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找到她，就跟她搭话。如果我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和她两人合住。然后，把她稳住，我就跑来找你，带着你去见她，对不对？”她匆忙地问道。
“信得过！”佩戈蒂先生说。
我们同时回答道，“说得对！”
“你信得过我吗？”她用吃惊的口气低声问道。
她抬起眼睛，严肃地说道，她一定热情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她绝不动摇，只要有一线希望，她就绝不放弃。如果她不诚实地完成这个任务，那就让现在把她和没有罪恶的事结合在一起，生活目的离她而去，如果可能的话，让她活得比那天晚上站在河边的光景更凄惨。假如那样，她甘心天上或人间的任何帮助，都不再落在她身上！
她匆匆看了他一眼，这是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看他，仿佛对他说的话充满怀疑似的。
我们认为，现在是该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她的时候了。于是，我原原本本对她讲述了一遍。她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但在所有表情中，下定决心的神气却贯彻始终。她的眼睛里有时汪着泪水，但她压抑着，不让泪水滚下。看来她的精神状态完全改变了，安静得不能再安静。
“照我们的看法，”他接着说，“照我自己和大卫少爷的看法，她会有那么一天，一个人孤单地跑回伦敦来。我们相信你在她遭遇的一切事上，都像没出世的孩子一样清白。”
我把话说完，她便问我们，一旦有必要，她到哪里通知我们。我在昏暗的街灯下，把两个人的住址写在记事簿上，撕下那片纸，交给她，她塞进她那可怜的胸衣里。我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迟疑了一阵，说她在哪里都住不长，还是不要问为好。
“因此，”他说，“我知道，要是她再看见我，要么跟我一起走到天涯海角，要么她一个人远走高飞，远远避开我。但是羞耻心会插进来，把我们两个隔开。”
佩戈蒂先生低声嘱咐我一句，其实这事我也想到了，于是我掏出钱袋。但是无论好说歹说，她都不肯接受我的钱，我对她说明，佩戈蒂先生尽管处境困难，但不能算穷。她要参加我们寻人的工作，又要依靠自己的财力，这个想法使我们两个都大为震惊。她一味坚持，寸步不让。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开导也跟我的一样，不生效力。她对他表示感谢之情，却依然坚持己见，不动摇。
因为她在默默地颤抖，他从地上拾起她的披肩，仔细地给她披在身上。
“大概能找得到工作，”她说，“我试试看。”
“我听她说过，”佩戈蒂先生说，“你很早就失去了父母，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个出海打鱼的粗人，来为他们疼你。假如你有这么一个亲人，也许你就会想到，你就会疼他，由于我的外甥女就和我的亲女儿一样嘛。”
“还没试时，你至少可以接受一点帮忙啊。”我说。
她两只手捂住脸。但除此而外他依然保持安静。
“我不能为了钱，去做我答应要做的事，”她回答。“就算我饿着肚子，我也不会拿这笔钱。给我钱，就等于收回了你们对我的相信。”
“如果你听到了，”佩戈蒂先生说，“下大雪的那天晚上我跟大卫少爷的谈话，你就知道我一直在——不管到任何地方——寻找我亲爱的外甥女。”他坚定地重复道。“因为，玛莎，我认为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了。”
“我以那位伟大的裁判者的名义，”我说，“我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得站在他面前的那个裁判者的名义，请你快快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吧！只要我们愿意做好事，我们都可以做好事。”
“玛莎，”佩戈蒂先生说，“我如果那样看待你，老天爷都不容。我绝不会那样做的，孩子！孩子你不知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来干什么你不也明白，如今你听着。”
