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天气还是海水成分的问题，我去的时候是阴天，海天一色，都是灰的。小城的旅游季在盛夏，一月份这里寒风刺骨，冷得宽广透彻，海边一线浅浅的沙滩，沙地外沿铺满碎石子。没有人，浅海处漂着两只破败的小艇。
所有的黑色照片都是海边风景，是夜里的海，照片里偶尔有一只毛发蓬乱的雪纳瑞，我母亲养的狗，巧巧。
我在木头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椅子冷成了铁，半分钟后，我的屁股就成了两块冻火腿，迅速地麻了，在想走而动不了的时刻，一个初中同学发来消息，她帮我打听到了初中语文老师的电话。
我终究是调出一张照片，把亮度调到最高，发现这并不是误触的照片，而是一张海边风景照。
蹒跚回到酒店，我坐在窗边拨通了老师的电话，非教师节联系几十年没问候过的老师，实在是尴尬，家传的冷漠这时候又发挥了用场，我跳过虚伪的寒暄，直接问老师：“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去的，您以为她姓江，您还记得吗？”
手机里有几张黑乎乎的照片，乍一看像是误触了拍照键，前两天我想把手机格式化了卖二手，最后一遍翻相册的时候，这几张黑色图像来回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仰角向上，把鼻孔映得深邃无比，乍一看像脸上长了四只眼睛。相册里的照片大多是风景和花草，这些黑照片穿插在闲情逸致的风景照中，每隔十几张就出现一次，四只陌生的眼睛浮在照片上，盯着我，其中两只冷漠而困惑，另外两只不怀好意。
老师困惑地回忆着：“哦……想起来了，对的，有这么一回事情。你妈妈还好吧？”
第二天下午我才出门，去的时候带上了母亲的手机。
“她还好，”我说，“黄老师，那位姓江的跟我妈妈长得像吗？”
一连睡了好几觉，下车时脖子和肩膀都疼得不能碰，小城临海，我本来想当天去看海，结果到了酒店，往床上一趴就起不来了。
老师说：“……粗看倒是不像，但细看看，又有一点，主要是那副眼神——”
不对劲的感觉被磕碎了，尽管仍然不舒服，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缩在我的座位里，在火车的行进中慢慢睡去，我梦见手里的项目出了问题，甲方一定要撤掉摩天大楼顶部的风阻尼器，理由是这个大铁球太丑，我不得不反复向他们解释楼越高越怕风的道理，说得口干舌燥，可他们是一群狂人，拒绝任何不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东西存在，工程眨眼动工，我急得发疯……
“眼神？”
我听见几十年前我的头磕在火车餐桌上的声音。
“就抬起头看人的样子，那时候我站在讲台上，你妈妈抬起头，我一看，一下就想到那张照片了。”
“哐”的一声。
又是照片。
二等座车厢里没有社交距离，如果我把手肘搁在扶手上，那我的邻座就只能把他的手放在膝盖上；而当前座把椅背猛放下来时，我差点被自己的咖啡泼一脸。
窗外黄昏将尽，玻璃窗变成了涂银的镜子，室外风景逐渐虚幻，我看着自己的脸映在窗上，轮廓越发清晰，没来由地想起不知在哪里看见的话，说的是人一辈子不可能看见自己的面孔，我们看见的只是镜像、倒影、照片、录像。
我仍无法确定上一次坐在商务车厢里的感觉是什么，仅仅是觉得强烈的、莫名的不对劲。那一次在我坐定以后，人群才涌向站台，迅速的动乱与商务车厢内部的安静平和形成对比，像两面巨大的镜子，它们互相映照，两边都不真实。
一旦认识到这些图像是酷似本体而又非本体的拟相，人就获得了意识，混沌的思维中浮现出一个难以界定其概念，但又绝对确定其存在的，自我。
坐进二等座车厢要等很久才能安定下来，因为要等前后左右的人都来了，把行李放好，把活泼的小孩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都安排好，再从行李架上把吃的拿下来，列车开动，里侧外侧前前后后的人拿上茶杯出去，倒满水回来，中间列车员查票，一上车就想上厕所的人出去上厕所，列车员再回来把因为上厕所、倒水而漏查的人再补查一遍，之后才算安稳。
我的照片，与无字的信纸。
并且在高铁站，那种古老的闷罐火车也似乎早就不存在了。
母亲的照片，与封死的衣服衬里。
只坐飞机的时候，世界上仿佛就没有高铁。
黄老师说，她所说的照片是一张她从旁人手中见到的肖像照。
一开始买的是飞机票，后来又改成高铁，二等座。买二等座的时候，二等座变成了一样真实存在的东西，此前买商务座的时候，世界上仿佛就只有商务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老师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从实习老师当起。那时的城市尚属前现代的遗存，一辆皇冠面包车半小时能兜完一圈，上街碰到二十个人，其中十个人有点面熟，另外十个攀谈上三句话也能够沾亲带故。在那样一座城市失踪一个人，一个青年女教师，消息很快就在熟人圈子里传开了，过上一个休息日（那时还是单休），礼拜一重新上班，同行之间也在互相打听问询，有谁见过这位教语文的小江老师，她有两个礼拜没去学校上班，上周她父母开始寻人，到如今已经急坏了。
元旦那天我还是去了小城。
消息最后从火车站传回来，有人在那里看见过她，但调查下来，她似乎并没到窗口买过票。
4
小江老师的父母为了寻人，把小江老师的近照洗印了好多份，托人散发。
因此我的反应也同所有目睹异象的人类一样：那天我什么都不再找了，我卖掉了废品，收拾好一箱半的遗物，第二天上午办完水电煤气过户，下午飞机回了上海。回去后的第三天，遗物托运到了，我把它们搬进我自己家的储藏室，蹬了两脚，把它们扎扎实实地蹬进很深的角落，再也没去碰过。
黄老师向我描述照片上的小江老师和我母亲的神似之处，说她在家长会上第一次看见母亲时，心中就泛起疑虑。我站在看不见夜色的窗前，听黄老师说“单眼皮”“长眼睛”“港台明星那种式样的耳环”“对的，椭圆形的”。挂了电话，我加上黄老师的微信，拍了母亲的小照片传过去，黄老师用语音回复我：“好像就是这么一张！”过了两分钟，又回：“不过真的记不清了，那时候的照片都是这样子拍的，拍出来都差不多，你要么还是问问你的妈妈……”
这更像是牛顿三定律宣告破产，人类发现地球竟然真的被一只宇宙乌龟驮在背上。
酒店落地窗正对一片海面，天擦黑了，我关上所有的灯，镜子的幻术结束了，我的脸庞与玻璃一起消失，我看见灰色的海水变成深蓝，变得墨黑，天上升起一钩弯月，浓云却飘过来，遮住月亮，再没有离开。
这不是亲人死亡后你发现她原来过着你所不知道的精彩人生。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海边。
这一切仿佛科幻小说里的认知过滤器，它向我层层施法：最开始我没注意到房子被收拾得这么干净，后来我没注意到自己竟从不知道母亲的血型，最后我没注意到这么多年，我始终在这些重大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平稳而安逸地生活，生活得如同童话，仿佛几十年前母亲把我抱上火车，我们就一起驶向了一个云遮雾绕的幻象国度。
街灯昏黄如雨。人行道的铺路石呈长方形，表面有一种黑白灰交织的驳杂花纹，斑点状，在路灯的照映下粼粼反光，在干燥冰冷的夜晚营造出盛夏雨夜的虚幻氛围，使人越走越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幻：皮肤感觉是寒冬，眼睛却看到潮湿的夏夜。
离奇的是，我在废纸堆里找到了母亲五年前配老花眼镜的视力检查单，找到了她没扔干净的父亲的一份体检结果，找到了她看养生节目记的笔记，上面写着“每天早上六点整拍脑门三十三下”，还有各种鸡零狗碎的票据和纸笺，唯独没有找到母亲的体检报告。仿佛在我心血来潮想找这东西之前——的很多年，母亲就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这么干。因此每一年的每一份体检结果，她都扔得干干净净。
沿着南北向的海滨大道，道路东侧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直通往海滩的砖砌坡道。
信封放了很多年了，已经泛黄。所以很多年前，也许就是我拍这张毕业照的时候，照片一拍出来，我母亲就打算把它寄给一个人，只是最终又作罢了。
我伫立在马路对面。
真正生我的人又是谁？
我想到许多个夜晚，母亲牵着小狗，路况同我现在所见的一样荒凉，零星有车辆呼啸而过，不是骇人的货运大卡车，就是灰扑扑跑长途的小汽车，都开得飞快，母亲等这些车都过去，等到一个安全无虞的空档，才牵着小狗横过马路，走进那条漆黑看不到尽头的坡道。
