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我可以想像到！”朱莉娅回答。
“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让人厌烦的人，”朵拉说道。“你完全不能想像她的样子是如此的坏，她那个人有多可恨，朱莉娅。”
“大概，你是能想像到的，亲爱的，”朵拉把手放在朱莉娅的手上，回答说。“请谅解，刚才我没把你包括在可以想像得到的人当中。”
我说，这理应让她高兴，凡是让她开心的事都会让我开心。米尔斯小姐带着一副聪明过人的样子，对着我们微笑。
从这句话里，我听出，米尔斯小姐在曾经的生活里，历经坎坷，我完全可以将我已经留心到的聪明和仁厚态度归因于此。我在那一天时间里，发现确实这样。米尔斯小姐曾因爱非其人而落得很惨，人们都认为她有了那可怕的经历之后，就断绝尘世了，但她对年轻人未受挫折的希望和爱情仍旧饶有兴趣，作袖手旁观者。
“你一定很高兴知道，考波菲尔先生，”朵拉说道，“那个讨人厌的摩德斯通小姐不在家。她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去了，最起码有三个星期不在。这多让人开心啊！”
这时，斯潘娄先生从屋里走出来，朵拉迎上前，对他说，“瞧呀，爸爸，这些花儿多漂亮！”米尔斯小姐若有所思地笑一笑，好像在说，“你们这些蜉蝣啊，在这一生晨光里，及时行乐吧！”那时马车已经套好，我们穿过草坪，朝马车走去。
于是朵拉拿着花，让吉卜闻。吉卜嗷嗷的叫起来，死活不肯闻。朵拉大笑，把花更凑近它的鼻子，逼着它闻。于是吉卜用牙咬住一些天竺花瓣儿，拿它当猫儿逗起来。朵拉打它，撅着嘴说，“哎呀呀，可惜了我这可爱的花儿了！”说得那么痛惜，好像吉卜咬住的是我一样。我倒甘心它咬住的真是我呢！
那样的乘车出游是难得的，我再没经历过第二次。轻便的马车上，除了他们的篮子和我的篮子，及其他盒子，仅有他们三个人。那辆车当然是敞篷车啦，我骑马随车后，朵拉背朝马车行进方向坐在车厢里，面对着我。花球放在紧挨她的垫子上，她不让吉卜靠近那一边，怕它把花压坏。她一会儿把花拿在手中，一会儿闻花的香味儿。在那时候，我们的目光就时时碰到一起。让我大为吃惊的是，我竟然没从那匹灰色骏马的脑袋上栽进车厢里。
我本来想要说，在我把花拿到她面前之前，我是认为这些花美来着。但我当时却不会说了。她太叫人心迷了。看着她把那束花靠近她那有小酒窝的下颏，我就在软绵绵的陶醉中失去镇定，失去语言能力了。我只纳闷，当时我为何不说，“米尔斯小姐，你如果有恻隐之心，就别叫我活着啦！”
我相信，那时路上有尘土，那时路上有很多尘土。不过，我仅模糊地记得斯潘娄先生有劝过我，不要骑马在尘土里走；但我好像没听见他说什么。我只觉得有一团爱和美的云彩围绕于朵拉周围，斯潘娄先生有时在车厢里站起来，问我周围的景致美不美。我说景致让人如痴如醉；我敢说，这话是真的；不过对我来说，那一切的景致都是朵拉。我感到欣慰的是，米尔斯小姐了解我。仅仅米尔斯小姐一个人能彻底了解我的心情。
“哦，谢谢你，考波菲尔先生！这些花儿可真漂亮！”朵拉说。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直到如今我几乎不晓得我们到底去的是什么地方。大概那地方离吉尔福德不太远。可能，那一天，是《天方夜谭》上的某位魔法师打开了那个地方，而在我们走后又马上将它关闭了。那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有荫蔽的树木、石楠丛生、举目远眺，只见长林丰草，五色纷披。
吉卜也在那儿；吉卜见了我还是狂叫。我把花球献给朵拉时，吉卜妒忌得很。它当然会那样啦。
发现有人在那儿等候我们，真是一件扫兴的事；我的妒意大发，一泄不可收拾，连女士们也殃及了。但是其他和我同性的人——尤其是其中一个人，比我大三四岁，蓄着一副红连鬓胡，他就仗着那副红胡子狂妄自大，简直让我无法容忍——都是我的死对头。
