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一种预感，”贝齐小姐回答道，“别拿话噎我。从这个女孩儿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愿跟她做朋友。我愿作她的教母。请你答应我，她的名字就叫贝齐·特洛特乌德·考波菲尔吧。这个贝齐·特洛特乌德一生中可绝不能出什么差错。不应该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有良好的教养，受到良好的监护，教她不要愚蠢地信赖不值得她信赖的人。我要当仁不让，担起这个责任。”
“也许是个男孩，”母亲插嘴说。
贝齐小姐每说一句话，她的头就抽搐一下，好像她的怨恨在作怪。她努力控制自己，不把话说的直接。至少我母亲在火光下看着她的时候，认为是这样。不过，贝齐小姐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她害怕，加上她身体不适，以致头脑昏乱，看不清楚任何的东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你刚才说，你会生个姐儿，”贝齐小姐说道。“我猜也许是个姐儿。我有一种预感是个女孩儿，听着，孩子，从这个女孩儿降生的时候起——”
“呃，孩子，大卫待你好么？”贝齐小姐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她那脑袋一抽一抽的动作也渐渐地停下来，“你们在一起快乐吗？”
贝齐小姐发号施令，好像她就是这个家人主人似的。她跟正端着蜡烛走过廊下的佩戈蒂打了个照面，然后关上门，坐在了椅子上。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我母亲回答说，“我只能说他待我太好了。”
“喂！佩戈蒂！”贝齐小姐开了客厅的门叫道，“上茶。你的太太有点儿不舒服，不要闲逛。”
“哦！恐怕他把你惯坏了吧，”贝齐小姐接着说。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小声说道。“考波菲尔先生这样叫她，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相同。”
“现在又只剩下我孤单一人，我得靠自己在这个世上挣扎了，从这方面说，他确实把我惯坏了。”母亲一边说，一边抽噎。
“佩戈蒂？”贝齐小姐愤愤地重复道。“你的意思是说，孩子，居然有人进入基督教堂，起了佩戈蒂这样一个奇怪的教名吗？”
“行啦！不要哭了！”贝齐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般配，孩子——我是说，夫妻就没有真正般配的——所以我才问你那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吗？”
“佩戈蒂。”我母亲说道。
“是的。”
“愿上帝保佑那个孩子！”贝齐小姐叫道，无意之中引用了吉祥话，不过，这句话不是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我母亲身上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你那个女佣人。”
“你还当过家庭教师，对吗？”
“我还不知道是姐儿，还是哥儿呢，姨妈。”母亲天真地说。
“我给一个人家当家庭教师。考波菲尔先生到那个人家去过。他对我很和气，对我非常关心，后来他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了。然后我们结了婚。”我母亲坦诚地说。
“当然有用，”贝齐小姐说道。“没事儿，不要乱想了。你管那个孩子叫什么？”
“唉！可怜的孩子！”贝齐小姐沉吟着说，依然对火皱着眉头，“你能做些什么事呢？”
“哦，哎呀，哎呀，你认为喝茶对我有用吗？”母亲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母亲吞吞吐吐地说。
“不会是那样，一定不会的，”贝齐小姐说。“你喝口茶吧。”
“我是说，管理家务一类的事你会不会？”
“我这会一直打哆嗦，”母亲慢慢地说。“不知怎么回事儿。我想，我肯定是不行啦。”
“我恐怕不大会，”母亲回答说，“考波菲尔先生可以教给我——”
当她醒过来后贝齐小姐看了一下窗外，坐到椅子上说，“你还有几天就到了——”。
“他会很多的！”贝齐小姐说。
我想，我可怜的母亲当时恨不得扑上去，把姨婆狠揍一顿，可是，别说她那天下午身体很累，精神不好，即使她像平常一样精力旺盛，也不是姨婆的对手。姨婆用一只胳膊，轻而易举地就把她吓住了。接着母亲便晕了过去。
“——我希望我能多学会点儿，因为我很好学，他又耐心教。要不是他离开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哭起来。
“大卫·考波菲尔先生已离开人世，”母亲回答说，“如果你敢当着我的面挖苦他——”