我是谁？
坡道两旁是森森的树木，路灯参差其中，从枝桠间垂出白色的灯球。灯球的光照范围非常有限，反而把漆黑的道路映得更加幽深不可测。坡道向前延伸，也向下倾斜，因此站在我这一边，只能看到一小段入口，再往前就是纯黑色的天空。在城市里见多了被人造光晕染成深红或深紫的夜空，乍一看这里路尽头的黑色夜空，竟产生了不能够辨认的异质感，呼吸也憋闷起来，仿佛穿着宇航服观看外太空。
但她是谁——我的母亲是谁？
我脑海里始终上演着我假想的一幕：母亲站在镜前，把一头长卷发齐耳剪断。
我本人的血型是B型血，只要知道母亲的血型，再想办法弄清我亲生父亲的血型，这三个血型的匹配程度就能告诉我点什么，比如我母亲到底是不是个人贩子。当然这样说不对，我母亲不可能是人贩子。
这种想象时而滑稽，时而又真实得可怖，它自发地与记忆中母亲坐在梳妆台前贴双眼皮贴的画面重合到一起，使这个女人在江月华与夏招娣之间妖异地变幻不定。
那天我捧着铁皮月饼盒，把里面的证件翻了个遍，又把堆好的两个纸箱全都翻乱，还在那一堆夹杂着杂志、报纸、超市小票和话费收据的废纸堆里大大翻检了一通，我想找到母亲往年的体检报告，哪一年的都行，我想知道母亲的血型。
那天我终究没有走入那条漆黑的坡道。
那还能是谁？
小城位于中国东面，它的旅游名片之一是中国日出最早的地方，夏季的游客定好闹钟，清早赶到海边与日出合影。
很容易想到这可能是我的亲生父亲，母亲的前夫，但关于这个亲生父亲我唯一知道的消息是，母亲嫁给我父亲前的婚姻状态不是“离婚”，是“丧偶”。
夏招娣却在夜里独自观赏伸手不见五指的海景。
母亲一贯是个不多费事的人，她给人寄我的照片，那这个人一定很愿意看见我的照片。我却从来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我没有走入那条母亲夜里看海的道路。
这个人是谁？
沿原路返回时，粼粼的路面依然给我下雨的错觉，大车在耳边隆隆地开过去，从远处来，到远处去。
这不太像是一封母亲写给我的信，在人生的暮年絮絮叨叨地给女儿写一封充满温情的家书，和母亲的脾气不符。信封上没有贴邮票，因此也无法判断要寄多远。只有照片确定无疑是我，正如那张老照片确定无疑是她。不过她自己的照片是一定不要人看见，因此缝进了呢子上装的内衬里面，我的毕业照却是要给人看的，要寄出去。
我在想我到底看见了什么：我曾梦见一个母亲抱着我上火车，另一个母亲在站台上追，站台上的母亲留着齐耳短发。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信纸，展开来是一片空白。
地上的水光不是真的水，踩上去的干燥回声总让人失望；来时的高铁上，在几十年不曾回味过的泡面与饭菜的浑浊气味、嘈杂的人声与一站站的停与走中间，我睡了好几觉；我想起我一度梦见站台上奔跑的母亲，随着她挥手奔跑，她的短发在风里生长，长成了一头披肩及腰的大波浪。
信封没有封口，打开来，先看见我穿着学位服的研究生毕业照。
酒店里温暖如春，一瞬间的冷热替换让我打了个大喷嚏。
我的父母是重组家庭，母亲是带着我这个拖油瓶跟父亲结的婚，父亲样貌不佳，个子矮，向母亲求婚时尚未发达，这段婚姻是他权衡之后的最优选，并且我总觉得他和母亲没生一个孩子，不是出于他自愿，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至于母亲，她从来不提上一段婚姻，我也就从来没想到要问。结婚证翻开平平无奇，我看了一眼，把它和户口簿一起丢进收纳的纸箱，轻轻的啪的一声，白色的一角从户口簿里滑落出来，是个信封。
手机轻微地震了一下。我以为是黄老师的微信，翻开屏幕，却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语冰你好，我是周小菊阿姨，听说你妈妈过世了，我才知道这件事，你一切都还好吗？
我把母亲囤积的洗衣液、新拖把头都理出来，留给买主，最后从吊柜最高一层的隔板上找到一只铁皮月饼盒，里面是一叠证件：父亲的死亡证明、他的大专毕业证、母亲的会计师资格证、父母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周小菊阿姨。
最后收拾的地方是储藏间。
父亲荣升区域总经理时，有一阵我发觉家里起了某种不大明显的变化，过了一阵子，我才琢磨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问母亲：周小菊阿姨怎么好久没到我们家来玩了？还有许玫华阿姨、唐惠阿姨，还有……所有母亲可以称之为“小姐妹”的阿姨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不再上门了。
那天我回到房子里，认真审视了一番母亲的布置，我想到很久以前母亲靠在窗边看书的样子，即便看书时她的表情也并不很享受，眉头微微蹙起，嘴抿着，说不清是不耐烦还是不舒服，我想到我那篇优秀作文错得有多离谱，世界上不会有哪个热爱阅读的天才妇女看起书来是这副表情。我还想到那个窗台——母亲固定用来看书的窗台，曾经家里布满生活的凌乱痕迹，但那个窗台周围半尺内的东西，都被母亲踢到一边，她看书的时候，就坐在那半尺见方的空旷之中。
母亲只淡淡地应了一声，我也就没当回事。
我想起那盆碗莲了，养在一只白瓷笔洗里，笔洗是仿宋造型，名师作品，父亲生前珍惜得不得了，放在酒柜里最显眼的位置，轻易不舍得碰。顺带着我想起父亲的酒柜，这次我压根没看到它，还有那些酒瓶和酒杯，似乎仅有一只江户切子，出现在茶几上，里面是几粒母亲出门前忘记倒掉的枣核。
直到好几年后，大学暑假，我和同学约好去打电动，在约见面的综合商城门口，偶然遇见了同样在等我母亲的两位阿姨，她们热情地拉起我的手问长问短。那天晚饭桌上，我再一次问母亲，阿姨们怎么不来家里了，母亲回答：“你爸爸觉得那些阿姨档次太低，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最喜欢窗台上那盆碗莲。”买主的妻子说。
父亲跟了一句：“还有她们身上有股味道。我早就想说了。”
这次回小城兵荒马乱，使我忽略了那间房子有多整洁，也许是过于整洁明净了，润物无声，以至于等到别人提起，我才猛地注意到——家具大大减少了，摆设的位置却异常合理；床上四件套是白底撒碎花，花色粉蓝；窗帘由我父亲喜欢的《千里江山图》换成了浅灰色的细纹格。
那些阿姨此后仍旧不来我们家做客。
一个人散漫了一辈子，即便全职在家也能心安理得地天天做炒鸡蛋，想到要多吃蔬菜就做个葱炒鸡蛋；父亲曾嫌干洗店洗衣服不细致，要把他一百二十支棉的高级衬衫在家里洗，母亲就把衬衫和买菜的尼龙袋子泡在同一盆肥皂水里。父亲去世前，母亲始终是这样的。
直到周小菊阿姨这次联系我，我才发觉多年过去，母亲和那些阿姨已失去了联络。
一个人变老以后就变懒了，这是可以想象的。
静谧的酒店套房里，我思考着，母亲是个很能忍让的女人吗？从《千里江山图》的窗帘，到对闺蜜下逐客令，她的平静让我在落地窗前抱起自己的胳膊，感到指尖有种陌生的、微微的战栗，我不觉得那是忍让，那是和忍让表面相似但实际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冷漠。
我想说那是你运气好，赶上了我母亲讲卫生、爱打扫的阶段，但一闪念间，似乎的确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
她在照片上甜美地笑。
买主确定老人的确没有死在房子里以后，就彻底放心了，我们去房产中心办完托管过户，他开车送我回去。买卖敲定了，路上他和妻子才向我吐露真心话：“我看了那么多房子，你家是最整洁的，我们第一眼就看中了。”
她在我记忆里露出牙龈粗俗地笑。
我本人在上海工作，父母去世后就和小城再无交集，因此举办葬礼的同时，我一边整理父母房子里的遗物，一边挂牌卖房，价格定得比均价稍低一点，加上房子被母亲收拾得简单而干净，附赠大量保养得当的家具、家电和装饰摆设，很快就敲定了买主。
我却才触碰到她一直未曾掩饰过的冷漠。
我的确是悲伤的，但悲伤之外，还感觉到如此意外而果断的结局竟和母亲一生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母亲死得好，我只是觉得这场悲剧虽说是意外，却让人有种幻觉，仿佛这不过是母亲一辈子所作所为当中的一件，一贯的干脆利落，没有解释。
5
由亲人的死亡而产生的感慨如果不是悲伤的，仿佛就不能算是人话。
