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八回：“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说：‘怎么着？’只听他作难道：‘这怎么样个下炕法呢？’姑娘道：‘怎么又会下不来炕了呢？’”
还读我书室主人姓董，名恂。其评本刊于初印后两年，此本纠正了初印本的一些错疏，并对个别典制、文字不妥当的地方作了订正，是历来较有影响的一个本子。有几处据校本补入的文字，为诸坊本所无，特交代如下：
第三十五回：“便觉得某处不及他出色，某句不及他警人。”
这次校订排印，是以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北京聚珍堂活字本《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为底本，删去评语；以光绪四年聚珍堂初印活字本《儿女英雄传》为主要校本，并以北京图书馆藏旧钞三十九回残本《儿女英雄传》参校。
以上二例中，“只听他”至“怎么又会”二十二字，和“他出色，某句不及”七字，均据光绪四年本补。
关于本书的校注情况，下面作一些说明。
二、第八回：“向着张金凤叫了声：‘妹子，你听我这话，可是我特来救安公子，不是特来救你的不是？’张金凤道：‘话虽如此说，要不是姐姐到此，那个救我一家性命？这就不消再讲了。’”其中“的不是”至“那个救我”共二十三字，据旧钞本补。
另外，在一些作者并不十分经意描写的场景和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感触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像不顾民命、贪弊误工的河员道台谈尔音，糊涂断案之后反被“上台看重，并还保了卓异”的胡县令，“案里头没有作不出来的弊”的衙门书办，以及如张乐世老头儿所说的那些“不得已而落草的强盗”，和“强盗”们所说的那些“有冤也没处诉的官”，透过这些上下大小的人情事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已经奄奄一息的清末封建王朝政治的腐败，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连钦差大臣乌明阿都在慨叹：这是个“有天无日的地方”，劝安老爷“往后还得预备几千两银子赔赔”！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有一定认识意义的。
关于注释情况，也略作一些交代：
除此而外，书中所描绘的场景，涉及的范围，也是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的。像京畿远镇，市井山林，贡院科场，庙市风尘，以及出入喧阗其中的达官显要，贩夫走卒，游民强盗，小姐村姑，或科考，或河工，或侠隐，或喜丧，或灿舌如花姑妇细语，或都门豪客游艺闲谈，形形类类，五色斑斓。《儿女英雄传》可以看作是一幅波澜广阔的清季士风民俗图画。
本书的主要成就，在于语言之运用。从本书成书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不断变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有些词语，随着旧事物的消亡，它也跟着消失了，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有些词语，它的意思和今天人们使用的意思已完全不同；还有些词语，虽然多年来一直流行着，但是在今天不懂北京话的人听来，仍然会有一定困难；至于和普通话的读音不同、音调的变化，这样的例子更是很多。为便于读者阅读研究，在尽校注者所知的范围内，对这些北京话特有的语汇，作一些简单的注音释义。一般可以查见到的典章制度、名物人事等，则不作注。词语的注释，也仅限在本书中的用法，一词多义者，兼顾及之，凡本书以外的用法，概不涉及。
然而此书在艺术技巧上，确有一定成就。它以文人笔墨，仿照说评书人的口气撰写，使说者可说，听者可听，绘事状物，务求尽致，言谈对话，历历传神。尤其是在活泼生动、挥洒自如的北京话运用上，更有鲜明特色。它不是《红楼梦》中亲贵们所用的那些“官话”，而是非常适合市民听众口味的、中下层人民的口头语言，极纯熟地道的北京方言土语，俚俗民谚，肆意畅达，活灵活现。像佟舅太太不时开一些小玩笑的风趣（书中叫做“傲怄儿”），张亲家太太满嘴怯话、无故打岔的笨拙，张姑娘深心周密的宛转流利，安老爷不苟言笑的迂腐四方，邓九公拙于心计的豪人快语，乃至于蠢妇村夫的市井外话，无不一一精到传神，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本书附录，包括文康撰《史梅叔诗选序》一文，以及史梅叔写的有关文康的六首诗（并附文康简短评语）。
才子佳人小说，流行至清末，已成风烛将息之势。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儿女英雄传》（严格说来，此书不能算是“侠义”小说），其思想格局，亦无脱公子落难、佳人赠金的陈俗旧套；作者“有憾于《红楼》”（鲁迅语），又将所谓“英雄至性”与“儿女心肠”共效一体，教之以“忠孝节义”封建纲常，惨淡经营，处处说教，思想上的迂陋腐朽，几不待言。鲁迅先生在评论此书时说道：“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中国小说史略》）