“行啦！行啦！”贝齐小姐说。
“你说的对，大卫·考波菲尔就是这么个人！”贝齐小姐喊着说。“这的确是大卫·考波菲尔的性格！房子附近根本就没有乌鸦，却把房子叫起‘鸦窝’来了！也许是看见了窝，就当是真有鸟吧！”
“——我和考波菲尔先生每天晚上结算账本。”母亲说完这话，又哭不成声。
“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根本就没见这里有乌鸦，”母亲说。“我们以为——这个窝里的乌鸦成群结队；实际上那些窝的时间长了，乌鸦就扔下这些窝，飞到别处去了。”
“行啦！行啦！”贝齐小姐说，“别哭了。”
“那些乌鸦呀，它们都去哪里了？”贝齐小姐问。
“我敢说，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着相同的看法，”母亲说着，又哭了起来。
“那些……”母亲正着想别的事儿。
“你别这样了，会生病的，”贝齐小姐说，“行啦，别哭了。”
“那些鸟儿呢？”贝齐小姐问。
贝齐小姐的劝解，让我母亲平静了下来。
就在这时，晚风突起，在庭院尽头的榆树中间引起一阵摇动。母亲和贝齐小姐都禁不住朝那儿望去。
“大卫用他积蓄的钱买了一份年金，”停了一会儿，贝齐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母亲回答说：“这个名字是考波菲尔先生起的名字，他买下这所房子以后，总希望这儿附近有乌鸦。”
“考波菲尔先生，”我母亲说，这时候她说话非常费力。“为我想的很周到，对我特别体贴。每年有一百零五镑。”
贝齐小姐说：“为什么要叫‘鸦窝’？叫‘安乐窝’难道不是更适合过时的道理吗？要是你们俩有一个懂过日子的道理的话，就会看出，叫‘安乐窝’会更好一些。”
“才一百零五镑，”姨婆说，“他那个人，很有可能做得比这更糟。”
“姨妈，你是说这房子吗？”母亲问。
因为我母亲当时的状况，已经很难受了。所以佩戈蒂进了屋子，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多么难受——其实，如果刚才屋子里亮一点儿，贝齐小姐早该看出来了。佩戈蒂急忙把我母亲搀扶到楼上卧室里，马上让她侄子哈姆·佩戈蒂去请医生和护士（好几天来，她瞒着我母亲，把她侄子藏在我家里，专为紧急关头，听候差遣。）
贝齐小姐忽然说道：“天哪！为什么要叫个‘鸦窝’呢？”
这些医务人员，没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冷静地坐在那里。
的确，我母亲看上去非常地年轻，看样子比她还要年轻；她耷拉着脑袋，可怜的人呀，好像长相年轻是她的过错，一边哭着，一边说，恐怕她确实还是个带孩子气的寡妇，如果能活得下去，她就只能作个孩子气十足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她好像觉得贝齐小姐的手轻轻的抚摸她的秀发；可是，当她战战兢兢，满怀希望，抬头去看贝齐小姐时，这位小姐坐在椅子上，对着炉火直皱眉头。
医生到楼上看过了母亲，又下了楼。齐利普先生把头歪向一边，温和柔顺地看着我姨婆，鞠了一个躬，又轻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问道：“耳朵哪里不舒服吗？”
贝齐小姐喊着说：“哦，我的天哪！你真是太年轻了！”
“什么！”我的姨婆说着，把一只耳朵里的棉花拽出来。
我的母亲非常怕贝齐小姐，不敢不顺从她这个古怪的要求。她只好按照吩咐做了，摘帽子的时候，她很紧张，把头发弄乱了（她的头发浓密而秀美），披散于面前。
姨婆这种举动，让齐利普先生感到很吃惊。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而当时他还能保持镇定。不过他又和颜悦色地重复问了一遍：
贝齐小姐说，“孩子，把帽子摘掉，让我看看你。”
“耳朵哪里不舒服吗？”
但是我母亲忍不住，一个劲儿哭下去，直哭到再也哭不出来时才算罢休。
“瞎说！”我姨婆说着，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了。
“噢，得啦，得啦！”贝齐小姐连忙说道。“别这样！行啦，行啦！”
齐利普先生感到很尴尬就坐下来望着我姨婆，我姨婆就坐在那儿对着炉火发呆。这样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上楼去了一刻钟工夫，又回到楼下。
她们进了刚才我母亲待的那个房间，因为过道另一头那间最好的屋子里没有生火——说实在的，自从父亲离开以后，那里就没生过火。她二人落座以后，贝齐小姐没有说话，而我的母亲，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料白费力气，不由得痛哭起来。
“呃？”我姨婆问，同时把冲着他的那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出来。
“你面前就是那个人，”贝齐小姐说道。母亲低下头，请她屋里坐。