假期过后，院里接到一个X市政府直委项目。国企拿这种项目不用招标，前期——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松散，但做起来以后一轮轮过审同样把人抽筋拔骨，连轴熬夜是常有的事；还要吃大锅饭，活多钱少，有时责任不清，同事跳槽到私企挣大钱是常有的事。但我不知性格里什么因素作祟，或者人生中何处被秘密植下了懒惰因子，竟从没想过换一碗饭吃，有新同事和我一起做过项目以后，说我熬夜时一副奔着猝死去的干劲，怎么不去私企，或者名下开个小公司挂靠单位——狠一狠，鸽笼变跃层？
在小城里住了十多年后，母亲回原来的城市探望朋友，在过马路时，她下意识地遵循了自己日常的交通习惯，她没注意到行人指示灯正鲜红地亮在对面，她径直穿了过去，皮卡呼啸而来。
我自己也深为奇怪。人对于自身真相的无知，在我身上仿佛尤为殊异。我爱钱，爱大房子，爱热闹的物质生活，否则何必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出卖血汗。因此工作上的这种懒于变化连我自己也弄不懂。
一切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只要看到斑马线上有人，必定会减速让行，此规定适用于一切情况，无论是直行还是转弯。
所谓的项目内容是X市的地标建筑，当地政府想模仿上海中心，也建一个X市中心，资金比较充裕，难的是地段和时间——如今疫情成了常态，对施工时间的要求变得比以前更苛刻，我做设计，建筑结构计算和施工尚不在业务范围内，疫情对我的影响还比较小。另一点却不得不考虑，那就是批出来的地在X市中心，繁荣地带，附近有地铁、医院、学校，地皮本身还顶着一座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砖石结构大楼，在如此沸腾的油锅中央，先大拆，再大建。怎么拆和怎么建，要同“建什么”齐头并进地考虑。
因此那座城市里没有行人指示灯。
项目初期总是看资料。
那座城市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城市交通守则里有这样一条：一切车辆无条件避让行人。
巨量的，开会后从甲方手里接到的放在移动硬盘里的资料。
母亲的死亡是她和父亲搬到海边小城就注定了的。
这些还远远不够，自己还要各方面搜集。
但梦的感觉太真实了，使我一想起母亲，就会想起她在站台外奔跑挥手的虚拟形象，使得母亲在我的印象中从此和奔跑就密不可分了。后来，当我在上海接到电话，说母亲死于车祸，首先映入我脑海的，也是那个倾身向前、两臂在空中挥舞的形象，只不过是被移植到了斑马线上，既动态，又静止，直到肇事的皮卡把她撞飞。
看了十来天资料，我对X市历史人文的了解程度大致可以去竞聘当地导游了，从历史古迹到名人望族再到市花市容，心里有个模糊但脉动般跃跃欲试的念头，在思维的迷雾里生长。
可能孩童的生活太简单了，对现实记得很泛泛，却对一个梦念念不忘。我后来也问过母亲这趟火车之行，母亲说她抱着我坐火车是真的，因此她在车窗外追我是不可能的，而我就是那次在火车上撞到了头。
甲方设计要求经常是大话：锐意、进取、新风尚，等等。
因此在饭桌边和母亲说话时，一瞬间我有点恍惚，又想到了昏倒时做的梦，梦里面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火车要去哪里，母亲又会去到哪里，深深的困惑直到醒了那么久，似乎还缠绕在我身上，使我脱口而出，问：“你去了哪里？”我问的是梦里的人和旅程。
落到现实的设计上，却更像是和任何人、任何要求都无关，最后是从设计者自己身体里抽拔出一件东西，交付出去。
也许是昏厥的后遗症，头脑还没彻底清醒，或者醒过来以后又被医院抽了好几管血，加重了头晕。昏倒的时候，我仿佛回到小时候，有人抱着我坐在火车上，火车开起来，我看见母亲在玻璃窗外的站台上追着车跑，边跑边向我挥手，不知道是和我再见，还是要我回去。
母亲去世的消息由周小菊阿姨在昔日的小姐妹圈里迅速传播，不多久许玫华阿姨就联系到我，她跟着儿子移居上海，母亲去世的消息勾动起她种种情绪，便想见我一面，我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
但我问的不是这个。
这天晚上睡到半夜，我忽然醒了，掀被而起，在床沿呆了几秒钟，跑到客厅开电脑，有个设计想法在脑海里猝然冒出，又有点抓捏不住，需要翻看资料。
“马路上、家里，就是我今天去过的地方。”她说。
我在电脑的各个文件夹里搜寻。找一样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就像是抓挠不到的细微痒意。我从冰箱里拿了瓶苏打水，对着电脑屏喝下去半瓶，仍不能消解。我又跑进储藏室，模糊的冲动像大停电时大楼踢脚线上幽暗的逃生指示灯，引着我在创意诞生前的黑暗里向前奔走。这在做设计的过程中时有发生，我由着一种似我非我的意念指使，在储物间以前积攒的工作资料里翻找，睡意仍未完全退去，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打开母亲的遗物箱，从一个没有标记的牛皮纸袋里倒出一沓乱七八糟的票据、证件、老年卡，甚至还有健身广告，最后翻到一摞胡乱卷在一起、用皮筋绑扎的医院检查单，有一张——至少是二十年前的门诊手术化验单上写着，血型，B。
“你去了哪里？”我问。
是和我一模一样的血型。
“那时候我摸到钱包没在身上，以为丢了，急得出去找。其实是没带出门，在家里。”母亲说。
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茫然地想了一阵。
我说：“没问什么。你反正走了，她还要跟别的家长说话呢。”
通电了，幽暗的设计念头倏忽浮出脑海，我忽然想到自己在找什么。我抛下化验单，回到电脑前，找到名为“历史”的工作文件夹，又找到该名目下的子文件夹“市博物馆”，在图册里翻，鼠标的滚轮不断地转动，直到看见X市博物院的宝贝之一，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剑。
“老师还问什么了？”母亲那时候在饭桌上整理我的看病收据，似乎只是随口问问。
图片上的剑丑得过分，锈蚀，甚至残缺，我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对文物展开专业性的想象力，触及它早已不存在的美。网上能找到当年的考古视频，这件了不起的古物当年出土的样子比这张图片还不如。它从一堆腐泥与污水中起出来，面上覆盖着棺木朽烂剥蚀的黑色残片，考古学家用精细的镊子挑去污泥，剥离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仍是一摊烂污。剑的长度也可笑，几乎是把匕首，武侠片里侠客拔剑，动辄一道白光闪过，现实里这把剑的规制却酷肖一把炒饭铲。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说你姓夏啊。”
我打算再努把力，打开作图软件比比画画，然而X市中心是一盘群英荟萃、参差的建筑群，中西合璧，横贯古今，不仅有彰显本国历史的气度，甚至有囊括世界史的野心。在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再拔起一座恨天高的大厦，无论它像不像一把剑，最后都将成为刺向观看者眼珠的致命一击。
“你怎么回答的？”母亲问。
我找来各种器型的剑，试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全抹了。
等一切结束，从医院回到家，我大概是不知道说什么，就对母亲说：“赵老师问我，你是不是姓江。”
盯着屏幕上的空白，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剑的历史？拉出来的线条怎么看都不对劲，是因为陌生吗？对剑的原初形制的陌生？我以为的剑实际是汉以后冶铁工艺发展的产物，而最初的青铜剑只有人小臂长度，短小精悍，“动辄一道白光闪过”是后来的演化。一件自己向来以为明确知道的东西，居然有着完全超乎想象的源头，这种感觉在我心里盘桓了好几天，使坚固的客观世界像骤然沉入水下般不时呈现出动荡的幻影——人对一切已知的事物到底有多盲目？
因此我和母亲的这场争吵就被随后的动乱给替代掉了。
细密的不安在蔓延。
我醒的时候母亲在打电话，那时父亲刚下班，正巧没有开单位拨派给他的车回家，坐公交回来的，人刚到小区门口，我母亲尖声命令手机另一头的父亲拦截出租车。同时她的另一只手举着家里的座机听筒，在跟120急救中心交涉，要求他们快派急救车。
我似乎应当去一趟X市博物馆，亲眼见一见古剑，寻找灵感，但当休息日来临，我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却收拾行李，开车来到小江老师曾经生活过的A城。
