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摆着一条黑麦面包。埃纳尔竟然去买了东西，这实在不像他做的事。还有一盆冰冻虾、一盘牛肉碎和一碗腌小洋葱。小洋葱让格蕾塔想起她和卡莱尔小时候一起在房间里串的珠子。卡莱尔特别没劲，不爱出去玩。“莉莉来过，是吗？”她觉得自己有必要问一下，因为她知道，要是自己不问，埃纳尔就不会提起。
埃纳尔经常画那种很小很小的景，画布还没有两个手掌大。这幅画整体风格比较阴暗，表现的是冬日黄昏的一个沼泽。阴冷潮湿的土地与同样阴暗的天空之间唯一的分界线，是一线暗淡的雪。“这个沼泽是在布鲁图斯吗？”格蕾塔问道。最近她有些厌倦埃纳尔的风景画了。她没法理解为什么他可以一幅又一幅地画个不停。今晚他画完这样一个荒原，明天一早又可以开始画另一个荒原。
“待了一个小时，也许没有一个小时。你能闻到她的味道吗？她的香水味？”埃纳尔在罐子里洗着画笔，水是一团浑浊的苍白色，就像战后格蕾塔初回丹麦时，迫于无奈买的那种稀牛奶。
等格蕾塔再回到“寡妇之家”时，埃纳尔已经在画画了。他穿着小方格粗呢的裤子和马甲，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肘上，领子和领带结上的脑袋显得格外小。他的脸庞很饱满，脸颊之间粉嘟嘟的，小小的嘴巴微微噘着，咬着榛木画笔的末梢。“差不多了，”他兴致高昂，“我终于混好了色，可以画荒野上的雪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格蕾塔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不知道丈夫希望自己说什么。“她会回来吗？”
莉莉含混不清地嘟囔一声。爱德华四世发出慵懒的咕噜声，耳朵竖了起来。公寓的门还开着，格蕾塔还没脱下大衣。莉莉继续读着那本书，格蕾塔看着莉莉苍白的颈项在领子上伸展着。格蕾塔不太能确定丈夫希望自己接下来做什么。她告诉自己，这一切对埃纳尔来说很重要，她应该听他的指挥。这可不是格蕾塔通常的性格。她就站在公寓的门厅那里，一只手背在身后，抓住门把手。而莉莉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窗玻璃笼罩着她。她没有理会格蕾塔，而后者则希望她站起来握住自己的手。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终，格蕾塔想明白了，她应该让莉莉自己待着。于是她又走出去，轻轻关上门，走下黑暗的楼道，来到街上。她在那儿遇到了广东洗衣妇，然后把她打发走了。
“如果你想的话。”埃纳尔说。他又把“皮球”踢给她了。
“我不想打扰你。”格蕾塔说。
他的双肩窄窄的，像个小男孩。丈夫实在太轻盈小巧，有时候格蕾塔觉得自己张开双臂能绕他两圈。她注视着他的背影，举起画笔时右肩微微颤动。她心里涌起一股冲动，要上前去站在他身后，握住他的双臂，对他轻声耳语，让他站稳站直。她只想纵容他，允许他随心所欲。但同时她又很不负责任地迫切想把他揽入怀中，告诉他该拿莉莉怎么办。两人就这样站着，在“寡妇之家”的阁楼公寓里，黄昏的暮色渐渐爬上窗棂，格蕾塔紧紧扶住埃纳尔，他的双臂僵硬地垂在身侧。很久很久以后，她终于开了口，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这要莉莉来决定。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书写得真好。”莉莉举起那本《加利福尼亚历史》，是格蕾塔的父亲寄来的。一同寄来的是一个箱子，里面还有好几罐糖渍柠檬、帕萨迪纳纯精油和一麻袋桉树果子，可以用来蒸脸。
六月，哥本哈根市政厅要举办艺术家舞会。整整一个星期，格蕾塔都把请柬放在口袋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埃纳尔最近才说过，他再也不想去任何舞会了。但格蕾塔有其他的想法。她在埃纳尔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渴望，一种当事人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渴望。
“莉莉？”格蕾塔终于喊出了声。