还有一位年轻小姐和朵拉在一起——比朵拉年纪稍长一些——我得说差不多有二十岁的样子。她是米尔斯小姐，朵拉叫她朱莉娅，是朵拉的朋友。这位米尔斯小姐多幸福啊！
我们打开各自的篮子，准备吃晚餐。那个红胡子自称会做色拉子（我是不信的），有心在人前卖弄。有几位小姐帮他洗好了生菜，在他的指引下把生菜切成段儿。朵拉也是这几位中的一个。我认为命运决定我非和这个家伙作对，我们两个总要拼个你死我活。
我明明看见朵拉在花园里，却假装没看见她的样子。我从那座宅子前迅速而过，却装出急切地寻找的神情。我想，那时候我是做了两件小小的傻事，而这样的傻事，年轻的绅士们在这样的境况下都会做出来的——由于我当时未加思考，自然地就做了那种事。可是，哦！当我真的找到了那座宅子，真的在花园门前跳下马来，拖着我那双残忍的靴子走过草坪，来到丁香树下花园长椅前，看见朵拉就坐在那里。
红胡子把色拉子做好了（我真纳闷，他们怎么能吃这种东西？我是连碰也不碰一下的！），然后毛遂自荐当了酒窖的管理人；这畜生倒也灵敏，他把一截中空的树干做成了一个酒窖。跟着我就看见他用盘子盛着一大块龙虾，端着在朵拉的脚前吃！
我记得，在为这次幸福的聚会做准备时，我出尽了丑。如今想起当时买的领巾，我就脸红。而靴子可以归入刑具收藏品之列。我买了一个雅致的小花篮，头一天晚上交给去诺乌德的邮车给朵拉送去。我送的花篮，就表露了我的心迹。篮子里的糖果，包装纸上印着我花钱买来的最激情的祝词。早晨六点，我就到哥文特花园市场给朵拉买了一个花球。十点钟，我骑在马背上（为了赴约，我特地雇了一匹灰色骏马），把花球放在帽子里，为了保鲜，跑向诺乌德去了。
我自从见到那个邪恶的情形以后，对后来发生的事我就只有朦胧的印象了。我当时很高兴，但是我的高兴和快乐徒有其表。我和一个穿粉红色衣服、长了一对小眼睛的小妞儿粘在一起，拼命和她调笑。她高兴的接受了我的热情；不过她是仅倾心于我呢，还是在打红胡子的主意，那就不得而知了。大家为朵拉干杯。我为她干杯时，装作有意因此而停止了与别人谈话的神情，然后又立刻恢复了谈话。我向朵拉鞠礼的时候，捕捉了她的目光，我觉得这目光中包含祈求的样子。但那目光是越过红胡子的头顶射向我的，因为我心硬如铁，不为所动。
我把这些话写进讲述我的幸福这一章，由于它们在这儿出现，恰如其分。斯潘娄先生和我既然谈起来，也就顺势谈下去，直到改换为一般的话题。最后，斯潘娄先生告诉我，下星期的今天是朵拉的生日，倘若我肯去加入他家的一个小小的野餐聚会，他将很高兴。我听了顿时像腾云驾雾一般；第二天收到一张信笺，上写“爸爸同意。请勿忘记。”一见之下，我更忘乎所以，此后一星期的日子，我都是昏昏然度过的。
不论怎么说吧，那时大家都散开了，剩下的饭菜也收拾到一边；我自己在树林里漫步，心里愤恨交加。我正在冥思苦想，是否应该用身体不适为借口而溜之大吉，忽见朵拉和米尔斯小姐向我走来。
当我谈得激昂时，斯潘娄先生就对着我笑，然后像对前面那个问题一样和我进行辩论。他说，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仅是一个感觉问题。假如公众都觉得他们的遗嘱保存完好，遗嘱事务所毫无改善必要，这样对谁不好呢？对所有干拿薪俸的人都好。这样一来，岂不是好多于坏了吗？可能这种制度并不完美；可天下没有事是完美的。不过，他所反对的，是硬在中间加楔子。有遗嘱事务所在，国家就体面。把楔子加进遗嘱事务所，国家就不体面。他认为，一个绅士应遵循的准则，是实事求是。他不容置疑，遗嘱事务所要在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当时我虽满腹疑团，但还是遵守了他的意见。我现在看出来，他说的一点不错。因为，遗嘱事务所不仅现在依然存在，而且十八年前国会的一个报告（作得并非十分情愿）也未能伤他半点。据那个报告称，现存的遗嘱仅等于两年半的数量。他们以前是如何解决这些遗嘱的呢？是否遗失了很多，或不时地卖给黄油店呢？我不得而知。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遗嘱不在那里。
