人品方面无可挑剔,待人接物也渐渐娴熟起来。无论和哪国的太子同席,都不会比他们差。谌还说了,作为一个藩属国首脑心甘情愿地去臣事于忽必烈,也许高丽立国的出路也就找到了。但同时也有亡国的危险。李藏用曾提议乞求蒙古公主下嫁给谌,在当时来说只是一种策略,和现在谌所说的情形有所不同。

王国昌、刘杰等人完成各自的使命之后,于年底离开江都返回蒙古。两位蒙古监督官离开江都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海阳侯金俊被部下枢密院副使林衍刺杀了。金俊从一介武人起步,官拜侍中[38],食邑一千户,被册封为海阳侯,是高丽的一大功臣。他将兵马大权独揽手中,在庙堂上和李藏用平起平坐,时常对蒙古的威逼压制表示不满,不服从蒙使的命令,怠慢迎侍,其言行一再对国家形成威胁。在忽必烈命令其和李藏用一起入朝时,金俊坚决不从,于是国内对金俊批判的声音不断高涨,终于因此被和他关系不洽的林衍所杀。从那天开始雪就下起来了,并一直持续到年底。就这样,在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大雪之中,对高丽来说多灾多难的元宗九年迎来了年末。

“辫发胡服一事,只在入朝元朝的时候做吧!在我国就按照我们的习俗来。”

遣日使臣刚离开江都的第二天,太子谌、金俊、王国昌、刘杰等便一同离开江都前往开京。谌带着刘杰前往西海道,陪他检阅了数个地区的造船场。在开京那只造了一半就搁置的王宫的广场上,金俊让好不容易征来的一万名士兵列队接受王国昌的检查。

元宗只对谌说了这么一句后,就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蒙古官员王国昌、刘杰等人从黑山岛巡视回来已是十一月末。在那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四日,赴日使节一行便离开了江都。这次也是从陆路前往合浦。一行人由蒙古国使八人、高丽国使四人、随从人员七十余人组成,队伍庞大。这支大部队赴日的花费巨大,这当然要由高丽承担。出发当天,以元宗为首的高丽君臣们一同把一行人送到了草芝津渡口。

几乎在谌从北边回到开京的同时,赵良弼也从南边进入了开京。对于没有完成国信使的任务一事,他深感自责,于是只派张铎去见忽必烈,自己没有去元朝,而是留在开京,等待着来自忽必烈的消息。

高丽于是又数次召开会议,以选定赴日使臣的人选。并且让知门下省事[36]申思佺、侍郎[37]陈子厚和潘阜引导赫德、殷弘二位蒙使赴日。

三月,元宗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派招谕使者前往耽罗岛见三别抄。使者选了阁门副使[68]琴薰。由于三别抄在前一年的珍岛之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或许元宗的诏谕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希望从此避免同族血肉相残,在蒙古兵再次介入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十一月中旬,赫德、殷弘现身江都。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江都。潘阜也随同一起。赫德携来了忽必烈的诏书:——向委卿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还之语,此亦安足信?今复遣赫德、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

但是离开开京的诏谕使一行三十余人中,只有琴薰一人在第二年的四月末回到了开京。据说使者一行在珍岛和耽罗岛之间的海上被三别抄抓住后拘在秋子岛,只有琴薰一人被放上一艘破旧的小船并放到了海上。诏谕文书没有被现任的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接受,又被他带了回来。

就这样,高丽仿佛忽然之间被卷入了从蒙古刮来的一股旋风当中。但元宗还没有放弃希望。他只等着派去的潘阜尽早从蒙古归来。

据琴薰所报,三别抄的士兵们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为祖国高丽而战,不久就会把元军从我国赶走,把饥饿的人们从他们的手中解放出来。

王国昌、刘杰等人在高丽向导的引领之下巡视了黑山岛。黑山岛是全罗南道西边海上的一座岛,在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其北岸是中间往里深凹的、适合船舶停留的港口。蒙古官员之所以巡视这里,显然是要把黑山岛作为远征日本时的根据地。

琴薰回来以后,从沿海的各个州县又传来消息,说是三别抄的行动又活跃起来了。三别抄在耽罗岛的缸波头里、涯月筑了城,横行海上,不断袭击沿海州县,抢夺船舶、米谷,抓了很多的居民,现在队伍越来越强大。三别抄逐渐显露出了海盗的性格。这种集团无论如何肯定会灭亡的,三别抄也走上了这条路。

十月中旬,蒙古派来调查兵力和舟舰的官员王国昌、刘杰等十四名官员进驻江都。王国昌负责征兵,刘杰监督造船,检阅日期定在了这年的年末。高丽要确保在那之前万无一失,于是太子谌、金俊等也开始更多地在本土奔忙而不是待在江都。他们为自己手头负责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没有一天过得安稳。

元宗无奈之下只好把琴薰派往元国报告三别抄的情况,另一方面,派将军罗裕去讨伐在全罗道出没的三别抄。但对方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讨伐行动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金方庆也想亲自率兵出阵,但屯田经略司和百姓之间不断发生的争执和突发事件让他根本无暇顾及。金方庆负责十一个地方的与屯田相关的高丽方面的事务,日夜为解决这些事务奔忙。

八月初高丽遣使蒙古上奏说:“兵员虽多方征发,但仅得万人。舟舰一千艘已委沿海官吏着手营造。”

四月三日,赴元报告日本之行始末的赵良弼的文书官张铎带着弥四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回到了开京。据张铎所说,对于十二个日本人来自太宰府警戒所一事,忽必烈很不满意,并没有下旨召见。忽必烈和中书省都认为,这是日本人害怕被攻打,所以才派出这帮人来窥探大元的虚实的。

高丽不敢耽搁,即刻决定派潘阜将事情的始末上奏忽必烈。于是潘阜在江都只停留了一天就马上动身了。潘阜从日本归国时,高丽政府正忙于征兵和造船,潘阜只见到了元宗和李藏用二人。太子谌是兵船建造的最高负责人,金俊则负责征兵事宜。人们往来于江都和大陆本土之间,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繁忙。

按照中书省的指示,张铎要带送还这十二个日本人。四天后的四月七日,张铎带着日本人再次离开开京奔赴日本。

潘阜返回江都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七月初。潘阜是前一年九月离开江都的,也就是说从出国到回国大约花费了十个多月。潘阜报告了日本之行的始末。他们九月初离开江都,之后到达合浦,十月末时顺风渡过对马岛后,为风涛所阻,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出航、折返,如此反复两次,一月末才到达了彼境西边的太宰府。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五个月,终于获准进入王都。馆舍接待很随意,传达了诏旨之后也没得到报章,虽然赠送了国赆[35],但前往各个机构告谕后却始终没有被采纳。结果是,潘阜虽然呈上了蒙古、高丽两国的国书,但没有获得返牒就回来了。

元宗派御史[69]康之邵同行。几天之后,赵良弼也和先行赴日的一行人一道再度作为使者离开开京赴日。元宗这时也让几个家臣把赵良弼一行人送到了汉江岸边。李藏用在濒死前的病床上写的上奏文终究没有被忽必烈采纳。

但元宗始终没有抛弃他的想法,即,只要等潘阜完成使命从日本回来,把情由上奏忽必烈,一切都会好转。忽必烈之所以生气,肯定是因为没有顺利把蒙使带到日本,等潘阜顺利从日本返回,此刻笼罩在高丽头上的这朵乌云说不定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年在慌乱之中过去了。连开京的春天的连翘花什么时候开又什么时候落都不知道。四月的最后一天,元宗派使者赴元上奏,请求削减屯田军粮的供应。

“人们常说猛虎在接近兔子时眼神最温柔,而它猛然咆哮的声音响彻山谷,会让小兔子瞬间无法动弹。兵船建造的事情不就和猛虎咆哮的前奏一样吗?”

进入五月之后,张铎从日本回来了。而赵良弼发誓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于是决心在国书被送达日本朝廷之前一直留在日本。对于风涛对岸的那个小小的岛国,元宗觉得很难理解。他听说在这个岛上,海边的丘陵都被松树覆盖,白色的波浪不断拍打海岸,然后粉身碎骨,在松籁之间能听到有刀枪的声音传来。但光凭这些描述也很难想象日本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一说起日本,元宗的耳边仿佛就只有惊涛拍岸的声音。

李藏用看穿了元宗的心思,他歪着头,用无法言述的悲伤的表情说道:

八月忽必烈的诏令下来了。其中以严厉的口吻命令他们和洪茶丘共同商讨如何剿灭三别抄。在和洪茶丘商量之前,元宗询问了金方庆的看法。金方庆说道,以招谕的形式来解决方为上策,如若不行再组织高丽军讨伐。三别抄已经半海贼化了,只要对这一半进行打击,就能轻易地收服。如果讨伐军是蒙古兵的话,对他们来说,投降就意味着死,因而他们会持续顽抗到底的。因此,派遣由高丽兵组成的讨伐军排在第二位。必须极力组织蒙古军加入讨伐的队伍。还都以来的这两年,高丽已拥有了不需借助蒙古军也足以平定内乱的兵力。

按说忽必烈充分知晓高丽的疲敝状况,是不会让高丽承担这么苛刻的任务的。元宗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即在斥责高丽不履行作为属国的义务之后,忽必烈又发来了言辞恳切的诏书,可以说是语气相当温和地同意了他提出的要求。这次也一样,只要把个中详情尽数讲明,或许高丽眼下面临的困境自然也就消解了。在高丽的朝廷之中,元宗是其中唯一崇拜忽必烈的人。他曾在身为太子倎时在开封附近的村落中、在当时的燕京府现在的燕都、在登上王位之后第五年入朝时在燕都的宫城和万寿山的离宫中各见过忽必烈一次。这四次无论哪一次都给元宗留下了同样的印象。那张威而不猛的温和的脸,那让人着迷的说话方式,还有他身上具有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独特的魅力,元宗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

在和洪茶丘商议时,元宗把金方庆的话拿出来说了。

听了李藏用的报告,元宗也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想就这样接受忽必烈的上述命令。他总觉得忽必烈或许另有他图。

洪茶丘知道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有很多族人在开京,于是从中选出五人,把他们作为使者派到了耽罗。然后洪茶丘就南下监督之前忽必烈给这个国家下派的造船任务。对于族人的诏谕,三别抄并没有任何反应。

李藏用在六月末回到了江都,当天即拜谒了元宗,呈报了事情的原委。根据忽必烈的命令,高丽必须建造一千艘战船,必须调查助征军的兵力总数向忽必烈回奏。奏报兵力别无他意,无非就是因为蒙古要根据现有数量的兵力来征兵。

从夏末到秋天,三别抄特别猖獗。掠夺全罗道的贡米八百石,袭击忠清道孤澜岛的造船厂,焚毁合浦和巨济岛的兵船,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袭击孤澜岛造船所的战斗,持续了很多天,所有的兵船都被焚毁了,船夫们也都被抓走了,造船的工匠们一个不剩的全被杀掉了。这可以说是对元朝的高丽政策作出的有组织的反抗,但另一方面,侵寇守备薄弱的州县、抓捕官吏、掠夺农村渔村等等完全就是海盗的行为了。渐渐地,他们还阻止船队停靠在京畿道的灵兴岛,在近海横行霸道。不能再任由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了。

在归国的途中,李藏用一直心事重重。为了踏上原本以为有生之年可能不会再踏上的故土,他在盛夏酷热的阳光中,一直在马背上颠簸。其间两匹马都倒下了,随从之一也累得猝死了。受洪水的冲击,鸭绿江水浑浊而高涨,一行人因此在江畔的一个村落停驻了五日。这次旅程真是让人闹心。

这一年的年末,洪茶丘从南边进入开京后又立即赶赴蒙古。次年三月,他再度回到开京会见元宗,传达了忽必烈征伐耽罗的命令。作战命令一日之内便下达了。忻都和洪茶丘统率蒙兵,金方庆则是高丽军的统帅。按照忽必烈的命令,高丽要把各道建造的所有兵船全都派到南海,兵船数量超过二百艘。其兵力是,蒙古军二千,汉军二千,高丽军六千,规模极大。高丽为此只得动员了各州县所有的守备兵。

忽必烈站起身来,带着众多随从消失在了深宫之中,在此期间李藏用一直深深地低着头。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永宁公 和担当翻译的那青年都已不在原地,似是也跟着忽必烈走了。后来李藏用才知道担当翻译的那青年就是曾与高丽结仇的洪大宣之孙——洪福源的遗孤洪茶丘。李藏用也曾数次听过这个名字。据说他和忽必烈所宠的永宁公 一起都当上了高丽归附军民长官,势头甚至还压过了 ,在祖国高丽也逐渐声名远扬。

通过作战规模,元宗和金方庆都知道了,耽罗征伐不仅具有讨伐三别抄的意思,这明显是为了将来组织日本征讨军而准备的。元宗和金方庆都去找洪茶丘诉苦说,征集六千名士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获得忽必烈授予这次战役全部权限的洪茶丘根本就不听。他只说这是忽必烈的命令。为此,金方庆必须在出征之前凑足相应的人数。

忽必烈制止了 ,又板着脸看向李藏用说:“无需多言。就依你所言,验兵便是。”

当金方庆率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六千名高丽士兵出征时,他对元宗说道:

“不得在陛下面前争论。如要说的是高丽的兵数,还请派人前往高丽调查为盼。”

“留在耽罗的三别抄全都会成为死尸的。我已做好心理准备了,要毫不留情地剿灭他们。事已至此,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一点还望陛下理解。”

此时 凑往近前还想说点什么。李藏用对他怒目而视,并说道:

元宗也对此表示了理解。

“我国蒙荷圣恩,皆于此九年兵战中亡矣。其后有男子生长者,然皆幼弱,不堪充军。”

征讨耽罗的各军离开开京朝罗州进发不久,刚好时隔一年,赵良弼一行人从日本回到了开京。赵良弼形神憔悴。在日本停留了一年的他,一直被留置在太宰府,最终还是没能获准进入日本的京城,没有完成国信使的使命就回来了。