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看戏，她语气温柔地开了口：“你想作为莉莉去舞会吗？”她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几番揣测之后，她觉得埃纳尔应该也这么想。他自己是绝不会主动表达这样的愿望的。其实他很少跟她表达什么愿望，除非她去试探，去鼓励他。这样一来他就会把自己真实的感觉和盘托出，而她则握拳托腮，耐心倾听。
楼下的水手又在朝老婆大吼大叫，每次“婊子”这个词透过楼板传过来时，这个女孩的脖子就会涨红，接着颜色又褪去了。“不要脸，不要脸。”水手的咆哮一声高过一声。所以女孩颈项上的潮红不断涌上来，又褪下去。
他们当时在皇家剧院，坐在顶层楼厢的位置。扶手上的红丝绒破破烂烂的，有些地方已经秃了。黑色橡木地板下午刚刚打过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的药味，让格蕾塔想起埃纳尔清扫拖洗过后公寓的味道。
打开门，她发现有个女孩坐在那张绳编的椅子上。一开始格蕾塔没认出她来。女孩面向着窗户，双手捧着一本书，爱德华四世躺在她膝上。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白色的领可以拆卸，锁骨上是格蕾塔的一条金项链。这个女孩子是谁？格蕾塔认识吗？她身上散发着一股薄荷与牛奶的味道。
埃纳尔的双手在颤抖，喉咙那儿又变成粉色了。格蕾塔和埃纳尔的位置不好，都快顶到枝形吊灯了，烟灰色玻璃的灯球触手可及。灯光之下，埃纳尔耳朵下面，脸颊两侧细细的绒毛清晰可见。很多男人这个地方都会有点鬓角。他的胡子也不爱长，一星期刮一次就干干净净了。他上嘴唇那儿没什么胡须，格蕾塔要是愿意，可能都数得清。他脸颊上那种淡淡的粉色，如同香水玫瑰；有时候，格蕾塔看着他的脸，眉梢眼角的小小妒忌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几天以后，格蕾塔和一个画廊主人见了面（后来还是拒绝了她的画），正走在回“寡妇之家”的路上。画廊主人长得挺英俊的，喉头那里长了个雀斑，像巧克力留下的污渍。他还没有真正拒绝格蕾塔，但他的手指不断敲在下巴上，格蕾塔看得出，他并不是很欣赏自己的画。“都是肖像画？”他问道。这个男人和哥本哈根的所有人一样，知道她嫁给了埃纳尔·韦格纳。格蕾塔心想，大概因为这个，画廊主人希望她会有一些奇趣古雅的风景画吧。“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画可能太”——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欢天喜地？”就是这句话惹怒了格蕾塔，她感觉胸中血气上涌，燕尾服翻领衣裙包裹着的身体整个都要发烫了。太欢天喜地？什么东西会太欢天喜地？她一把从画廊主人手中扯过自己的作品集，转身踩着高跟鞋拂袖而去。走到“寡妇之家”的自家公寓门口，她的脸还是又烫又湿。
交响乐队陆续出场，准备演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埃纳尔和格蕾塔旁边那对夫妻小心挪着他们的脚。“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说好，今年不去舞会了。”埃纳尔终于开口了。
有一次她想画一只睡着的蝙蝠，两片黑色薄膜一样的翅膀从老鼠一般的身体两侧垂下来。但她没画好。她技术没到家，画不出那些小而尖利的爪子，特别是最边上那个弯曲的小趾；还有翅膀上那种透明的灰也很难表现。她接受的训练和教育，还不足以画出动物的腰腿部。埃纳尔就可以，他偶尔会在画里画上一头猪、一只松鼠，甚至爱德华四世。多年来他一直许诺说会教她，但只要他们一坐下来上课，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加利福尼亚来电报啦，洗衣妇手指间的金钹“砰”的一声啦，埃纳尔的某个赞助人打来的电话啦。埃纳尔的这些赞助人通常满头银发，功成名就，住家的窄窗上有绿色的百叶窗，总是关得严严实实，用钩子固定着。
“我们不是非得去。我只是想——”