“呃，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说，“这种事得慢慢来，太太不能着急！”
我母亲回答说，她听说过。可是她颇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因为她话里似乎没带出那是非常荣幸的意思。
“呸——！”我的姨婆说。说完了，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
“有一个特洛特乌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吧？”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后来齐利普先生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有点给我姨婆吓懵了。即使这样，他仍然坐在那里看着她，大约看了两个小时；她呢，就坐在那儿，对着炉火发呆，一直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去了一会儿，又回到客厅。
“不错，”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呃？”我姨婆又把靠医生那面那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出来，问道。
“我想，你就是大卫·考波菲尔太太吧。”贝齐小姐说道。她把“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看见我母亲身着丧服，且行动缓慢吧。
“呃，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说，“这种事儿太太不能着急的！”
贝齐小姐用轻蔑的眼光环视这个房间。她先从屋子的一头看起，眼睛就像荷兰钟上撒拉孙人的脑袋一样，一点一点地移动，最后终于落在我母亲身上。她像专使她的佣人那样，对着我母亲皱一皱眉头，打一个手势，叫她过去把门打开。我母亲走过去，开了门。
“呀——呀——呀！”我的姨婆说。说的时候，对着齐利普先生龇着牙，咧着嘴，这可真叫他没法忍受了。于是他宁肯跑到楼梯那儿，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
她把我母亲吓了一大跳，我母亲慌忙离开椅子，躲进椅子背后的墙角里。
过了一个小时，他高兴的对姨婆说：“我可以向你道喜啦”！
她走近房子的时候，又提供了一个证据，叫人断定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本人。父亲生前常说，姨婆这个人，做事总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喏，现在她没有拉门铃，便直接跑到我母亲对着的那扇窗户跟前，将鼻子使劲儿贴在玻璃上，向屋里张望，听母亲后来说，她的鼻子一下子挤扁了，变白了。
“道什么喜？”姨婆厉声问道。
我母亲把女客又看了一眼，确定来者便是贝齐小姐。落日的余晖洒落在庭院篱栅上，洒落在陌生女客身上，只见她径直朝着门口走来那挺得僵直的腰板儿，紧紧绷着的面孔，是别人所没有的。
齐利普先生看到我姨婆的态度还是那样冷淡，心里又慌了；为了让她平静下来，他就向她鞠了个躬，笑着说：“太太，我可以向您道喜啦！”。
那天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身心疲惫，眼里饱含着热泪望着炉火，对于她自己，对于那个尚未谋面的婴儿，失去了希望、勇气和信心；在楼上的抽屉里，早已准备了几大摞尿布，迎接婴儿到这个凄然世界。在我母亲壁炉前面，满怀凄恻，惴惴不安地，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这场即将临头的大劫难时。抬起头来，她擦拭眼中泪水，从窗口忽然看见一位不相识的女客走进庭院。
齐利普先生把事情告诉了姨婆，这时候，我的姨婆一直看着他。
她曾经很宠爱我的父亲，但因婚姻一事惹了她，因为她不同意这门亲事，嫌我母亲是个“小蜡人儿”。她从没见过我的母亲，可她却知道我母亲还不满二十岁。自此，父亲再没和贝齐小姐见过面。我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两人的岁数相差一倍，况且父亲的身子骨本不壮实。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去世六个月之后，我才出生的。
“她平安吗？”我姨婆问。
