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尔特加看来，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迄今最高级的公共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最好的，但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却必欲保留这两条原则——自由民主政体和科技知识——的本质。因此，退回到19世纪之前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在它看来，公共政治权威尽管是强有力的，但它必须进行自我限制，甚至准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在它所统治的国家中为如下一些人留有空间，即那些在想法或感觉上与强者，也就是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在今天很值得我们追忆起，自由主义是宽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数承认少数的权利，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崇高的呼声。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哪怕是孱弱的敌人——共存的决心。认为人类应该达到如此崇高、如此精致，但又如此自相矛盾、如此有悖自然的境界，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同一群人似乎又急欲除之而后快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项过于错综复杂，因而难以在地球上扎根的原则。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尔特加将国家视为最大的危险。他感叹道：
奥尔特加的行文当中充满了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推崇与辩护。奥尔特加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形式中，最能体现人类追求共同生活之崇高意愿与努力的就是自由民主政体。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传统的民主政治由于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习惯性遵从这两味药剂的作用而得到缓解，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严格的纪律范围之内。少数人能够在自由主义原则与法治的庇护之下行动自如，民主与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
更加糟糕的是，当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困难、冲突和危机时，大众就会倾向于求助国家的即刻干预，凭借其巨大无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决。
奥尔特加指出：
因此，奥尔特加指出，“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14]本来，人们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如今国家却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得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来审视这一现象时，我们会发现，奥尔特加所担心的正是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要求甚嚣尘上，超出了社会产出最大化的追求，悖论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约翰·密尔（John Mill）一样，奥尔特加对正在崛起的“大众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自由主义在欧洲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严峻挑战，对此，奥尔特加奋起捍卫自由主义。他认为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当前出现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两种“新”的政治冒险，是欧洲走向倒退的典型例证。他指出：
三、绝望的自由主义
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尝试都没有达到我们时代的高度，因为它们没有能够通过透视法再现整个过去的缩影，而这正是改善过去的基本条件。通过正面交锋与过去作战是不可能的，未来只有把过去囫囵地吞噬下去才能征服它，如有任何遗漏，未来就是失败的。
总的说来，奥尔特加对大众以及大众社会的批判机智、敏锐而不失警醒、深刻，但对于如何培养精英、如何实现精英的循环等问题却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不过，对一个文化批评家提出社会科学家的要求似乎有点苛刻了，其实即便是社会学家，面对精英理论中的传统难题又能解决多少呢？[13]
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虚幻的黎明，它们带来的不是崭新一天的破晓，而是又一个陈旧时日的轮回：它们是纯粹的原始主义。和所有类似的运动一样，它们不去积极地消化吸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只能陷入一场以过去的某些传统为对手的愚蠢搏击中。
尽管奥尔特加费尽心思，对“贵族”一词做出了如此繁复的限定与说明，可是，现实中贵族头衔只能通过血统世袭这一事实还是无情地否定了他苦心孤诣的辩护。当然，奥尔特加对血统贵族也做了严厉的批判，以至于“贵族世家子弟”成了他对“大众人”的一个极具贬义的譬喻。才能与德行是无法遗传的这一简单道理不知让多少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头疼不已，柏拉图“高贵谎言”的善意虚构、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无一不在这个问题上露出破绽。或许人类真的走不出如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所说的“民众缺少才智，伟人没有心肠”的困境？
奥尔特加承认，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各种批评都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自由主义依旧颠扑不破，此种真理既不是理论上的、科学上的，也不是智识上的，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真理，即“命运的真理”。同样，19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被超越，但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之类宣称自己是反自由主义的运动所能做到的。
奥尔特加所持的精英循环论正是这一时期精英主义的一个共性，帕累托、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莫斯卡、勒庞、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概莫能外。
尽管奥尔特加悲愤地痛斥法西斯主义、工团主义以及极权主义，而竭力捍卫自由主义，然而，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爱之切，使他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前途忧之深。奥尔特加不无悲观地预言道：
在我的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为了避免存在的空虚，当代的欧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异议而接受它的指引，极权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在于它所激发的行动的热忱。
他认为“贵族”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字眼，在日常语言中遭到了曲解和滥用。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贵族”仅仅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这样它就沦为与共同权利相差无几的事物，成了一种静止的、消极的身份与资格，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与转移。但是，就严格意义而言，“贵族”一词的语源本来是动态的：
四、大众民族与欧洲合众国
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并且坚持这一观点的信念与日俱增：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
《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做出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之内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奥尔特加对自己精英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毫不隐晦：