格蕾塔有时候说话漫不经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意思。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显得激进，内心永远涌动着不安分的因子。结婚这么多年，她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议：那我们搬回帕萨迪纳收橘子去吧。那我们在公寓里给伊斯塔格德街的妓女开个诊所吧。那我们搬去内华达这种比较不问世事的地方吧，这样没人认识我们。如果把两人的婚姻比作一个洞穴，那么这个洞穴里诞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奇思妙想。谢天谢地，大多数想法产生之后只是在洞穴里盘旋，就像睡觉的蝙蝠一样，小小的，黑黑的，无害地倒挂着。至少格蕾塔的想法是这样。但要是埃纳尔产生了什么想法，后果她就说不准了。
灯光暗了下来，指挥站到台上。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埃纳尔一动不动地坐着，姿势僵硬，两腿紧紧闭在一起，双手紧紧攥拳，节目册子被攥得皱巴巴的。格蕾塔知道他一直在想着莉莉，仿佛这是他一个亲爱的妹妹，离家很久，但归期临近。今晚安娜唱的是布蓝甘妮，伊索尔德的侍女兼知心朋友。她的声音让格蕾塔联想到火炉里通红的煤块，虽然没有其他女高音那么讨喜，开嗓和收尾的地方却非常温暖，而且音准很好，感觉也对。不然侍女应该是什么声音呢？“我认识的很多特别有趣的女人，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看。”后来她对埃纳尔评论道。两人都已经躺在床上。格蕾塔的手伸到埃纳尔屁股下面去取暖。有时候睡梦深处，她都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是哥本哈根，还是加利福尼亚。
“那我们就再跟她见一面吧。”格蕾塔说。她的脸都没从填字游戏上抬起来一下。她的手指还留着报纸上的油墨，此时轻轻拂过那个水痘印。
第二天，格蕾塔和另一个画廊老板见面了，那是个獐头鼠目的男人，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人物，所以他的拒绝对格蕾塔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回到家，她去请问埃纳尔。明显感觉到，他的脸颊和他的头发中，还游离着莉莉的魂魄，就是那种缠绕不去的薄荷与牛奶的香味。
“小莉莉。”
“莉莉又来了？”
“想谁？”
“整个下午都在。”
“我一直在想她。”埃纳尔说。
“她都干吗了？”
接着，一天晚上，格蕾塔正在看《政治报》上关于社会自由党的内容，台灯的光形成自然的光锥，把她和椅子圈在里面。埃纳尔凑近她，坐在她脚边，头靠在她膝上。暖乎乎又有些沉重的头颅就这样埋在她双股之间，而她一边读报纸，一边捋着他的头发。每隔一分钟左右，她从他的发间抽出手来翻页。基本看完了，她折起来，想做做填字游戏，于是从罩衫的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
“她去芳斯百合给自己买了几样东西。”
现在，那时那景过去不到十年，1925年潮湿的春天，格蕾塔感觉自己手里好像握着丈夫的一个秘密。“安娜裙子”事件过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格蕾塔和埃纳尔谁都没提此事。两人各自在画架前忙忙碌碌，小心谨慎地彼此闪避着。安娜的肖像完成了，格蕾塔在找新的雇主。有那么一两次，吃晚饭或者晚上两人都在看书的时候，格蕾塔不知怎的就会想起那条裙子，她差点就叫他“莉莉”了。但她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只有一次，他问了个问题，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问什么，莉莉？”但她立刻就道了歉。两人都哈哈大笑，她吻了他的前额。她也没再想这件事，就像莉莉只是他俩在剧院看到的某个剧中人。
“自己一个人？”格蕾塔问。
然而，派对之前，格蕾塔十八岁之前，她的父亲认为欧洲不再安全了。德国挥师进军法国不久，格蕾塔的父亲就决定举家从丹麦搬回美国。“如果德皇要铲平比利时，他怎么可能不到这儿来呢？”他对着餐厅那张木桌子自言自语。“说得好。”格蕾塔的母亲回答。她正拿着货运用的填充稻草满屋子转。格蕾塔感觉自己像匆忙逃散的难民，她登上“达格玛公主”号时，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埃纳尔写的一张短笺，上面是简单的两句话：“请你忘了我。也许这样最好。”