“考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你为何不高兴呀？”
那时候，我们已经作出判断，认定那位丈夫没有结过婚，我们走出法庭，快步来到遗嘱事务所，于是我就近取譬，用博士协会离我们最近的这一部分为例。我说，遗嘱事务所这个机关的管理就相当奇怪。斯潘娄先生就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怀着对他的那份敬重（恐怕是对朵拉的父亲的更大尊敬）回答说，在三百年中，法庭的注册事务所保留了坎特伯雷广大教区所有财产遗赠人的遗嘱原件，而这个地方却是个随意盖起来的建筑物，非专为此目的所建，是为满足注册官的私利而租用。既无安全保障，又无防火设施；从屋顶到地下室，塞满重要文件，专为注册官投机倒把之用；他们向民众索取了大笔费用，而把民众的遗嘱随时随地乱塞乱扔，只图便宜，不管其他，这是有点荒谬的！这些注册官每年获利达八九千镑（助理注册官和分区书记员的收益还不算在内），但不肯从中拿出一小部分，为各阶层民众（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必须交付他们的重要文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大概有点不近情理吧！在这个机构里，重要职位都被派头十足的人占据了，而那些不幸在楼上冷阴的角落里埋头工作的录事们，却是全伦敦所拿报酬最低工作最重要的人，这好像有点不公道吧！那个主管注册官，本该为不断来访的民众提供所有必要的便利，但他却干拿薪俸不视事（并且还同时兼任教士、兼圣奉者、教堂执事等等职务），民众却永远得不到方便。这种状况在每天公事忙碌的下午随时可见，大家也为之愕然，这大概是有点不大体面吧！简单地说吧，坎特伯雷辖区的这个遗嘱事务所，真是荒谬绝伦，臭不可闻，若不是由于它挤在圣保罗教堂墓地一角，鲜为人知的话，早已被人折腾个底儿朝天了。
我向她说了抱歉的话，并说我很高兴。
假如要我对朵拉的父亲说，如果我们一清早起来，不穿那套袍褂来工作就可以把世界改好一点，可我没有那胆量；但我丝毫不加掩饰地说，我们可以改良民法博士协会。斯潘娄先生回答说，他尤其要劝告我打消这种想法，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绅士身份；不过他倒愿意听一听我的见解，看一看民法博士协会有哪些可改善的地方。
“朵拉，还有你，”米尔斯小姐说，“你如何不高兴呀？”
而斯潘娄先生却振振有词，为这个案子全力以赴。他说，“你瞧一瞧这个世界，那里面有好事也有坏事；你再瞧一瞧教会法，那里面也有好事和坏事。不管它是好事坏事，都是一个制度的一部分。这一点你可得弄明白！”
“哦，真的吗？绝对没有的话。”
我得说，我对本案判决的严正性产生怀疑。虽然可以用一斛小麦的价格为一切事打圆场，把不合情理的事说成合乎情理，那也不能把我吓住。
“考波菲尔先生和朵拉，”米尔斯小姐几乎带着一种让人尊重的神情说。“别再闹啦。不要因小小的过错把春天的花朵损落了；春天的花儿一旦开放，如果凋残，就再也不会开了。我说这话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说的。阳光下闪亮的汩汩泉水，不该因一时的任性而塞住；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不应因慵怠而荒废。”
他讲这几句话的时候，颇露失意，这一点表示就等于一文钱也没收我们的；于是我连忙带佩戈蒂道谢，付给蒂菲现钞。佩戈蒂回到寓所，斯潘娄先生和我回到了法庭，那时候法庭里正在审理一宗离婚案。我们审理这种案子，依据的是一项经过精心编纂的法令，它的优点，如下所述。本案中的丈夫，本名叫托玛斯·本杰明，然而领取结婚证的时候他只用了托玛斯这个名字，而把“本杰明”三个字隐藏起来，以便如果婚后不顺心，便可借此脱身；婚后果真不像他期望的那样满意，或者是他对太太有点厌倦了，于是结婚一两年后就由朋友出面替他打起官司，说他名叫托玛斯·本杰明，根本没结过婚。法庭认为他理由充足，裁定离婚，他如愿以偿。