如果说奥尔特加对一国之内“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少有些含糊其词的话，那么，他对世界范围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明确的：统治世界的民族是英、法、德这样三位一体的三个民族。[15]不过，奥尔特加对此并没有刻意渲染，因为，他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毋宁是作为“一个同质化群体的欧洲”“超国家的欧洲”或者说“欧洲合众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的民族。
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里：人们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过去相比，它掌握了更多的手段、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但结果却是重蹈以往最不幸的时代之覆辙：今天的世界依然缺乏根基，漂泊不定。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反叛的根源之一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但他对一战以后喧嚣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没落”这一悲观论调颇不以为然。对此，他展开了详尽的分析。
我们感到自己突然被遗弃在这个星球上，茫然无助；逝去的人不但在形体上离我们而去，而且在精神上也杳然无迹，他们不再给我们任何帮助；传统精神的鲁殿灵光也已消失殆尽，残留的规范、模式、标准对我们而言已经全然无用；失去了历史的助力与合作，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无论是艺术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都必须独自解决；现代人孤零零地立于大地之上，再也没有充满生机的幽灵伴其左右。
首先，他指出“欧洲的衰落”是一个含糊而拙劣的措辞，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我们所谈论的是欧洲的国家呢，还是欧洲的文化，抑或是隐藏于二者背后的“欧洲的活力”。在他看来，只有生命力的衰落才是真正的、绝对的衰落与颓败。但当前欧洲人确实在经历一种衰微、没落的内在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多少有些悖谬，“因为此种没落的预设前提恰好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已大为增强，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自己受制于一种过时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已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其施展才能”。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由此受到了沉重的压制。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则又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过去与现代的豁然断裂这一无法挽回的事实，它引发了或多或少有些暧昧的怀疑心态，这一怀疑心态给当代生活带来了不安：
那么，奥尔特加所谓的这种“过时的组织”“残存的制度”“历史的赘物”指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民族国家，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族国家的观念与情感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发明。然而，现在，它发现必须得超越自己。这就是在未来的几年中欧洲必然要上演的伟大历史戏剧的轮廓”。如果说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国家观念如今难逃城邦国家的命运：“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来说，最迫切、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莫过于实现欧洲这一概念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所暗含的承诺。唯一对这个命运构成障碍的就是旧的民族国家的偏见，也就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国家观念。”
这是一个深奥的、可畏的、无穷无尽的、无法预测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现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种让人抑郁的信仰，它意味着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条道路毋宁是一座伸缩自如的牢狱，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绝不指望它能让你获得自由。
因此，“欧洲各国唯有把欧洲大陆各民族缔结成一个伟大国家的雄心壮志，才能使欧洲获得新生。只有这样，古老的欧洲才能再度确立自信，并自发地对自己提出严格的戒律”。在奥尔特加看来，欧洲的统一与欧洲在世界上继续保持统治权是一回事，当然，后者必须以前者为条件。所以，
奥尔特加写道：
如果欧洲人逐渐习惯了不去统治，那么，不出一个半代的时间，古老的欧洲大陆连同整个世界就会堕入一种道德颓惰、智识贫乏的普遍野蛮主义状态。唯有对统治权的热切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严于律己的训练，才能使西方人在精神上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科学、艺术、技术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权威意识所创造的激励性氛围。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氛围，欧洲人就会逐渐退化，他们的心灵将会失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激励着他们精力充沛、义无反顾、坚韧不拔地追求生活每一个层面中的伟大的新观念；缺乏这样一种氛围，欧洲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人。由于缺乏创造精神和深入钻研的努力，他将退回到昨天，永远地驻足于习惯与例行公事。他将成为一个平庸、琐碎、空虚无聊的造物，就像衰退时期以及整个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一样。
众所周知，奥尔特加并不是“大众时代”的第一个预言者与批评者，也不是精英主义最著名的倡导者：在他之前有卡莱尔的英雄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和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精英理论、勒庞的群众心理学说；在他之后则有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社会的剖析与批判，等等。[12]但是，奥尔特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保守主义人士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危机”的诊断何以显得如此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呢？这恐怕与他的剖析在很大程度上较早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有关。
为了鼓吹他所提出的欧洲联合的主张，奥尔特加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追溯国家历史，详细地描述了原野—城邦（城市国家）—民族国家的演变历程，[16]并提出了一种动态的国家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不是血缘、语言或者“天然边界”，而是共同生活的意愿和计划：
更让奥尔特加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在科技人员自己身上竟然也暴露出对待科学弃之如敝履的冷漠态度，这使他断言：“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在现代科技分工中出现的专家，把自己限制在日渐狭小的知识范围之内，结果导致他们与科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逐渐失去了联系，“而唯一能堪称科学、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恰恰就是对宇宙的完整解释”。
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之前，国家必须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生活；而在这样一种共同的生活产生之前，国家必须预先梦想、渴求、计划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来说，拥有一个未来的蓝图就已经足够了，哪怕这个蓝图根本就实现不了，或者像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几经挫折之后被迫中断。