“死者尚有,独无生者乎,尔国亦有妇女,岂无生者尔。”

元宗接待并慰问了赵良弼,给了他白银三斤,苎布[70]十匹。同席的达鲁花赤李益也想赠些东西给赵良弼,但赵良弼没有接受。他说道:

“我国昔有四万军,三十年间死于兵战殆尽,虽有百户千户,但虚名耳。”

“这说到底是从高丽人民手里搜刮来的,恕良弼不能接受。”

“勿以为辞。古代之事尔等所知不必更说,朕将取近而言之,昔成吉思汗皇帝时,河西王纳女请和曰:‘皇帝若征女真我为右手,若徵回民我为左手。’后成吉思汗皇帝将讨回民,命助征河西竟不应帝,讨而灭之,尔亦闻之。速造一千艘船,集全兵送我。”

赵良弼为了赴日纵向穿过了半岛,重复了两次往返合浦的旅程,所以他深知高丽各地人民生活的困苦,才这么说的。赵良弼还在席间说道:

“陛下既然有令,臣焉敢不从。只是虽有船材,但恐难募听令的造船工匠。”

“日本似乎知道了元朝要来攻打,传闻在大街小巷里流传。海边似乎守备森严。既然日本采取这种态度,那日本征讨军的派遣已成定局,陛下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李藏用于是说道:

有一瞬间,元宗感觉赵良弼的视线和自己的撞到了一起。莫非赵良弼知道了在他的日本之行之前,高丽也曾往日本派出过使者?赵良弼是在一切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把这些秘密都藏在了心里。他只是跟元宗强调了要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高丽必将面对的困境。元宗对这个元使隐隐有了好感。其实并非此时才对他有好感的。赵良弼和其他进入本国的蒙使们不同。他作为国信使前来,在渡日之前一直留在开京,时间多达数月,其间没有干涉过高丽任何的内政,似乎觉得那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无关一样。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另外,在刚出使日本归来时,他只把张铎派到忽必烈那里,在第二次渡日之前都一直留在开京,没想跟忽必烈辩解太多,作为第三者来看,这种态度让人钦佩。

“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赵良弼离开开京返回元国一个月之后,从前线的三别抄讨伐军那里传来了捷报。忻都、洪茶丘、金方庆三将所率领的水陆军一万人从罗州藩南县出发渡海,分别从三个方向登陆耽罗岛,包围了三别抄的本部缸波头里,最终攻陷了城。

忽必烈又涨红着脸开始怒吼。在情绪最激动时他才停下话头喘息。就像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一样,那青年一直很冷静的声音又传到了李藏用的耳中。他翻译完忽必烈的话之后便停了下来,竖起大大的耳朵,像是要洗耳恭听。于是李藏用便开口说话。但很快,忽必烈又用怒吼声完全盖住了他的声音,就好像不想让李藏用所说的被其他人听到一样,如此反复持续了多次。

首领金通精自杀,其属下的三别抄一千三百人出城投降。这样一来,为时近三年的、由曾经的江都特别警备队士兵们掀起的叛乱就全部平息了。这场叛乱从至元七年六月持续到至元十年四月。

李藏用抬起头来。看到那个翻译的瞬间,才发现对方是一个高丽人,而且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这让他颇为吃惊。但李藏用立刻感觉到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眼中,分明含有这三个国家的人都没有的那种冷漠。这不是拥有同样血统的人该有的眼神。他的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五六岁。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忽必烈的怒吼声。但在听到青年极其冷静、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之后,李藏用觉得忽必烈的怒吼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空洞无物的东西。青年这次没有把话翻译给李藏用,只是沉默着站在那里。很快,永宁公 走了进来。李藏用早就认识他了。他很小的时候便被送往蒙古充当人质,如今动辄发出对高丽不利的言辞。想必是忽必烈把他召来的。 行过礼之后就站在一旁。出身高丽名门的他容貌秀丽,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这与他五十岁的年龄看起来很不相称。

五月,讨伐三别抄的军队陆续凯旋回到开京。据最晚于六月凯旋的金方庆所报,元宗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那就是,耽罗岛难免要成为元的直辖地了。眼下有五百名蒙兵和二百名高丽兵还留在耽罗岛。这些驻屯兵是由洪茶丘下令派遣的。据金方庆说,高丽兵的驻屯是理所当然的,但蒙兵驻屯、何况是以高丽兵两倍以上的兵力驻屯,这显然让人无法理解。既然三别抄是在元军的强力支持下覆灭的,那金方庆就没有底气去制约忻都、洪茶丘等人的言行了。

李藏用来到忽必烈面前时,忽必烈突然大声地叫喊起来。李藏用不懂蒙古语,所以只是毕恭毕敬地聆听忽必烈怒吼。这时终于有人把忽必烈的话翻译过来了,和忽必烈的声音不同的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十分的冷静:朕命尔国出师助战,尔国不以军数分明奏闻,乃以模糊之言来奏。王 曾奏:“我国有四万军,又有杂色一万”,故朕昨日敕尔等云:“王所不可无军,其留以四万来助战”,尔等奏云:“我国无五万军, 之言非实也,苟不信试遣使与告者偕往点其军额,若实有四万陪臣受罪,不则反坐诬告者。”尔等若以军额分明来奏,朕何有此言。

金方庆的担心在两个月后成为了现实。两名蒙将携带忽必烈的命令来到了开京。一个是失里伯,身负耽罗国招讨使的使命,另外一名是副使,叫伊邦宝。与因崔坦内附而成为元的直辖地的北界西海地方一样,把招讨使派到耽罗国只能说明该地又要成为元的直辖地了。

五月中旬时李藏用到达燕都。他立即前往都城中央那壮丽的宫殿中去觐见忽必烈。忽必烈正在召见其他异国使臣,于是李藏用便在宫殿前的石阶上等候了半天左右。其间越来越炽热的阳光炙烤着他这两三年来斑痕急剧增多的脸。

似乎忽必烈并不满足于此。以耽罗岛的平定为分水岭,在元宗的周围,许多东西都在蠢蠢欲动。六月,屯田经略使忻都被忽必烈召回元朝,七月,金方庆也突然被召去了。将士、官员们在元国和高丽之间频繁往来,以造船监督使身份来到开京的人有好几拨。屯田经略使催促军粮供给,百姓请求减少军粮供应,这些喧嚣几乎每天都在元宗的周围发生。

过了义州之后,从路过的百姓们那里知道,有些人很怀念蒙古兵驻屯时代的殷盛,有些甚至盼着那一时代能再次到来。一行人听到这种呼声也不是一两回了。每当此时,李藏用胸中就会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郁的情绪堵塞。

慌乱之中,元宗听闻了一个传言——赵良弼去年五月去燕都参见忽必烈时,忽必烈曾说了一句话:“卿并未有辱君命。”元宗真心为这个对自己国家怀有好意的蒙古人感到高兴。他似乎从长久以来的一片暗淡当中看到了一小片蓝色的天空。

李藏用带着二十多名随从离开江都。入朝的费用以朝臣们分头凑来的帛充当。与之前赴蒙面见元宗时相比仅仅相隔了四年。以李藏用那老迈的身躯来说,马背上持续颠簸的旅程让他很是吃力。进入西京 (平壤)、渡过大同江时,李藏用看向缓缓流淌的江流,心想大概自己再也见不到这条大河了。岸边可以看到洗衣服的女人们的身影。所有人的脸上都显得极为憔悴和疲惫。蒙古侵略三十年间,许多男人都被杀了,满眼所见全是女人和孩子们,这在西京和其他城市都一样。

秋初时候,他见到了七月被召入朝的金方庆派来的使者。据使者所说,金方庆一入宫参见忽必烈就被安排坐在了丞相[71]的次席,受到了盛情的款待,获赐金鞍、彩服[72]、金银等,无限尊崇。对于忽必烈的这一特殊厚待,金方庆并未觉得这是对他征伐耽罗的恩赏,而是认为不久之后自己可能会摊上一个更为重大的任务。于是,金方庆把自己在元都时想到的转告给了元宗——现在到了需要高丽君臣们下定决心去面对一件大事的时候了。一件大事,当然指的就是派遣日本征讨军一事。

李藏用说道。元宗于是和李藏用约定设置旧京出排都监[34]

十月,洪茶丘又被忽必烈召了回去。在离开开京之前,他又重新强调了年内应该储备的兵粮的数量,下令征召人手,以便把木材从山里运出来,无论数量多少,对于现在的高丽的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燕都两个都城,我们也可以仿照。”

十一月,元宗又从入境来的元使的口中知晓了关于赵良弼的一条传言。这比之前听说的忽必烈言语褒奖赵良弼一事更为详细。在被忽必烈询问是否应该征讨日本时,赵良弼作了如下的回答。——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

夏天在开京,冬天回江都,这也是方法之一。上国有和林、

听了这番话,元宗感觉赵良弼明显是站在高丽的立场上,拼命地在维护着高丽的。勿击,勿击,勿击……元宗数次重复着这句话,似乎是为了验证赵良弼最后的这句话会如何在忽必烈的心里扎下根来一样。在反复念叨的过程中,这个词在元宗的口中逐渐变成了具有说不清是祈祷还是诅咒意味的语言。元宗这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本想大声喊出“勿击”来的,结果却没能发出清晰的声音。尝试了好几次都一样。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咽喉有一种神奇的效果,它不知何时就阻断并扼杀、毁灭了自己的声音。周围的人都留意到了元宗有时不能发声的情况,但元宗本人此刻才注意到。

“就算无法营建都城,当务之急也要在开京修建宫廷。

十二月,十几名肩负检阅兵粮使命的元使来到了开京。

迁都一事是高丽多年以来的心愿,与忽必烈约定的九年后营造首都一事依旧毫无进展。营建宫城的国费几乎没有,也一直募集不到工匠,工程从两年前就开始被搁置了。而且因为一年前的一场大雨,营造都城所需的、堆放在汉江上游和洛东上游的木材全都和河边的水稻一起被洪水冲走了。高丽朝廷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想要拖延迁都的日期。直接统领兵马大权的金俊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留在江都,高丽仅存的兵马才能在紧急时刻派上用场,一旦迁到开京,这股军力的百分之一都不会剩下了。实际上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但如果不迁都,就会给蒙古人口实,这会引起何等灾祸,谁也说不清。这是始终躲不开的一个问题。

高丽派官员和元使一起下到诸道去调查兵粮的数量。十二月初有冰雹,之后是雪,一直持续下到年底,把高丽的北方一半都掩埋了。

李藏用拿着回复忽必烈的上奏文,踏上了入朝蒙古的旅途。时值元宗九年四月,李藏用时年六十八岁。离开江都之前,他觐见元宗并进言说,为了让社稷安稳,最好尽早迁回旧京。

第六章

这暂且不提,更现实的问题是,这已经是高丽面临的第三次危机了,对于李藏用来说,已经是他第三次作出为祖国献身的决定了。

去年年末起就下的大雪终于停了。至元十一年,即元宗十五年的元旦到来了。天空清澈透亮,明晃晃的阳光均匀地洒在被雪覆盖的高丽的山野中。开京都城大路的十字路口处人头涌动。所有的店铺都被雪掩去了大半。虽然店里已无货可售,但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地在店铺之间走动,招揽顾客的商家的声音络绎不绝。大家应该都很饥饿,但女人和孩子们都穿着盛装。在这种名副其实的饥寒交迫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穿得如此华丽,真不知这些衣服先前是在哪里藏着的。笑声、叫喊声随人流涌动。一年中失去的东西,要在今天一天之中全部收回,这种想法多少显得有点虚妄,但其中却也包含着某种明媚和激情。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了,高丽的百姓、蒙古兵、汉兵和高丽兵时而汇合在一起,时而又分开,他们互相碰撞着,喧闹着。这是许多人的狂欢,是至元七年还都时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

高丽王朝当即召开会议。商议的结果是,由于金俊忙于迁都,暂缓入朝,故由李藏用一人前去觐见忽必烈。此次入朝生死难料,眼下管理国政的这两人都离开的话,对高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金俊原本就不想应忽必烈的召见,且对因忽必烈的言行而忽喜忽忧的高丽的这种态度有所不快。

这一天,元宗在宫中设了简单的贺筵,接受朝臣、元朝武将、官员们的祝贺。开京的街道在元旦之后还会持续热闹到二日。道路更加泥泞了,无数的人在这泥泞之中以比昨天更慢的速度蠕动。这一天,金方庆和其随从一行人回到了都城开京。

淐的报告结束没多久,忽必烈的诏使就来到了江都。诏书上赫然写着之前忽必烈以激烈的语调对淐所说的话,文章最后还有这么一句“今特遣使持诏往,诚尽情实,使海阳侯金俊、侍中李藏用斋来奉章,具以悉闻”。

金方庆径直拜见了元宗,为自己没能赶上元旦贺筵而致歉,然后他传达了忽必烈下达的建造兵船以征讨日本的命令。高丽所承担的任务是,在全罗和耽罗两地建造大船三百艘,以五月为期。口述完忽必烈的命令之后,金方庆又为自己在元都待了半年依旧一事无成,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道命令而向元宗请罪。此罪当诛,但自己还不能死。因为,国家还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没有看到高丽脱身出来之前,还不能让自己的魂魄和躯体分离。

这一年年末,元宗把弟弟安庆公淐作为贺正使派往蒙古。第二年二月淐回国,他所报告的事情让江都君臣上下大为震惊。淐把潘阜使日一事上奏后,忽必烈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只是责怪高丽没有履行属国应该履行的职责,还对迁都的迟滞、贡品的粗劣、否认与日本通交的事实等进行了诘问,言辞颇为激烈。

元宗已经是听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吃惊了。他说,自己也决心和金方庆一样,勇敢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国家一起共存亡。