埃纳尔点点头。
接着，让两人都很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埃纳尔转过头，第二次吻了格蕾塔。
他已经完成了当天的绘画，正坐在那张胡桃木扶手的阅读椅上，双手摊开《政治报》，脚边蜷缩着爱德华四世。“她说让我告诉你，她想去参加舞会。”
“你当然可以去派对。我之前就是邀请你去啊。”
格蕾塔什么也没说。她感觉就像有人在给自己介绍一个室内游戏的新规则：她在听，不时点点头，但其实心里在想：等游戏玩起来了，我可能就懂了吧。
“不，不是——”
“你也想让她去，是不是？”埃纳尔问道，“让她代替我，和你一起去，可以吗？”
“可以去派对？”
格蕾塔不断翻卷着头发，都打结了。她说：“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可以了吗？”埃纳尔把她推开了，转身要走。
晚上格蕾塔躺在床上，一只手臂搭在埃纳尔胸上。结婚的时候，埃纳尔的祖母送了他俩一张传统榉木雪橇床。床比较小巧，就像韦格纳一家的所有人，不过埃纳尔的爸爸除外。这么些年了，格蕾塔习惯于睡这张床的对角线，双腿缠住埃纳尔的腿。有时候，她会对自己在丹麦一手创建起来的生活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而有一张瓷娃娃脸和小可爱脚的埃纳尔是她最喜欢的洋娃娃。睡觉的时候，埃纳尔的双唇会微微嘟起，闪烁着淡淡的光泽。他的头发像花冠一样盘在脸上。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晚上，格蕾塔不眠不休地注视着眼前这张脸，看他长长的睫毛在睡梦中颤动。
就在当时当地，格蕾塔突然意识到，从某些方面来说，韦格纳教授比她还要年轻。他长了一张男孩的脸，小小的嘴巴，两只耳朵永远通红，淡棕色的头发调皮地在额头上飘来荡去。那时候，格蕾塔心中的某个声音告诉她，伸手捧住他的脸。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脸颊上，而他则惊得微微一跳，但紧接着就一动不动了。她捧着自己教授这张小小的脸，手掌之间是他温暖的太阳穴。格蕾塔一直这样捧着埃纳尔，而他也没有阻止她，接着她就吻了他。小小的画布夹在两人的身体中间。就在那时，格蕾塔才意识到，她不仅希望埃纳尔·韦格纳做她十八岁生日派对的男伴，还想和他结婚。“你真是个漂亮的男人。”她说。
深夜，他们的卧室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远远传来起航去博恩霍尔姆的航船的号角。那是格蕾塔祖母的家乡，波罗的海旁边的小岛。格蕾塔失眠的晚上越来越多，她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莉莉，那张带着田园风情的脸，那颤抖的光滑的上唇，那双水汪汪的深棕色眼睛。格蕾塔看不出那双眼睛是不是下一秒就要流泪。她还会想到莉莉那个饱满的小鼻子，不知为什么，让她看起来像个女孩，距离长成一个女人还有些时日。
埃纳尔看上去像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腐烂食物的颜色渗透到他的脸上。“小姐，求你了，”他终于开了口，“也许你应该另外选修一门课，也许这才是最好的。”他摸了摸自己的喉咙，仿佛那里吊着什么很精巧的珍贵物件。
结果，莉莉甚至比埃纳尔还要腼腆害羞。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说话的时候，她会深深低下头，有时候她会太过紧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有时，仅仅是问个诸如“你听说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码头上那场火灾了吗”之类的简单问题，她也会盯着格蕾塔和安娜一言不发，接着就把目光移开了。比起直接用语言交流，莉莉更喜欢写一些便条，贴在公寓的各处。有时还会从趣伏里公园铁门外的盲女人那里买点明信片，贴在他们的衣柜或者格蕾塔画架那个小小的横档上。