本书的校注工作，得到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著名语言艺术家侯宝林先生、满语专家赵展先生对注释条目多所指教，又承钱锺书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深致谢意！
下面，谈一谈有关本书的情况。
本书校注中的错误及不妥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文康的家世谱系，孙楷第先生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考证，并列出一份世表，登在了一九三〇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号上。
松颐
文康的祖父勒保，有子九人，（《清史稿·勒保传》）文康为谁所出，未详。勒保一女，奉旨嫁给嘉庆皇帝四子瑞怀亲王绵忻，是为文康之姑（《清史稿·诸王传》、《满洲帝室谱系本末》）。文康有三子，见史梅叔赠文康诗，均失名。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
文康一生历乎盛衰升降，其家世曾相当显赫。从五世祖温达算起，[4]直到曾祖温福，祖勒保，叔伯兄弟文庆，代有相国，位极人臣。他家曾有一印，铭曰“三代四大学士之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康熙中，到咸丰初，百数年间，他家几代人都为清王朝的“靖边”和镇压川陕鄂白莲教起义、云贵苗民起义出过鼎力（书中安家的长姐儿，就是“分赏为奴”的苗民子女），嘉庆间著名的林清起义，首领林清，就是被文康的亲叔英绶，在京南亲自拿获的。皇帝恩宠，“眷倚不衰”（《清史稿》语）。
[1] 文康任理藩院情形，见光绪三十四年刊《钦定理藩院则例》中，《原奏》和《官衔》诸节。清代理藩院《则例》，共增修四次（嘉庆十六年、道光三年、道光二十二年、光绪十六年），文康参与了前后相距十有九年的两次，其在理院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2] 文康亲自选评、并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刻的《史梅叔诗选》中，有一首梅叔赠文康的七言古诗，题为《理藩院文副郎康》，其中有云：“忽如玉镜抡清辉，照人朗朗生颜色。君真豪俊有异才，不独天姿世难得。……羡君好青春，声名日嶙峋。罗刹番王动文采，蒙古部落惊精神。……”梅叔与文康为忘年交，与文康堂兄弟文龄、文庆亦相友善。此诗作于文康员外郎（副郎）之任，以其在道光初年计，从“玉镜清辉”“朗朗颜色”“好青春”诸句看，显然未届中年，估计其生年在乾隆末、嘉庆初，当是合适的。
文康作《儿女英雄传》，是在诸子不肖、家道中落以后的事情，“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马从善《序》）其间曾得到族兄弟文硕（字俶南，户部员外郎）、文良（字冶庵，四川道员）之助。（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3] 本书第三十六回，安老爷在占卜安公子殿试情形时曾说：“难道会名列第三不成？那有旗人会点了探花之理！”还读我书室主人董恂于此句下评曰：“你老不知道，在下充读卷大臣时，还会点状元哩！”按董恂充读卷大臣，取旗人崇绮为状元，事在同治四年四月。《还读我书室老人年谱》卷一：“同治四年，乙丑，五十九岁，四月二十日殿试读卷，……二十四日进呈前十卷，召见拆封，为崇绮、于建章、杨霁……国朝以旗籍得鼎甲魁天下授修撰，自是科始。”此事文康未曾经闻，故断其卒年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以前。（后安骥果中探花，据齐如山先生考证，谓此系影射顺治壬辰科正黄旗人麻勒吉中状元事。麻改名马中骥，是译状元，非八股状元。有此例在先，故文康才敢写安骥中探花。见《齐如山随笔》，1953年台北出版。）
《儿女英雄传》四十一回，满洲文康著。康字铁仙，一字悔庵，氏费莫，隶镶红旗。嘉庆中大学士勒保孙。（英浩《长白艺文志》）文康少席家世馀荫，不由科第进取，以赀为理藩院员外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理藩院续修《则例》，文康任“提调官”和“总纂官”；道光二十二年再次续修《则例》时，文康又以“郎中上行走”之衔，任“提调官”和“总勘官”。[1]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一八四二——一八四三），任直隶六道之一的“天津河间兵备道”（同治《续天津县志》），“管理河间、天津二府十八州县钱谷刑名，兼管河务。”（光绪《天津府志》）马从善《序》谓任驻藏大臣，亦不见官私载录。
[4] 《清代征献类编》中《宰辅年表》卷之二，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温福名下注：“姓费莫氏，满洲镶黄（红）旗人，温达孙，译举人。”若依《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记，文康家世还可以追溯到温达的祖父瑚尔汉，父瑚世礼，但这对文康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