我全身发烧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几乎不知我当时做了些啥事；但是我知道，我抓住朵拉的小手，亲吻它——她也让我吻它！我还吻了米尔斯小姐的手。在我想来，我们好像一下都飘飘然了。
“不错，”他说，“算得很对。如果根据从我口袋里实际花费了多少，就收你们多少，考波菲尔，那我就开心了。可是我不能自专啊，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让人厌烦的地方。我还有个合伙人哪——乔金斯先生哪！”
仿佛我们登上了七重天，就再没下来。那天整个晚上，我们都在那儿溜达。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树林子里来回溜达；朵拉的手臂羞答答地挽着我的手臂。天知道，即便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但假设能永远怀着这愚蠢的感情，在树林里永远溜达下去，那才是幸福！
幸亏蒂菲去不多时就回来了，把账单交给斯潘娄先生。斯潘娄先生把下颏栽进硬领里，轻轻用手摸着，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把账单逐项看了一遍——好像那是乔金斯先生一手干的事似的——看完，好像无奈地叹一口气，把账单交给蒂菲。
但好景不长，过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别人在说笑，在呼叫，“朵拉到哪里去了？”于是我们回到他们那儿。他们要朵拉唱歌。红胡子本来要到车上去拿吉他，但是朵拉却对他说，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吉他放在什么地方。所以红胡子一下就没戏唱了。是我找到了那只吉他盒子，把它打开的，把吉他拿出来，坐在她身旁，为她拿着她的手帕和手套，把她那好听的歌声每一个音节仔细玩味，她只是为爱她的我而唱，其他人尽可以随意喝彩，但她的歌和他们不相干！
“上帝拯救她吧！”佩戈蒂说道。她这句话，来得这般突然，语气坚决，以致在蒂菲去把账单拿回来之前，弄得我们一直烦躁不安。
我沉浸于欢乐之中。我很担心，那太走运了，不会是真实的。我很担心，一觉醒来，发现是在白金汉大街的寓所里，耳听着克拉普太太准备早餐碰得茶杯叮当响。但是朵拉确实是在歌唱，别人也在歌唱，米尔斯小姐也在歌唱——她唱的是心灵的深处酣睡的回声，好像她有一百岁那样老——这样，夜色就来到了。于是我们模仿吉卜赛人的方式煮茶，喝茶。我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快活。
“刚成年，”斯潘娄先生说道。“最近才成年。因此我得说，他们就是等她成年的日期。”
大家都散去，斗败的红胡子和其他人，各走各的路。我们也披着渐渐惨淡的晚霞，享受着飘来的阵阵花香，在寂静的黄昏里，走我们的路。这时候，我比刚才更快活了。斯潘娄先生喝多了香槟酒，有些疲劳——我向那生长葡萄的土地致敬，向那酿酒的葡萄致敬，向那使葡萄成熟的太阳致敬，向那把葡萄酒掺兑的商人致敬！——他在车厢的一个角隅里睡着了。因此我骑马傍着车厢一侧，边走边同朵拉说话。她认为我那匹马很好，用手拍它——啊，那只小手，在马身上显得特别可爱！她的披肩老滑到一边，我便随时用手给她扶正。我认为，吉卜也看出是咋回事了，认为非得拿定主意和我做朋友不可了。
“这是真的？他的新太太年轻吗？”
还有那位聪明的米尔斯小姐，那位女修道士，那位割断尘缘、决计不让心灵深处沉睡的往事再复苏的女教长，即便芳龄不足二十岁——她那天做的事，真是功德无量！
“是的，”斯潘娄先生说道，“我知道她很有钱。听说长得很漂亮。”