当时天色已晚，周围没有别人，楼梯间很安静。韦格纳教授穿着一件棕色的西装，白色的领子那儿也有棕色的渐变。他手上拿着一张小小的空画布，差不多和书一样大。“我们要吃个晚饭，庆祝我的生日，”格蕾塔，“我的十八岁生日。我的双胞胎弟弟和我。”接着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来？”
舞会上我谁也不认识啊。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去？
接下来的一周，格蕾塔在皇家艺术学院的阶梯上截住了埃纳尔。他正扶着白色的栏杆走下来，而她则不管不顾地伸手拉住他的手腕，说：“能跟你说两句吗？”
把埃纳尔留下这样好吗？他不会介意吗？
格蕾塔感觉自己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手掌心。“你等着看吧。我会带我中意的人来。我可不想跟自己的弟弟一起。”她玩着自己的头发，一边看着母亲。楼上的网球还在“嗒嗒嗒”地响。“等着看就是了，”格蕾塔说，“毕竟，我快要满十八岁了。”
还有一次：
家里，母亲还是对屠宰车事件耿耿于怀。每次格蕾塔晚上回来，她就会仔仔细细地打量她。壁炉的熊熊火光照不出格蕾塔眼中的任何东西。一天晚上，妈妈忍不住开口了，“格蕾塔，亲爱的，如果你的生日派对没有男伴，那我就得帮你找一个了。”华德夫人正在会客室的壁炉边绣花，格蕾塔能听到卡莱尔在楼上自己的房间玩棒球。“范·德·雷克伯爵夫人的儿子一定很愿意做你的男伴，”华德夫人说，“当然，他不太会跳舞，但长相还看得过去，你只要不注意他有点驼背就好。行吗，格蕾塔？”格蕾塔的母亲抬起她尖尖的脸；壁炉里鲜红的火光在微弱地跳跃，卡莱尔“嗒嗒嗒”的网球弹跳声充满了整个屋子，枝形吊灯都晃动起来。“他什么时候才能停下？”华德夫人突然开口，“玩什么破网球。”她收起针线，站了起来，站姿有些僵硬，仿佛一支载满指责与怒气的箭，直指卡莱尔的房间。“唉，实在不行还有卡莱尔，”她叹了口气。接着，就像壁炉里的火焰终于蹿得高了一些，点亮了整个会客室，华德夫人的语气也轻快了些，“是啊，是啊，对。实在不行还有卡莱尔嘛。你就跟卡莱尔一起好吗？他也没找到女伴。你们俩一起就好啦，生日姐弟配。”但靠在会客室门框上的格蕾塔连忙用手势表示拒绝。“卡莱尔？我可不能跟卡莱尔一起！一点乐趣都没有了。另外，我自己找男伴，没有一点问题。”母亲那双鸽灰的眉毛怀疑地挑了起来：“哦，真的吗？谁啊？”
我觉得我不够漂亮。给我点建议吧。
其他学生也会议论韦格纳教授。“家里人都是侏儒。”一个女生说。“十五岁之前一直是瞎子。”另一个女生说。“出生在一个泥塘里。”还有个男生说，他一直在努力争取格蕾塔的注意。这个男生喜欢画希腊雕像，格蕾塔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画，而这人就是她见过的最无趣的人。他有一次邀请她去趣伏里公园坐摩天轮，而她仅仅翻了个白眼作为回应。“嗯，要是你在等韦格纳教授带你去，那是不可能的。”男生回应道，抬起靴子狠狠踢了一脚旁边的榆树。
格蕾塔也会写回信，离开公寓之前把自己的便条靠在一盆梨子旁边。
接着，即使是在那时候，风言风语还是跨越大西洋而来。那学年开始不久，肯定是有人跟埃纳尔偷偷议论了她的父亲、大使馆，甚至那个“屠宰车”的小花边新闻，他在她面前显得更无措了。她有点失望，原来他也是那种男人，见到家里很富有的女孩就很不自然。这样的事情真是让她痛苦万分，又不是她想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当然，这在别人眼里可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谁又知道她的苦恼。埃纳尔没法自如地给她推荐去艺术画廊该看的好画，也没法好好描述买绘画工具的最快路线。有一次，她邀请他去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招待会，是欢迎来自康涅狄格州一位来访的造船专家的，但他拒绝了。他还推掉了她一起去听歌剧的邀约。两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躲躲闪闪，几乎没法正眼看她。但她会一直看着他，见面时看着，隔得远时也看着。她看着窗外他经过学校的庭院，步子碎碎的，很快。他没有宽阔的胸膛，脸圆圆的，皮肤苍白，眼睛的颜色是那么深，格蕾塔完全看不清后面藏着什么。仅仅是开口对他说话，格蕾塔便能看到他满脸通红的样子，从脖子一直红到太阳穴。他就像个孩子，这让格蕾塔有些着迷，部分是出于她一直以来身材高大，也喜欢语出惊人，所以从小时候起，大家就多多少少把她当成年人对待了。有一次她问他：“教授，你结婚了吗？”话音未落，他的眼睑就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他的双唇紧紧抿在一起，费了吃奶的劲儿，才挤出两个字：“没有。”好像他从没说过这个词似的。