这次是从江华岛直奔日本。出发之际,李藏用也没什么特别要对潘阜说的,只祝他能顺利完成这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使命。除了之前提到的忽必烈的国书之外,他让潘阜一并带上了高丽呈递给日本的国书。因此忽必烈的国书是元宗七年即至元三年八月的,而这次高丽发出的国书则是至元四年九月的。高丽的国书是李藏用起草的。他数次起草,又数次废弃,最后终于在上面摁上了高丽的国印:——我国臣事蒙古大国,服其统治有年矣。蒙古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见远同近。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日本与高丽为近邻。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汉唐以降,亦或通使中国。故特遣使持蒙古皇帝书前往,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使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历代皆有。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士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配[33]焉。

金方庆说,征日命令预计三月份就会下达给各个将领,出征则是夏初,为此,高丽需要征召数量难以想象的士兵和劳役,可能不久之后洪茶丘就会前来传达忽必烈的这一命令。

约一个月之后的九月二十三日,潘阜离开江华岛赴日。

洪茶丘的到来要比金方庆的归国稍晚一些。他于六日的早上来到了开京,和金方庆一样,直接进入王宫谒见了元宗。

高丽朝廷立即召开了宰相会议。圣命难违,只能遣使赴日。而使者人选难定,经李藏用推荐、元宗任命之后,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曾作为赫德馆伴的起居舍人潘阜的头上。无论是元宗还是李藏用,都觉得他对上次的事情一清二楚,且本人也想报效祖国,因而是承担这一棘手任务最适当的人选。他对不测事件的判断很准确,为国分忧的心情也很迫切,不太可能会出什么差错。

洪茶丘向元宗传达了中书省的命令。这次建造大船所需的工匠、劳役夫、木材还有其他的物品全都由高丽支出。作为造船官,任命高丽大臣徐珙为全州道都指挥使,任命洪禄遒为罗州道都指挥使,还任命金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作为他们上级的造船监督官。洪茶丘自己则身负造船监督官和高丽归附军民总监两个职务。洪茶丘接着说道:“把高丽大将罗裕等五人各自作为部夫使派到全罗道、庆尚道、东界、西海道、交州道,征召工匠、役夫三万零五百名,以一月十五日为期。”

显然这是在责怪之前元宗上奏文中的托辞,命高丽继续担负与日本单独交涉的职责。这次赫德、殷弘只是携诏前来的使者,赴日使臣一职已经被解除了。

金方庆及十数名朝臣们都在场。听了洪茶丘的这番话,他们全都屏住了呼吸。要征召三万零五百名工匠、役夫可不容易。金方庆虽然之前就大致听说了这些情况,而且也事先让元宗做好心理准备,但他此刻也不禁脸色大变。

——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导,不意卿以辞为解,遂令徒还。意者日本既通好,则必尽知尔国虚实,故托以他辞,然尔国人在京师者不少,卿之计亦疏矣。且天命难谌,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卿其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必得要领为期。卿尝有言圣恩天大,誓欲报效,此非报效而何?”

“三万零五百名?!”

这一年八月,赫德、殷弘又来了。二人携来的诏书中这样说道:

元宗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便沉默不语。在他看来,每当洪茶丘出现在自己面前都没什么好事,这次情况更糟。

——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事,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不尽心力,有如天日[32]

座间,谁都不敢有所异议。洪茶丘说了,这是忽必烈的命令,所以就算提出异议也无济于事。如果想要忽必烈收回成命,要么直接上奏忽必烈,要么给中书省递交奏章,只有这两个方法。而且,如果说不可能征召到三万零五百名工匠、役夫之类的话,恐怕洪茶丘还是会坚持说,那也不是不可能的,然后再具体地举例说明的。

元宗在当月又让宋君斐随同赫德等人赶赴蒙古。此时宋君斐携带的、元宗关于此事始末的上奏文就出自李藏用之手:

被中书省指定为造船所开设地的全州道的边山以及罗州道的天冠山木材丰富,且都靠海。从这些场所选择的讲究来看,造船的一切事宜必定是先由熟悉高丽国土的洪茶丘提议,然后变成忽必烈或中书省的命令被传达开来的。

于是李藏用和潘阜就被赦免了流放之罪。

从这天开始,开京的君臣们自不必说,整个高丽的百姓们都像是被卷进了一股旋风当中。征集三万五百名工匠、役夫,十五日开始动工,繁忙的程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高丽史中有如下记载。——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

“我将这封书信带回去上奏皇上,皇上肯听的话,就是天下之福。就算不听,这也只是李藏用的一己之见罢了,高丽犯不上处罚他吧?我怎会被李藏用的一己之见说动呢?我只是为风涛所阻才折返回来的。”

一月十五日起,造船工作正式开始。此事由金方庆负责。要在指定日期之前造好被摊派的数量的兵船。但问题很快来了,那就是兵船的样式。要求是造南蛮风格的样式,但这样花费很大,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工期。于是金方庆派人前去中书省请求允许采用高丽样式。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高丽政府把李藏用流放到灵兴岛,又把替李藏用转交书信给蒙使的潘阜流放到彩云岛就算了结了。官差们前往赫德所居住的府邸捕捉赫德馆伴潘阜一事很快就传到了蒙使耳里。赫德立即拜谒元宗,将李藏用的书信呈递上去,并说道:

各种各样的障碍都出现了。对于兵船的样式,洪茶丘只能听从更懂行的金方庆的话,但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想听。

李藏用说道。

只管一味催促。

既然已经降罪给李藏用,我们也就有所交代,忽必烈的怒火也能平息了吧?臣对此早已做好舍弃身家性命的心理准备了。”

但元宗和金方庆还没说出他们最为担心的事。那就是,当日本征讨军的组织阵容明确之后,高丽届时将会承担什么142任务。征召军兵是必须的,征召水手、役夫这一新的任务肯定也会下达,给入境的征讨军供给兵粮肯定也要承担的。不能再征召更多的士兵了!征召了造船工匠之后,如果还要征召水手、役夫的话,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还有,眼下单是供给屯田兵的粮饷一事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了,如果还要供应更多的兵粮,高丽的百姓也许连一粒米都吃不上了。

“这也不无可能。为以防万一,先处置我李藏用如何?

二月,元宗派别将李仁呈交书函给中书省,为了今后考虑,他觉得有必要事先说明高丽的实际情况。这份报告毫不夸张。元宗想把己方情况如实上报,以此来打动忽必烈的心。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忽必烈也是人,要打动他的心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金俊说道。

这次由元宗亲自执笔。他没按照之前使用的上奏文的形式,其文也去掉了一切的虚饰,尽力避免美辞丽句。

“如果蒙使把其中经过都告诉忽必烈,那如何是好?”

——本年正月初二日,陪臣门下侍中金方庆赍到中书省旨云:“大船三百艘,令就全罗耽罗两处打造。”又正月初六日至洪茶丘札子:“其所需工匠、役夫及木材、物件分委陪臣许珙洪禄遒往各道备办,续遣金方庆督之建造。”但以事巨力微,恐不能办。窃念小邦军民元来无别,若令赴役,延旬月,其如农何。然今只致力而已。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匠人夫三万零五百名,计人一日三时粮,比及三朔,合支三万四千三百一十二硕五斗。又正月十九日奉省旨云:“忻都官人所管军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粮一千五百七十硕,又屯住处粮料及造船监督洪总管军五百人行粮八十五硕,亦令应副。”又济州留守官军并小邦卒一千四百人七个月粮料已支讫,计二千九百四硕。及罗州落后奥鲁、阔端赤军粮八千硕,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硕,悉令小邦支给。又于至元十年十二月后奉省旨,济州百姓一万二百二十三人悉行供给,又比来军马粮料无可营办,凡敛官民者甚。又年前营造战舰,至四月大军入耽罗讨贼,至五月晦还。故百姓未得按时耕作,秋无收获。又敛官民始应副造船工匠及屯住,经行军马与济州百姓等粮料计四万余硕。续有以后金州、全州、罗州屯住军并济州军民粮料,供给实难。又奉省旨令小邦应副凤州屯田军各月不敷粮二千四十七硕,牛粮一千一硕七斗。今此困穷情状不得预奏,而设有后责,何辞以对?四海既为一家,则上朝军马泊兹土。百姓皆一皇帝之人民,望念可哀之状,垂同视之仁。[73]

由于事情的起因太过出乎意料,众人一时间都没有马上表明自己的意见。

三月十日,以八月为期讨伐日本的诏令被下达给屯田经略使忻都和高丽归附军民总监洪茶丘。与此同时,还有关于高丽动员助征军五千六百人的指示。这五千六百人,与高丽按忻都指示去动员的征伐耽罗的兵数基本一致。因此不是不可能征召得到,但另外还要征召艄公、引海、水手等操纵兵船所需的六千七百人,再加上已被征召的与造船相关的三万五百人,作为高丽来说,只能把所有的年轻人都从田间地头拉走。

对于忽必烈,我们应该一口咬定就是因为风涛艰难所以不能渡海赴日。蒙使可是我们高丽的恩人,大家不得有丝毫的怠慢。”

元宗在四月初派谏议大夫[74]郭汝弼赴元再度上表。这次的表文也是由元宗起草的。

“对高丽来说,与遣日使一行人在到达日本之后将会面临的灾难相比,因没有到达而受到忽必烈的喝斥或许更好。

——小邦元来百姓凋残,故往者耽罗赴征,兵卒蒿师,今又悉赴造船之役。今东征兵卒、梢工亦当就征。洪茶丘移书金方庆云:“船三百只,梢工、水手一万五千人,预先备之。”其数甚多岂可止用小邦人而足矣。耽罗及东宁府下诸城人皆能习水,又工把船,乞令选其辈充当。又自庚午年(至元七年) 以来至今,供军粮饷早曾乏绝。今此造船工匠、役夫及监造官等三万零五百人,供于种田军、洪总管军、耽罗留守军等粮米专取两班禄俸,及诸赋税尚未充给,又敛中外官民而尽竭无余。特蒙圣慈漕运二万硕米,供给小邦,则举国感戴,永沐圣恩。

之前一直没有附和在座众人、只是一味沉默着的李藏用这时才开了口,公开了自己在大家出发之前给蒙使送过书信一事,想必是蒙使觉得自己言之有理,所以才会如此处置的。他说道:

几乎在郭汝弼带着这封表文离开的同时,忽必烈的诏使就到了。元宗起初以为是二月给中书省呈上的奏文的批复下来了,但其实不是。上面写的是关于元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太子谌的消息,婚礼于五月十一日在燕都举行。

待一行人回到江都之后才问清了前因后果。此事对于高丽的首脑们来说无异于一场悲剧。据说一行人来到和对马岛遥相呼应的巨济岛松边浦后,看到风涛冲天而起,感觉渡过对马岛一事太过危险,于是高丽使节和蒙古使节互相商议之后决定就此折返。高丽朝廷方面不敢苛责蒙使,于是责怪宋君斐、金赞二人处置失当。对此,宋君斐说道:“蒙使本身就没有渡海的决心,又怎么可能到达?待臣入朝之后把具体情况上奏忽必烈,请他定夺。”

元宗是在至元七年二月采纳李藏用的提议乞求公主下嫁的。

第二年即元宗八年 (西历一二六七年) 正月,赫德、殷弘、宋君斐、金赞等遣日使一行回到了江都。他们在登陆合浦后就沿陆路返回了。在进入江都之前,关于他们到巨济岛后便折返一事就先传到了江都。江都的君臣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是船只遇难到不了日本还能辩解,只因风涛险阻就借故折返,不知忽必烈会怎么想?还有的说,高丽使者只不过给蒙使带路而已,其间自然是听从于二位蒙使的,故不应由高丽方面担责。还有人说,既然负责给蒙使带路,如今路没有带成,责任自然还在高丽身上等等,众说纷纭。元宗脑海中始终萦绕着忽必烈诏书中那句“勿以风涛险阻为辞”。语气如此强烈,看来无论如何这次难免被追责了。

第二年就接到了允许公主下嫁的诏旨。本来一直杳无音信的事情突然就要实现了。

《高丽史》 [30]的“李藏用传”中有如下的记载:李藏用,字显甫。初名仁祺,中书令子渊六世孙。藏用高宗朝登第,元宗元年任参知政事加守太尉,监修国史,判户部事。五年蒙古征王入朝。……其时蒙古翰林学士王鹗邀宴其第。歌人唱吴彦高“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二曲,藏用微吟其词中音节,王鹗起执手叹赏曰:“君不通华言而解此曲,必深于音律者也。”益敬重。帝闻藏用陈奏,谓之阿蛮 (意为“口”) 灭儿里干 (意为“名家”) 李宰相[31]

谌在前一年十二月入朝后就一直留在元国,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事,元宗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对此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慨和感动的。此时的元宗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

蒙使的风姿容貌数次在他的眼前浮现,他想,也许自己在日本的倨傲和波涛险阻的艰难这方面多下点笔墨就好了。

同时身体也已明显衰弱。他几乎每天都接受御医的治疗,但连御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病症。

船离开码头时,李藏用对自己所写的书信多少还有些在意。

躺在病床上,元宗突然有了给忽必烈写一封奏文的冲动。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有些和以前写的内容一样,有些和前一次刚上奏过,并没有相隔多长时间,于是都被元宗亲手撕掉,或是堆在了文书官的手中。元宗只有在写奏文草案的时候,双眼才炯炯有神,脸上充满了活力。为何本国连一粒米都没剩下,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他想尽力让忽必烈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在过去几年中被大元的屯田军消耗殆尽,以至于百姓都饿死了的。

蒙使赫德、殷弘还有担任向导随同前去的高丽使宋君斐、金赞等一行人离开江都那天,李藏用把他们送到了江华岛最南端的草芝津的渡口。一行人要从对岸经陆路前往合浦再乘船赴日。渡口聚集着一百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人,李藏用和赫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互相点头致意。赫德身材肥胖、个子高大。李藏用并不了解他的性格为人,因此无法从他的神情窥知他会如何解读、如何看待自己写给他的信。

五月,元宗写了一封比之前长了一倍的奏文。躺在病床上,他分明感觉到整个高丽都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无论哪条街道浮现在眼前,哪里都有士兵或是屯田兵在四下走动。眼前无论出现哪个村落,都见不到男子的身影,只有老人和女人们趴在地上仰天长啸,哭声震天撼地。他一边想象着这些画面,一边书写奏文。他曾数次想要发声读出来,但就是无法出声,只有文字在他眼前闪过。但这封上奏文还是被扣在了恰好在王宫里服侍他的金方庆的手里。按照金方庆的想法,在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下嫁给谌的同一个月里,怎能提交这种上奏文呢?