“考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如果你能腾得出工夫，请到车这边来一下好么。我要和你说句话。”
“你是说，女方很有钱吗，先生？”
我当时骑在那匹灰色骏马上，手扶车门，在米尔斯小姐车厢那一侧，俯身同她讲话！
“真的！”他说，据摩德斯通先生无意中露出的几句话——“这是一个人在这时常有的反应——也据摩德斯通小姐提醒的意思，我应当说，这是一门好亲事。”
“朵拉要和我去住上几天，后天就要和我一起走了。如果你能到我家去，我相信，爸爸一定很高兴。”
我对他说，关于这门亲事，我什么都不知。
我除了在心里为米尔斯小姐祝福，把她的地址牢记在心里，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门亲事还好吧，我相信？”斯潘娄先生说。
随后，米尔斯小姐便很和蔼地说，“回到朵拉那边去吧！”于是我回去。朵拉从车厢里探出身来，和我讲话；我们谈了一路；我骑着那匹灰色骏马，紧挨着车轮，马左边的前腿竟被车轮“磨掉了一层皮”，它的主人对我说，“那块皮足值三镑七先令”——我照数付了钱，觉得花这点钱换来这么大的欢乐，确实便宜。我和朵拉谈话时，米尔斯小姐就坐在车厢里，抬头望月，低头，我猜想，还是在回忆过去。
“特洛特乌德小姐，”他说道，“毫无疑问，大概不会向反对党让步。我佩服她的性格；我为你，考波菲尔，特感幸运，因为你站在有理的那一边。家庭纠纷应该是令人惋惜的——不过这种事很普遍——关键是，要站在有理的那一边。”据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要站在有钱的那一边。
诺乌德如果再远几英里就好了，我们要是能在路上多走几个钟头该多好；可是，斯潘娄先生还没等到家就醒了，他说，“考波菲尔，你一定得到我家，休息一下！”我奉命，和他们一起回家，吃了三明治，喝了葡萄酒。在那个亮堂堂的房间里，朵拉的脸颊红得可爱，我真不想离开，于是坐在那里，仿佛置身梦中，直到斯潘娄先生鼾声大作，这才提醒我，我该告辞了。我骑马返回伦敦，朵拉与我握手时那种轻柔的感觉在我手上犹存，我不停地回想着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终于躺到床上时，阵阵狂喜弄得我像个被爱情折磨得疯癫的傻子。
斯潘娄先生好像不知道我和摩德斯通先生是什么关系；这样倒好，因为想起我那可悲的母亲的身世来，虽然要我在心中承认他，也是无法忍受的。大概斯潘娄先生曾想过这个问题，他仿佛认为，我姨婆是我家执政党的领导，此外还有一个由什么人领导的反对党——这至少是蒂菲先生算出佩戈蒂应交纳的手续费之后，我从斯潘娄先生的话里听出的意思。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就决定向朵拉表达我的爱情，看一看我的命运到底怎样。是福，还是祸，这就是当前的问题。除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别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唯有朵拉能给予答案。我把和朵拉发生过的事，一一回忆，并用最让人扫兴的解释；我就这样用自寻苦恼为乐事，在愁闷中度过了三天。最终，不惜耗费重金，把我自己打扮一番，装着满腔表白心迹的话，到米尔斯小姐家。
听完他大放厥词，佩戈蒂满腔愤怒（她真是个好人，满腔愤怒，完全是为我而起）。若不是由于劝说她，说明在这种场合我们不便和他斗嘴，让她暂且平息，恐怕我自己就更难自控，绝对会回敬他几句的。她性子发作，不同寻常。我只得当着斯潘娄先生和众录事的面，亲热的拥抱她一下，用来平息她曾经所受的欺负记忆所引起的愤恨。我最后把她安抚住了，很为这高兴。
我不知在街上来回走了几次，绕广场转了几圈儿——我感到，这就是那个老谜语的谜底，远远超出原来那个谜底——然后我才下定决心，走上台阶去敲门，这些事现在就不提了。即使我终于敲了门，在门前静候的时候，我真想（学巴吉斯先生的样子），故意问，布莱克波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道歉之后，转身走开。不过，我还是坚持了已定方略。