太晚了。我都跟大家说你会去了。别担心，大家都以为莉莉是埃纳尔从布鲁图斯来的表妹。还有几个问我你需不需要男伴。但我说没必要。你不介意吧，对不对？我觉得你还没有——不知道我用词对不对——准备好。
格蕾塔回答了以后，埃纳尔（那时格蕾塔心里还叫他“韦格纳教授”）在花名册上画了一下，就继续上课了。他有一双洋娃娃一般的棕色大眼睛，眼神有时跳到她身上，又立刻移开。看他目光闪烁、游移不定的样子，格蕾塔心想他可能从没见过美国人。她撩起头发，拂到胸前，仿佛在摇动属于自己的旗帜。
晚上，埃纳尔和格蕾塔有时会和朋友在新港运河边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吃饭。有时候他多喝了点白兰地，有点微醺，就会孩子气地吹嘘起一次画展的成功。“所有的画都卖出去了！”他每每这样说，都会让格蕾塔想起卡莱尔，总是喋喋不休地提起一次几何学考得很好，或者吹嘘一个很帅的新朋友。
也就是那个秋天，全世界都笼罩着战争的阴云，隆隆的雷声仿佛渲染着一种战火将至的恐惧。正要步入成年的格蕾塔被皇家艺术学院录取了。第一天上课，格蕾塔就吃了一惊。黑板上还残留着上节课的白色粉末，而埃纳尔就站在黑板前，问她：“嗯，小姐，您叫？”
但埃纳尔这么说，会让格蕾塔有些尴尬。每次提到“钱”这个问题，格蕾塔就不想听。毕竟，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他们能假装钱不是个问题吗？她会从桌子对面瞪着埃纳尔，盘子里的三文鱼只剩下骨头，油晃晃的。她从来没告诉过埃纳尔，来丹麦的时候，父亲给了她一笔信托基金；也绝口不提每年橘子丰收的时候，会有一笔钱汇到银行的户头上。不是她自私，实在是因为太多的钱财会把她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自己都不喜欢的人。有一天她买下了整栋楼，整栋“寡妇之家”，但事后追悔莫及，根本没勇气和埃纳尔开口。所以埃纳尔每个月还是要把租金支票交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步子里都带着点怨气。格蕾塔知道，这种情况不对，但事到如今，她能怎么补救呢？
1914年秋天的皇家艺术学院，行走其中的格蕾塔觉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学校那些行政人员，大概私下里都会议论两件事：一件是刚刚打响的大战，一件就是她。不管去哪儿，只要她甩着彗星尾巴一样的金色长发一出现，就能引起一阵窃窃私语。在故乡南加州，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也就是去年吧，放暑假时她回了帕萨迪纳，整日打网球，上马术课。一天她突然注意到那个开屠宰车的男孩子。一头卷曲的黑发，伸出一只温暖的大手，把她拉上车，让她坐在铺了木板的副驾驶上。两人去威尔希尔大道跑了个来回。她注视着他熟练操作着铁钳，在汉考克公园沿线的住家卸下牛里脊和一块块羊羔肉。回家路上，这男孩都没想亲一亲格蕾塔，这让她有点失望，第一次对自己那头金发的长度产生了动摇。短暂的旅程到了终点，男孩只说了一句“再会”。于是格蕾塔耸耸肩，回了自己的房间。然而，第二天一早的餐桌上，母亲抿抿薄薄的嘴唇，开了口：“格蕾塔，亲爱的，你能解释一下吗？”她展开一张从《美国周报》预览版剪下来的小纸片，上面是一条暧昧的标题：“年轻的格蕾塔·华德小姐想要进军屠宰业吗？”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家里一直笼罩着一层阴影，生怕她在报纸的社交版块曝光。每天早上，送报纸的孩子在下面一吹口哨，整个家里的人就像冻住了一样，脚步迟滞，如丧考妣。这个报道没有发表，但风言风语最终还是传出去了。整整两天，楼上起居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格蕾塔的父亲根本不能去市中心的“加州俱乐部”吃午饭了，母亲也费了好大劲，找了另一家人来送肉。很快，父母就取消了在加州消夏的行程，带着格蕾塔一起返回哥本哈根。时间也巧，时值八月，格蕾塔刚好看到北极光和趣伏里公园上空绚烂的烟花。