做完这些后,他觉得异常疲惫。但在那种强烈的疲惫感中,又有着一种因为“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而感受到的踏实感。给蒙古呈递降表以来,本国曾经历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两年前的元宗入朝时。忽必烈命令元宗入觐的诏书到来时,高丽朝廷上下全都大惊失色。虽然递交了降表,甘心做了属国,但谁都能感觉出身处属国地位的危险。元宗入朝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重返故土了?于是宰臣们全都反对元宗入朝,但李藏用那时却积极力挺元宗,力排众议劝他入觐。如果元宗入朝的话,就算万一有什么危险,从增进和蒙古的和亲这一点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反之,如果拒绝入朝,其结果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万一有什么变故,那就只能自甘屠戮了。李藏用对反对者说了上述这番话。这就是当时李藏用真实的心境。还好元宗入朝一切顺利。对高丽来说,这次的事件是自那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那一天,中书省派来的使者到了。他传达了忽必烈奖励农耕、贮备军粮的旨意。对此,元宗也想执笔写上奏文的,但衰弱的身体已不容许他这么做了。

写完后,他派使者去往那一晚作为蒙使赫德的馆伴负责接待的起居舍人[29]潘阜那里,拜托他把书信亲自交到赫德手里。

六月十六日,元宗读了送来的关于九百艘船已经建造完成的奏文。它会在获得元宗的批准后被直接送达忽必烈。

——日本隔海万里。往时虽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职责。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抚之,去则绝之。以为得其亦无益于王化,弃之亦不损王威。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然则蜂虿之毒岂可无虑?国书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时上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其骄傲不识名分如此,安知遗风不存乎?国书既入,如有骄傲之答,不敬之辞,欲舍之则为大朝之累,欲取之则风涛艰险,非王师万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宽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试之耳,然取舍如日本,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为得也。且日本岂不闻大朝功德之盛哉?既闻之计当入朝,然而不朝,盖恃其海远耳。然则期以岁月,徐观其为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于相忘之域,实圣人天覆无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觐天陛亲承睿渥,今虽在遐陬,犬马之诚,思效万一耳[28]

——今年正月三日,伏蒙朝旨,打造大船三百,即行措置。遣枢密院副使许珙于全州道边山、左仆射[75]洪禄遒于罗州道天冠山备材。又以侍中金方庆为都督使[76],管下员将亦皆精拣所需工匠物件于中外差委,催督应副越正月十五日聚齐,十六日起役。至五月晦告毕。船大小并九百只造讫,合用物件亦皆圆备。令三品官能干者分管回泊,已向金州。伏望诸相国善为敷奏[77]

进入自己的房间之后,李藏用把人遣走,接着给要被派往日本的国信使[27]赫德写了一封信。

元宗注意到了本来需要建造大船三百艘,上面写了加上其他小船一共九百艘,他想知道这一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又发不出声音,于是用手指在奏文上摸索起来。

当李藏用走进家门的时候,心里已经决定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给蒙使进言了。对方的想法自己既不能也无需了解。对方读不读书信上的内容完全是他们的事,丝毫没有关系,而他们的行动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掣肘,也只是他们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李藏用想给两位蒙使充分选择的自由。他要以不受任何外事外物干扰的形式,给予他们可拒绝也可接受的自由。

不久,为了说明此事,其他官员走进了元宗的病房。这九百艘是合计起来的数量,包括能装一千石的千料船三百艘、勇士突袭所用的轻疾舟三百艘、汲水小舟三百艘,轻疾舟、汲水舟各三百艘,这是洪茶丘安排罗州道工匠造出来的。

当然,对于要往蒙使内心深处植入某种东西这一工作,李藏用也不打算独自承担。如果事情暴露——那是相当可能的——灾祸就需要他独自承担了。

元宗在听完这一说明后微微点了点头,接下来就长时间地闭上了眼。洪茶丘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奇怪的是,不像之前那么讨厌了。这名年轻的高丽归附军总监无论对什么事都十分冷淡,像是一把露出刀锋的剃刀,此刻他的脸上明显就露出了那种冷酷的神色,对于自己的同族人,不知为何他表现得极为憎恨。但也没让人感觉那么恶心。从这天早上开始,元宗还时常看到另一张脸。那是忽必烈的脸。昨天之前出现在眼前的忽必烈的脸上,还能随时发现一些温情的东西。那张脸让他感觉到,只要自己与对方心意相通,那自己所说的事情他肯定也会理解。

泥泞的道路并没有给李藏用造成丝毫的困扰。虽然不时在泥泞的道路上驻足,但此刻他的脑中全都为别的事情所占据。他必须要在到家之前做好决定。那就是如何才能阻止要从蒙古派往日本的两个使者。在宫中时金俊说了,只能祈祷日本能采取顺从的态度了,但那只不过是愿望而已,根本靠不住。现在高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力阻止蒙使前往日本。为此应该怎么办?是李藏用直接去说服蒙使,让他们打消念头,还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说服对方呢?要从这两个方法中选出一个来,这真的很难。很难想象蒙使会轻易同意这一点,毕竟他们是受了忽必烈的严令前来的,这么做等于是悖逆了忽必烈的意志。但这也不见得毫无希望。两位蒙使肯定很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这项任务有多么的吃力不讨好。越过万里风涛赴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赌上身家性命的事,何况就算到了日本,谁也不知道那之后日本方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将会遭受何种命运。如果日本对忽必烈尽了臣属之礼的话倒还好,否则,虽然他们作为使者并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没有完成使者的使命一定会被视为失职。所以无论怎么看,没有比这更不划算的工作了。从这些方面来说,李藏用的建议也不一定会遭对方忽略,这个想法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从今天早上开始,不知为何,当元宗再想起忽必烈的脸时,通常总是饱含温情的那张脸就是不出现。说不上冷酷,也不是贪婪。是对与自己面对面的人所说的话毫不上心、爱搭不理的一张大脸;是想要用手抓住摇一下但就是摇不动的一张脸;是就算把嘴凑到对方耳朵上大声叫喊,对方也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一张脸;是只顾考虑自己的事,只要想做就要去做的一张脸;是想把高丽纳入自己版图就会行动的一张脸;是想征讨日本,为此甘愿牺牲高丽的一张脸。

不管是否认识,路上擦肩而过的男男女女们都给这个步伐稍显凌乱的、看起来脾气古怪的老人让路。

元宗每一天都在和忽必烈的各种脸对抗。他不知道为什么忽必烈的脸总是像这样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忽必烈是个什么样的人,按说现在自己应该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就算如此,忽必烈的脸还是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元宗想要努力地再次回想起作为太子倎最初和忽必烈会面时那张温和的脸,如果能够再一次回想起来,自己也就心平气和了,但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来。

从内城的大门到李藏用家所在的西门,约有一公里的距离。李藏用带着三名随从,沿泥泞的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第二天的十七日,元宗已经不再和忽必烈的脸战斗了。

无论是内城、中城还是外城,它们作为坚固的城池、具备抵御外敌的功能都是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每个重要的关口都被毁了。

似乎是在昨天一整天都和忽必烈的脸战斗之后感觉到了疲惫一样,这一天只有太子谌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但元宗睡眠

虽说是都城,但地方很小,用城墙围起来的中城周长只有约四公里。里面有王宫,位于北部一带,也以城墙围起,被称为内城。除了王宫之外,官衙、王族重臣的府邸、寺院、武士房屋、店铺也都在其中。王宫和官衙位于比较平坦的地域,其他都随意地分布在三座独立的小丘的斜面或是坡脚下。中城城墙的三分之一位于都城南面的山脊上,像屏风一样环绕,因此不管从城内何处看去,都能看到山脚下像铁锁一样连接在一起的城墙。为了抵御外来入侵,江华岛原本就修筑有坚固的城墙和砦。中城外部一般称为外城。总之,整个格局说起来就是,在周长十五里的宽阔的外城一角处建有中城(都城),其周长为一里二十町的再往里是内城(王宫)。

的时候更多,所以也仅限于他从睡梦中醒来的极短的时间内,那是辫发胡服之后的谌的脸。元宗每次在谌以这种样子出现时,都想极力把他甩掉。他这辈子都很讨厌辫发和胡服。之前还从来没有感受这么清晰过,但实际上他是从内心里觉得憎恶的。但这种想法也只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之后混沌的意识再次向他袭来。

李藏用冒着冰冷的雨走出王宫,徒步走向自己位于内城西门旁的宅子。老宰相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最近这两三年来性情尤其乖戾,王宫的大门旁备有轿子和马两种交通工具,但他什么都没选。因为走着回去也不是很远。

第二天,元宗薨逝。享年五十六岁,在位十五年。因为元宗的死,这一天出入王宫的人很多。也是在这一天,上个月十四日进入都城后一直留在这里的一万五千人的征讨军刚好南下而去,所以在整个都城的喧嚣之中,王宫显得格外的安静。太子谌已赴元入朝。金方庆已率领军队赶赴合浦。武将们也几乎都随金方庆南下了。傍晚时分,在京的大臣们聚集起来,商议选定使者前去把元宗的讣告上奏给忽必烈,同时报告太子谌。赴元的使者一行人趁夜色离开了都城。第二天,元宗被暂时安葬于历代陵墓所在的南郊的丘陵中。

关于赵彝这个人,只知道他生于庆尚南道的咸安,此地离金州 (金海)、合浦 (马山浦) 很近,所以他多少掌握和日本通交等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谁也不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究竟是像诏书上所说的那样,是他劝忽必烈遣使赴日的,还是忽必烈本有此意,只是把他召来听取一下意见的,其中的原委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此人和这次事件绝对脱不了干系。

元宗去世几天后,洪茶丘和金方庆各自独自骑着马、前后相隔半天进入了开京。洪茶丘在墓前参拜之后,当天即返回合浦,而金方庆则留在了开京。在太子谌回国之前他需要暂时代理国政。

人选和日期确定之后,在场的人才有余暇去怒斥和咒骂忽必烈诏书开头提到的一个高丽人。据诏书可知,就是这个叫赵彝的人提议忽必烈派遣使者赴日的。这种情况并不少,每每在谈论完国家大事之后,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们都要抱怨和自己有着相同血脉的同族人,这时候就能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对蒙关系上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幸。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归附蒙古、在蒙古朝廷为官的高丽人绝对不少,他们往往站在主张入侵高丽的立场上。而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蒙古入侵这一黑暗时代中,对祖国高丽下手最狠、最大牌的人是洪福源。洪福源和其父麟州[25]守将洪大宣在高宗十八年蒙古第一次入侵时便一起投降了蒙将撒里答,之后一直作为入侵高丽的蒙军先锋率领北国的遗民入寇祖国。凭借这些功绩,洪福源当上了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26],负责招讨高丽未归附的百姓。被他所率士兵攻陷的高丽城池数不胜数。此人在一二五七年高宗决意投降时为谗言所杀。接替他登场的就是陷害他的永宁公 。 是王族子弟,于高宗二十八年被作为质子遣往蒙古,已留在蒙古二十余年,现在接替洪福源统领着新附的高丽人民,他的言行之中也逐渐趋向于入侵本已臣服蒙古的祖国。

在元宗去世的当天,日本征讨军总帅忻都率一万五千人的主力离开了开京,但在到达合浦后立刻又赶了回来,停留150两天之后,又返回元朝去了。忻都这次燕都之行并非是为了元宗驾崩一事,而是要亲自听取忽必烈关于日本征讨军出征的最后指示。

引领蒙使前往日本的人选很快就选定了——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24]金赞二人。同时,赴日的具体日期也定下来了。鉴于忽必烈的诏书措辞严厉,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于是定在三日后的二十八日出发。“风涛险阻不以为辞,未尝通好不以为解”,既然诏书都这么说了,想必任何托辞、哪怕想稍作拖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了。

在这个多事之秋,元宗的死和东征之事只能说是发生在王宫一角的一个小事件而已,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延缓征讨军出征步伐的作用。三月下达给忻都、洪茶丘的诏令是以八月为期的,这已无法实现了,过了六月,进了七月,七月又过了一半,还是没有接到从忽必烈那里发来的关于征讨日本的最终命令。在洪茶丘的督促之下,高丽造好的九百艘兵船被开到合浦港,一直停靠在那里。大元、高丽两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则大部分都驻屯在合浦附近的村子里。

金俊的话语中满含悲痛,就像朝在场的人心里猛地刺了一刀。让日本乖乖地听从蒙古,这是能把高丽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

八月二十五日,太子谌回国了。这一天,开京的文武百官都出城来到马川亭迎接他。从元国一路跟来的伴行使张焕奉忽必烈的诏令先进入了都城,谌也紧随其后。一行人进了王城,立即由张焕宣读了忽必烈的圣旨,太子谌就此被册封继位。第二天继位大典举行,是为忠烈王[78]

“对我们高丽来说,只能祈祷日本万万不能对蒙古有什么不敬的言辞或是不当的行为了。这次随蒙使赴日的使者任务十分艰巨。务必要让日本的当政者认识到蒙古的强大,要把事情办妥当,除此之外再无他法。一旦蒙古往日本派出兵船,那高丽就看不到明春的阳光了。”