她浑身颤抖，嘴唇也打颤，脸色更苍白，却回答说——
她向他求告时，他愣愣怔怔地望着她。她沉默下来时，他轻轻地把她搀扶起来。
“也许你们用心良苦，想拯救一个可怜的人，要她改过自新。我不敢这样想。这个想法看来太大胆了。如果我多少还做过一点好事，我也可能看到希望。可是我除了坏事，没做过好事。你们交给我这个任务，让我试试看，这是在我凄惨的一生里，很长时间内第一次得到别人的信任。我不知道别的，我也不会说别的。”
“我到底怎么才好？”她这样与绝望斗争着，说道。像我这样骄傲的人，已经堕落了。
她再一次克服住眼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伸出她那颤抖的手摸了佩戈蒂先生一下，好像他身上有治病的良药似的，接着沿着那条孤寂的路走了。她从我跟前过时，我趁机观察她一番，只见她面目憔悴，深陷的眼窝显示她忍受着艰难。我肯定她有重病在身。
她又坐到乱石上，每只手各抓起一把石子，紧紧攥住，仿佛要把石子碾碎似的。她不停地扭动身躯，一会儿一个姿势。
我们那条路跟她走的是一个方向，在我们回到灯火辉煌、人流如潮的街道上之前，跟随她身后，走不了很长的一段路。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话，就跟佩戈蒂先生说，如果我们再跟下去，是不是显得我们一开始就有信不过她的意思。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并且也对她深信不疑，于是我们就任她走她的路，我们走上海格特的那条路。佩戈蒂先生送了我一程，分手的时候，我们祈祷这一新的努力能够成功。不难看出，此时他心里另有一种怜悯之情，并形诸于色了。
“我死了，那又有多大用处呢——我能说什么？——我要活下去！”她哭喊道。“我要在这凄惨的街道上活到老——在黑暗中沿街流浪，让人们都躲着我——看着初升的太阳照亮一排排难看的房子的屋顶，回想着同一个太阳也曾照亮过我的房间，把我唤醒——只要能拯救她，我甚至宁愿这样做！”
我到家时，已是半夜。我走到我自己的大门口，站在那里静听圣保罗大教堂深沉的钟声，我认为这钟声夹杂着无数时钟的叮咚合鸣送至耳际。就在这时，猛然我姨婆住宅的门打开，门道一道暗淡的灯光照到街对面，我不觉吃了一惊。
“在下雪的那天晚上以前，我就听镇上的人说起发生过的事，”玛莎哭着说，这个人已经久不惯于控制自己，所以她的悔恨和悲哀一旦发泄，那呼天抢地痛苦之状，实在可怕。
我认为我姨婆又犯了蝎蝎蛰蛰的老毛病，大概是在张望她想像出来的火灾，我便走上前要同她说话。不料有个人站在那小小的庭院里，这使我很吃惊。
佩戈蒂先生站在那儿，一手扶着船帮，眼睛垂下，那只空下的手蒙住脸。
那人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和一只瓶子，正在喝什么。我停住了脚步，躲在门外浓密的树叶中间，因为月亮已经升起来，即使并不明亮。我认出一度是迪克先生的幻想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与我姨婆在伦敦街上遇见过的那个人。
“哦，要是我这个人心更好些，也许我对她更有用处！”那个女孩子喊道，“由于她一向对我好！她和我说的话，句句听着顺耳，我明明知道我自己是啥样子，我怎么肯让她学我的样子呢？我一生中的宝贵东西都失去了，但最让我想起来就难过的是，我再也见不上她了！”
他又吃又喝，样子好像饿极了。
“她出走的理由已经很清楚，”我说道。“你和那件事毫无关系。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知道。”
门道里的灯光挡住了一下，我姨婆走出来。她样子很紧张，往他手里数了几个钱。我听到钱声铮铮。
“我没有对不起她。”她说。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他说道。
“是的。”我说。
“我再也拿不出了。”我姨婆回答。
“那天晚上，”她断续地说，“她那样可怜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晚上到厨房来的就是你。对不对，先生？”
“那样的话，我就不走，”他说。“你可以把钱拿回去！”