我的父亲有个姨母，也就是我的姨婆。她是我们家中特殊的大人物。她叫特洛特乌德小姐，而我可怜的母亲管她叫贝齐小姐，不过那是在她克服了对她的畏惧心理，直呼其名时（这种时候是不多的），才这样叫的。我的姨婆曾有过一个丈夫，比她年轻几岁。那人倒是个美男子，只不过不是古训说的“行为美才是美”那个意义上的美男子——因为，他有大打过贝齐小姐的嫌疑，有一次因为买东西争吵起来，他甚至，要把贝齐小姐从三楼窗台上推下。事实证明，他俩感情不和，无法共同生活。经商量两人分居，贝齐小付给他一笔钱。他带着这笔钱，去了印度。我们家听说，曾有人在那里看见他和一只大公猴共骑一头大象。不过，在我看来，传闻系以讹传讹，因为“猴子”之“猴”与“公侯”之“侯”同音。和他同骑一头大象的，绝不会是一只公猴，而是一位公侯，或许是一位公主呢。不管怎样，他走后不到十年，噩耗传来。我姨婆听了作何感想，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俩分居以后，她就又起用了原来的姓氏，在远处海滨一个小村子里买下一所小宅子，雇用了一个女仆，过起了独身女人的日子；从那以后，很少有她的消息了。
“呃，太太，我想，她很快就会没事了，”齐利普先生回答说。
我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照苏格兰人的说法，就在这一片儿左右。我是个遗腹子。当父亲离开世界六个月后，我来到这个光明的世界。现在，一想到他没见过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我模糊记得，父亲那块白色墓碑，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引起许多幻想；我们的家人都团聚在一起，可是父亲的坟墓却孤孤单单地在黑夜之中（我有时觉得，这简直是残酷），每次想起，我总对它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怜悯之情。
“她呢？她好吗？”姨婆厉声问道。
说我出生的事吧。
齐利普先生奇怪的看着姨婆。
我出娘胎时带着一片头膜，这片头膜在报纸上登过广告，以十五个金币的低价出售。我不理解那时航海的人为什么不肯买这张头膜图个吉利？而是个与证券交易行业有关的代讼律师出价购买，但只出两镑现钱，余数用雪利酒补足。他宁可不接受头膜准能使他免遭溺水之祸的说法，也不愿多掏一文钱。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赔上广告费，将广告撤回；还有，说到雪利酒，我那位可怜的母亲她自己的雪利酒还堆在市场上待售呢。十年以后，那片头膜在我的家乡用抓彩的形式脱手了：抓彩的人有五十个，每人出半克朗，中彩的出五先令。我当时也在场。我记得，看见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那样的方式出手，浑身不自在，心里也不是滋味。而那张头膜让一位手提篮子的老太太抓走了。她抓住时很不情愿，从篮子中摸出的都是半个便士的零钱，数到最后，差半个便士不到规定的五先令，但老太太也不明白。过了好多年，我们那一带的人还不断提起这件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事呢。我现在知道了，老太太倒是真的不曾被水淹死，而是硬硬朗朗的活到九十二岁高龄，才寿终正寝。她在死前老在吹嘘说自己除了过桥，一辈子没有走过水面；以及在喝茶的时候（她极爱喝茶）总指责航海的那一类人，说他们对上帝不敬，竟胆敢天涯海角的“闲逛”。你要是跟她说，一些日常离不了的东西，包括茶在内，都是这帮人“闲逛”的结果。她非但弄不明白，反而以肯定、不容反驳的口气回答你：“咱们不要闲逛。”
“我说的是婴儿，”姨婆说道，“她怎么样？”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里多说，因为在这本书里我表述得非常清楚的了。至于第二点，我只能说，不是我在襁褓中把这份遗产挥霍光了，就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承受到。但我一点也不怨恨这份遗产没有我的份儿；恰恰相反，我倒希望现在正享有这份财富的人要好好地保存呢。
“太太，”齐利普先生回答，“难道你不知道吗？是个男孩呀。”
见我出生在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时辰，关于的我传言在街坊中传开了，说我这个人，一来命中注定一辈子命途多舛；二来天生有特异功能，肉眼能看见鬼魂。因为人们相信，凡是不幸在星期五半夜三更生下来的婴儿，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两种天性。
我姨婆听了，之后不说话了，戴上帽子走了，永远没有回来过。
在记录我生平的这本书里，我自己是主人公呢，还是另有他人扮演这个角色呢，请君细读本书。为了详细地说明我的一生，我提笔这样写道：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据人家讲，时钟刚刚敲响，我就降生了。
现在只有我，躺在我的摇篮里，还有我的母亲，躺在她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