这时白色而柔和的阳光照射着。元朝部队都去了合浦,这里只驻扎了极少的一部分。高丽的男人们几乎都被征为了士兵、水手或者役夫,所以都城里只能看到老人和女人们。

李藏用闭上眼睛。一座间久久没人说话。过了好一会,江都朝廷的高官、直接统领兵马大权的将军海阳侯金俊开口说道:

这一年,秋风比往年都早的吹过都城大路,不时把路口的沙尘扬起,阳光照在没有部队驻守的大街上,显得明亮、柔和而又安详。女人和老人们之间谈论的话题是,当太子很久的新王终于继承了元宗的大统,或许今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如果蒙古要派兵攻打日本,高丽当然责无旁贷,就算不派军队,作为一个与日本相邻的国家,也得按蒙古的对日政策承担一些特殊的职责,这是毫无疑问的。蒙古大军最终会出兵伐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威胁着高丽的那支蒙古部队一定还会再次进驻高丽各地。一切都要倒退到已故的高宗时代。全国各地都会设有达鲁花赤。粮食会被征缴,被分配给各地驻军,壮丁会不断地被搜捕。如果有派兵远征的任务,那情势就会远甚于高宗时代。高丽士兵会被征召,农民们也会被征作军中杂役。

在忠烈王即位稍早之前,忽必烈下达了关于委任忻都为日本征讨都元帅[79]、洪茶丘为东征右副元帅、刘复亭为左副元帅、金方庆为都督使的命令。和这道命令一道下达的还有关于高丽追加征召四百八十名士兵的命令。对此,高丽的官员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就算是想征,也已经没有男性可征了。于是在谌回国之前,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着。

对此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可想而知。不管和大陆隔海的日本是否了解蒙古如何强大,首先肯定会驱逐使者,或是拒绝回复返牒。对于一个本身就凶猛好战且有大海作为天然屏障的国家来说,就算对手再强大,也断不会唯唯诺诺地听令于异国来的第一封诏书。

因此甫登王位的忠烈王谌即位之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征召这四百五十八人。即位的第二天开始,高丽的官员们就被派到了各处。三天之内白丁[80]、私奴们都被抓了壮丁,被蒙古军带着从都城出发了。

宰相首班李藏用仿佛看到了遥远荒野尽头飘着一团黑云。这种不祥的征兆从他的内心渐渐地向外扩散、增大,不久就占据了天空的一角,继而又遮住了半边天空,像是转瞬之间就会把整个天空包裹起来。蒙古给日本递交要求通好的国书,这就意味着蒙古已经把日本作为新的目标,把触手探过去了。只要日本不宣誓臣属,不尽属国之礼,那蒙古就绝不会满足。一旦有了这种心思,蒙古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实施。因为发给日本的这封国书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以至用兵,夫孰所好。”

忠烈王于九月十二日把父王安葬于昭陵。葬礼在这个国家久违的安定局面中进行。元宗的葬礼刚一结束,仿佛已经恭候多时似的,开京中的武人和官员们的出入往来突然频繁起来,蒙古兵、汉兵的小股部队穿梭于都城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但唯独一个高丽士兵也未出现,这让开京的百姓们略感不安。

元宗现在要做的就是召集王族重臣们,把忽必烈下达的这一可怕的命令传达给他们,并商定好高丽应该对此采取何种姿态。主要的宰相大臣们迅速聚集到了王宫的大殿中。没有人先开口。这是忽必烈下的命令,语气极其严厉,叫人进退两难,对高丽来说,也许只能服从了。聚集到场的君臣们不禁思绪万千。

十月三日,都元帅忻都率领的元、丽两国二万五千人的军队,分乘由高丽人制造的九百艘兵船从合浦出发。合浦港是深凹进去的入海口,从靠近海岸的几座丘陵上看过去,仿佛一个细长的湖泊。三日接近中午时,那细长湖泊一般的水域被九百艘兵船填满了。直到傍晚,兵船一直漂在水面,之后又逐渐减少,但等到深夜,当黑暗笼罩海面之后,又恢复为原来的数量。

装着从蒙古来的诏书的筒状金属箱从没有像此刻看上去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它长五尺,直径约一尺,有一抱那么粗,这使它本身看上去就像是具有某种威严的意志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那一晚刮了很大的风。合浦的渔村的女人们都在谈论说,兵船是不是晚出动了两三天。但在第二天凌晨,天刚刚发白,那个狭长的入海口已经看不到一艘兵船了。

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十月三日以后,开京早晚所有寺院里的钟都在敲响。这是祈祷出征的兵船平安归来的钟声。听到钟声响起时,高丽百姓的心情都很复杂。至少他们希望载着高丽男人的船只能平安归来,至于为蒙兵和汉兵祈祷平安的心思,则是一点都没有。

——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进入十月之后,下嫁给谌的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就要进入高丽的消息在燕都的街头巷尾流传。与兵船出发征讨日本的事情相比,这一消息更能成为老人和女人们的谈资。

这表明蒙古要任赫德为国信使、殷弘为国副信使,将之派往日本,命高丽负责向导。诏书中还附上了需要赫德一行携往日本的诏书的抄本:

实际上,忠烈王把枢密院副使奇蕴派到元朝迎接公主去了。如果早的话,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应该在十月初就入境了。但一行人始终在以缓慢的速度行进。奇蕴派了三四次使者回来,但每次使者都纠正了前面派来的使者所报告的日程。好在根据最后一批使者所报,确定忽都鲁揭里迷失已经渡过鸭绿江了。忠烈王往西北方迎接公主。二十四日到达西京,二十五日在位于平原的小城门前接到了公主。之后他和公主一起继续向西京进发,并于十一月五日进入了开京。

元宗入朝蒙古后的第三年,即元至元三年、高丽元宗七年十一月,作为忽必烈使者的兵部侍郎[22]赫德、礼部侍郎[23]殷弘二人携诏书前来江都。诏书内容如下:——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赫德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道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为托,卿之忠诚,于斯可见!卿其勉之。

公主进入开京的日子,妃妾、诸亲王、宰枢们的室都穿着礼服走到了都城的北郊。宰枢和百官们都排列在国清寺的门前迎接公主的大驾。一看到出迎的人群出现在眼前,忽都鲁揭里迷失就从轿中下来了。或许是因为她觉得礼当如此。

第二章

人们一直在留意胡风的精美的轿子是用什么做的,一听说公主下来,都觉得吃了一惊。从轿子里下来的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的美貌让他们瞪圆了双眼。最让他们惊讶的是,忽都鲁揭里迷失分明还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公主这一年才十六岁。

第二年正月,元宗把王族广平公恂作为谢恩使派往蒙古。夏初恂回国,在王族重臣聚集的席间报告说,大汗亲切地询问了我国的事情,并表示深深的慰藉。江都的君臣们这才改变了对忽必烈的认识,齐声称颂忽必烈的德行,并为高丽的前途感到庆幸。之后众人在必须尽快履行忽必烈所要求的还都和籍民等事情上达成了一致。但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谁也说不上来。从一席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净是断粮、绝米之类的话语。前一年高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其影响在今年已然显现。该怎么支撑到秋收,这是眼下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长达三十年的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的伤痛在蒙古军撤退五年后依然随处可见。都城也只建了一半,流亡百姓的身影一年到头络绎不绝。

忠烈王在进入都城之前把公主迎上了轿,和她一起进入了都城。之后公主也曾一度从轿中走下。高丽是没有这种风俗的,但忠烈王还是任由年轻的公主去做了。街道上挤满了想看公主的老人、女人和孩子们。忽都鲁揭里迷失扫视了一下沿街的人们,之后就移开了视线。她仰头看天,或是看远处可见的寺院的屋顶。

有。忽必烈频频点头对此表示谅解,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月十八日,临行之前,元宗前往万寿山宫殿拜谒忽必烈,获赐十头骆驼作为该国的土产。带着这些在自己国家估计用不上的神奇的动物,元宗于十二月下旬结束了蒙古入朝之旅,心安理得地回到了江都。

出迎的百姓们看到王妃出现在自己眼前,都觉得胸中涌上了一股暖流。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路边的几位老人两两相互拥抱着,热泪盈眶。甚至有人趴在地上纵声大哭。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迎来了来自元国的妃子,那以后应该不会再遭受蒙古兵和蒙古官员的欺负了。有一位老人当街在纸上写下了欢迎公主的贺词。老人数次抬起手来擦泪,但泪水还是从他的脸上以及遮不住的手上漏了下来。老人写的贺词很长,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元宗于八月十二日离开江都,十月一日在燕都的宫殿中拜谒了忽必烈。他接受了相当于蒙古诸侯的礼遇。曾经的燕京 (北京) 从忽必烈即位以来就被叫做燕都,和上都一样,这里也建有忽必烈的王宫。按诏书所说,朝会是要在上都举行的,但不知为何,这次没有选在上都而是在燕都举行。忽必烈和以前一样,始终以温和的神色来面对元宗,不断询问高丽的重建情况。最后,他说道,据永宁公 所说,高丽有常备军五万,其中一万用于镇守本国,其他四万希望能移驻蒙古。元宗解释说,实际上高丽连这十分之一的兵力都没①泛指众诸侯或地方长官。

——不图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太平之期。

两年之后的一二六四年,忽必烈下诏说,即位五年以来,阿里不哥之乱已平息,故拟让王公、群牧①前往上都(开平) 朝会,望卿也来行朝见之礼云云。对高丽来说,让国王前去入朝是前所未有的,何况蒙古真意难测,于是很自然地就是否听从忽必烈命令这一问题各方争执不下。但在宰相李藏用的劝导之下,元宗还是决定入朝。

轿子进了王宫后,遵照忽必烈的命令跟随公主一路而来的脱忽首先把穹庐[81]展开,用白羊的油脂驱了邪。高丽的百官们看着这奇怪的举动,都睁大了眼睛。把这些东西带进高丽的王宫多少让他们有些不安。忠烈王妃贞信府主这一天搬到了别宫,从这天开始两人就再没相会过。

——朕向以细事见卿心之未孚,是故有责备之报。今兹来复,候生民稍集,然后惟命。辞意恳实,理当俞允。凡百所言者能践与否,卿其图之。

忽都鲁揭里迷失进入开京王城二十天后,十二艘兵船沐浴着像是被烧焦般红透了半边天的夕阳,驶入了合浦的入海口。每一艘船都大且破旧,桅杆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毫无例外都从中间断开了。最先抵达合浦的一艘船上下来了几十个士兵,个个都疲惫不堪。很多人都负了伤。全都是蒙兵。从第三艘下来的是洪茶丘。洪茶丘立刻把士兵们集中在海滨的一处,命令他们不许离开,然后自己急忙往正要靠岸的船走去。

忽必烈似乎对元宗的书信很不满意,他没有作出任何回复,把使者赶了回来。元宗立即写了一封极为详细的长信,向忽必烈仔细说明了高丽国内的状况,并恳求说,作为新附的国家,希望能延缓履行职责。元宗想,曾经会过两次面的忽必烈肯定能理解自己的立场。高丽的朝廷中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忽必烈和之前的蒙古大汗并没什么两样,但元宗却不这么认为。每次想起忽必烈那温和的脸,元宗都能回忆起那两次会面时心头涌起的那种难以名状的陶醉感。终于,忽必烈发来了回诏。这次的措辞很是宽宏大量:

洪茶丘一个接一个地点着从船上下来的士兵,并把他们按照肤色和眼的颜色进行分类。高丽的士兵们也从一艘船上下来了,和蒙古兵、汉兵相比,他们的数量要少得多。

元宗立即派使者奉书上奏,表示今后绝不再违反敕令,但还都、籍民、输粮等并没提及。实际上也没法提。因为国家依然处于极度疲敝的状态,流亡百姓一年比一年多,想让高丽立刻按忽必烈要求的那样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

到了夜晚,海滩上点起了数十堆的篝火。但那一晚再没有一艘船回来。第二天早上,两艘和前日一样破旧的船回来了。从这第二艘船上下来的是金方庆。金方庆一站到岸上,洪茶丘就走了过来。洪茶丘问,自己多少有点担心高丽的兵船,是不是造船方面出了什么纰漏,金方庆答不上来想要走开,洪茶丘又紧赶慢赶追了两三步后用责备的语气说道,高丽所征发的艄公和水手很多都是未经水战训练的人,这不正是这次战败的一大原因吗?对此金方庆没有回答。他的脑海中净想着的是,要和新王谌一起商量,如何让高丽的百姓平安过冬。征讨军战败一事虽然悲惨,但与此相比,高丽国更加悲惨,山上所有的木材都被砍掉了,耕地上所有的男人都被拉走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忽必烈下令承担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必须拼上这条没有在惊涛骇浪中丧失的性命,去为高丽百姓的生活着想了。军兵、役夫、艄公、水手一万五千人都是从高丽征召的,其中有多少还活着,金方庆还不清楚,只知道大部分人都随着覆没的船只一起沉入了大海深处。

忽必烈的回复很快就下来了。内容大致如下:朕已听从卿之奏请,衣冠不强令从蒙古风,允许依照旧时;已撤回蒙古军,前往海岛躲避战乱的人民已遣送归国,俘虏也已放还。但就进献珍禽一事,卿并没有展示诚意,仅献了一点好铜并百般狡辩,此等借口托词很难让人相信。如果连此等小事都不听命于朕,很难期待卿能守大节。我蒙古对于属国一向都有严格的要求,如交纳人质、组织百姓建立运输队、战时输送粮食、补充兵源、年年进贡不得懈怠等。高丽只让永宁公 入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因此,务须即刻履行此项义务。

二万五千人征讨军当中,战死和溺死的大概有一万三千五百人,大部分兵船都沉没了。这个消息于十二月初上旬传到忠烈王耳里。金方庆先进入了开京。跟在后面的依次是洪茶丘、刘复亭、忻都,元朝统帅者们各自间隔两三天出现在开京,之后就留在了那里。