埃纳尔一兴奋，就会用拳头捶桌子。头发跟着颤动，落下来垂在脸盘边。他会稍稍解开领口，露出一小片光滑而粉润的胸膛。他的身体没有任何脂肪，只有柔软的双乳那儿有一点点，像两个饺子一样小小的。格蕾塔会拍拍他的手腕，提醒他少喝点，喝慢点。格蕾塔年轻的时候在帕萨迪纳的乡村俱乐部喝葡萄酒时，母亲也是这样提醒她的。但埃纳尔好像从来都没弄懂她的信号，而是把细细的高脚杯继续举到唇边，对着桌子上一圈人微笑，仿佛在寻求他们的许可。
十岁的时候，她来丹麦，是因为手长脚长、留着大胡子的父亲要到这里的大使馆就职。“你干吗要去？”当父亲告诉格蕾塔自己有新工作时，格蕾塔这样问道。“乖，格蕾塔，”妈妈立刻说，“你要听话。他是你爸爸。”格蕾塔那时候已经忘了，父亲的母亲，也就是她的祖母，就是丹麦人。祖母叫格尔达·卡尔森，格蕾塔的名字也是取了她名字的谐音。这个丹麦女人有一头榉木色的金发，闪着淡淡的光泽。她成长在丹麦东部，波罗的海边的博恩霍尔姆岛，总是在耳朵后面插着鲜红的罂粟花，这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她成为家里第一个离开这个海岛的人。她没有像岛上大多数立志抛开家庭出去闯荡一番的年轻人一样去哥本哈根，而是登上了前往南加州的航船。那个年代，对于一大家子人来说，这就好像说你要去月球定居似的。她找到了合适的牧场，干了几年喂马的工作。此时老爱普斯利·华德注意到了她。很快，这个来自博恩霍尔姆岛，长发一直垂到臀部，总是插着红色罂粟花的高大女子就成了加利福尼亚的女家长。格蕾塔不得不承认，当父亲告诉她一家人要回到丹麦时，她竟然没想到祖母，这实在有点没心没肺。她没意识到这是父亲对自己母亲的一种追思和补偿。有着碧蓝双眼的格尔达·卡尔森·华德不幸芳年早逝。那天，儿子小爱普斯利——那时还很年轻，带着她去帕萨迪纳的阿罗约塞科峡谷边拍照。没想到，母亲脚下的土地突然松动，她被卷入深深的峡谷中，掉到一棵盘根错节的无花果树上，被一根“Y”形的枝丫穿膛而死。
生理上，埃纳尔是个与众不同的男人。格蕾塔很清楚这一点。他喝得更醉了一些，衬衫会更开，桌上的大家都能一瞥他的胸膛，就像个刚刚发育没几天的小女孩。他的头发那么好看，再加上光滑得如茶杯一样的下巴，外人很可能弄不清他的性别。这么漂亮的埃纳尔，有时候会引得国王公园那些老太太不惜违法从公共绿化带里摘郁金香送给他。格蕾塔在玛格辛百货三楼走个遍，也买不到和他唇上那种粉色一样美的唇彩。
小时候，她常常在习字本上一遍一遍地写“格蕾塔，格蕾塔，格蕾塔”。她有意不写“华德”，想试试只做一个单纯的“格蕾塔”是什么感觉。没人会只叫她的名字。她羞于对任何新认识的朋友说起自己的姓氏。就算后来长大成熟了一些，青春期的她也从不愿意和这个姓氏发生任何联系。她特别鄙视那些过分依赖家族祖辈的人。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跟他们说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舞会。”一天晚上晚饭时，格蕾塔提议。天气很暖和，他们在室外就着一盏路灯的光吃晚饭。之前，运河里发生了撞船事故，夜色里有煤油和劈开的木头味。
不过，就连格蕾塔也明白，这种想法不仅愚蠢，而且不可能实现。唉，别人是不会允许年轻的格蕾塔·华德小姐这样生活的。
“舞会？”埃纳尔边问边歪了歪头。
另外，格蕾塔还自视为这座城里最不可能结婚的女人。曾经有好些年轻男人邀请她去看芭蕾舞表演，或者去克里斯钦港的运河里驾船。他们出身都不错，比如那个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丹麦男人，来自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还有那个美国钢铁巨头家的公子，正在环游欧洲过他的“逍遥年”。不过格蕾塔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你可抓不住我。她立志做个女学者：永远保持着年轻的心境，白天在光线充足的窗边尽情作画；唯一的社交就是午夜在她最喜欢的塞巴斯蒂安酒吧和七八好友小酌两杯香甜的樱桃酒。等凌晨一点，板着脸的警察出现催促酒吧打烊，大家就各回各家。