昏倒的原因是青春期贫血。
A城和我的老家B城相邻。根据黄老师的回忆，我找到小江老师工作过的小学（当年的小学随着城市发展经历了搬迁和扩建），联系上了一位退休教师，她曾和小江老师共事过，她又帮我辗转联络到小江老师的哥哥江伟国。
我昏了过去。
江伟国长着一张酷肖我母亲的脸。
我听到“嗞啦”——一大把青菜扔到油锅里的声音。这个声音盖住了一切声音。
后悔像胃酸一样顺着我的食管一阵阵地返流，把江伟国待客的绿茶变得苦涩难喝。我在猜江伟国是否也从我的脸上摄取到什么，但即便有，至少他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来。
我把包往地上一摔，冲到房门口大喊：“我不是你女儿吧？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我妈！”
江伟国年近七十，我假冒小江老师昔年的学生与他攀谈。言辞间，我感到江伟国对我的身份并不在意，他同意和我见面的缘由是可以与人谈一谈江月华——即小江老师，机会难得，他便不在意交谈对象是谁了。
书包掏空了。
他与江月华的父母业已去世，他自己如今三代同堂，正殷切期待着第四代。江月华于他日益像一个鬼魂，除他以外无人经见，于是他也不禁怀疑其存在的确实性——孤证不立，况且记忆正在消退。
厨房炒菜的声音均匀而恒定。
在他的故事里，小江老师失踪后家里人的确下苦心狠找过一阵，后来打算报警，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收到江月华从B城寄来的书信，大意是说她已在B城立足，打算就这样生活下去，并附生活照一张。信的笔迹与照片都没有作假，寄信地址则不存在。类似的书信后来又收到一封，家里人只好接受这样的事实。自此以后江月华和家里人断了联络，但江伟国在儿子满月时收到过江月华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套礼物，是奶粉、婴儿服和婴儿被褥。十几年前他们的父亲去世，送别仪式上有人看见江月华，但等江伟国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也未知是否她真的来过。后来母亲去世，江月华没有来，或者来了但没被人发现。
我回到我的小房间，把笔袋、课本、练习册一样一样从书包里掏出来，乒乒乓乓往写字桌上砸。
江伟国不介意把当年的书信给我看，我拒绝了。
她没有说话，也不再向我走近。她转身去了厨房，不久，传来爆锅的声音。
不管他是否怀疑我的身份，我维持着小江老师学生的身份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说：“你干吗突然走了？所有同学家长都没走，就你走了！连挨批评的家长都没走，只有你走了！”
回到酒店，我点了外卖，晚饭过后，单位组员给我发文件，是我之前布置给他的任务，让他搜集那把X市博物馆青铜剑的资料。
我很愤怒。
剑的名字叫“太虡”，“虡”有人说是一种鹿头龙身的怪物。在这把剑铸造的时代，剑的名字大多以铸造者、拥有者的名字来命名，比如“干将剑”“莫邪剑”“越王勾践剑”，这把剑却拥有自己独立的名字，仿佛它不知怎么从物的身份脱离出来，拥有了自我意识。
那天回家，我打开家门，母亲便向我走来，样子像是之前正坐着，也许就坐在她常看书的窗边。
当天夜里，我梦见X市中心破土动工，地基上，旧楼炸毁，新楼地基开建，连续墙的钢筋往地下打进去，这是地基的基础。地基支撑大楼，连续墙支撑地基，垂直往下的巨大力量悍然捅进地底深处，像参天怪树的可怕根系。与此同时，放大了亿万倍的太虡剑掀翻土层，向上暴长。梦里的我仿佛拥有另外一套知识，眼看着一下一上的力量把世界搅和得地动山摇，便领悟到盘古当年从混沌中撑开天地也是同样的过程。
老师没有再问别的。
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睡相极差，枕头被丢到了床头柜，被子一半蹬在地上。
“没有啊，”我说，“我妈妈跟我一样，姓夏。”
我再次拜访江伟国。我想看一看江月华当年写给家里的书信。
老师也伸长脖子找了找，没找到，她拍拍我的肩膀：“没关系。”又问：“你妈妈是不是姓江？”
书信内容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信息，我对着泛黄变脆的信纸看了两三遍，字迹娟秀潇洒，和母亲的笔迹不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笔迹经常被人误认为男性所写，笔画刚直，有时甚至显得粗俗，和她在B城时构建的那套身份相符，但信纸上某些熟悉的棱角、转折、撇捺，零星却眼熟，就像一听即知的脚步声——世界上只有这个人有这样的脚步声，世界上只有你听了出来。
开会时家长都坐在学生的位子上，学生搬个塑料小凳子坐旁边，因此老师知道我母亲的确是出席了家长会的，我并没有撒谎。
两份相当简短的信，我在江伟国家里看了很久，久到江伟国又为我添了一次茶水。
我说我不知道，刚刚还在的。
看完后，我把信纸还给他，告诉他我是江月华的女儿，并拿出母亲的小照。
于是轮到我到讲台前，我就像个丢了尾巴的壁虎，感到自己又秃、又短、又难过。语文老师问我：“夏语冰，你妈妈呢？”
那天回酒店之前，我买了一包烟，一提啤酒。
那场家长会没发生任何值得谈论的事，会后的自由交流部分有个传统，各科里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携家长到讲台前接受表扬或批评。新来的语文老师——表扬我作文好的这位——期待且鼓励地望向我，我转头寻找我的母亲，却发现她竟然趁会后人流混乱溜走了。
晚饭依旧是外卖，饭后甜点是烟和酒。
其中的关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江月华师范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上班路线穿过一片开放式城市公园，某个冬日，她帮学生画班级海报，走出校门时天已黑透，回家路上经过公园时，她被人拖进树林。
现在我回想母亲忽然宣布全职在家，似乎就是在开过一次家长会之后。
万幸没有被灭口，也没丢钱，仅受到一些皮肉伤。
摸着良心讲，那位语文老师是真正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她耐心、宽容，体谅每一个人的难处，即便我的家长会从此以后全都是家政阿姨代开的，她在看到我的哭丧脸之后也再没有苛责过一句。
报警了吗？
“不想看见你们老师，不像好人。”
一开始要去的。
为什么不想去。
后来呢？
母亲说：“不想去。”
后来又觉得……
我问为什么。
觉得什么？
母亲却说：“不去。”
后来就……没有去。
我把这样悲惨而动人的故事写到作文里，成为范文，获得了老师的点名表扬，并要求原型即我的母亲在下一场家长会时务必到场，当面接受赞美。
……哦。哦。
我正处在想象力旺盛的年纪，便把母亲倚窗阅读的样子当作素材，演绎出一个天才少女出身农村，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辍学的悲剧故事，这故事还有个尾声，就是少女自尊自爱，虽然没能读大学，却毅然考到了会计证，并且一有机会就如饥似渴地读书。
再后来……
市图书馆的借书卡一次能借出三本，母亲每次抱三本书回家，几天就看完了。后来她把我的借书卡也拿去，还拿走父亲的身份证又办了一张借书卡。每次她的买菜兜底下放着沉甸甸的九本书，上面横着一把小葱，葱尖冒出袋口，邻居看见她，说：“语冰妈妈，买菜回来啊，买了这么多哦？”她便点头微笑。晚上我回到家，厨房里一尘不染，我就知道晚上又要吃母亲拿手的一分钟速成菜——炒鸡蛋，如果当天她竟然还有心去菜场买把葱装装样子，那就是葱炒蛋。
怎么样？
母亲很能看书。
再后来，那个人死掉了。
在浮皮潦草地把家务糊弄完后，母亲全职在家的大部分时间在看书。
知道是哪个人？
母亲的家务做得马马虎虎，烹饪水准则比家政阿姨差了一大截。父亲享受了一段时间“全职妻子”的照顾后，美式中产梦和日式贤妻梦双双破碎，不久就把家政阿姨又请回来了，这是后话。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被月华找到了。怎么找到的……我们也不清楚，月华说是那个人，原来就住在我们家隔一条弄堂后面。这种事情……也不好多问，月华说是，那我们就……这种事情怎么问呢？说是就是了吧！她讲那个人戴眼镜的，牙齿是这样子地包天的，还有讲话的声音，她路上碰到那个人，就把他认出来了，是她学校里的电工。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怕刺激她。但是么，戴眼镜的人，地包天的人，不是光那一个，对吧？声音么，怎么认得出来呢？那段时间她不开心，我们不好多说。大家都很难挨的。