在高丽,没有人知道好铜是什么金属,问了蒙使才知道那是黄铜。元宗立即派使者觐见忽必烈,就鹞子进献迟缓一事致歉。上奏文书中说:高丽地处鸭绿江以南,并不出产好铜,本邦现有的都购自汉人。违背圣旨,不胜惶恐,但二万斤这一数量着实为难。此次献上六百二十斤,虽然略少,但还请笑纳云云。

一月四日,忻都、洪茶丘、刘复亭等人返回元朝。紧随其后,金方庆于八日奔赴元朝拜见忽必烈。金方庆入朝并非是被忽必烈召见,而是因为他想诉说高丽的困境,请求忽必烈免除给驻屯在本国的那些残兵败将们提供粮饷的义务。这个月,忠烈王改革了高丽的官制,把官名都改为和元朝一致。这件事在和朝臣们商议后得到了赞同。忠烈王还命朝臣们都开剃[82]。这件事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已经传达了,但少有人听从。于是他重新将之作为命令颁布。朝臣们对此也表示同意。之后,忠烈王又以衣冠子弟,即那些曾经和自己一同作为秃鲁花入朝蒙古的人,作为班底成立了宿衙,并提议称之为忽赤[83]。朝臣们对此也表示了同意。忠烈王想,通过这些举措,也许高丽国的国运从今以后能重新昌盛起来。在忠烈王的眼里,长着一双幼稚的脸的忽都鲁揭里迷失可不仅仅是自己的王妃。长期困扰高丽的东征一事就这样结束了。在新王的带领下,高丽正踏出从疲敝的底部中重新崛起的第一步。

在第二年的一二六二年二月发来的诏书中记载了需要朝贡的物品名称。其中提到了“鹞子”(鸟嘴鹰) 一项。但鹞子不是马上就能到手的,只好进献了其他的物品。谁知过了半年,忽必烈又来诏责怪高丽拖延了鹞子的进贡,于是又命高丽进献好铜二万斤。

[1]新罗末期动乱期间松狱部(开城)出身的豪族王建(877—943)曾是自号为“泰封王”的巨豪弓裔的部下,918年他推翻弓裔自立为王,建立高丽国。至 1392 年被李朝太祖李成桂(1335—1408)所灭前共持续了三十四代,约475年。

元宗二年,即一二六一年的春天到秋天,开京的营建工作虽然依旧进行,但进度十分缓慢。开京那修了一半的大路上,到处都躺着饿死的人,十字路口都是成群结队的乞丐或盗贼。这一年的十月,忽必烈的诏书下达高丽。要求统计户籍以便为征召农民参战、运粮和补充兵源作准备。即为了保证紧要关头能迅速实行征兵、运粮、补充兵源而制作户籍。

[2]“高宗”为其逝后的庙号,此处采用原文中的称谓。高丽第十三代国王(1213—1259 年在位)。适逢高宗时代,蒙古灭了金,占领了满洲、华北后又继续征讨大宋。崔氏专权的高宗十八年(1231),蒙古大军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迅速包围开城,降服了高丽。蒙古军撤退后,高丽担心再遭蒙古入侵,将都城从开城迁往江华岛。在崔氏的指挥下,王公、百官们将各种财物装到船上逃入江华岛。蒙古把这一迁都行为视为高丽背叛,在高丽王室走出岛屿表示屈服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数次侵略高丽,蹂躏整个半岛。1258 年,高宗剿灭崔氏,次年派李倎离开江华岛前往蒙古讲和。

元宗所考虑的是,要等宫殿的建造和街区的重建都完成之后再迁都开京。忽必烈关于迁都的那封诏书之中有一句是“迟速量力”,照他的理解,其中还有余地,可以看情况去实施。实际上还都一事也不是不急,但作为元宗来说,他需要首先着手解决的事情可以说是堆积如山。所有的耕地和山林都荒废了,所有的河堤也崩塌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到冬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将会饿死、冻死。蒙将休鲁台在监督修造宫殿时,强制征集了成百上千个民工,不分昼夜地让他们承担着高强度的劳动。随着休鲁台的离去,所有的民工都散了。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他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3]高丽当时设中书门下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其长官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前者任命的是王族成员,后者则作为宰相掌握实权。其下还设次官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辅佐官位列其次,属从二品官。

元宗依然住在江都。旧都开京完全荒废了,宫殿也因长期沦为蒙古兵的营舍而毁得不成样子,所以在还都之前必须先修筑宫殿。宫殿建造一事本该由作为达鲁花赤滞留在开京的蒙将休鲁台负责,但他也在接到本国的命令之后就撤走了。从休鲁台的撤退开始,高丽王在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迎来了完全从蒙古的威胁下解脱出来的日子。

[4]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省、尚书都省一起都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一,掌管军权。其长官为枢密院事,枢密院副使次之,为正三品官。

蒙古新帝忽必烈下达给高丽新王元宗的诏书中所记载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虚的。所有事情都按诏书的要求执行了。放还逃兵和俘虏一事在诏书下发之后没过多久就实现了。被抓到或是主动移居蒙古的四百四十户高丽人很快就被送回了高丽。此外,派到蒙古祝贺新帝即位的王族永安公僖八月回国了。僖把自己在西京 (平壤) 亲眼看到蒙古兵正在有序撤离一事报告给了元宗。

[5]蒙古种族的一个分支。四世纪以来在西拉木伦流域(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游牧,游荡于突厥、回鹘和中国之间,在实现部族统一之后,十世纪初成功占领中国北方,建立大契丹国(辽)。之后维持了两个世纪的统治,1125年为女真族政权金所灭。

在这种纷乱喧嚣之中,六月三十日的傍晚,高宗薨逝了。对高宗来说,他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6]居住于中国满洲(东北)东半区的通古斯系半农半猎的民族,是辽、宋以后的名称。十二世纪初建立金国。控制了满洲、从蒙古到华北之间的地区,1234年第九代时为蒙古军所灭。

倎离开江华岛两个月后,蒙古兵一侵入岛上就立即把城毁了。在渐渐变得炽烈的夏日阳光中,在受蒙兵指挥的高丽民众的手中,江都的内城和外城的主要部分都被悉数毁坏。

[7]这里指蒙古帝国第四代皇帝元宪宗(1251—1259年在位)。成吉思汗末子拖雷的长子。元忽必烈的兄长。

为了尽快达成投降事宜,才有了太子倎的奉降表入朝一事。

[8]用黑色的纱做成的圆角帽子。软角指圆角,乌纱即薄绢。

一二五七年,江华岛上的高丽王高宗终于决定服从蒙古大汗的臣服要求。他先是让弟弟安庆公淐入朝蒙古,紧接着又把将军朴希实也派往蒙古。当年十二月淐离开江都,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淐回国后第二年一二五八年十二月,朴希实出发。淐和朴希实都是为了就降服条件进行斡旋。但这一年江都的高丽王朝围绕着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一直摇摆不定。由于一个突发事件,常年掌握实权的主战派武官崔氏一族意外覆灭。在崔氏被除掉之后,高宗才终于能够自主采取行动。

[9]即喀剌和林。位于外蒙古中央向北流动的鄂尔浑河右岸,现在的西和林附近的额尔德尼昭。窝阔台将之定为蒙古国首都,一直持续到蒙哥时代。

自此开始,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便年复一年出现。侵略军每年秋天到来之后,通常会将稻谷尽数收割,在全国大肆劫掠,抢走无数男女老少,杀死胆敢反抗之人。于是每次蒙古兵到来时,百姓们,包括城里的守兵们都只能弃城逃往山中。

[10]成吉思汗末子拖雷的第七子。宪宗蒙哥、忽必烈的同母弟(母亲是克哩特人出身的唆鲁禾帖尼)。蒙哥死后,和兄长忽必烈争夺王位,在 1262年的昔木土脑儿之战中败北,又于 1264 年被元朝降服,两年后在大都(北京)死去。

——蒙兵所虏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自有蒙兵之乱未甚于此时也。

[11]君主不在朝时暂时监管国事的官职。

但蒙哥并不满足于只让高丽王族中的一员入朝,他任命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大举进攻半岛。这次侵略从一二五四年开始,在蒙哥驾崩前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札剌儿带第一次出现在半岛这一年的事迹记载于《高丽史》中。

[12]位于内蒙古滦河上游、多伦脑儿西北约 36 公里。蒙古汗的夏都。1256年由忽必烈建造,1265年北京作为大都建造后被称为上都,是元朝历代皇帝的避暑地。

贵由大汗在位三年便驾崩,之后蒙哥继位。蒙哥也逼迫高丽王离开江华岛并迁都,听闻对方不从,当即任命属于蒙古王族的也古为主将发兵出征半岛。高宗和蒙古军交涉,表示等其一撤退就让弟弟安庆公淐入朝。

[13]指开京。

十人前往蒙古入朝,更在一二四一年把王族永宁公 作为人质送往蒙古,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但也不失为逃避劫难的一个方法。但在一二四六年七月贵由大汗[21]

[14]1115 年以女真族为中心建国,位于北满洲的哈尔滨的东南。之后持续南下,在成吉思汗降生的当时与南宋对立,使中国分为南北两部。

国土荒废得难以用言语形容,终于在一二三九年十二月,不堪蹂躏之苦的高宗让王族新安公佺,以及王族的子弟即位之后,以高丽君臣们依然没离开江华岛为由下令出兵,于是半岛又被蒙将阿母侃所率大军的马蹄肆意践踏。

[15]又称花拉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的肥沃的三角地带。是当时文化交流的据点。

但在一二三五年,蒙将唐古又率兵出现在半岛上。唐古的部队没有试图与江都的官员们进行任何交涉,只是尽情地蹂躏着半岛全土,时间长达六年。庆州皇龙寺塔被烧就发生在此期间。

[16]1000年时河西地区分为吐蕃族控制的凉州、回鹘族控制的甘州、属于汉族的沙州。1028 年李元昊进攻甘州和凉州,1038 年称帝,国号定为大夏。由于它地处宋的西北,因此宋朝人称之为西夏。

由于指挥者撒里答已死,蒙古兵无奈只得从半岛撤离。

[17]窝阔台(1186—1241),蒙古国第二代皇帝元太宗。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三子。重用耶律楚材等整顿中央行政机构,调查人口,制定税法,在鄂尔浑河流域建了喀剌和林作为都城等,打下了蒙古帝国的基础。另外,他还灭了金并远征南俄罗斯和欧洲。

《大藏经》 的经版[20]被越过小白山脉进入半岛东南部的蒙古的一支部队焚烧殆尽。

[18]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官职名。蒙古帝国建立后,起初成吉思汗将之作为自己的代理官员设置在中国、中亚的农耕文化地带。它具有占领区统治官、城市行政官的性质,主要负责民政、户口调查、贡纳征收和运输、驿传、警戒监察等。元朝成立之后,达鲁花赤在元朝行政机构中形成制度化,在地方行政机构如各路总管府、府州县及军官的万户府、千户所中几乎都设有达鲁花赤。除了部分色目人(西域人)之外,几乎任命的都是蒙古人。

这年秋天,撒里答率大军侵入半岛北部,派使者到江华岛要求高宗离岛。江华岛天然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没有海战知识的蒙古部队根本无从下手。高宗没有答应。不久撒里答开始出兵。他从都城开京南下,攻陷了汉阳山城 (京城),迫近龙仁城,在那里被高丽的一名僧侣从城内射出的箭射中身亡。在这场战役中,八公山符仁寺所收藏的高丽国宝——

[19]身居高位的官员。

对于蒙古提出的这等过分的要求,高丽的君臣们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大家决定叛离蒙古,把都城从开京迁到了不远的江华岛。又让各道的百姓都前往山中或是海岛上避难。高丽兵也对进驻北边各城的达鲁花赤发动了袭击。

[20]大藏经是佛教圣典的总称,是包含除了经、律、论以外还有注释书的丛书。除了梵语、巴利语还有西藏、蒙古、满洲、汉译版本,汉译版最多。又称为一切经、藏经、三藏圣经等。经版是作为大藏经印刷的基础的版木。为了守护国家,从高丽第八代宪宗时开始到第十一代文宗时代止,花费了六十年的岁月和巨大的财力、劳力才制成的。

撒里答当年就留在了半岛上。第二年,即一二三二年春又在开京以下的各个州府设置了七十二名达鲁花赤,之后才陆续撤离了半岛。但身在辽东的撒里答却又强行要求在都城开京也设置统领高丽全国事务的达鲁花赤。他任命契丹人都旦负责,并把他派到了开京。都旦赴任没多久,就命令高丽进献水獭皮一千张,并强迫高丽国王以下的诸王、公主、郡主、大官人[19]交付童男童女五百以及众多工匠,以充作秃鲁花 (人质)。高宗把使者派到辽东的撒里答处,表示水獭皮可以按要求进献,至于秃鲁花,鉴于本国的窘状,实在难以做到,还请宽恕。撒里答大怒,把使者赶离了漠北。

[21]蒙古国第三代大汗(1246—1248 年在位)。窝阔台的长子。即位之后,重振窝阔台晚年以来废弛的政务,还决意进攻南宋,镇压高丽的反蒙古运动以及远征波斯。在位三年后病逝。

高丽在此之前的成吉思汗的时代有一段时期也曾向蒙古纳贡,但这并非只是因为怯于蒙古的武力。但在窝阔台[17]即位三年之后,蒙将撒里答突然出现在了半岛的北部,其对高丽动武征服的野心昭然若揭。很快地,从那年秋天到第二年冬,撒里答所率领的蒙古兵攻下了高丽西北部的十多座城池,并在安州打败了北上前来驻防的高丽军。之后撒里答麾下的三支部队更是推进到开京城外,逼迫高丽投降。西历一二三一年,即高宗十八年,此时太子倎才十三岁。高丽不得已表示了臣服,献上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被迫允许达鲁花赤[18]进驻西京 (平壤) 以北的十四座城。达鲁花赤是监察占领区的民政事务的蒙古官员的称谓,当然该占领地所有事务的权利都归属于达鲁花赤。