“格蕾塔说你的表妹要从日德兰过来。”海琳娜·艾尔贝克说。她在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做文员。她在紧身的绿裙子外面罩了一件宽大的外衣。一次她喝醉了，抓住埃纳尔的手，放在自己大腿上。埃纳尔立刻避开了。格蕾塔通过厨房门上稀疏的板条目睹了这一幕，心里很高兴。
有一天格蕾塔拔掉了自己的眉毛，就再也没长出来过。不过在她看来反倒轻松，省了个大麻烦。每天早上她会自己找合适的位置画上假眉毛。用的是在玛格辛百货商店三楼买的专用蜡笔。三楼的商店都没有窗户，各种有“难言之隐”的女人都会偷偷跑去那里买些解决问题的用品。格蕾塔有个坏习惯，每次看书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去挤鼻子上的黑头，结果现在留下了几个再也抹不去的小小疤痕，让她一直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是哥本哈根个子最高的女孩，这可说不定，还有格蕾特·詹森呢，那是出了名的美女，身材高大，却又十分柔软；她是市长的情人，长期住在英格兰酒店，经常穿着镶有水钻的华美衣裙来来往往，出入于大大小小的商店，每天即使是慵懒的午间，也穿得光彩照人的。
“我表妹？”埃纳尔的语气显得很困惑。他的上唇越发水灵灵的，之后什么也没说，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
埃纳尔与格蕾塔的初见，是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那天是1914年9月1日，德皇的军队不久前才轰隆而过卢森堡与比利时的山河。格蕾塔正值十七妙龄，而埃纳尔二十多岁，已经是绘画讲师了。在一群十几岁的鲜衣少年中，这个单身汉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害羞样子。而那时的她就已经长成，肩膀宽宽的，坐立行走都还能看出小时候在马背上的英姿。她任由头发肆意生长，已经长及腰背，在当时哥本哈根的街头巷尾是相当惹眼的，甚至有点“风骚”。丹麦人没怎么给她眼色看，毕竟她来自美国加州。几乎没人去过那里，但他们可以想象，和格蕾塔一样的人住在露天的房子里，头顶是高大的椰枣树，大块大块的金子就从花园里的黑土地下面不断地冒出来。
这种情况不是一两次了。格蕾塔会跟朋友提起莉莉，甚至在安娜面前，埃纳尔的脸都会拧巴起来，好像他完全不知道莉莉是谁。他和格蕾塔事后总会说起，他还是像孩子一样感到困惑：什么莉莉？哦，是啊，莉莉。我的表妹吗？啊，是的，我的表妹莉莉。第二天一模一样的情景又会重演。仿佛这个小秘密真的只是格蕾塔一个人的小秘密，就像一切都是她背着埃纳尔暗中谋划的。她很想跟他把话挑明，直接讨论这件事，但后来又犹豫了。也许她是害怕自己会让他崩溃，或者他会反感她横加干涉。也许，她最怕的事情是，一旦挑明，莉莉就会永远消失。她会夺路而逃，可拆卸的白衣领猎猎作响，把格蕾塔孤身一人留在“寡妇之家”。
格蕾塔·韦格纳，二十九岁，画家，美国加州人。她娘家的姓氏是华德。祖父爱普斯利·哈文·华德，手里有大片土地，是个富翁。父亲小爱普斯利，经营一片橘园，比父辈更为富有。格蕾塔十岁移居丹麦，在这之前，她没怎么离开过帕萨迪纳，最远也只去过旧金山。在那里的某一天，她在诺布山上利兹阿姨的房子前玩滚环游戏，不小心把双胞胎弟弟卡莱尔推到路中间。卡莱尔被一辆老式汽车撞倒了，万幸保住了性命，只是皮肤上永久留下一条长长的刺眼凹痕。有的人说，车祸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后来，长大一些的格蕾塔说，卡莱尔从来没有过她所谓的“西方精气神”。“华德家的有些人生来就有”，十岁的时候，已经身材高挑的她站在去丹麦的甲板上，一边练习着丹麦语，一边下了结论：“而有些生来就缺。”丹麦人当然是没有“西方精气神”的；他们又干吗要有呢？所以格蕾塔原谅了他们，至少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宽仁的态度。她最宽容迁就的就是埃纳尔，她的第一个艺术教授和第二任丈夫。1925年春天，他们已经结婚六年多了。有的时候，早晨醒来，格蕾塔恍惚觉得两人才结婚六个星期；有的时候，她又觉得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六个生死轮回。