我对此种情况异常惊讶，那就是当我们说到技术时，竟然忘记了技术的关键内核是纯粹科学，而技术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纯粹科学得以繁荣兴盛的条件是水乳交融的。我们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保证真正的“科学人”得以继续存在，人类的心灵与大脑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呢？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只要有金钱，就会有科学？
奥尔特加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些“大众民族”决意反抗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也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少数几个民族——的借口，也是目前欧洲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然而，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大众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奥尔特加相信技术与科学是互为表里的：“当科学不再关注其自身的纯粹状态时，它将不复存在；而除非人们对于文化之一般原则继续保持热情，否则这种关注也不会持久。一旦对纯粹科学的热情走向死寂——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技术不久也将寿终正寝，即使它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所依靠的也仅仅是文化动力的惯性。我们与技术上的需求同生共存，但并不依赖它们而生存”。也就是说，出于实用目的而对科技产生的兴趣，非但不能保证科技成果的进步与维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
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全都是死胡同。如果我们试着将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投射到将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主义始终与创造了国家的原则背道而驰。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而国家原则却具有包容性。在巩固统一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有其积极价值，它是一个崇高而有力的标准。可是，对当前的欧洲来说，巩固时期早已经过去，民族主义完全蜕变为一种狂热；崭新的宏伟事业正需要人们去开辟，但民族主义却成了逃避这种必然性的一个借口。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原始的行动方式以及它所激发的那一类人充分地表明，它在与创造了历史的壮举背道而驰。
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
面对当时欧洲各国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奥尔特加声称：最后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后的叹息才是最深沉的。因此，所有的经济、军事上的民族主义都不过是历史的回光返照罢了。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奥尔特加断言：力图领导欧洲当代公共生活的大众人正是19世纪的三项原则所培育和造就的，那就是：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而后两项原则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技术。19世纪给生活秩序带来的组织上的完美，使得大众受益匪浅，但他们却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不是一种组织系统。因此，大众暴露出来的心智状态是极其荒谬的：
我们知道，欧洲统一的理想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我们也无法断定奥尔特加的设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现实，但在20世纪30年代西欧各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奥尔特加能够预见到欧洲联合体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的。
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这样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
以上只是译者在阅读和翻译本书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初步印象，事实上，本书涉及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丰富的生命哲学、历史哲学思想绝非译者目前学力所能窥其精要的，因此，提请读者自行阅读、评判。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的心理存在着两个基本特性：一方面是他们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奥尔特加因此而将大众比喻为“被宠坏了的孩子”，大众与宠坏的孩子之间的心理症状是相似的：
注释
奥尔特加随即又指出，“政治活动虽然是公共生活中最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但它不过是其他更隐蔽、更难以捉摸的因素之结果罢了”。因此，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服从源于一种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智力上的不驯服，也就是说，大众的反叛根源于普通民众心灵的闭塞。
[1]汉语学界虽然在不同的学科中都曾提到奥尔特加的名字，他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译本，但总的说来，我们对这位20世纪伟大思想家的了解还是相当欠缺的，据译者所知，大陆介绍奥尔特加思想的重要文章大概只有何兆武先生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一文（收入《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港台地区则要稍好一些，但也不是很深入。——若无特殊说明，除导言以外，本书尾注均为中译者注，下同。
奥尔特加认为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现实，它的野蛮特征一览无余：“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由此，他惊呼：欧洲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如果这一类人继续成为主宰，那么不出30年，欧洲将会退化到野蛮人的境地！
[2]霍华德·李·诺斯特兰德：《大学的使命·导言》，第10页，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在以往的时代，大众“很清楚自己在一个有序的、动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各安其位”。然而，在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中，大众却开始掌握了最高的社会权力。奥尔特加指出，就大众一词的含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就是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的反叛”。
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4]参见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15—16页，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奥尔特加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
[5]参见Ferrater Mora: Ortega y Gasset: An Outline of His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首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奥尔特加所说的“大众”到底指什么人。奥尔特加认为社会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10]正如作者本人以及许多评论者所一再指出的，不能把这里的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奥尔特加关于大众与精英的区分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都存在着大众与精英。[11]
[6]参见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314页以次，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7]J. Gray: Liberalism,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3.