“从来没说过和你有关系。”我以诚恳的态度回答，回报她的诚恳。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姨婆回答他，“你如何能这样对待我？不过我何必问呢？那是由于你知道我这个人好欺负！要让你永远不再来打扰我，除了让你去受你该受的罪，我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想为我自己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坏。我不走正道。不过，请你告诉那个人，先生，”她一直躲着佩戈蒂先生，“假如他对我还不至于那么心狠的话，就请告诉他，他遇的不幸，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那你为何不让我去受我该受的罪呢？”
她重新抽噎地哭起来，喃喃地向我道谢，感谢我那天晚上我没把她从门外赶走。
“你倒问起我为什么来了！”我姨婆回答。
“你这会儿是不是冷静了一些，可以谈一谈你很感兴趣的那件下大雪的那天晚上的事？”
他站在那里，怏怏地一面摇钱，一面摇头。他终于说道——
她摇了摇头。既不看他，也不看我，只低声下气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拿着披肩和帽子，另一只握拳，顶着额头。
“那么，你要给我的就是这么多了？”
“你知道今天晚上我们随你跑了很远的路吗？”
“我只能给你这些，”我姨婆说道。“你知道我受过损失，比以前穷了。这我早跟你说过了。你拿到钱还不走，非叫我多瞅你两眼，看着你这副落魄的样子而难过，你安的是何心？”
她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认得。”
“我的确混得够惨的，”他说。“我现在日子过得跟夜猫子一样。”
“玛莎，”我说着，弓腰把她搀扶起来——而她似乎想要站起来走开，但她太弱，不得不靠在一只木船上。“你知道我是谁和我一起的这个人是谁吗？”
“我有过的那点家当，大部分都给你抠走了，”我姨婆说。“你让我的心多年来与世人隔绝。你对我虚情假意，无情无义，你走吧，去忏悔吧。你祸害了我那么多次还不够吗，不要再来祸害我了！”
她又放声大哭起来，再度把脸埋在乱石中间，躺在我们面前，仿佛是一尊象征屈辱和毁灭的卧像。直到她安静后。
“唉！”他接过去说，“说得倒好听！——哼！没法子，眼下就只好将就了。”
我不知道他本想回答什么。他只把嘴唇动了动，仿佛认为要说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其实他只把伸出的手朝那个女人指了一指。
他虽然那样说，但是看到我姨婆气得眼泪滚滚，也不由得羞愧满面，灰溜溜地走出庭院。我作出好像刚进门的样子，向前赶了两三步，在门口跟他碰了个照面。我们擦臂而过，彼此恶狠狠地各瞪了一眼。
“她这会儿心里正乱着哪，”我低声对他说。“稍待一会儿就不胡说了。”
“姨婆，”我匆忙走进去说。“这个人又让你受惊了！我得去跟他理论理论。他是谁？”
我的同伴默默不语、望着那个女人，这时我心中忽然想道，虽然我对他的外甥女一无所知，单从他的脸上也看得出她的身世。
“孩子，”我姨婆抓起我的胳膊，说，“进来吧，十分钟以内别和我说话。”
“我躲不开它。它是这个世界上我仅配得上的东西，或者说它配得上我。哦，恐怖的河呦！”
我们在她的小客厅里坐下来。我姨婆退到以前那把绿团扇后面，如今那把团扇钉在椅子的椅背上。她不时地抹泪，估计待了一刻钟的样子，接着从团扇后面出来，坐到我身边。
我听到她讲这番话的语调，才体验到绝望是何样子。
“特洛特，”我姨婆安静地说，“那个人就是我的丈夫。”
“我知道，这条河和我自己一样！”她哭喊着说。
“是你丈夫，姨婆？我还以为他死了呢！”
她惊恐地尖叫一声，在我手里挣脱，力气之大，让我担心抓不住她。忽然一只比我力气更大的手一把将她抓住。当她抬起无助的眼睛，望着那是谁抓住她时，只挣扎了一下，就颓然倒在我们中间的地上。我们把她从水边架到有石头的干燥地方，让她躺在那儿，一面哭叫，一面唉声叹气。
“对我来说，他是死了，”我姨婆说，“不过还活着。”
同时，我应叫了一声，“玛莎！”
我默默地坐在那里，吃惊得说不出话。
我想，她是在喃喃自语。当时我的目光停留在河水的流逝，我看见她的披肩从肩膀上滑了下来，她一把抓住披肩、六神无主地团到手上，那样子不像一个清醒的人，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如痴如狂的表情，她就要在我眼前走进水中了，于是我一把抓住她。
“贝齐·特洛特乌德现在看起来不像个善人，”姨婆说，“可当年她对那个人完全信任时，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那时候，她爱他，特洛特，那时候，她恨不得把心掏给他。他对她的报答，是撕碎她的财产，差不多撕碎了她的心。所以，她从那以后，把这种感情永远埋进了坟墓。”