“干斯潘娄先生这一行的绅士们，对家务纠纷是习以为常了，知道家务事，多么难断！”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结婚证的费用交了。斯潘娄先生把叠得整齐的结婚证递给他，同他握手，并向他和那位女士道喜。他接过证书，走出事务所。
米尔斯先生不在家。我并不希望他在家，米尔斯小姐在家，有米尔斯小姐就行了。
这场对话，应该是在事务所门外一个角落里进行的，声音很低，他说到这儿把话停止了，走到斯潘娄先生的屋子里，假装温柔驯服的样子，大声说：
我被领到楼上的一个房间，米尔斯小姐和朵拉在那里。吉卜也在那里。米尔斯小姐在抄写乐谱（我记得那是一首新歌，叫《爱情的挽歌》），朵拉在那里绘花卉。我发现她画的正是我从哥文特花园市场买来的那束花，那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啊！我不能说她画得很像，她画的花特别像我见过的任何花；但我从裹花纸上看出那件艺术品的价值。
“这种反感在你年幼心灵里就起了怨恨，”他说。“它也让你那可怜的母亲生活得痛苦不已。你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我只希望，你能学好。”
米尔斯小姐见了我很高兴，为她爸爸不在家，表示歉意：即使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能容忍得住这一缺憾。米尔斯小姐不间断地谈了几分钟话，然后把笔搁在《爱情的挽歌》上，走了出去。
他笑了一笑，同时那对黑眼睛凶神恶煞瞪了我一眼。
我想，我要把表白心迹的事推到明天。“我希望，你那匹马把你驮到伦敦，没累着吧，”朵拉抬起她的秀眼，说道，“那段路走起来远啊。”
“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我相信。”我打断他的话头说。
我开始想，我得今天表白。
“我们近期也许不会见面了，毫无疑问，这于我们都好，由于像这样的会见永远也不会让人高兴。我曾经为了你自身的利益、教你学好，履行我的正当权力，然而你总是与我对抗，因此现在我并不指望你感恩我的好处。我们之间有一种反感——”
“对它来说，路是不近，由于它在路上没有什么东西帮它。”
他郁闷地看着她——我想，还懊悔地看着她然后转身向我，但不看我的脸，只看我的脚，说道：
“可怜的畜生！难道没喂过它吗？”
“我并没有把什么人折磨死，”佩戈蒂说，“这是我想起来应当心安理得的！没有，摩德斯通先生，我没有让哪个可爱的小东西惊惧，年轻轻的就死去！”
“喂——喂过啦，”我说道，“它受到了不错的照顾。我的意思是说，它并不像我，靠近你而却有说不出来的幸福。”
“哈！”他说，“那样的话，当你回想起来就应该问心无愧了。你尽到了你的义务，对吧？”
朵拉头俯在她那幅画上——在这期间，我全身发热，两腿僵直，坐在那里——说道：
“摩德斯通先生，我失去亲人，不是头一回了，”佩戈蒂被气得浑身发颤，回答他说。“我只认为高兴，我这次失去亲人——不必叫任何人负责。”
“那天，有一段时间，你好像没有感受到幸福呀。”
“你哪！”他说。“看情况你丈夫去世了，我很伤心。”
我看出来，必须当机立断。
我们互看了一眼，他便转身与佩戈蒂搭话。
“你坐在基特小姐身边时，”朵拉扬起眉毛，说道，“你根本没把这种幸福当回事呀。”
“错与不错，你都是不会在乎的，”我说。“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就说，‘是混得可以’。”
“当然，我并不知道你为何就拿它当回事，”朵拉说，“也明白为何要把这叫做幸福。当然啦，你说的并不是心里话。没人怀疑你可以随心所欲。吉卜，淘气的孩子，过来！”
“我想，”他说，“你混得不错吧？”