二、大众批判与精英主义情结
[8]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0页，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
同样，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是各执一词：伯恩斯认为他的思想属于“自由保守主义”；[6]约翰·格雷（John Gray）把他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一道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7]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艾因·兰德（Ayn Rand）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说他“主张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8]而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在他最近对奥尔特加的卓越研究中，则以“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他的思想体系。[9]不过，在人们心目中，他更多是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形象，并作为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而知名。
[9]西方学术界研究奥尔特加的众多文献中，约翰·格雷厄姆积十年之力推出的三部曲是迄今最全面的著作，参见John T. Graham: A Pragmatist Philosophy of Life in Ortega y Gasset；Theory of History in Ortega y Gasset: “The Dawn of Historical Reason”；The Social Thought of Ortega y Gasset: A Systematic Synthesis in Postmodernism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4；1997；2001.
作为哲学家，奥尔特加被视为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Unamuno）一时瑜亮，堪称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双子星座，[4]加缪更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虽然人们一般都将奥尔特加的哲学看作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一支，但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早年他曾受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接受客观主义（Objectivism）；其后又转向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最后则形成所谓理性-生命主义哲学（Ratio-Vitalism）。[5]
[10]以下引文凡没有注明出处的都引自本书。
奥尔特加也是20世纪非常罕见的一个“知识贵族”，他的著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涉猎范围极为广泛，哲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乃至教育等无一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我们时代的主题》《艺术的去人性化》《关于小说的笔记》《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走向一种历史哲学》《人与民族》《什么是哲学？》《哲学的起源》《人类与危机》《现象学与艺术》《对世界史的一种解释》以及《历史理性》等。[3]
[11]在这个问题上奥尔特加迥别于桑巴特，后者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种“毫无质的纯粹的量”；全世界的无产者，“在伦敦和在罗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维也纳，几乎都是同一种毫无色彩的和毫无个性的形象”（转引自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第102页，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奥尔特加生活的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年代，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其他的现代哲学家几乎很少能够像奥尔托（特）加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时期那样，发挥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和主导作用，或许一个都没有”。[2]在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23年到1930年），奥尔特加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君主制和独裁统治，为此他曾一度辞去教职以示抗议。1931年，他和其他共和派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共和国服务协会”。在里维拉倒台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以后，奥尔特加作为莱昂省的代表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立宪议会议员，并在马德里市政府任职。但很快，奥尔特加就对现实政治感到厌倦，于第二年即退出政界。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尔特加对左右两派人士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和极权主义者把西班牙作为实验地。他不愿意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苟安，于是自动流亡海外，到阿根廷、法国、葡萄牙等地游历讲学。二战结束以后，他曾两次回到祖国，但直到1948年才归国定居，并创建了人文主义研究会。在最后的十年生涯中，他曾多次赴欧美等地讲学，并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声誉。1955年，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去世。
[12]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打算详细论述奥尔特加与前人的继承关系、他与同时代人的比较以及他对后人的影响。
奥尔特加绝不是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而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集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作家、演说家以及政治活动家诸多头衔于一身。1914年，他与友人创建了西班牙政治教育联合会，1915年，他创办了《西班牙》（España）杂志，1923年至1936年，他创办并主编了著名的《西方评论》（Revista de Occidente）月刊。此外，他还与他人合办了享誉全球的《太阳报》（El Sol）以及西班牙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爱斯帕莎-卡培（Espasa-Calpe）出版公司。
[13]关于精英理论参见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关于政治精英理论参见Geraint Parry: Political Elites,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奥尔特加1883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小说家和记者，母亲的家族则掌握着西班牙当时一家著名的自由派报纸，所以奥尔特加说自己是“出生在一架印刷机上”。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奥尔特加负笈德国，于1905年至1907年间在柏林、莱比锡和马尔堡等地求学。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教育文化工作，1910年起担任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14]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哈耶克何以会对奥尔特加赞誉有加了。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无疑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然而，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
[15]奥尔特加对美国和苏俄这两个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民族似乎并不看好，这一点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一、大众时代的知识贵族
[16]不过，奥尔特加的民族国家观与其说来源于他对西欧历史的深刻考察，不如说来源于西班牙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今天的西班牙在历史上就是因为种种历史机缘，由若干个小国逐渐重组、合并而来的。
刘训练佟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