父亲的回答是“真搞不懂你”，但好在结果是他所希望的，因此他也就欣慰地不再试图搞懂。
那么，“那个人”就死了？
或者说她的解释是“我想通了”。
死了，月华走以后，报纸上登了这件事——
其实父亲在升职前就向母亲提过全职太太的建议，被母亲一口回绝，她甚至动作麻利地雇了一个家政阿姨，以免纷争。当她宣布辞工回家，家政阿姨已经干了好一阵，父亲也接受了这项安排——对自己的突然变卦，母亲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你们在报纸上寻人找她了？
这些事情连父亲也并不知道，他遇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是那家化妆品公司的出纳，她是自学考上的会计证，这样的能力在她的工友中间被目为天才，同她一起销售假冒草鸡蛋的阿姨就多次表达过钦佩，因为阿姨自己“看个报纸标题就能睡着了”，母亲当年的工友很多年后也依然在工厂当工人，大家一起经历下岗、买断和改制，时代的浪潮中，母亲的会计师资格证总能帮助她很快找到新工作，但有一天她忽然决定在家里当全职太太，时机上正好也合适，父亲那时候升到中层，当上了销售部门主管，出差范围从全国扩展到全球，母亲全职顾家正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不是的，是“那个人”死了的事情，上报纸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死的就是他，只知道河里捞起来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死的原来就是月华讲过的那一个。人都死了，我们就想叫月华回家来，一个人在B城有什么意思呢？她又晓得我儿子满月，肯定跟我们这里的人还有联系，不然怎么会知道？但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她到底跟谁在联系，问来问去，没问到，也就只好让她去了。
钱是赚了一些的，但终究引起了同行的妒忌，别的蛋农——卖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和鸽子蛋的全都出离了愤怒，联合起来戳穿了她们的骗局，甚至当场打了一架，最后满地流黄，两个女人同另外几个男女撕扯一番，狼狈地被赶出了菜场，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敢去那里买菜。
我问江伟国：“‘那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前几年小米搞限量发售的时候，我就总想到母亲的那筐蛋。
江伟国说在我母亲离开A城之后，后来又改口，说那是报纸上刊登报道的时间，仔细想想，倒有可能在母亲离开A城之前，或者是前后脚。
探望朋友是不得不去，因为那个朋友确诊了胰腺癌，时日无多。她们年轻时是同一家工厂的工友。当年母亲带着我，还没和父亲结婚，为了贴补生活，她曾和那位工友一起批发了鸡蛋，下班后拿去菜场卖。她们把鸡蛋放在小竹篮里，一次只摆一篮，自称是附近农民，鸡蛋是自家母鸡吃五谷杂粮下的草鸡蛋，一天只得这一筐。一筐卖完，她们再装满下一筐，如法炮制。
啤酒罐拉环开启的声音，打火机点火的声音，吸烟过肺的声音，酒精渗入血管在太阳穴一下一下搏跳的声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是前因后果，命中注定。
迷醉与眩晕在四肢百骸里流窜，交织成一座向上无限延伸的通天塔，塔里不通文明的光电，几十年前的树林在醉醺醺的想象里冲破钢筋水泥，黑魆魆的枝叶在塔中抽拔舒展，阴郁地掩藏住两道动作激烈的人影，好几个瞬间里，我看见厮打的手臂与腿脚猝然分裂出千百条，又收敛回人形。尖叫、嘶吼、谩骂、喘息，树林邪恶地静默着……
搬到小城十多年后，她回原来的城市探望朋友，过马路的时候闯了红灯，被一辆皮卡把她撞倒。
通天塔地基最深处的混凝土大底板迸出第一条裂隙。
事后回想，她的死亡颇具传奇性。
黑色的火焰从裂隙里钻出来，顺着纵贯上下的消防井眨眼登顶。心火熊熊，江伟国在我脸上逡巡的目光倏忽闪现，如同防火总控的监测系统，一旦扫描到流窜的黑色火苗，便开启巨型水泵，刺骨的冰水从四面八方喷溅，水火炼狱里，我宁可放任自己在酒精与尼古丁里瘫软沉底，也不愿思考我身上另一半的组成是什么，那不是来自母亲的另外一半……
母亲死于车祸。
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太阳穴和眼皮说不好哪里的刺痛更厉害些，我头重脚轻地去了A城图书馆，扎进档案室几十年前的报纸堆中埋头苦找，终于在一堆复印件中找到当年的新闻：清淤船意外打捞出无名男尸。
3
卢某，某小学电工，素有酗酒史，于某某日失踪，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后报案。现经家属确认，河中无名男尸即为卢某……
那十八岁以前她在乡下，不太可能拍一张如此洋气的影楼照。即便拍了，她笑的时候，也应当是我记忆里那种样子，一笑就露出牙花，两边颧骨往上耸，她一辈子都这样笑，不可能在十八岁的照片里笑得如此矜持而娇美。
档案馆里空旷阴凉，加上我在内一共三个人。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每隔一阵就要重新冒出来一次，往下蔓延到膝盖，往上一直爬到头顶。我不明白自己为何痴蠢地滞留在此，我早就应该在回沪的路上了，今天是工作日，科学发展、锐意进取的X市中心在等我虚构。
照片上的母亲绝不超过十八岁，而母亲说自己二十六岁才进城打工。
一直坐到中午，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好心地过来提醒：“需要的资料都可以叫我给你复印的。”她指指门口的复印机，示意我，“我们马上要午休了，你可以下午一点半再来”。
而我母亲是从乡下进城的打工妹。
如果没有钢筋笼和混凝土的技术进步，现如今所有的摩天大楼全都要变成中世纪的堡垒——厚重窒息的砖石设计，只在墙上开几个枪眼似的小窗。一切玻璃的或者亚克力的外立面都将不复存在。
我从未见过照片上的母亲，也从未见过照片上她依偎着自己胳膊的温柔甜蜜的笑容——那个时代经典的拍照姿势之一，是城市里常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时髦青年的流行pose，看的不是乡下露天广场的《英雄儿女》，是城里新上映的《庐山恋》。
建筑史的知识我早已还给老师，依稀记得世界上第一幢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似乎是在英国。有了钢筋水泥的骨骼，砖石尽弃，充填在承重骨架间的血肉变成大而阔的凸窗，光线像冲刷出新世界的洪水一样灌注进来，那时是在课堂上，我看到那“第一幢”高楼，外扩的窗栅间玻璃光闪烁，如一只只无情绪的眼睛，无爱憎亦无喜怒，但始终睁得大大的，对世间的一切都不错过。
我的记忆里她也从来没有留过大波浪，她总是一头齐耳短发，用一个黑发卡把刘海别到头顶，过节时额外戴上她仅有的首饰，那条珍珠项链。
那一瞬间，脑海里本能地反映出母亲坐在窗台边看书的静态画面。
化妆的时候，化妆之前和之后，她都不笑。画完以后，她盯着化妆镜，认真地检查，确认一项工程被精确地完成。
窗外是最普通的风景。
那时候我还小，旁观母亲化妆如观赏一场表演，我不知道她创造出的那副脸孔来自什么人。
她手里拿着并不十分要看的书。
然后她扑粉，打阴影，把自己圆脸的脸颊两侧打出模仿高颧骨的阴影，把鼻头增大一些，下巴拉尖。
父亲去世以后，她一个人住在海边的房子里。我一个月给她打一次电话，有时工作忙忘了，她从不着急，等我电话打过去，她总是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事情，肯定只是忙。”有时过年她都告诉我不必去见她，“你难得放假，歇着好了，不用过来，我好得很”，她没有很多话讲，我如果问她过得怎样，她只是说“唔”，仿佛是因对话太无聊而开始走神。
她画眉也不是把眉毛化成老照片上的样子，而是用刮眉刀把细长的眉毛刮短、加粗，把眉峰刮平，找新的位置画上新的眉峰，最后她端详镜子，确定这双眉毛和我的一模一样。
现在我知道一切淡漠不是毫无缘由。
而我年幼时那个在梳妆镜前打扮个没完的母亲，却用双眼皮贴、眼线笔和眼影把一双美丽的丹凤眼乔装成了双眼皮的圆眼睛，她画几笔，抬起女儿的脸看一看，最终把她的眼睛化得和我一模一样。