[22]兵部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一,掌管兵权。尚书为长官,侍郎为次官。

那之后第三年,也就是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他在位十三年,不能说很长,但在位期间,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灭掉了蒙古多年的宿敌金国,又对宋发起了进攻。而在此次大战进行的同时,他还发兵攻打辽东那墙头草一般、时而反叛时而臣服的金的残存势力,在将其平定之后,渐渐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朝鲜半岛的高丽。

[23]礼部和兵部都是尚书省的六部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宗教、对外交往等。

对于高丽来说,过去的三十年就像一场持续的噩梦。蒙古真正开始进攻朝鲜半岛是在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之位、成为蒙古合罕之后开始的。而成吉思汗是从蒙古的一个部落起步,逐渐成为全蒙古的首领的。在他的一生中,讨伐金国[14],占领黄河以北的土地,灭西辽,入侵花剌子模[15],席卷中亚大地,又挥戈向东灭了西夏[16]。在数次进攻金国的途中他患了病,后驾崩于甘肃省六盘山以南。

[24]御史台负责官吏的监察和弹劾。首领为御使大夫,侍御史是从五品官。

接到这封诏书时,元宗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冲进自己的房间号啕大哭。他的痛哭持续了很久。父亲高宗在没有获取新帝忽必烈的诏书之前就去世了。想到一生都被蒙古所折磨的父王,他忍不住悲从中来。

[25]位于鸭绿江边。

想想先前蒙古那苛刻的要求,这无论如何都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大的措施和言辞了。蒙古兵在秋天之前就会撤离,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国家了。而蒙古多年所要求的迁都事宜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执行了。

[26]设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沈阳,负责管辖归顺蒙古的高丽人。也称“高丽归附军民长官”“管领归附军民总管”或“高丽归附军民总监”。

——衣冠从本国之俗,皆不改易。行人惟朝廷所遣予悉禁绝。古京[13]之迁,迟速量力。屯戍之撤,秋以为期……朕以天下为度,事在推诚,其体朕怀,毋自疑惧。

[27]中国皇帝派往没有正式国交关系的使者。当时日本和元朝没有国交,并非朝贡国。

对此,忽必烈连续发来了三封诏书。最早的一封于八月十八日抵达江都。

[28]“蜂虿”是指蜜蜂和蝎子。“蚩蚩”指无知。“相忘”是互相无视。“睿渥”是天子的意象。“亲承”是亲自询问。

——恩灵汪洋,寤寐感悦。虽慈母钟怜于季子,过此何能。自小臣及于后孙,以死为报。

[29]隶属中书门下省的官员,负责记录国王的起居言行。同样负责这一责任的官员还有起居注、起居郎等,都是从五品官。另外还可参照后面列出的“起居郎”一项。

元宗在听闻此事当天即任命自己的叔父、王族永安公僖作为忽必烈即位的贺使,让他即刻从江都出发。这一措施略显慌忙,但元宗为了展示自己的诚意也只能这么做了。他让永安公僖带上写着感谢之辞的诏书,作为对之前收到的那封洋溢着蒙古的深情厚谊的国书的回复。

[30]朝鲜高丽朝的史书。由世家(历代帝王事迹)四十六卷、志(包括天文、地理、礼、乐、选举、兵、刑等十二志)三十九卷、年表两卷、列传五十卷、目录二卷共一百三十九卷构成。金宗瑞、郑麟趾等撰写,于李氏朝鲜的文宗元年(1451)完成。志当中没有与当时极尽繁盛的佛教相关的内容,并且列传之中没有外国传等一直被视为本书的缺陷,但高丽时代的文献史料现在仅有极少部分保存下来,因而是重要的研究史料。

四月二十一日,倎接替死去的高宗坐上了高丽的王位,是为元宗。而在倎去往蒙古期间守护国家的谌则成为了太子。三月下旬,在倎成为高丽王稍早之前,身处蒙古的忽必烈被其族人推选出来,继承了合罕位。高丽的新王知道新帝忽必烈即位的消息是在四月二十九日。他是从蒙古使者的报告中获知的。

[31]“中书令”是最高政务机关中书门下省的长官。“参知政事加守太尉,监修国史,加户部事”,对拥有一定官职的人另外附加一些没有职务的官名以抬高他的等级,是一种优厚的礼遇。这种场合下,李藏用的本职是参知政事,兼任守太尉以下的官职作。“翰林学士”是中国翰林院的官,负责诏敕的起草,官撰史书的编辑等。后来还设有翰林院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等。“吴彦高”是中国宋代的诗人。出生年月不详,殁年1142年。名吴激,福建出身,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女婿。最擅长乐府(歌曲),书法水平高。有文集《东山集》。“人月圆”“春从天上来”都是乐府的曲名。“华言”指中国的话。

对此,当时蒙哥的回复极其暧昧。而这次的国书中,高丽之前提出的条件几乎都获得了许可。即,把所有驻屯在高丽的蒙古部队都撤走,对于被蒙古抓住或是逃往蒙古的高丽人,毫无遗漏地进行彻查,在让他们写下誓言的前提下放还。还有,在驻留军撤离时,哪怕有人抢了一针一线,也要立即处斩。高丽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显然,忽必烈的关照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32]“顽犷”即顽固贪利,“礼义”指风俗混乱而粗暴。“即祚”即即位,“仁恤”是仁慈有情。“绵绵”是安静的样子。

四月九日,蒙古发出的国书送达高丽。在让太子倎去蒙古朝拜之前,死去的高宗曾将使者朴希实派往蒙古,并向蒙古的先帝蒙哥提出了几个要求,以此作为投降的交换条件。

[33]商量考虑。

回到江都已是三月二十日。进入江都之后的他,心里又平添了几分对已过世的父王的哀伤,但也隐约感觉到了某种希望。此时雪已经消融了,众多老树绽放新芽的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34]作为负责人负责从古京即开京往宫廷转移的人,属临时设置的官职。

倎想早日踏上故国的土地,于是夜以继日地赶路。三月初时终于渡过业已冰冻的鸭绿江,进入了故国。国土依旧荒芜,田地大半化为了荒野,原野上几乎每天都飘舞着雪花。

[35]这里指高丽王赠送的礼物。

二月二十五日天气转好,倎从燕京动身了。护送倎回高丽的蒙古警卫部队扛着高丽的旗子。同样在这一天,忽必烈离开了燕京,前往即将决定新的蒙古合罕的集会举办地开平府[12]。两支队伍从同一个城门出去,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朝着各自的方向前进。

[36]最高行政官厅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其地位次于长官,即实际上的首相门下侍中和次官门下侍郎。和参知政事一样都是从二品官。

倎想即刻归国,但雪还没停,所以不得已又在燕京停留了几日。其间,蒙古对倎的待遇与之前截然不同。从谒见忽必烈的那天开始,他的住所就变了——他被安排住进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宫殿里的一间房。这里有很多侍女和近侍服侍,食物也奢华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37]六曹的次官,正四品官。六曹是位于尚书都省(长官为尚书令)下分管行政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长官为尚书。

倎虽然仍处于丧父之痛之中,但跟上次会面一样,他的心里有了一种类似于陶醉般的感觉。也许从今往后高丽不会再被蒙古兵蹂躏了,那些日子真是阴暗得恍如噩梦啊!

[38]门下侍中。

“太子归国后也许就会成为高丽王,蒙古合罕的人选应该也会在近日宣布。也许蒙古和高丽会同时在新王的统治之下立国。不知因为何种宿缘,长久以来作为仇敌互相争斗的两个国家的王不约而同地在去年驾崩了。干戈相交的旧时代已经结束,携手共生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等不久之后新帝确定下来,就要安排诏谕的交接了。虽然很想请你永远住在我们国家,但贵国也需要太子早日归国。既然如此,等天气转好了你就上路吧!”

[39]详细请参阅井上靖的短篇小说《塔二和弥三》。

宴席开始了。酒宴间,一些不常见的乐器被奏响,美妙的音乐在席间流淌。而忽必烈那厚重、掷地有声的声音就从乐曲当中传了过来:

[40]新罗最后(第五十六代)的王(927—935年在位)。名金溥。景哀王四年,百济的甄萱闯入王宫逼王自杀,立其族弟为王。是为敬顺王。935年时,敬顺王归附了当时新兴的高丽,高丽太祖王建封他为政丞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把新罗改名为庆州,作为食邑送给他。

倎被带至深邃的宫殿大厅,在那里见到了身着华服的忽必烈。忽必烈在席上以郑重的言辞对高宗的死表示哀悼,并对他表达了歉意——在倎滞留的大约两年间,蒙古国内外发生了太多的事,为此没能隆重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41]掌管军政的长官,正三品官。

倎和手下们服了三日的丧。等他刚换下丧服,像是一直在等着他做完这些事情一样,忽必烈的使者就来了,将倎带到了忽必烈的寝殿。和之前的会面不同的是,这次忽必烈是要以蒙古的代理合罕的身份,正式接见前来呈递臣属誓状的高丽太子。

[42]高丽的兵马使从成宗八年(989)一直存续到高丽最后一天,这与其说是一个官职名不如说是一个组织名,可以称之为北境防卫司令部。长官为兵马使,下设知兵马使、兵马副使、兵马判官、兵马录事等。判官是五或六品官。西北面是高丽后期的行政区划,和东北面一起构成北面。

倎很是思念父王去世之后的祖国,但由于身处异乡无可作为,且自己身为长子,听到已逝高宗的嫡孙、二十四岁的谌在统领国政,想到谌那白皙的脸庞和那超越年龄的沉稳,他略感安心。

[43]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属于中书令系列下,与属于门下侍中的给事中并列。从四品官。

只说过这番话洪茶丘便转身离去了。对父王的死讯,倎并未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去年六月父王离世的消息居然历经八个月才传到了这个国家,此事确实有点可疑,但细想一下,或许是本国原本计划在自己归国之前秘不报丧,但由于自己的归期比预想的晚了太多,实在无法再隐瞒下去,于是只好公布了。

[44]人民。朝廷或君主称呼人民时使用。

惊闻噩报,朕不胜悲痛。唯慰令公子已作为权监国事[11]统领国政。务请殿下节哀顺变。”

[45]请参照前面提到的“西北面兵马判官”。

这是倎第一次听到洪茶丘的声音。——我是代表忽必烈来的,快低下你的头!那简单的话语里似乎包含着这种威压。倎于是把头低了下来。然后,洪茶丘那丝毫听不出夹杂有任何情感、不带任何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传陛下旨意:去岁六月三十日,汝父王已于江都驾崩。

[46]是地方行政的基本单位县的长官

这是一个脸形细长、眉清目秀的少年,无论是初次见面时还是今天再次相遇,倎都感觉到,这个少年身上有一种格外引人瞩目的东西。这少年不是蒙古人,也不是别的什么民族的人,他的体内显然流淌着高丽人的血液。他的眼里闪烁着清澈冷静的光,额头透出一种绝非少年人能有的冷静,耳朵的耳廓很薄,嘴唇几乎没有血色,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感。就像是要亲自证实倎对他的这种印象一样,从洪茶丘嘴里说出的话语也表明了他就是一个不祥的使者。少年挺着胸挪到倎的面前低声说道:“我叫洪茶丘,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使者。”

[47]旧时天子巡狩、亲征等不在都城时,常让重臣代理朝政,这称为留守,唐代以后演变成了降官名。高丽在自古以来作为要地的西京(平壤)、东京(庆州)、南京(京城)都特别设置了该官职。

二月中旬的某一天,从忽必烈派来的使者那里,倎获知了父王驾崩的消息。使者名叫洪茶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看到洪茶丘第一眼倎就想起来了,前一年在开封南方那个村中遇见忽必烈时,出现在忽必烈左右的就是这个少年。

[48]行中书省(行省)的官员。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行院)、行御史台(行台)并列,是元朝中央官厅的地方派遣机构之一,是统率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单位。隶属于中书省。中书省以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作为行政区域,而中书省统辖除上述地区外,还包括地方行政区划的财政、民政、军政。长官是从一品的宰相,下设从二品的平章政事等。

年关过了之后,几乎每日都能从住所的窗户看到外面在下着雪。天气极为寒冷,连门也没法出了,于是倎干脆心安理得地每天过着闭门不出的生活。就在这时,倎听说在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国内因为立嗣的问题而起了争端。蒙哥南征期间留守在都和林[9]的阿里不哥[10]在蒙哥驾崩后就开始自称大汗,这让忽必烈极为愤怒。忽必烈是蒙哥的二弟,阿里不哥是三弟。正因如此,蒙古的皇族、重臣们都无暇理会高丽太子。

[49]元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协助敕诏的起草并负责公布,从这一点上来看有立法机构的功能。长官中书令是皇太子的兼官。下设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四人,作为宰相,掌管右丞、左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两人。下属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直辖行中书省。

忽必烈的部队在闰十一月的二十日进入了燕京,而倎这一行人则晚了半个月,于十二月初才入了城。进入燕京之后倎就没有见到蒙古的任何一位高官,也没有收到任何让他前去见面的指令。他觉得忽必烈应该已经身在燕京了,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倒是一直有命令传来,再三让他更换住所,倎也因此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被他们所遗忘。

[50]“别抄”指骁勇之士组成的选拔军,原本是战时的临时军队,渐渐成为常驻军。由左右两支夜别抄和一支神义别抄组成。随着蒙古的侵入,政府转移到江华岛后,他们也一起迁移,1270 年元宗降服回到开京后,他们依旧留在江华岛反抗蒙古以及高丽政府。

倎一行人跟随忽必烈的部队后北上而去。从渡过黄河时开始,和忽必烈的部队之间就有了距离,而且那距离转瞬间010就被拉大了。忽必烈所率领的大部队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穿越河北平原向北飞奔。

[51]“大造”:很大的幸运。“贝锦”:华丽的词句。“节次”:定期。

和倎约好在燕京再会后,忽必烈便匆匆结束了短暂的第一次会面,之后立即和部队一起离开了村子。忽必烈走后,倎一时半会都没能从心灵像被麻痹了似的陶醉感中觉醒过来。恶鬼般的蒙哥去世了,自己做梦都不曾预料到的新蒙古掌权人出现了!倎对蒙古多年的仇恨和愤怒深入骨髓,这是无论什么都无法稀释的,但也正因如此,在见过忽必烈之后他的内心反而有了预想不到的感受。

[52]指前面提到的“行中书省”。

听到这番话,倎顿时觉得心底涌上了一股暖流。他一直听说蒙古合罕的人选将由蒙古的王族与重臣们召开大型集会决定,此刻的他多么希望蒙哥的继承人就是自己眼前这位温和慈祥、远比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都要聪明的伟丈夫啊!