我也不知道都做了些什么，只在一眨眼间就把应该做的事全做了。我截住了吉卜，我把朵拉抱在怀里。我不间断地说个不停。我告诉她，没有她我就不能活。我把她视为偶像，把她敬若神明。这段时间，吉卜都在疯了似的狂吠。
我对那位绅士冷漠地鞠了一躬，佩戈蒂几乎也没有理睬他。他猛然看到我们在一起，颇有点心慌意乱，但很快就确定主意，向我们走过来。
当朵拉低下头来、哭泣、颤抖时，我的口才越发好了。假设她喜欢我为她死，我就心甘情愿去死。生活里没朵拉的爱，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无法忍受，自从初次见她以后，每一分钟都在爱她。我要永远爱她，以前有过恋人们相爱，今后还会有恋人们相爱；但没有任何恋人曾经、可能、情愿像我爱朵拉这样爱他的恋人。我越信口开河，吉卜就越叫得凶猛。我们就以自己的方式，一分钟甚于一分钟地发起疯来。
“啊，考波菲尔？”斯潘娄先生说。“我看，你熟悉这位绅士吧？”
过了一会儿，朵拉和我终于心平气和地坐在沙发上了，吉卜也趴在她的膝上心平气和地朝我眨眼睛。我总算放了心。我高兴极了。朵拉和我订婚了。
但是，这时我和佩戈蒂却无暇看他了，因为我们发现和他一起进来的那个人是摩德斯通先生。他的神情没有多大改变。头发看上去仍像以前那样密，也像过去那样黑；他的眼神也像以前那样不可信任。
我猜想，当时我们有订了婚就得结婚的思想。我们一定有过这一类的想法，由于朵拉坚持，得不到他爸爸赞成，我们决不能结婚。但我认为我们并不曾思前想后；除了那朦胧的现实，对于未来并没什么向往。我们约定这事要对斯潘娄先生保密；但我相信，那时候我绝对不曾想到过这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在民法博士协会里，办理遗嘱事项时，我们有点像丧葬承办人；在应付身着丧服的主顾时，照一般通例，得在脸上显出悲哀的样子。而在领取结婚证的人面前，我们显得轻松愉快，喜气洋洋。所以我对佩戈蒂暗示说，别看斯潘娄先生听到巴吉斯先生的噩耗十分吃惊，过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就会恢复平静了；果真如此，说话间见他走了进来，像个新郎一样。
朵拉去找米尔斯小姐，把她带了回来，这时她比以前更忧伤——我恐怕，那是由于现在发生的事，有一种唤醒她内心沉睡的记忆的趋势吧。即便这样，她仍然向我们保证，她对我们的友情永存。她和我们说话的时候，那声音好似修道院特有的那种声音。
佩戈蒂的事务，在民法博士协会里通常叫做“例行公事”，办起来不费力，且有利可图。办理妥当之后，一天下午我领她到事务所去交费。老蒂菲告诉我说，斯潘娄先生不在那里，他领着一位申请结婚证的绅士去宣誓了；由于我们的地方靠近主教代理事务所，也靠近代理监督事务所，且我清楚他不久就会回来，于是我让佩戈蒂在那儿稍等片刻。
那些日子悠闲舒适！多么轻忽缥缈、幸福快乐、而又蒙昧无知啊！
我一手包办了佩戈蒂要办理的善后事情，自觉很得意。我确证了遗嘱无误，和遗产税务局作了交接，又带她去了银行：这样，迅速就把一切安排妥当了。我们在办理法律手续的过程中，还略事消遣一番；我们到舰队街的蜡人馆参观了淌汗珠儿的蜡人儿（这二十年来，那些蜡人恐怕早已化了）；我们参观了林乌德小姐的刺绣展览；我记得，那些刺绣，像陵园一样，仅适于人们反省；我们还看了伦敦塔；我们登上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在佩戈蒂当时的心情下，都给她带来了可能有的快乐——唯独圣保罗教堂。由于她多年来一直喜欢那个针线盒，盒盖儿上的那幅画就成了真教堂的对手，她认为，在某些细部，真教堂与那件艺术品相比就逊色多了。
那时我量朵拉的手指，给她打一只“勿忘我”的戒指。我把尺寸告诉了珠宝店老板，他一眼看出我的秘密，一边上账，一边冲我直笑，这一个小物件儿，连同镶嵌的蓝宝石，我就只好任他随意要价了——这枚戒指，和朵拉的纤纤细手分不开了；所以，昨天我偶尔在我女儿的手上看见一枚与此相似的戒指，我心里难过。