我在图书馆附近的咖啡店里坐了一个中午，那间咖啡店不仅卖松饼，还卖手工水饺，再翻过一页菜单，竟然还有鸭血粉丝汤。最后我要了一杯冰美式和一盘三鲜馅的水饺，我想，如果饺子难吃，我就回上海。
老照片上的母亲烫着大波浪，画着时兴的细长而深黑的弯眉，耳朵上戴着香港女明星一般的椭圆形镶水钻的大耳环，她是如此年轻而时髦，但她的单眼皮的眼睛上没有贴假双眼皮，这双眼睛狭长而微微上挑，是美丽而自知的一双眼睛，同嘴角一起微笑着。
饺子果然很难吃。
那时候母亲才六十出头，脸上皱纹不多，皮肤仍算饱满而富有弹性，但她忽然就不化妆了。
咖啡的味道很像板蓝根。
她开始领养老金之后过了两年，那时候她和父亲刚卖了房子，搬到海边小城，我去看望他们，发现母亲完全地素面朝天，连润唇膏都没有擦。一开始我以为是搬家累了，无心打扮，但那次我和他们住了四天，母亲一天都没有化妆，并且有一次我找牙线，把卫生间的镜柜打开，里面属于我母亲的化妆品只有一罐美加净面霜。新房里母亲连只梳妆台也没放，她早上起来，刷牙洗脸，拿梳子把花白的短发唰唰梳两下，把美加净拿出来，捻一坨在手心，往两边脸颊横竖一抹，就好了。
我一路胃疼着回到了上海。
我一度以为我的母亲是个极端爱美的女人，因为她曾经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地化妆，每天起床，刷完牙洗完脸，第一件事就是化妆，之后才是铺床叠被和烧水做早饭。
6
这之后，母亲会拿起双眼皮贴，把她的单眼皮改造成双眼皮，又拿起眼线笔、眼影、睫毛膏，对着化妆镜仔仔细细地描摹，边描摹，边不时地看我一眼。
组员小王有一天看见我电脑屏幕上的方案草图，“啊”了一声，音调高而曲折。他是新招的毕业生，连施工图都还没上手，平时都在打杂。我之前让他搜集太虡剑的资料，他大约以为能一展眼界，看到多么精彩的设计，结果看到立面图一连三座中规中矩的大楼，式样同市面上大部分同类型建筑有着暧昧难辨的相似度。
不光如此。
中午他拿一个快递包裹给我，东西送到了还不走，蹭在我办公室门口期期艾艾地说：“老大，X市中心的方案有几个啊？”
为此我甚至把故事重新给自己编了一遍，我想事情会不会是这样，母亲才是真正的人贩子，她把我从我真正的母亲手里抢过来，所以她才如此冷淡而坚定地否认这回事——“没有”。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忍不住悄悄地观察母亲，越观察，越觉得她真像个人贩子，怎么看怎么像，她——尤其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和幼儿园——母亲经常把我抱到腿上端详。有些事情不想不觉得，一想起来处处都飘起疑云，我想起母亲曾把我抱在膝盖上，那盯看的眼神似乎并不能美化为“慈祥的母亲，爱怜地看着孩子”，而是真正地、仔仔细细地端详，仿佛检查一件器械，检查一个小机器人造得是否完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小瑕疵，是否能够骗过世人的眼睛，伪装成一个真的小孩。
我心里好笑，边拆包裹边回他：“你说呢？”
母亲很少拍照，遗物里只有几张她用剩的证件照。不光不喜欢摄影留念，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冷淡是全方位的。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患上了小孩常见的异想天开症，忽然感觉自己曾经被人贩子骗走过，记忆自行编造了一段故事并且信以为真了，我仿佛真记得有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把我骗走，我母亲发现后追了上来，两双手把我夺来抢去，扯得我浑身疼。我揪着这个问题一遍遍地问母亲，我想一般的母亲一定会如临大敌，儿童的异常行为大多有深层原因。但我母亲仅仅是明确地回答我“没有”——“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他手不自觉地往门框上抠：“那‘太虡剑’……”
我又一次把照片包起来。
包裹里是一条毯子，我拎起来看了看，做毛巾太大，浴巾又太小，摸了摸，还有夹层。
他一缩脖子溜了。
毯子底下是一条毛线围巾，像是手打的，还钩了几朵绒线花，我叫住小王：“你等等——”
我问他：“你风洞试验做完了，报告呢？”
我把包裹翻过来看了看，收件人的确是我。
又嘬了一口，咽下去，说：“夏姐，我猜你长得像你爸，对不对？”
“怎么了？”小王问我。
他嘬了口奶茶。
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以为是他送错了快递，但看来并非如此。
相片跟着我一阵手风落到地上，纸包散开，露出里面的人像。小王捡起照片：“夏姐，这是你妈妈吗？大美人哦！”比着照片又看看我，“长得和你真——”
包裹的寄出地址是A城，寄件人“姚晴”，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名字。
可是顾姐很急。我把桌上的毛桃塞给他：“先吃个桃子，去拿礼品。”
除了毯子和围巾，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首饰盒，装着一枚足金的宝宝锁，最后是一只白信封，里面除了信纸，还另有一只年久泛黄、稍小一圈的信封。
顾姐前脚走，小王后脚端着杯奶茶进来了，我让他去领礼品，他朝我扬扬手里的奶茶：“我排好久队才排到这个新款，饭还没吃呢，礼品不急。”
“姚晴”在信上介绍了几件物品的来历：
顾大姐来找我们组的小王，他中秋晚会表演节目的礼品到现在还不领走，钉钉上留言也不回复，行政部都开始准备元旦活动了，账不能再拖。但这次仍然扑空，小王的工位空着，只好嘱咐我转达。
围巾由姚晴的母亲手织，纯羊毛，是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宝宝锁是给我孩子的。
我笑笑，把照片包好：“好像是的。”
姚晴的母亲两年前死于癌症，临死前她嘱咐姚晴，如果有机会，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没有机会就算了，不强求。
顾大姐眯着眼仔细看了看：“这种大波浪，那时候老流行的哦！”
江月华失踪的事当年在附近居民中间很有名。几天前，江伟国在老年大学碰到小时候的邻居，此人后来和姚晴的父亲是同事，两人谈起江月华，江伟国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也谈到了我。姚晴听闻后，从江伟国处打听到了我的地址。我离开A城前，江伟国要我的地址，要了两三回，我实在不想自己的住址被他知道，不得已留了工作单位的——房子不好轻易换，工作总还能跳槽。
“家里的亲戚。”我说。
姚晴通篇只讲她的母亲，没有提到一个“卢”字，使人无法猜测她们母女与溺死的卢某之间的关系，与我母亲的渊源又是从何而起。我看着发黄的没有封口的信封，终究没把手伸进去。
我准备原样包好，行政的顾大姐走进我的办公室，自然而然把头凑过来：“谁的老照片啊？”
晚上下班遇到堵车。
我把纸包带到公司，午间吃过饭，我把它拿出来，端详两眼，决定拆开。里面包着一张小照片——一寸宽，两寸高，人工着过色，现在褪了个七七八八，但的确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照片上没有照相馆落款，背面也光光的，没有留字。
一个红灯接一个红灯，等待变得越来越让人烦躁，很想下车跑到街边的便利店买烟和酒。我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盯着窗外横穿马路的行人，他们不紧不慢地走过斑马线，几位老年妇女手里不约而同拎着尼龙布的购物袋。牙根细微地痒起来，想吃口香糖，伸手翻包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瞥见自己的脸，目光阴沉，嘴角下撇。
我有点意外，那些衣服的口袋我都掏过，却没掏干净。阿姨说：“这个是缝在衣服里面的，那件呢子的短上装，豆沙红的，你阿记得啦？有个内袋喏，缝死了的，我以为是假口袋，摸摸嘛里面又有点硬，我想是不是内衬老化了，就剪开来，一看，里面就是这个。照片蛮漂亮的。”
回到家，腹内饥饿而没有食欲，我从冰箱里翻出一瓶来历不详的香槟，过期了一个多月，总比没有强。我想喝酒，但不想叫人送上门，也没有兴致下楼买——我在房子里转了好几圈，暴躁、困顿、无法安定。信就放在桌上。