[53]纠察国家的违法行为的官员。别监是临时的官职。

“高丽远在万里,唐太宗时虽曾亲征,但无论何种武力都没能将其征服。现在此国的太子竟亲自来归顺于我,这真是天意!干戈相交的日子已成过往,旧时代已经终结,从今往后两国要世代交好,永远亲如一家,永世和睦相处下去!”

[54]元朝模仿中国固有的制度,在远地设置政治行政部门,称为安抚司。这里指高丽安抚司的长官。

他对远道而来入朝的倎表示了谢意:

[55]“妻孥”是妻儿。“两班”,高丽和李氏王朝的官僚组织,或是社会特权身份阶级。官员分为文班(东班)、武班(西班),于是产生了两班的说法。初期的两班是官吏的同义词,但逐渐成为特权身份阶层,和常民阶层、奴婢阶层相对。“犒迎”是赠送食物犒劳着迎接。

天气寒冷,但沐浴着闰十一月的阳光还是让人感觉到了暖意。在倎看来,忽必烈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在他呈上父王委托他递交的降表时,忽必烈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56]武器库。

倎在一家小小的农户的后院里拜谒了忽必烈。这是一名四十五岁的武将,一张圆脸,对于蒙古人来说皮肤算是比较白的。双眼大而细长,瞳孔乌黑,看着倎的时候脸上满是笑意。他须髯浓黑,略泛金色。一身甲胄紧紧包裹着他那庞大的身躯。

[57]请参照前面提到的“三别抄”。

十一月末,传闻忽必烈这次当真要中止湖北的战事准备北上了,于是一行人赶往忽必烈北上必经的开封。在走到离开封约两天路程的一个无名小村时,终于遇上了北上而来的忽必烈的部队。这支队伍的庞大是倎迄今为止从来不敢想象的。大队的人马陆续穿过倎所停留的村落,兵马几乎终日不断。指挥官忽必烈的轿舆在骑兵队的护卫下进入村庄时,倎就站在村子的入口等着迎接这位大名鼎鼎的已故大汗的亲弟弟。倎头戴软角乌纱幞头[8],身着宽袖紫罗的长袍,腰系犀牛鞓腰带,手持象笏,奉币站立,随从手下也都各自穿着品位官服。忽必烈似乎已知道是高丽的太子在迎接自己,于是让一部分队伍留在了村中。

[58]宋元时期路、府、州、县等书院中掌管钱、谷的人。

但一行人就得在京兆府、潼关都分别滞留数日了。忽必烈依然在湖北战场,没有要动身的意思。进入河南之后,倎一行人在河南的古都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时值菊花盛开的季节,寺院里、居民们的后门,四处都是或黄或白的菊花,香气飘满了古都的大街小巷。

[59]蒙古名为札鲁忽赤的法官。根据《元朝秘史》,1206 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即位时才设置的。进入元代之后,其归属于大宗正府之下,又被配置到各个省院。虽说是裁判官,但职责很广,既参与行政,又指挥军队负责国境的防卫,出纳钱粮,也负责驿传的事务。

倎在六盘山滞留了一个月之后,又原路折返回了河南。这是因为要接受降表的蒙哥驾崩了,于是只能前去拜谒他的弟弟忽必烈。所有人都认定了忽必烈就是蒙哥的继承人。不知道此行是否能够见到,但大家都认为忽必烈此刻应该刚结束在湖北的战斗,正在北上,于是倎就想在途中遇见他。这不仅是倎一个人的想法,也是护送他的蒙古武将的想法。

[60]辅助。

进入六盘山第五天后倎才知道,原来自己要在这里等待会面的蒙古大汗蒙哥已于七月十六日在位于合州 (四川省合川市) 钓鱼山的行所驾崩了。蒙哥去年年末起就亲自率军与宋军对战,今年还包围了合州城,但由于染上重疾,终于倒在了阵中。

[61]元朝在统一中国之前在攻击坚城强敌时都一定会屯田,采取边耕种边战斗的方法,在统一之后,内于各卫、外于各行省都设了屯田来供给军粮。经略使是原来边境处设立的武官,掌管军政。

到达六盘山已是九月初。离开江都四个多月之后,一行人才终于在渡过鸭绿江之后过上几天不用在马背上颠簸的日子。六盘山是一座小城,位于同名的一座山的山脚下,街道上兵马熙熙攘攘。但进城之后,倎隐约感觉到蒙古军的阵营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城里的歌舞、游兴、饮酒都被禁止了,既没有开拔的部队,也没有进城的部队,这与倎之前所经过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一样,驻屯在这里的部队的动静隐隐有些异常。不过,队伍中为何会出现这些征兆,士兵们并不清楚。他们也和倎一样,觉得肯定自己的阵营中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62]关于别监,请参照“校定别监”。

渡过浑浊的黄河、进入洛阳的时候,倎才终于得知,自己这一行人是要沿着黄河南岸前往京兆府 (西安),再经此继续西行去往六盘山 (甘肃省隆德县)。六盘山是个怎样的地方?他想象不出来,但它作为蒙古的初代大汗成吉思汗驾崩的地方而为人所知,据说太子倎将要朝觐的大汗也要前往。也就是说,倎这一路跋山涉水就是为了前去觐见离开四川战场前往六盘山的行所避暑的大汗。

[63]硕为古代重量(衡)的单位,一硕约为120斤。

翌日一行人便离开了东京。之后一路上都是荒芜地带,只有杂乱的小草在乱石间生长。再往后就进入了山区,越过了万里长城,不久之后就到了燕京 (北京)。但他们没有进入燕京城内,只在城外住了一夜便启程了。接下来一路都是久违了的平原,四下里望去都看不到山的影子。平原似乎无边无际。十多天后他们进入了高原地带,不久波状起伏的小丘陵又渐渐地变成了裸露出岩石的层层叠叠的山峦。

[64]通事就是翻译官。别将是临时设置的武官。

也速迭儿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觉得倎言之有理,于是答应停止发兵,只留下一小股部队前去拆除江都的城墙。

[65]来自《易经》开头的“大哉乾元”一句,表示元朝是中国的正统的王朝。

倎解释说。但也速迭儿随即表示,既然王京还在岛上,那么部队断无停止进攻之理。于是倎又说道:“将军您不是说过嘛,只要太子入朝就停止入侵,所以我现在才来到这里。如果将军坚持发兵,高丽的平民必定会因恐惧而四下逃散,到头来再怎么下谕也无人听从了。到底将军说的话算不算数?”

[66]“译语”是翻译官。“郎将”是次于将军、中郎将的武官。

“州县的居民都已离开江华岛,王京倒是还留在岛上,不过那是在等大汗的命令,随时都可迁都。”

[67]把头发剃掉,只留下后脑部,将之辫发垂到后面,这一风俗在古代北方的各个民族都是相通的。

其实不仅是此时,在蒙古入侵期间,高丽朝廷撤离江都一事都是蒙古一方必定会提出的要求,这一惯例已持续多年。

[68]乘驾、朝会、游宴时在场作陪,或是协助大臣们朝见,纠正失礼行为的官员。副使属于次官。

“我就问你,你们王京是不是已经撤出江都了?”

[69]御史台(司宪台、司宪府)的官员。御史台是负责纠察和弹劾官吏的机构。

也速迭儿厉声说道:

[70]麻布。

“我们高丽国眼下全仰仗着大汗和将军您的大恩大德才得以苟延残喘。我等此行是为了觐见皇上,表达臣服之意才远道而来的,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请将军您暂缓用兵。”

[71]辅佐皇帝并处理一切政务的官员。相当于宰相。

倎回答道:

[72]有图案的五色的彩色织品做成的衣服。

“大汗现正率军亲征宋国,至于征服尔国之事已交由我等处置。我等正要发兵呢。你们为何事而来?”

[73]“门下侍中”请参考前面提到的“知门下省事”。“札子”是上奏文。“奥鲁”是元朝兵制的基本单位。以及以之为基础构成的征兵管区乃至兵站基地。“阔端赤”是元朝的近卫兵之一。携带刀或剑侍从皇帝。

将五十斤白银、银樽及银缸各一个、酒水瓜果若干赠与了军队的指挥者也速迭。第二天十九日,倎见到了也速迭儿。这个肥头大耳、半边脸都被浓密的胡须覆盖的蒙古武将开口便问:

[74]负责向天子进谏的官职。始于汉代,元以后消亡。

到达东京 (辽阳) 已是五月十八日。进入东京前需要渡过虎川。时值天降大雨,水流湍急,李世材上奏提议说等水退后再走,但倎急着赶路,主张强行渡河。带路的蒙古武将也同意倎的主张。进入东京之后才发现城里驻扎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他们明日就要往高丽进发了。

[75]与右仆射一起都是尚书都省的次官,正二品官。长官为尚书令。

他们进入了义州,又渡过了鸭绿江。鸭绿江一过,景致更是大变,完全是异国他乡的感觉了。正午还如盛夏一般酷热,早晚时又带有秋日的凉意。从义州开始,他们每日都在赶路。自己正奔赴的蒙古大汗蒙哥[7]的所在地是个怎样的地方,倎对此一无所知。自己会被带到蒙哥所在的蒙古首都和林王宫中,还是与宋国交锋的战场上?他完全猜不透。就连领着他们赶路的蒙古武将到底知不知道也很难说。毕竟每经过一个驿站他似乎都要接受新的指令。

[76]作为总司令官统辖都指挥使的官员。

西京附近往北一带都成了蒙古兵的驻地,这里的景象已大为不同。民家中可以见到居民的身影;街道上店铺林立,极为繁盛。驻屯在这里的蒙古部队构成繁杂,有契丹人[5],女真人[6],也有归附了蒙古的高丽人。街上的居民们也是如此。街头巷尾可以听到招揽顾客的商人们那吵闹的声音。那些奇特的声音夹杂在高丽人独特而尖厉的嗓音之中,很难听出它们到底来自何方。

[77]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劝诱。

在开京停留了三日,一行人才得以继续前行。有时几乎彻夜不眠地持续北上之旅,有时又长时间地滞留在那些不知名的村落中。渡过大同江进入西京 (平壤) 已是五月初了。

[78]高丽二十五代王(1275—1308)。之前国王都用的是“宗”,但谌没有使用“宗”的称号,而称“王”。这是为了表示对元的从属。忠烈王为谥号,全称为“忠烈景孝大王”。本文按原文表述,采用谥号来称呼。

一行人在当日夕阳的余晖中进入了旧都开京。虽说是旧都,但这里才是高丽本来的都城,而江华岛的都城江都,则是为了躲避蒙古军的侵袭而临时设置的都城。开京城内外到处都是蒙古的士兵和战马。王城、寺院、民家,全都成了兵舍,但凡是有水的地方也必定都建起了马厩。倎曾在开京王城中生活,直到十四岁时才离开。每每想到这里,他就不禁感慨万千,国土遭受蒙古铁蹄蹂躏的这段岁月是多么的漫长啊!——现在太子倎已经四十一岁了。在业已废弃的各个房屋前后,连翘那黄色的花朵依旧盛开着,这让倎心旌摇曳——这可是他记忆中仅存的属于旧时都城的东西了。

[79]“都元帅”相当于总司令。

倎和随从们渡江过到对岸的升天府,从那里开始,由早已等候在此的一支蒙古部队护卫着,沿着业已荒芜的国土北上。从升天府到开京有二十多里的路程,道路和岛上的一样泥泞不堪,马只能在没到了膝盖的泥水之中艰难跋涉。田野荒芜,所经村落中不见丝毫人烟——通常只要一看到蒙古兵的身影,本土的居民就会慌忙躲进山里或是逃往海岛,因而此时要想在村落里看到半个人影几乎是不可能的。

[80]李氏朝鲜时用于对身份地位低的人的称谓,但在高丽则不一定,良民之中也有。当时的白丁并不以身份的高低作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具有国家的职位为基准的。也就是说,担当一定的职务,以此为代价获得一定的土地的给予的被称为丁户,不承担职务,没有土地的给予的叫做白丁。

倎率领参知政事[3]李世材、枢密院副使[4]金宝鼎等四十余名随从,一大早便出了内城的北门,在蜿蜒于小丘陵之间的泥泞道路中行进了大约十多里,终于来到了岛北端的山里浦,由此乘船进入了汉江的河口。江华岛和本土之间的水域以这一带最为开阔,汉江的水流与海潮交汇于此,两岸之间翻涌着墨绿色的波涛,遥远的对岸隐约可见。与此相反,岛的东海岸与本土则完全是一衣带水、呼应可闻的距离。蒙古军每年入寇至开京附近时,都会登上位于水域最为狭窄逼仄的文殊山,隔江俯瞰江华岛,那时万千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动人心魄。

[81]帐篷。

高丽[1]太子倎因要前往蒙古入朝而携带降表离开江华岛,是西历一二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事。其实本应由倎的父亲高丽王高宗[2]前去入朝——蒙古方面也一直这么强硬要求,但高宗时年已六十八岁,年老体衰,加之在与蒙古军持续多年的抗争中早已心力交瘁,身体已如风中残烛,因此只能由太子倎替父前往。

[82]按照蒙古的习俗辫发。

第一章

[83]按蒙古制度编成的高丽王的亲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