我对这一伙人，全都鄙视。他们全是爱之花坛中被霜雪遗忘的老园丁，我对他们怀有出于个人感情的不友善。法庭，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是非不分的错误制造者而已。法庭的栏杆，也像酒馆里的栏杆一样，无柔情和诗意。
那时，我走到哪里，都为我心底保存了一个秘密而欣喜。我觉得，爱朵拉，并为朵拉所爱，那是无上的荣耀；即使我当真凭虚御空，眼望着匍匐在地上的人们，那我也至少觉得和他们像那样有很大差别。
然而，我发现，斯潘娄先生的形象代诉人的长袍和硬领，使佩戈蒂的气焰略略收敛了，佩戈蒂对他变得越来越尊敬。斯潘娄先生在我的眼中与日俱增地潇洒飘逸。当他笔直地坐在法庭上浩如烟海的文牍卷宗之间的时候，就像耸立于大海中的一座小灯塔，我仿佛看见他周身反射出明亮的光辉。我记得，在我也坐在法庭上的时候，常想，那些老朽昏庸的法官和博士，认识朵拉，也不会爱她的；如果有人提议他们与朵拉成亲，他们也不会乐得发昏；朵拉的弹唱，即便可以使我喜出望外，却不能使那些迈四方步的人从走惯了的老路上迈出半步。每想到这，我就觉得奇怪！
那时候，我们在广场花园里幽会，在烟尘熏染的凉亭里坐，真正快活；因此，现在我还由于那种联想而爱麻雀，把它们那种烟尘熏染的形体，看作是热带珍禽灿烂的羽毛。
对朵拉的爱情竟然成为我天天必须要想的事，我有意把心事向佩戈蒂吐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终于有一天晚上，她又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那老一套做针线活的家什，忙着清理我的衣柜，我趁机绕着圈子把这一重大秘密说给她。佩戈蒂很感兴趣；但我却没办法让她接受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她总是偏向我，但甚至有时候根本弄不明白我为何疑虑重重又为何意气消沉。“那位年轻小姐能有你这样的如意郎君，会觉得福气不浅。至于她爸爸，”她说，“那位绅士究竟还巴望什么呢，天晓得！”
那时，我们订婚不过一个星期，就发生了第一次争执；朵拉把戒指寄还给我，并写了一封让人失望的信，折作三角形，信中用吓人的语言说，“我们的爱情以胡闹开始，以疯狂落幕！”这可怕的词句，使我看了，哀号一切都完了！
我从伦敦归来，为自己所做的第一件事——徒步到诺乌德，像我童年猜的谜语那样，一面心里想念着朵拉，一面“围着房子转来转去，却永远碰不到那所房子”。我相信，这个令人难解谜语的谜底是月亮。管它是不是呢，反正我这个被朵拉迷得神魂颠倒的奴隶，却真的围着那所房子和花园团团转了足足有两个钟头。时而透过栅栏隙缝向里窥望，时而用力把下颏翘过栅栏顶上锈蚀的钉子，冲着窗子里的灯光飞吻，并不时地呼唤黑夜，教它呵护我的朵拉。
那时候，我趁夜色昏暗到米尔斯小姐家中，在房子后部的厨房里与她偷偷会面（那儿有一台轧布机），求她从中调停，米尔斯小姐当仁不让，带着朵拉来了。她以自己青年的痛苦经验，劝我们躲开撒哈拉大沙漠。
也许我不妨这样说，我已完全沉浸在朵拉这条爱河里了。对她的爱，用譬语来说，就如同从我身上榨出来的爱情，足以淹死任何人；而身里所剩下的，仍足以浸透我全身。
那时，我们一起哭起来，和好如初，以致那座房子后部的厨房，连同轧布机和别的家具，都变成爱情的殿堂。我们就在那儿作了通信的计划，每次都由米尔斯小姐为我们传书递简，至少一天一封！
在这个时期，我对朵拉的爱日益加深。我借对她的思念，隐藏我的失意和烦恼，甚至用这弥补了一点痛失好友的空虚感。我越怜悯自己，或怜悯别人，就越想从朵拉的言语里寻求慰藉。世间的欺诈和烦恼积累得越多，朵拉那颗照亮苍穹的明星，就越发明丽。朵拉来自何方，我想，对这我不曾有过明确的概念；但对于那种视其为尘世凡胎，我一定会用鄙夷的态度予以痛斥。
在时光老人所支配的我一生时间中，没有一段在我回忆起来的时候能像那个时期令我微笑，怀着柔情去想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