我愿意答应她，但不愿意要那个青黄不接的小毛桃，她便硬塞，塞完还往兜里掏，看样子桃子竟不止一个。我吓得直摁电梯，被她拉住不放，眼睁睁看她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心里不是桃子，是一个纸包：“衣服里面找到的，还给你喏。”
心绪杂乱纷繁。
但这个阿姨又很讲义气，我头天送她旧衣服，第二天她就掏出一个桃子给我吃，笑着说：“你以后还有旧衣服，我都要的哦！”
我拧开瓶盖，一口气灌下大半瓶香槟，甜得舌根酸苦，最后按着我坐下来的并不是那点微末的酒精含量，而是胃里沉甸甸的一大袋水，它暂时拖拽住心脏。
分好类以后，该扔的扔，该烧的烧，送人的送人。衣服我大部分送给了公寓里搞楼道卫生的阿姨，我跟阿姨没有什么交情，她工作时上演一个人的群殴，天天如此，还不分春夏秋冬把楼道的窗开得直挺挺，谁讲都没用，三九天风从门缝钻进家里，吹得地暖只暖到地上三寸。衣服给她只是我懒得跑远，图省事。
信纸薄脆，从信封里抽取时摩擦出嗤啦嗤啦的动静。
整理遗物就是整理另一个人的私人物品，无趣凡俗的物品，别针、手绢、包（拉链生锈发涩）、多年不穿的呢子外套，衣料被虫蛀出小眼。别针是纪念香港回归的图案，我拿在手里想了一会儿那一年我在做什么，母亲在做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想起来，一点感慨都发不出。整理遗物实际上是在做垃圾分类。
这之后我把信收起来，放好，到书房打开打印机，连接电脑，把太虡剑的图片打出来，又找来剪刀。把太虡剑从A4纸上剪下来之前，我抽空点了一份外卖，饥饿一旦回到身体里，很快就开始报复我之前对它的忽视，在我身体里凿出一个大空洞——简直像一口井，一口摩天大楼里的消防竖井，四壁光滑陡直，一落千丈地插进地底。我点了一大份蛋炒饭，加钱让店家多加两个鸡蛋，加葱，但不要玉米粒、火腿和胡萝卜丁，不要做成丰盛的扬州炒饭，要那种最老式的蛋炒饭，有的母亲绝对不愿意做的那种，即便做了也一定要添许多浇头，譬如虾仁、豌豆、肉丁，而我母亲的豪华版蛋炒饭仅仅是多加几个鸡蛋，再来点大小不匀的葱花。
但也只是想想。
饭送来时还热，揭开盖，蒸汽扑面，不锈钢勺子扎下去，掘起瓷瓷实实的一大块填进嘴里，热油浸炒过的米粒弹滑得近乎肉感。
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我还在想，会不会发生那种情节：死去的母亲表面过着乏味的老年生活，是个一般意义上的“老太婆”，实际却怀揣着让人瞠目结舌的秘密，出轨、私生子，甚至另有一番热血事业。
我一直吃到整个人挺在凳子上，多一滴水都喝不下。
2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至今依然如此。
我给自己泡了杯黑咖啡，想到才上吐下泻过，往咖啡里扔了几粒枸杞，端着杯子进了储藏室。
我扶着桌子站起来，慢吞吞地在家里散步消食，一直走到呼吸的时候不再噎得翻白眼才挪回书房，拿起剪刀，把太虡剑剪出来，放在手里来回比画，又打开电脑，重新搜索当年的考古视频，对照已有的资料看起来。
我并不在这一刻感觉到彻底的孤独，我不是那种家庭观念很强的人，我只是忽然特别真实地领受到了母亲的死亡，虽然我此刻坐在我的床上，和母亲去世前任何一个坐在床上的时刻都没什么两样，但对于母亲这个人而言，她却是彻底地消失了。
我不记得我是几点钟打开绘图软件，一切动作仿佛是自发进行，客观的时间被卷入飞速运转的思维过程，创造外的一切皆为云雾。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母亲去世了。
人群不存在，过往不存在，我自己也只剩下思考的大脑与操作电子笔的手，五脏六腑与五官六感全都被回收进虚空。
我什么也没有想，那时我仿佛一下变成了一个任性的青春期少女，甚至都不是我自己的青春期。我的青春期基本上同我之前、之后的生活一样，没有过叛逆的乱流，但今天上午站在高铁车门前，烦躁突如其来，一瞬间，我绝不愿再钻回到狭长密闭的运输工具里去，好在我早已成年，不会被心疼钱的家长揪着领子硬搡回去、摁进座位，因此我拉上行李箱，掉头就走。
画完草图，写好标注、备忘录，我看了眼时间，是早上九点多，我给组员打电话，让她暂时不要做先前那版方案的效果渲染。
我在想什么呢？
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又是晚上。洗澡、吃饭，把草图发下去做平立剖设计图，如此昼夜颠倒，到夜里又睡不着，就吃两粒褪黑素，药物起效后我昏沉沉地睡过去。第二天闹钟把我叫醒，起床，洗漱，出门，在小区门口买一套煎饼馃子，加一根火腿肠，带到办公室，吃完，拿上平板电脑到领导办公室，给他看新的方案图，领导很意外，感情上接受不了，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吵了一架，领导同意。
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高铁车门前掉头就走是不是疯了。
之后的半个多月我忙得晕头转向，改图，做PPT，开小组会，出差到X市，实地考察，跟甲方开会，沟通扯皮，出施工图，计算审核，等等。有时熬夜太晚，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梦里都在跟甲方谈设计理念。
这个时间我本应在海南的遮阳伞下捧着大椰子，边喝个痛快，边物色艳遇的对象；我刚刚交掉一个项目，团队由我一手筛选组建，为了其中一两个骨干人选，还跟领导交涉了一番——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乱中有序，有目的，有手段，没有空窗。现在阳光直射在床脚的被面上，尽管灿烂，却不是海南，我忽然不知道要干什么。
等我再一次来到海滨小城，已经是过年以后，春天都快来了。
我醒过来，天竟然还没有黑，时间不到下午两点。
海边依旧很冷，海风很大，吹透羽绒服、皮手套。
回到家我感到很疲惫，尽管这两天什么都没干，却如同熬夜赶项目。到家我倒头就睡，梦里面母亲带我坐上一列闷罐车，“啤酒花生瓜子”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离，我感到很不舒服，列车内的臭气、闷热和妈妈敷衍的怀抱都让我浑身难受，我挣扎起来，把身体在襁褓里挺直，两手在空中乱抓，终于，列车一个摇晃，我一头磕在座位前的餐桌上，“哇——”
我带来了母亲的骨灰，并且把那封信也烧成灰，和在母亲的骨灰坛里。
接着我似乎听见沉闷的撞击声——老式闷罐车在轨道上行驶的声音，我不禁从车窗向外望，随即就意识到不可能，这里是市区内的宽阔主路，别说老式的铁轨，连新式的高铁架桥都离得很远，不过在汽车拐弯的时候我看到一片被蓝色铁皮围挡起来的工地，不知道在建什么，也许那一瞬间从耳边闪过去的哐当哐当的声音来自某种建筑器械。
我想象着母亲在漆黑的夜里站在这同一片水域面前，海水看不见，但听得分明，一阵阵潮涌引发的是她怎样的心绪，我将永远无法知道，但那些她留下的照片，有一两张我看见她的手向下，抚摸着她养的小狗，她的手指陷在雪纳瑞灰白蓬松的毛发里，也许就感到轻暖与柔软。
要不是这两天反胃和呕吐轮番上演，我可能都不知道一瞬间涌到喉咙口是什么感觉，说不定会以为是一阵奇怪的紧张，因为那种五脏六腑收缩又翻腾的感觉，胳膊上冒出来的鸡皮疙瘩，还真有点像人在恐惧状态下的身体反应。
夜里的流水是她一生的友伴。
然而我从没晕过车。
近四十年前的A城，她也是在同样的情景下遇到了——我始终不知该如何称呼姚晴的母亲，我也应该称她为“母亲”吗？或者就直呼她的名字，季红梅。
我捂着嘴摇头：“没事，有点晕车，不严重。”
四十年前，A城市民公园外不远的护城河边，夜深人静，江月华遇到徘徊在此的季红梅。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我一眼：“你还好吧？”
现在即便知道了前因后果，我对整件事仍然说得上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江月华和季红梅怎样搭讪起来，谁先跟谁说话，动作、表情、心里的试探。我只知道季红梅在信上说的那些：她想跳河，遇到同样在河边徘徊的江月华。这时江月华就已经计划着要把强奸犯卢某诱骗出来，推进河里吗？还是她想的和季红梅其实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两人攀谈以后，计划才意外地改变了走向？季红梅在信里没有说，于是永远没有人知道。
这之后我打网约车回家，一辆别克商务，司机开得很稳，上了车我就低着头退订酒店，退海钓团、浮潜团，等都搞定了，我锁上手机丢回拎包，忽然一阵恶心猛地冲到喉咙口。