有些船搁浅在污泥之中，这让我们更近距离的跟踪她，而不被发觉。我示意佩戈蒂先生留在原地，便从船里走出来，跟她讲话。我走近那个孤独无助的身影时，不由得浑身发抖。因为她身上充满了阴寒气，她如同站在铁桥深壑一样、凝望汹涌的潮水反射的光时的表情，在我心里充满了恐惧。
“我亲爱的好姨婆啊！”
我们跟踪的那个女人，走到水边，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夜景中，注视着一去不返的河水，如同她就是被这噩梦裁剪的片断，扔在那儿无人问津。
“我离开他，”我姨婆像平素那样将手搭在我的背上，继续说，“我大方地离开了他。事过多年，我还可以说，我当时大方地离开了他。他对我那么心狠，要跟他离婚很容易。可是我没那样做。他很快就把我给他的钱打了水漂，日子不好。我听说，他又娶了个女人，他变成了无所不为的人。他如今是什么样子，你已经看见了。不过当年我和他结婚那会儿，他可是英姿勃勃呢，”我姨婆说，说话的口气里当年的骄傲和犹存，“我当时——我真傻！——居然当他是个正人君子！”
那时候，这一带荒无人烟。到了夜晚，伦敦附近任何一个地方都沉闷、凄凉、孤寂。靠近那座恐怖的监狱，有一条凄凉的大路，路上荒无人烟。一条滞流的沟渠，将污泥淤积在监狱墙下。附近水洼地上，杂草丛生，荆棘纵横。有一片空地上耸立着几座房屋的骨架，可能动工时没碰上黄道吉日，盖了一半扔下了，如今任风雨腐蚀。另有一处，地面上布满破旧斑斑的锅炉、机轮、曲轴、管子、火炉、橹、锚、潜水器、风磨帆，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也许都是某个奸商人搜刮来的，现在埋土中——如果到下雨天，它们会慢慢陷进泥土——显示出想要的样子。河岸上的工厂，发出刺眼的火光和刺耳的噪音，打破了夜晚的安静，只有半隐半现烟囱显的浓重烟雾不受干扰。木桩上沾着一些让人看了就反胃作呕的东西，看似绿色的头发，去年贴在涨潮标志上悬赏寻找溺水者尸体的告示，在风中随风飘动。这条便路，一直通向落潮到达的地方。据说，“大瘟疫”时期的埋人坑，就在附近。从那儿发出的腐蚀之气，仍弥漫在这里。它似乎从土壤中逃出，融和噩梦般的境界里。
她把我的手捏了一把，摇一摇头。
但从走到一座房子里往那幽暗的门洞里瞟了那一眼之后，我出于本能，断定她不再往前走了。
“如今我心里没有他这个人了。但无论他是否犯罪应该得到惩罚（他要是在这个国家里游荡下去，迟早要受惩罚），只要他出现，我即便没钱也要想法接济他，让他走开。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个傻瓜。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傻得没法治了，这都是由于我从前信任过他，我不忍心严厉对待我那空虚的幻想的影子。如果真有认真诚恳的女人，特洛特，我当年就是那样。”
在那条地势低洼的街道尽头，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小木屋，这座木屋，她一到那儿，看见了那条河，就迅速站住了如她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于是沿着河岸慢慢走着。
我姨婆长叹一声，结束了那个话题，然后抚平她的裙子。
在一个幽暗的门洞里，停着几辆在那儿过夜的运货车，从门洞朝那条河上瞟了一眼，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但我们继续跟随。
“就是这样，亲爱的！”她说，“喏，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你都知道了。我们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当然，也不要向任何人提到这件事。这是我的一段儿伤心的事，只有你知道就行了，特洛特！”
此时，我们已经走到威斯敏斯特区。见她迎面走来，我们就掉转身，待她走过去，又跟在她身后。过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她避开通衢大道的灯光和喧闹声，转入僻静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