季红梅那时在火车站工作。她有一个高大帅气的丈夫，人人羡慕。然而从怀孕开始，丈夫性情大变，搞外遇（那时候还叫轧姘头），揍她，女儿出生以后这样的日子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季红梅想要离婚，但丈夫扬言绝不会放过她们母女。
在站台边站了站，我转身走了。
中间的过程空缺。
等人陆陆续续都上了车，站台又安静下来，只剩几个老烟枪在抽最后一根，即将关闭车门的提示音悠长地响起，这时两三个迟到的乘客拖着行李箱匆匆赶来。也许就是那几点不自在诱发了某种情绪，加上天生对火车的厌弃，我看着那几个人越走越近，看了大概有五六秒钟，等关闭车门的提示音第二遍响起，我到行李架把自己的箱子拖出来。列车员正好经过，问我有无需要，我说没有需要，便拖着行李出了车厢。
我所知道的是卢某被江月华约出来，灌了酒，推进河里。
票买了商务座，纯粹是为了让旅途尽可能顺利一点，商务座能从贵宾室直接走快速通道先上车。我在贵宾室里喝了杯速溶咖啡，其中的甜苦两味半点不兼容，从我舌尖一直撕打到胃里，一直到我进车厢坐定，它们还没完，甜得我舌根发腻，苦得我耳朵根发酸，我就在这种难以言喻的滋味里透过车窗，目睹后上车的人们乌泱乌泱地压过来。
季红梅利用火车站员工的身份，帮助江月华登上去B城的火车，当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有这样不成文的福利，可以使用工作证带一个朋友登上随便哪一趟火车而不用买票。因此无论江月华家里面还是警察都查不到她的行迹。作为交换，江月华离开A城的时候带走了季红梅的女儿。季红梅在三年后离了婚，关于这三年的细节她在信里也一样只字未提。但缺少了女儿作为人质，她总算得偿所愿。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忌避这种交通工具的时间几乎跟我本身的年龄一样长，并且说不上原因。母亲生前倒是提过一句，说我小时候在火车上撞到过头，肿了好大一个包，从此以后看见长节的车厢就哇哇大哭，一开始连公交车都不肯坐。这事发生在我三岁以前，所以我完全不记得了，不过十几岁的时候看见地铁还会感到不高兴，莫名想踹两脚。
至于江月华到了B城怎样变成了夏招娣，是否在当年到处招贴的办假证的小广告上得到启发，买来假身份乃至假的丧偶证明……探究的念头偶尔在我脑海里闪过，但从不停留太久。
上吐下泻到中午总算止住了，吃了药，到下午基本痊愈，第二天一觉睡醒，又感到阳光、沙滩、海浪和泳裤帅哥的八块腹肌在召唤我，我查了下机票，时间都不合适，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订了一张高铁车票。
我在海边来回走了几趟，对照母亲遗留的照片，找到了她总在夜里看海的固定地点。站在这个角度凝望大海，海的面目并没有更奇特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选择这个地方是出于习惯、回忆，或者仅仅是偶然。
今年国庆，我好不容易把年假和节假凑到一起，凑出来十一天，因为疫情，出国旅游就不考虑了，我定了海南的酒店，打算彻底度一个放纵的长假，但可能是前一阵总熬夜的关系，肠胃被不规律的饮食和数不清的浓缩咖啡搞得太脆弱了，出门前一天晚上我吃了碗螺蛳粉，图爽快放了好多辣椒，结果当天晚上就在厕所七进七出，第二天天不亮又折腾两回，长假头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活活误了班机。
晚上，我来到白天踩过点的地方。难怪这座城市的旅游业始终搞不起来，这里的海缺乏成为迷人海景的一应要素，海岸边是粗糙硌脚的碎石砾，一直走到离海水很近的地方才有一层浅薄的沙滩，海南的海水是一汪碧蓝，这里的海水是一滩铁灰，夜色下泛起的光泽只会让寒意更深。
如果不是国庆节的旅游计划因一点小意外而黄了，我可能真得十年后才能再次想起那些零碎，或者楼上装修把下水道捅裂了，水淹了我的储藏室，我才会去收拾那两个也不太占地方的纸箱子。
我把母亲的骨灰连同烧化的信纸一起倒进海里，然后就用冻僵的手指撮起衣领，头也不回地小跑回酒店了。
不急于整理母亲的遗物，一方面是因为那一阵我正好工作忙，经常深夜回到家，洗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闹铃一响，出小区门的时候门卫也才打着哈欠出来买早饭；还有就是我母亲虽然很爱惜物品，把家具和电器都保养出了古董的光泽，但对于物质本身她却并不执着，也看不出偏好，老年人常见的囤积癖在她身上一点影都没有，衣服够穿就行，首饰更少，严格说来只有一条珍珠项链，式样与成色都很一般。我父亲生前倒是有一套专用的紫砂壶茶具、两个他特别喜欢的打火机，定制西装、宝石领带夹、机械表、名牌墨镜也有一些。但母亲去世后我收拾那个曾共属于父母的家，父亲的宝贝却都消失不见，这种彻底的程度，别说是母亲变卖，就是直接扔掉也有可能。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兴起过电影里的那种念头，比如满怀思念地整理亲人的遗物，聊以慰藉之类。
X市中心破土动工了，据说施工方看见图纸以后问候了我列祖列宗，并且给建筑起了个外号叫“扎心大楼”，认为那把太虡剑与其说是气势恢宏地屹立在X市中心的土地上，不如说是一剑扎进他们的心里，给他们施工带来无数的难题。任何新的设计总要被施工方骂，这也算一种惯例。
卖掉父母的房子纯粹是为了减少麻烦。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上海的建筑设计院工作，此后再没离开。父母则在退休以后搬去了一座海边小城，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小城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对我父亲的关节炎和偏头痛大有裨益；二是小城的房价比我家原来所在的城市低不少，父母用卖旧房的钱在小城买了一套精装修的两室一厅，买房后钱还剩不少，这些钱加上我自己的工作积蓄，够得上一套上海两居室的首付。
我没有把X市中心设计成一把长剑直指云天的样子，反正高也高不过上海中心，经费摆在那里，更不用说国家的五百米楼高限制。我跟甲方说，配上周围那些古今中外的其他建筑，楼越高，越是像一把炒饭勺，支棱在一锅大杂烩里。
我和父母的关系虽然说不上好，但也不算是不好，只能说我的父母都比较淡漠，我认为在抚养我的过程中，他们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当然，母亲尽的总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我的成长过程健康、安逸而平稳。我的母亲是一位全职妻子，我的父亲曾是化妆品销售，通过个人努力在退休前坐上了区域总经理的位子。除了父母去世过早，令人惋惜，我的家庭可以说毫无特别之处——过分好的和过分坏的都没有。
所以我绘制的X市中心，是一把重剑剑锋朝下，一剑扎进地底。风格是庄严、古朴、厚重，不是烂大街的全玻璃外立面，玻璃立面中间，六道水泥柱模拟原太虡剑的古老花纹，一路向上，汇聚到顶，又起装饰作用，又起支撑作用。不轻盈的确是不轻盈，但要的就是坐镇在那里，不指向虚无的高处，而是引导人们的目光向下，回到土地，回到自身，回到无言与深沉。
去年秋天，我的母亲去世了。她的遗物我一直没有好好整理，葬礼过后，我就把房子卖了，连同那些早就过时却被保养得过分精细的家具、电器、装饰摆件，只带走了那些不得不弄走的东西，它们仅占一个半纸箱，大部分属于母亲。我父亲十多年前就死于脑梗，到我母亲去世，我发现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比巧巧的还要少——巧巧是我母亲养的狗，一只娇气的雪纳瑞，直到母亲去世，我都还以为她养的是只猫。
春天过完了，夏天到来以前，甲方的设计费到账了，我用奖金买了一张水床，据说这种床有一百种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我不信，我只是觉得躺在上面还算舒服。不光我这么觉得，巧巧也这么觉得，这只狗被我母亲养坏了，明明睡觉时看见它好端端地趴在垫子上，早上醒来不是蜷在我被窝里，就是横在我枕头上。它大概知道我狠不下心打它，狗是有这种本领，它知道语言之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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